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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一代，燕为大国，且历时长久，“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①a]。唯因典籍沦缺，或理解有误，致使有许多问题不能明了。近些年来，燕文化考古颇有进展，燕都燕城及临易城址已被发现，出土有大量燕国器物，正可为补正。本文拟就燕都迁徙及与之相关的燕国疆域、燕君世次等略加探讨，以明燕人发展之轨迹。
一、召公建匽
周初召公受封，立国为燕。由铜器铭文可知，其本称匽（或加“邑”旁作“郾”）。《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国都所在，旧无确指。近些年来，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镇北董家林村发现一座西周时期古城址，并在此古城址东南黄土坡一带发现有大面积的燕国墓地，出土多件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等[②a]。其1193号大墓所出克罍、克盉诸器铭文曰：“王曰：太保，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匽，事羌、
、驭、微。克宅匽，纳土眔有司，用作宝尊彝。”[③a]明确记载周王册命匽侯、授土授民之事。发掘者据此推定其地当即为周初燕都之所在，自无可置疑。
董家林城址地处今华北平原北部，西北临近防（房）山，有大石河（即琉璃河）绕遗址自北而南，又折向东流过。在金元之际
水（即永定河）夺此水下游河道以前，其一直是北方的一条大河。召公受封，择址建都于此水之畔乃势所必然。大石河在汉魏时期称圣水。《水经注·圣水》载：“圣水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流也。东过良乡县南（此句为经文）。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迳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南山，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又东过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与侠河合。……又东过阳乡县北（此句为经文）。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水首受涞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垣水，世谓之南沙沟，即桃水也。……桃水又东迳涿县故城北。……桃水又东北与垣水会。水上分涞水于良乡之桃水，世谓之北沙沟。故应劭曰：垣水出良乡。……垣水又东迳涿县北，东流注于桃。故应邵曰：垣水东入桃。阚骃曰：至阳乡注之。今案经脉而不能届也。桃水东入阳乡，东注圣水。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圣水又东南迳阳乡城西，不迳其北矣。县，故涿之阳亭也。”而据《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载：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又载：“圣水，《郡国志》云：俗名回城水，源出县西北玉石山，东流，经县北四里又南流，入范阳县界。”其所谓“中都”，当即指今所发现的董家林城址。战国时期，燕人以蓟（今北京）为上都，以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为下都。董家林城址所在正位于二者之间，其作为燕人发兴之地，存有燕先君宗庙，当有燕公室成员留守（“中都”之名可能为后人所称，先秦时期无此称例）。汉代于此置良乡县，魏晋以后良乡县治所北迁至今窦店村西[①b]。故《水经》言圣水“东过良乡县南”，而《水经注》言“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其“圣聚”，当为魏晋以后良乡故城（即董家林城址）以东之一聚落。《郡国志》（其引文不见于今传本《后汉书》所附司马彪之《郡国志》，当指东晋袁山松所撰者）所云“俗名回城水”，当是从圣水半环于良乡故城亦即原燕都城之西、南两面而得。今董家林村西南有回城村，当即相沿于此（回与洄互通）。其“圣水”，不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上》载涿郡属县“良乡，侯国。垣水南东至阳乡入桃”。其垣水，当指流经良乡县境的较大河流，而不可能是指《水经注》所载之桃水支流垣水。且与注文所记垣水至涿县（今河北涿州）北注入桃水不合，而与注文所记圣水至阳乡（今涿州东北）合于桃水相符。由此推知，汉以前阳乡以上圣水当称垣水，汉魏之际方改称圣水，并以圣水统称阳乡以下桃水，而另移垣水之称于桃水支流。或可能此一时期河道有变，故郦道元有“今案经（指《水经》）脉而不能届”之惑。其良乡，于西汉末一度封于赵共王子刘交[①c]，故注为侯国。其地临垣水，又曾为燕（匽）都城所在，将此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则垣水极有可能是由匽水演变而来。古音垣、匽同属元部，垣属匣纽、匽属影纽，同为喉音，可互转[②c]。《说文解字》云：“匽，匿也。从
