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记忆(专题讨论)--东亚历史问题对话的前景_日本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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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問題是長期阻礙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戰後七十年來，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間圍繞日本發動的侵略中國戰爭的歷史，以及日本對朝鮮實施殖民統治的歷史，在認識上始終存在爭論。因而在國際社會看來，圍繞歷史問題的激烈對抗與鬥爭已成爲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至今仍沒有緩解或消除的跡象。

      不過，從2002年起，中、日、韓三國的學者就開始了共同編寫東亞近現代史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了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而韓日與中日間由政府主導的歷史共同研究也分別於2002年和2006年啓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報告書更於2014年出版。由於筆者參與了上述學者間和政府間兩個不同層面的共同研究，因而認爲，近十多年來的跨國共同歷史研究在預示或提示人們，對東亞各國間的歷史對話應有期待。

      一、中日韓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研究與對話的實踐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學者間關於歷史問題的學術層面的對話日漸活躍起來。三國的歷史學界不同程度地關注拓寬本國歷史學視角的問題，日本一些大學組織了有日本、美國、中國(包括臺灣)、韓國學者參與的關於“東亞的相互認識與誤解”的研究，就東亞歷史認識的問題點進行討論，並提出了研究報告；①中日韓三國學者還圍繞日本社會出現的編寫“新歷史教科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動向進行了學術交流，以東亞各國民衆間歷史認識的相互理解爲目標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東亞的共生與歷史教科書的問題，②並分別提出了以共同研究爲基礎的成果。③

      進入21世紀後，東亞地區歷史學者的對話主要體現在共同研究與編寫歷史書籍和教材的努力上，並且有了新的成果。2006年，日本學者與在日的中國學者共同討論以歷史問題爲背景的中日兩國的社會變動，出版了研究性專著《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④跨越國境的共同歷史研究與編寫教材的努力雖然表現形式不同，深入程度不一，但通過歷史對話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的目標是共同的，其目的一是力圖擺脫各國在世界歷史的敍述中受西方中心論影響較大的問題，提高關於亞洲自身敍述的比重；二是努力將本國歷史與東亞歷史的大背景結合起來，特別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國歷史框架的東亞史的敍述”。

      在東亞歷史學者的對話中，中、日、韓三國學者與民間團體一直持續至今的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努力，是在歷史認識上實現“超越”的積極嘗試。

      三國學者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動議是2002年提出的，起因是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了扶桑社的《新歷史教科書》。這本由具有歷史修正主義傾向的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寫會”編寫的教科書表明了十分狹隘的日本民族主義的主張，對戰爭歷史的敍述有回到“皇國史觀”的危險。中、日、韓學者在對扶桑社歷史教科書進行分析批判的時候意識到，如果要引導東亞三國的青少年擺脫狹隘民族主義的藩籬，建立面向未來的歷史認識，首先學者們就必須突破以本國爲中心進行敍述的傳統歷史教科書的局限，通過共同編寫歷史教材，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歷史事實的共有，以促進民衆間的相互瞭解。所以，從2002年起，三國學者將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輔助教材《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作爲第一階段的目標，開展不同國家間歷史學者的對話。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從提出編寫的動議到完成，用了三年多的時間，主要記述西方列強入侵東亞引起的東亞社會的變化，日本崛起後對東亞傳統國際秩序的破壞，即對中國的戰爭和對朝鮮的殖民統治，日本的戰後處理與戰後遺留問題(靖國神社、民間賠償等)。全書結構確定後，由三國學者分工執筆，提出初稿後逐章逐節地討論。編寫過程開始後，發現其複雜程度大大超出預想：正式討論的初稿就有六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翻譯成三種文字進行對照，每個觀點甚至每句話都要反復推敲，以致正式會議在三個國家召開過十一次，還不包括會議之外幾乎每天都通過電子郵件進行的交流、交涉、討論。

      2005年，《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在中、日、韓同時出版⑤，均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首先，書的發行量大大超過預計，也大大超過此類書的平均發行量。在中國達十三萬冊，在日本超過六萬冊，在韓國也達到五萬冊。其次，三國都有部分學校用來作爲歷史教材的補充，在學生中也有很好的評價。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出版後也收到一些批評意見。主要的意見是：本國學者撰寫本國歷史的痕跡仍然比較明顯，在建立跨越國境歷史認識方面仍有缺陷；敍述內容偏重於戰爭歷史，缺少對社會變化的全面的觀察與分析。

