略论华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重要作用论文,华侨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五十年前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是和广大海外侨胞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他们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坚持和巩固这个统一战线作了许多的努力，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人们在谈论华侨对抗日战争支持时，大多限在财力和物力方面，而对于他们在政治上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作用却很少论及，本文拟就这方面发表粗浅的看法。
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各省后，又于一九三五年对华北地区发动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鉴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尽弃前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会后中共即为贯彻实现新的路线方针而奋斗。中共中央一直把旅居海外的广大侨胞，视为即将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部分。并依靠这一支力量以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为此特派党的重要干部廖焕星、李立三和吴玉章等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以便让广大侨胞了解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廖焕星等人到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连续发表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内抗日救亡局面和中共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阐明“非国共两党合作无以联合战线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华侨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许多侨胞对于国民党当局奉行的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政策早已表示不满，目睹亡国灭种的危险，更是焦虑万分，但不知如何是好。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愿，使他们看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光明前景，增添了抗日救国的信心，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中共的政治主张。旅居巴黎的爱国同胞，联络住在英国、德国、瑞士的爱国华侨于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该会特别主张以立即停止内战及国共合作为救国的先决条件。”①不久，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海外华侨积极支持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立即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等十七个单位团体一起发出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以挽危亡，”②切望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正是在国内外各国界国同胞的奋斗下，才迫使蒋介石同意中共的主张：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于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的转折点——从内战走向和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发动这次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成为著名的爱国将领，受到华侨的爱戴。但是蒋介石却对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即把陪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扣押不放。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广大华侨对蒋的背信弃义行为甚感愤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说：“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恢复张学良将军之职，一致对外。”③“旅英学生抗日会”致电国民党中央“万恳避免内战，团结一致抗日。”④事隔不久，“西安事变”的另一位领导者杨虎城也受到蒋介石的迫害“出洋考察”，先后到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侨胞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是国民党将领中竭力倡导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爱国人士，因此这也说明海外华侨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支持和拥护。
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后，中共即为建立国共合作进行艰苦的努力，广大侨胞予以紧密配合，大力呼吁及早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寇深矣！自相内争，不应再有，团结御侮，不能再迟，全欧华侨，决以赤诚血洎，再向全国上下，及各党派呼吁，‘精诚团结，一致抗日’。”⑤充分表述了侨胞们实现民族团结的急切愿望。
要不要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这一问题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有重大的分歧。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剿共”政治决议案，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广大海外侨胞立场鲜明，他们坚决反对亲日派主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致电大会，再次申明侨胞反对内战，要求联合对外抗战，”旅居德国、英国等地侨胞“均有同样的表示。”⑥由于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爱国同胞的舆论压力，加以国民党左派的斗争，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但是蒋介石集团“灭共”之心不死，在多次谈判当中妄图无条件“收编”工农红军，甚至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使工农红军“群龙无首”，自行消亡。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为中共所拒绝，致使国共合作一直未能实现。“七七事变”后，为表示抗战决心和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但蒋介石却拖延不发。许多侨胞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而国共合作却未能正式宣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旅法侨胞纷纷来到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请愿，呼吁“迅速实行国共合作，就国家民族而言，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就政府当局诸公而言，为功为罪，亦在此一举。”⑦其关心祖国存亡，要求国共重新合作抗日的迫切心情真切可嘉。