义同，故匽字亦有作匽者。周初召公受封于此，其国称匽，当即从此匽水而得名。其称圣水，则有可能是从巠水演变而来。《说文解字》云：“巠，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下。壬省声。”段玉裁注：“巠之言濥也。濥者，水脉行地中濥濥也，故从川在地下。”其巠义亦正与此一段圣水（垣水）作伏流之状相合，故又称巠水。古音圣、巠同属耕部，圣属书纽，巠属见纽，音近互通。其巠水之名当为后起。因一水二称，故移垣水之称于桃水支流。其匽水之名既被匽人用为国称，则终周之世似不会有变。其改称垣水当在秦汉以后，而至东汉以后渐为巠水、圣水所取代。
召公受封，而以元子就其国。《诗经·周南召南谱》云：“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宫，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史记索隐》言：“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至宣王时召穆公虎其后也。”其元子名谥失传。上引琉璃河1193号大墓所出克罍、克盉诸器铭文记有周王册命匽侯之事，大多数学者就此判定克当即召公元子，为第一代匽侯[③c]，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在1193号大墓中还出土有多件“匽侯舞戈”、“匽侯舞易”等。其“易”即“锡”，为附设于盾牌背面的龟状饰物。《礼记·郊特牲》载：“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郑玄注：“干，盾也。锡，傅其背如龟也。”有的学者推断此“匽侯舞”当即为墓主，“舞”亦为一代匽侯之名，而且很可能是召公奭[④c]。然与“以元子就封”的古说不合。其匽侯克、匽侯舞之间的合乎逻辑的序列似当为：克为第一代匽侯，故其作器记受封授土授民之事；舞为第二代匽侯，其墓中随葬的克罍、克盉诸器为其父所传。另有匽侯旨鼎，其一铭曰：“匽侯旨作父辛尊。”[⑤c]其二铭曰：“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二十朋，用作姒宝尊彝。”[①d]研究者多将其铭文所载“父辛”与山东寿张所出的梁山七器铭文“召伯父辛”相联系[②d]，亦有以此“父辛”与“召伯父辛”不是一人者[③d]。实际上二者只是日名相同而已。根据器铭，只能判定前者为匽侯旨之父；而后者当为世守采地的召公次子一系某代人之父，即使“召伯父辛”是指召公奭，也不可能为匽侯旨之父。或有可能匽侯旨之父是匽侯舞，其日名辛，故有“匽侯旨作父辛尊”。如此，则匽侯旨当为第三代匽侯。又，在琉璃河墓地253号墓中出土有堇鼎，其铭文曰：“匽侯令堇
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尊彝。”[④d]其堇，为匽君重臣，奉匽侯之命至宗周向太保召公行礼，得到赏赐，于是为太子癸作此鼎，意在表示效忠。而后，此太子癸又回赐于堇，故堇（或其传人）死后以堇鼎随葬。堇为太子癸作器时，太保召公尚在世，故不可能太晚。或此太子即指匽侯旨，其日名癸。
古时诸侯受封即要建国即营建都城。《说苑·至公》载：“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可知周公虽未就封于鲁，而亦曾亲为鲁都城卜择规划。召公当亦如此，成王时器小臣掳鼎铭文载：“召公建匽，休于小臣掳贝五朋，用作宝尊彝。”[⑤d]其“建匽”，当即指营建匽城。召公曾参与主持营建周东都洛邑即成周城，《尚书·召诰》等详记其事。《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太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今在河南洛阳市区洛水之北、涧水与瀍水之间发现有王城（周平王东迁后以此为都，称王城）城址[⑥d]，当即相沿于周初所营建的成周城。其北垣墙基大体保存完整，全长2890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西垣残存有北段墙基。东垣亦残存有北段墙基，长约1000米。其均起筑于生土之上，有的地段压有晚殷灰坑。另在近洛水处亦发现有与之同时期的残存墙基，当为其南垣所在。其南北相距3000余米。由此可大体推知原成周城的规模形制。匽城的营建当在成周城筑成以后。从今所发现的董家林城址来看，其西部及南部有大石河（古匽水）自北而南、折而向东流过，正与成周城西涧水汇入城南洛水之势相似；其城址的面向略偏于东南，亦与洛阳王城城址相类。若非召公参与，似不会有如此从选址定位到营建规制诸方面的种种巧合。由此推测，匽城当仿建于洛邑。而董家林城址仅存其北垣墙基，全长约829米；东垣、西垣各残存北段墙基约300米。其规模不仅远小于成周城，而且也与周公所封之鲁都城（在今山东曲阜市，其城址东西长约3500米，南北长约2500米，周长11771米）等相差悬殊[①e]。由此看来，今在董家林村所发现的残存城墙很可能只是原匽城内宫墙的一部分，其范围内当为匽宫之所在；此宫城之外当另有外郭城，规模与成周城及鲁城等诸侯大国之都略等。