      針對這些批評，三國學者認爲，應將修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作爲第二階段歷史問題對話的目標，在對東亞歷史問題進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基礎上，力圖在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尋求東亞的視角。從2006年起，三國學者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歷史問題對話，即共同編寫新的東亞史。新的東亞史由上下兩卷構成，上卷主要從國際關係變動的角度對東亞近現代史進行敍述，下卷則講述三國社會變遷與民衆的生活與交流。

      之所以分上下卷講述東亞的近現代史，是基於下述原因：

      第一，東亞國際政治近代以來的演變固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到今天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但國際關係的變動並不能構成東亞近現代史的全部。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看，近代東亞地區人的交流與移動是這一地區最有活力、最積極的因素，也是歷史學必須關注的問題。

      第二，與國際政治學側重於從國家這一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爲主體層面出發思考問題，注重研究國家基於利益的衝突與合作的研究方法相比，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基本點是人，更關注人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前384-前322)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提出了人類“共同生存”的問題。

      第三，如果說不同國家的學者在國際政治層面的研究中可能找到比較多分歧點的話，那麼，在社會文化層面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共性和一致的地方。而由此可以相對比較容易地獲得基本的歷史認識的共識。

      爲使獲得歷史共識成爲現實，必須突破本國學者撰寫本國歷史的局限。在第二階段的編寫中，要求執筆者務必體現東亞的視角，不僅介紹本國的情況，而且要介紹他國的情況，特別要突破“本國視角”觀察與分析歷史現象。所以，第二階段的歷史問題對話比第一階段更深入，也更困難，編寫時間大大超過了預計的三年，到2012年出版(中文書名爲《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時⑥，時間多花費了一倍。但即使是這樣，仍有一些遺留問題。特別是下卷第八章“戰爭與民衆”，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所以中文本和日文本在韓國學者執筆的這一章後面附上了各自的不同見解。不過，這一現象恰好證明：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的建立是需要經歷曲折過程的。目前，第二階段的這一成果正在被翻譯成英文，計劃在2015年出版。而三國學者正在思考進入第三階段的歷史問題的對話。

      東亞地區關於歷史問題的對話要求超越本國歷史，超越國民國家的歷史記憶，是一個很有挑戰意義的問題，需要歷史學家統合相互不同的歷史記憶，探索其中的關聯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這種關聯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認真研究，纔能實現歷史認識的共有。通過歷史問題的對話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不僅對於穩固東亞各國間的關係有積極的意義，不僅是基於各自國家的外交戰略的互惠要求，更重要的是實現東亞，乃至亞洲及世界範圍內的包含社會、文化層次相互理解的基本條件。雖然這一過程不能期待一朝一夕完成，但必須扎扎實實地努力。

      二、中日政府層面共同歷史研究的成果

      在中、日、韓學者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同時，東亞三國政府間也在嘗試進行歷史共同研究的努力。從2002年起，日本與韓國政府間組成了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2006年起，中日兩國政府間也組成了各有十名學者參加的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經過三年的努力，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報告在2010年1月發表，2014年正式出版。⑦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採取“同一題目，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的方式，對共同擬定的16個題目各自提出研究論文，即共有32篇，分爲古代與中世紀史卷和近現代史卷兩部分組成。在論文完成過程中，經過了反復討論與修改。所以，報告儘管是“兩論並記”的方式，最終體現的是撰寫者本人的認識，但在研究過程中的經過討論形成的共識，可以認同的對方的主張，在各自的論文中均得到了體現。⑧

      政府主導的歷史共同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其政治意義大於學術意義，因此也比學者間的共同研究更複雜、更困難。儘管中日兩國都有人對共同研究的結果提出過批評意見，但總的來看，學術界和輿論界對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是冷靜的，說明大多數人對學者進行的研究採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態度。可以說，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爲推動新時期中日關係的發展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一，此次共同歷史研究推動了兩國學者間的相互理解，開創了不同國家間的歷史學者進行深入交流的新局面。