正是由于国内外爱国同胞的推动，加之“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四大家族利益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蒋介石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好转，命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早已交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本人也在第二天发表了谈话。宣言和谈话的发表，宣告了以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广大侨胞获此消息，“莫不踊跃欢呼，”侨胞纷纷致电国共两党，祝贺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希望“两党同志，贯彻亲密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表示“全体侨胞手携手肩并肩地追随两党共同奋斗。”⑧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给中国抗战带来巨大的生机，使全民族的抗日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显而易见，要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巩固这个爱国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的，广大侨胞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一直把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他们又投入了与隐蔽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妥协投降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抗战初期妥协投降分子最危险的人物则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参政会会长的汪精卫。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他公然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提出国共合作政策相对抗。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一伙继续坚持其妥协活动，蓄谋破坏全民族抗战，他曾供认：“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转圜。”“八一三”后，汪精卫一伙暗中组成一个以“低调俱乐部”为名的降日集团，利用蒋介石“战事适可而止”的动摇心理，散布“战必败，和未必乱”的滥调，以动摇人们的抗战信念。他们的行径为海外爱国侨胞所深恶痛绝。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就大义凛然地与汪精卫的“主和”投降言论作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下旬，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时，陈嘉庚以参政员名义，从住地新加坡发了电报，提了一个“敌未退出国土前主和即汉奸”的提案，很快得到法定的20名参政员的联署，并获得大会通过，时任参政会会长的汪精卫，是会议主持人，知道这个提案是针对他们一伙人的，当他宣读这个业已通过的提案时“面色惨变，”“其所受刺激深矣！”显然这个提案在政治上给汪精卫集团以重大打击，给广大爱国同胞以很大鼓舞。杰出的爱国者邹韬奋在评论这件事时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⑨
在这前后，旅居南洋华侨曾多次打电报给汪精卫，严厉驳斥他的“主和”言论，揭露其鼓吹“和平”“妥协”的危害，“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为自杀。”指出对日妥协，人民是不会同意的，那样做“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指责汪的“和平”主张如同“秦桧阴谋，张昭降计，”是不足取的，断然表示“海外华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⑩这些电文表明海外赤子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对汪精卫集团投降妥协分子的极端痛恨。
1938年底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面临更为艰苦的局面。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的加紧诱降下，公开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角色，他凭借国民党领袖的身份，通过敌寇提供的各种宣传工具，对国民党展开以劝降为内容的“和平攻势”。挑拨国共关系，妄图搞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海外侨胞也奋起响应，遍布世界各地的侨胞团体及领袖纷纷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强烈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叛逃罪行，并要求国民政府迅速下令通缉汪逆。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致电蒋介石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希望政府“宣布其罪，通辑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11)美洲华侨总工会通电：“汪逆叛国，破坏抗战精神，请即下令通缉法办，以安侨情。”(12)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十二个分会通电指出：“汪逆如抵海外，侨等当诛此巨憝，使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3)反映广大侨胞对卖国贼的无比痛恨。中国驻外使馆也纷纷来电，介绍所在国华侨反汪情况，如中国驻葡萄牙使馆来电说：“当地侨胞所阅法国寄来之中文报，对汪抨击甚烈。”各国华侨“请政府通缉法办，此项急电不下千余起之多。”(14)国民党政府拖延了半年多，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于1939年6月下令通辑汪逆，华侨各报均用特大字体做标题报导这个消息，并发表评论表示热烈拥护。(15)汪精卫集团在政治上越来越感到孤立，为摆脱此困境，加强宣传攻势，派了其爪牙到海外特别是南洋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在各地办了许多报纸杂志，仅在越南就有《南华日报》、《天演》、《自由》及《新世界》等刊物，还发行为数不少的小册子、印刷品，如汪精卫的《汪先生重要建议》、《重要声明》、《举一个例子》以及《谈谈和战问题之讨论》等。(16)这些宣传品清一色地兜售汉奸理论，为自己叛国行径开脱，以达到分裂统一战线，动摇抗战信心之目的。汪精卫集团还专门以华侨为对象，先后发表《答华侨某君书》、《通电海内外诸同志》等电文，胡说什么“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和平。”(17)打着“反共救国”、“和平救国”的幌子，干着分裂民族团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他们的欺骗宣传和分裂活动，造成一部分因远离祖国，不明真相的华侨思想混乱。有鉴于此，许多华侨救亡团体加强舆论宣传，针锋相对地揭露汪伪的卑劣伎俩和汉奸卖国贼的真实面目。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特发表了《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勿为妖言所惑事》的通告，对汪伪种种汉奸言论痛加驳斥，特别批驳了汪贼一伙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严正指出：自西安事变以来，中共领袖“真诚合作，共赴国难，早为全国敬仰，抗战以来屡建殊勋，更臻团结”，“遵行国策，轰轰烈烈，光明正大，可以质诸天地鬼神，岂汪贼及其少数妒忌党人所能破坏耶”，颂扬了中共光辉业绩，揭穿了汪贼“反共救国”的骗人把戏，维护国共两党的抗日团结。《通告》还号召侨胞把抗战进行到底，“汪贼卖国求荣”，早为天下共弃，我侨捐资救难，不达最后胜利不止，当不为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为中止，”(18)义正辞严，表现了讨伐奸贼，坚持抗战的坚定决心。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和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总会，则共同发动了扩大反汪运动的宣传周，发动全体队员组成宣传队到各处作宣传活动。许多华侨团体也仿效之，纷纷联合行动，利用各种公开场合，举行反汪的群众大会，广泛印发反对汪伪的宣言、标语、漫画、歌曲和小册子等各种宣传品，演出反汪街头剧，举办反汪签名大会等等。(19)这些活动，揭露了汪伪分子卖国罪行和欺骗性，使侨胞更加认清了卖国贼的真面目。
作为全国人民反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爱国侨胞开展的反对汪伪斗争，对于挫败汪精卫集团破坏国共合作、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起了重大作用，为维护抗日民众的大团结作出了贡献。
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得以维持和发展，除与汪精卫之流汉奸卖国贼作斗争外，还必须反对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妥协政策。在这方面，海外华侨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