周初分封诸侯，以方百里为限。《孟子·告子下》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召公之封于匽，当亦循此方百里之制。其封疆当以董家林城址为中心，北不逾今永定河道，南不过今河北涿州市南部。而后，三监及武庚等作乱，周公等东征而平之，成王又将灭国商奄加封于周公、将灭国薄姑加封于太公等，由此而使其疆域得以扩大。《汉书·王莽传》载陈崇上书言：“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德亡原者褒不检。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召公亦协同平叛。《逸周书·作雒》载，武王死后，“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太保簋铭文载：“王伐录子，
厥反。王降征令于太保，太保克敬亡遣。王永太保，易（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②e]其录子，即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当为北方二国，临近匽疆。其揸，亦见于克罍、克盉诸器。因成王讨伐武庚等，武庚北奔，此二国随之而反，成王于是下令太保征之。太保（或太保与克，克即克罍、克盉诸器所见之匽侯克）迅速出击而不迟缓（依《说文解字》，“敬”有速义、遣有缓义），平定此二国。成王为使太保之业永存，赐以土地（余为第一人称，或指太保本人，或指匽侯克）。匽国疆域亦由此而得以拓展。当一如鲁、齐等国，是以此次征讨所灭国而加封之。其北临蓟国（今北京），此时犹存，故加封之地当在南部。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等记载，春秋时齐桓公北伐山戎而救燕，燕庄公送齐桓公入齐境，齐桓公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予燕，其地后筑燕留城，在今河北沧州东北。而《新书·春秋》更明确记有“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由此推之，匽之南界原当在古易水流域、今河北雄县与任丘之间。其很可能即是在周初成王加封时（克罍、克盉诸器当作于此后）所划定，而后长期维持不变。如此，则匽国疆域南北之长当在四五百里之间，虽小于周公受加封之后的鲁国，而恰与《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载“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略等，亦属大国之列。《周礼》所记应该是经此次加封后的既成事实，似不能由此而否定《孟子》所言。
二、桓侯徙临易
燕国大而势弱，春秋时期因迫于山戎内侵而南迁。《世本》载：“桓侯徙临易。”宋衷曰：“今河间易县是也。”在今河北容城县境，正临近燕之南界。
近年来，在容城县城东14公里南阳村一带发现有“燕国城”遗址。其村南250米处现存一台地，北坡高出周围地面2～3米，当地人称“城坡”。从城坡起向南700米，台地终了。南坡高出地面0.5米左右。东坡边沿清晰，高出地面0.3～2米。自台地东北角起向西300米后，地势低缓平展，边沿模糊不清。南阳村西北300米处西北阳村亦有一片废墟，地势较高，面积约3万平方米，由南阳村西断断续续与村南台地相连。遗址北侧有故河道，与南阳台地以西700米的“西河子”相通，当地人称“后河”。南阳村北2.5公里晾马台村西北隅有晾马台遗址，其东北长150米，南北宽100米，残高3～5米。北2公里是拒马河、白沟河之汇合处。在南阳村东3公里古贤村亦存有古城址，其东临大清河，西起古贤村西70米，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1000米。村南称“南城”，村北称“大城”。在南阳村一带出土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其中有郾王职戈、郾侯载戈等）、陶器、骨角器、货币以及有“易市”戳印的秦汉时期陶器等[①f]。尤其是在西北阳村一带还出土一件属春秋时期的“西宫”铜壶。其“西宫”二字阴刻于近左铺首处，而于近右铺首外刻一“匽”字，并在壶口与壶沿上刻有“右冶尹”。另有一件刻有“左冶”的铜壶盖[②f]。据《水经注·易水》载：“易水又东迳易京南。汉末公孙瓒害刘虞于蓟下，时童谣云：‘燕南垂，赵北际，唯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地当之，故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赵建武四年，石虎自辽西南达易京，以京鄣至固，令二万人废坏之。今者地壁夷平，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堡也。故瓒所与子书云：袁氏之攻状若鬼神，冲梯舞于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即此楼也。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阚骃称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与宾客知谋者祖道于易水上。《燕太（当为丹，参见王先谦校本）子》称荆入秦，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皆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而《太平寰宇记》卷七十载涿州所属“归义县，汉易县之地，属涿郡。按今县东南十五里有大囗故城，是燕桓侯之别都。魏移理于故城西北十五里故易城。按故易城今县所理。高齐天保七年省入鄚县，自周及隋其地并属鄚。