      古代史組的兩國學者始終本着謙虛的態度，就歷史認識進行坦率與公正的對話。兩國學者都認爲，不能把古代與中世紀的中日兩國關係簡單地定位於和平相處，而把近代的中日關係簡單地定位於戰爭與衝突。但也並不排除雙方學者對某一問題具有不同的關注點和處理方法。對於中日文化的相互影響與發展，日方學者重視中國文化的傳播與影響，而中方學者對日本文化的獨特性與創造性給予充分的評價，從而能夠共同關注兩國文化相互影響與相互激勵的歷史進程。

      近代史組的雙方學者對中日戰爭的性質進行了充分討論，在各自的論文中都明確指出：自1931年到1945年的中日戰爭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闡述了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的傷害與損失，表達了譴責侵略戰爭和維護和平的願望。中方委員會認爲：對侵略戰爭性質的認定是中日之間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必須首先形成共識，然後纔能開始學術研究。日方學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確承認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認爲戰爭中因日軍的種種非法行爲造成了大量中國平民的犧牲，造成了深刻的戰爭傷痕，是構築戰後新的中日關係的障礙。他們的論文還認爲：近年關於遺棄化學武器、強制徵用勞工、對婦女的暴行等問題的訴訟，都是戰爭帶給中國人民深刻傷痕的表現。

      在研究中，雙方學者有共同的一點體會，那就是由於中日兩國文化背景、歷史經歷和國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對歷史的敍述和認識也存在差異。對於由於這一原因產生的差異，需要通過加強兩國學術界及民間的交流來解決，而保持安靜與冷靜的學術氣氛，可使雙方在歷史認識的交流中達到相互理解，獲得更多的趨同，從而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豐富歷史內涵得以實現。

      第二，共同歷史研究爲民衆間跨越國境歷史認識的建立提供了樣板。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雙方對有關具體歷史過程的描述、認識與判斷，還存在相當多的分歧。不過，這些基本屬於學術研究層面的問題，需要在扎扎實實的實證研究基礎上提出結論。如果沒有分歧和差異，學術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實證研究不充分，或者實證研究的基礎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存在不同認識與判斷是可以理解的。具體來說，在對侵略戰爭性質有基本共識的前提下，對具體過程的認識與判斷，如戰爭原因的分析，侵略戰爭發生的必然性與具體事件的偶然性等問題，雙方觀察歷史問題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異。在搞清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就觀察問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進行交流。在這樣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存在問題和差異是很正常的。

      但是，包括部分媒體在內，民衆關於學術研究的這種尊重客觀事實和重視實證研究的方式，在理解上還需要時間；如果媒體能夠從積極的角度對共同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紹，肯定能夠促進兩國民衆間的相互理解，促進消除不必要的誤解，縮小認識的差距，對穩定中日關係的發展起積極作用。

      第三，共同歷史研究爲從政治層面定位影響中日關係的歷史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根據。

      中日歷史認識中的分歧大致分爲三類：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例如，對侵略戰爭性質的認定問題，必須形成基本的共識，否則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礎。二是對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描述，由於各自掌握的資料不同而有差異。但對於這樣的分歧，通過資料的交換與交流，可以本着一切皆以史料爲依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原則，逐漸接近。三是對歷史進程或歷史事件的宏觀的分析，受各種因素影響，雙方的研究方法，甚至歷史觀都有很大差異。對這樣的分歧，以交換意見、促進相互理解爲目標，不強求取得共識。比如，中國民衆普遍認爲，1931-1945年間，一直是以日本軍國主義爲對手進行的反侵略的抗日戰爭；但在日本方面，由於隨着戰爭的進行，對手有中國、美國與蘇聯，因此對作戰對象不同的各個時期的戰爭性質，學術界和民間有種種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爲是日本對外的“十五年戰爭”，也有的認爲應將對華、對美、對蘇的戰爭性質區分。根據近年來多次輿論調查的結果，大多數人(一般認爲在70%左右)承認對中國戰爭的侵略性質，但是對與美國、蘇聯戰爭性質的認識則相對複雜。

      中方委員會從一開始就認爲，必須在共同研究中明確日本在近代向中國發動戰爭的侵略性質，同時又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否認侵略戰爭性質是導致中日歷史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日本學者理解，正是由於中國民衆有痛苦的戰爭受害經歷，所以非常關注對戰爭性質的判斷，故明確承認了侵略戰爭的性質；同時也提出，雙方因戰爭期間歷史體驗不同而產生有差異歷史認識的現實問題。