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初期，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未予确认，对其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未有改革措施，但是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两党尚能较好相处，抗战局面欣欣向荣。然好景不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和汪伪集团的大力劝降下，蒋介石集团对日作战和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均有重大变化，虽然这个集团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依然主张抗战，但是它的政策重点却从对外转向对内，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严重地影响了两党团结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给抗日战争埋下了很大危机。这种状况，使广大侨胞感到十分不安。海外华侨中的大多数人原是把国民党视为“正统”，奉蒋介石为民族领袖，而对中国共产党却不甚了解。然而蒋介石政治上所作所为，一连出台的反共政策，暴露了其丑恶面目，使不少侨胞慢慢地认识到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的祸首是蒋介石集团，因此他们起来批评蒋介石的反共妥协政策，以实际行动来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战进行到底。
1.批评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希望它改变反共立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竭力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制造多起反共磨擦事件，并在年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此时，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正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视察慰劳，亲眼看到了多起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非常愤慨，严正指出：“按余自到西安往陕北回来，计廿天，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有意构造”。他批评国民党“何用此鬼手段，而为识者鄙薄，有何裨益，岂非弄巧及拙也。”(20)
陈嘉庚曾考察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有多次交往，对中共领导人“真挚而诚恳”的谈话，感受良深，对延安军民在中共领导下，团结抗敌奋发向上的精神甚表钦佩，他们看到了与国民党歪曲宣传完全相反的事实，“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21)回到重庆后，如实地向各界介绍了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和延安良好的风尚。蒋介石得知后十分生气，立即召见陈嘉庚，称“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22)陈嘉庚对蒋之顽固反共态度十分恼怒，特写信予以批评，指出：“如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他规劝蒋介石“在此国家艰危之秋，各党派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3)这些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充分代表千百万华侨的心愿。
旅居美洲的广大华侨也纷纷指责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政策。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先生致电国共两党，说：获悉朱、彭、叶、项复你佳电，既知军事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国军廿五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深感祖国内战危机，若不幸战争局面分崩离析，则不特英勇将士头颅空掷，全国同胞惨遭劫运，而且海外侨胞之捐输牺牲亦属枉费。他们主张国共加强合作，一致对外。(24)电文言词恳切，充分表达了旅美侨胞关心祖国命运，热望民族团结的真情实意。
旅居缅甸的许多侨胞，希望国民党改变反共顽固立场，实行团结抗日政策，“吾人又深知抗战胜利之保证，在于全国内部团结一致，谁希图分裂团结，即谁为国家民族之罪人”。(25)《新华日报》对此评论说：“这是侨胞们对祖国发出的呼声，这里有热爱，有义愤，忧国忧时，活现纸上，每个中华儿女，读此感奋”。(26)
2.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反对枪口对内，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合作。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步骤。消息传到海外，海外数百侨团纷纷致电蒋介石，抗议皖南事变，反对枪口向内，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军长，加强团结，抗战到底。(27)菲律宾一华侨团体致电蒋介石说，正当“暴敌压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之际，“切不可同室操戈，枪口向内，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通电还指出，如果国共分裂，内战爆发，“岂但抗战无以持续，则民族亦恐陷于沦亡”，“我全体华侨对祖国抗战一贯主张精诚团结，实不忍坐视箕豆相煎，而使亲者痛，仇者快。”(28)马尼拉《建国报》发表《枪口一致向外》的社论，严正指出：“亲日分子向调动未定之新四军江南部队，煎迫更甚，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面内战，弄到国亡种灭而后甘心，凡我爱国同胞，无论其属于任何党派或无党无派者，均不愿意看见我们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我们再一次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29)
广大侨胞深深懂得，要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星槟日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的社论分别题为《大敌当未打倒，国人仍需团结》、《自家人当始终团结一致》，强调“现在我们的抗战建国大业，全看我们自家人能否团结一致，无论如何，自家人应该相谅相助。”(30)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许多华侨领袖和团体正确论述了团结和抗战的关系，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侨代表说：“因非团结即无以抗战，非抗战则亦不能促进团结。团结抗战实为一事。”(31)美国加州一华侨团体通电指出：“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裂而内战”，“两党之合作团结，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之生命也”。(32)
3.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不少同胞还认识到，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必须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专制制度，只有取消独裁统治，刷新政治，肃清贪污，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陈嘉庚先生回国慰问的经历对此感受最深，他回到南洋后，即不断揭露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和腐败，指责国民党“中央政府诸要人，多野心不正举动，在国内制造一党贪污之政权”。有些进步的华侨报纸发表了关于主张团结、反对独裁反共的社论，如《南洋商报》的社论以《民主团结与独裁反共》为题，要求蒋介石选择民主团结的道路，放弃独裁反共。
注释：
①⑤⑦《救国时报》1937年1月20日，1937年1月10日，1937年8月5日。
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74-175页。
③④⑥《救国时报》1937年10月5日。
⑧《新华日报》1938年5月20日。
⑨邹韬奋：《韬奋文集》第三卷185-187页。
⑩(11)(17)(18)(19)(20)(21)(22)(23)(3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70、72、74、74、149、188、191、330-331页。
(12)(13)(16)《华侨先锋》第15期，1939年8月21日。
(14)(15)(24)(27)(28)《新中华报》1939年6月13日，1939年6月27日，1941年2月20日，1941年4月6日，1941年3月21日。
(19)(25)(26)《新华日报》1939年3月19日，1940年11月2日，1940年11月2日。
(29)(30)(31)(32)《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64页、467页、437页、457-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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