      三、共同研究和編寫東亞歷史需要釐清的兩個概念

      在東亞地區圍繞歷史問題的爭議相當激烈的背景下，爲什麼還要對歷史問題共同研究和共同編寫東亞歷史呢？這裏需要釐清兩個重要的概念。

      其一，在共同研究中，中國學者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外國，特別是日本學者？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應瞭解戰後日本社會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鬥爭與爭論。

      戰後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他們所說的“懺悔”，其實是要民衆反思戰爭沒有取得勝利的責任，是在掩蓋日本的戰爭責任。但通過戰後審判，日本人第一次瞭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軍人在亞洲戰場上的暴虐行爲後，開始接受了以日本共產黨爲中心的左翼勢力提出的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國家的及以天皇爲首的指導者戰爭責任的主張。進而，瞭解了歷史真實的知識分子開始悔恨自己盲目或迫於壓力支持戰爭的行爲。當然，此時大多數日本民衆仍從受軍部欺騙宣傳的戰爭受害者的立場思考戰爭責任問題，雖然產生了強烈的厭戰、反戰情緒，但對那一場戰爭尚未產生贖罪意識。⑨

      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伴隨大規模反對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和平運動的興起，一些經歷過戰爭而有覺悟的日本人開始從單純記憶自己戰爭受害的意識中跳出來，克服一國和平主義的狹隘的視野，與亞洲鄰國的民衆一起思考戰爭責任與和平問題。⑩這是日本民衆戰爭責任認識的重大的飛躍。隨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兩國往來的活躍，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的暴行爲更多的日本人所瞭解，“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的概念開始在日本社會流行。如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所說：“我作爲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決日本的戰後責任問題，看作是一個大好時機。這是因爲，如能做到認真對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個世紀前就應該承擔的責任承擔起來的話，就可以重新恢復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失去的鄰邦的信賴關係。纔能以此爲出發點，使日本同永久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人們成爲睦鄰，在東亞和平共處。正是這些想法，一直驅使着我要在戰爭責任、戰後責任問題上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遺憾的是，縱觀日本社會這十年來的動向，情況並沒有按照我的願望發展。”(11)他的歷史認識代表了一代日本知識分子，這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能夠開展的前提。

      其二，東亞歷史問題表現在政治、感情、學術三個不同層面，而不僅僅是政治一個層面。

      政治層面關於東亞歷史問題的對話，要求日本政府對侵略中國的戰爭性質加以明確的政治判斷，即向遭受其侵略的中國表示反省和道歉。其實，日本在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已經在政治層面觸及了戰爭責任問題，表示了“深刻的反省”；但由於部分日本政治家經常發出否認侵略戰爭責任、堅持戰爭時期歷史認識的“妄言”，在國際社會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亞洲各國對日本的所謂‘誤解’總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於日本的右翼政治家們的言行。”(12)反省與否認侵略戰爭責任的兩種聲音同時經媒體暴露在國際社會，產生了“零和博弈”的效應，讓人們感到戰後的日本社會似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使東亞各國在政治層面的對話呈現複雜的狀況。

      不過，政治層面的問題固然相當重要，但並不是東亞歷史問題的唯一層面，值得關注的還有反映在民衆感情層面的和學術研究層面的歷史問題。在後兩個層面上進行對話，是解決東亞歷史問題的重要環節。

      民衆感情層面的對話主要針對東亞民衆關於戰爭歷史的集體記憶，因爲對於東亞各國民衆來說，關於戰爭歷史的集體記憶最深刻的側面都是戰爭中的被害。例如，在中國，關於戰爭的記憶有“南京大屠殺”、“731細菌部隊”、“三光作戰”等，在韓國有“從軍慰安婦”、“殖民地支配”和“創世改名”等；而在日本，主要的戰爭記憶有“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東京大空襲”、“沖繩作戰”等。雙方的民衆關於戰爭的歷史記憶毫無疑問都是事實，但是並不對稱。同時具有戰爭被害與戰爭加害雙重角色的日本國民如果被局限在“本國內部的狹隘的視野”中(13)，就會導致“加害意識的缺失”。日本人在對加害責任缺乏反省的情況下強調自己的“被害體驗”，不可能得到被害國中國與韓國民衆的廣泛理解(14)，也不可能瞭解同一歷史過程對於戰爭被害國國民的體驗。所以，東亞各國民衆的感情層面的對話，主要應當是深入交往與加強相互理解。

      學術層面的對話主要解決東亞各國歷史學研究中因資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異及歷史體驗的不同而產生的認識差異問題。例如，中國歷史學界在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研究的時候，比較關注各個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力圖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現象背後的東西，如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發展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再到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反映出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而日本的歷史學者即使承認戰爭的侵略性，更注重研究的則是諸多事件發生時的具體的主客觀原因，如“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軍部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態度；“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偶然因素等。

      從具體事件發生的偶然性與國家關係走向的必然性角度，從個性與共性的歷史哲學層面對歷史問題進行研究是歷史學追求的理想模式。不同國家的學者雖然各自強調的側面不同，但衹要注重歷史研究的科學性，研究方法的差異是可以通過學術交流和深入交換意見逐漸接近的。在這一方面，日本學者對於側重研究一個一個具體的事實而忽視描述發展趨勢的問題有所意識，中國學者也開始注意論證日本侵華的計劃性與一貫性需要對證據資料進行深入的實證研究。

      上述東亞歷史問題的三個層面並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三個層面的問題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不過，對於解決歷史問題來說，從學術研究層面入手進行對話是最現實和最可以操作的，學術層面的對話可以成爲其他兩個層面對話的前提和基礎。因爲，學術研究可以建立相對冷靜的思考空間，保持相對安靜的對話環境，避免極端政治的干預和極端感情的影響。而歷史學研究重視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學術傳統，爲在東亞學者間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提供了基本保障。處於學術研究層面第一綫的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長期以來已經建立了相對密切的交流關係，能夠創立共同研究的局面。

      按照東亞各國間開展共同歷史研究的主張，今後政治家關於中日歷史問題的表態，應當根據歷史學家的結論。那麼，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理所當然地應成爲今後日本政治家政治表態應遵循的原則。國際社會在密切關注安倍首相即將發表的“戰後七十周年談話”是接受還是拒絕這一學術研究的成果。

      ①[日]山室信一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上越教育大學東亞研究會：《東アジア地域にぉける新しぃ歷史表像をめざして——歷史研究と歷史教育との対話》(大阪：清文堂，2002)；[日]二谷貞夫編：《21世紀の歷史認識と國際理解——韓國·中國·日本からの提言》(東京：明石書店，2004)。

      ②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编：《歷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話——日韓合同歷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東京：大月書店，2004)。

      ③[日]君島和彦：《教科書の思想——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東京：すずさゎ书店，1996)；[韓]鄭在貞：《韓国と日本歷史教育の思想》(東京：すずさわ书店，1998)。

      ④中文、日文版的《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分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06年出版。

      ⑤《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未來を開く歷史》(東京：明石書店，2005)；《未來を開く歷史》(首爾：

新聞社，2005)。三種文字在內容上完全一致。

      ⑥《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新しぃ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東京：日本評論社，2013)；韓文書名與日文相同，由Humanist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⑦《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日文本由日本勉誠出版社2014年出版。

      ⑧近代史卷本來由三部九章構成，由於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涉及的歷史距離現在比較近，而相關資料的開放尚不充分，並且也包含了與當前中日關係直接相關的政治問題。爲使共同研究真正促進中日兩國在歷史認識方面的相互瞭解與理解，擬將這一階段的問題納入第二階段繼續研究，此次發表的報告中沒有包括這一部分論文。

      ⑨[日]梅靖三：《戰爭是罪惡》(東京：昭和出版，1994)，第192頁。

      ⑩[日]石田雄：“反戰和平思想與運動中的歷史認識”，《“歷史認識”論爭》(東京：作品社，2002)，第79頁。

      (11)[日]高橋哲哉：“中譯本序言”，《戰後責任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第1頁。

      (12)[日]若宮啓文：《和解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吳寄南譯，第63頁。

      (13)[日]大沼保昭：《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後責任》(東京：東信堂，2007)，第144頁。

      (14)[日]吉田裕：《現代歷史學と戰爭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第183—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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