唐武德五年置归义县。”又载：“易京城在县南十八里，其城南临易水。”“小易城在大易城北二里。”又，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十四载：“易县故城，在雄县西北十五里。汉置县，本燕故邑也。”民国十八年《雄县新志》载：“易县故城即大易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大清河西岸古县（贤）村。其东面圮于水，余三面旧址尚可辨识。”其雄县即今河北雄县，五代时于此置雄州。明代改为雄县。古贤村原属雄县，今划归容城县。诸书所记不尽相同。结合考古发现，当以《水经注》所载较为准确。今所发现的南阳村“燕国城”遗址当即为燕桓侯所徙临易城之所在，后世称“大易故城”。其北晾马台遗址当为公孙瓒所筑“易京城”之所在，后世称“小易城”。而古贤村所残存的古城址则当为古“易城县”之所在。据《晋书·地理志上》载，晋时于此置易城县，属河间国。郦道元所记“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其“易城”正是指易城县之所在。其不言“易城县”，当是此时县治已北移（在原易县西北十五里，当在今河北新城县境，后为唐归义县所沿）。古易水自西北来，南折而又东流，依次经过“易京城”、“大易敌城”及晋魏时易城县城，今已改道。《太平寰宇记》等记载略有误。明于此，可据考古资料推求出燕都临易城的大致轮廓。其南阳村南台地当即为宫城所在，依今所见，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约700米。此宫城以西700米“西河子”当为原临易城西垣外之护城河遗迹；而与之相通的西北阳村遗址北侧的“后河”则当为原临易城北垣外之护城河遗迹，其与南阳村南台地北沿相距约600米。据此，并依宫城居中之制推测，其外郭城当东西长约1700米（宫城东垣至外郭城东垣距离亦依700米计），南北长约1900米（宫城南垣至外郭城南垣距离亦依600米计）。又据西北阳村遗址有“西宫”铜壶出土，可推知此一带原建有西宫，当属离宫性质。其“右冶尹”、“左冶”，当同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记之“右御冶工”，为燕君所属的冶铸机构及其管理者。其“易市”，当相沿于原临易城内之市。汉代于此置易县，属河间国。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古今人表》等记载，桓侯为召公以下第十六世，其以前有宣侯、缪侯、郑侯、哀侯、顷侯、厘侯、惠侯等。惠侯为第九世，惠侯以上燕君名谥失传。《史记索隐》曰：“并国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无名，亦不言属，惟昭王父子有名，盖在战国时旁见他说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厘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盖国史微失本谥，故重耳。”而实际上很可能是各代燕君谥号本不重复（或极少重复），后世所见之所以多有重复，当是因史书误载或原本为二字谥、三字谥而简写为一字所造成的[①g]。依《史记》所载，桓侯以后又有庄公、襄公、桓公、宣公等。其桓、宣之号为首见重复者。从重见者唯此二字，相隔又仅为二代来看，其不太可能是重谥（即使国史有失，后继者亦不致于对其曾祖辈谥号如此无知），而极有可能为误写所致。《史记集解》引徐广云：“《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说其属，以其难明故也。”《索隐》云：“谯周曰：《系本》谓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传，无及。故《系家》桓侯已下并不言属，以其难明故也。按：今《系本》无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书》以补其阙，寻徐广作音尚引《系本》，盖近代始散佚耳。”《索隐》又云：“谯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无桓公。今检《史记》，并有桓立十六年。又宋忠据此史补《系家》亦有桓公，是允南所见本异，则是燕有三桓公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余谓燕有三桓公，虽不免于误，而谯允南所说必是《世本》，非《史记》‘世家’，小司马误引之。”由此推知，有关燕君世系在汉代已有不同记载，而太史公取其一，于襄公以下不言属。另据《世本》，则为襄公生宣公，亦父子相传，中无桓公。《世本》所言“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传、无及”，《古史考》所言“自宣侯已下不说其属”，皆当是指襄公传宣公以后世系；《索隐》引注于前一宣侯下，并改为“桓侯已下并不言属”，实有误。实际上，很可能是在庄公前唯有桓侯，襄公后唯有宣公。其桓、宣二字皆从亘得音，古音桓属元部、匣纽，宣属元部、心纽，可通转。《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曹宣公卒于师。”《礼记·檀弓下》记为“曹桓公卒于会。”郑玄注：“鲁成十三年‘曹伯庐卒于师’是也。庐谥宣，言桓，声之误也。”是一例证。《史记》于庄公前宣、桓二侯与襄公后桓、宣二公之世均不记事，当是此一段燕国史书有缺，后世整理者或凭残简、或据他传而补出燕君世系，遂成此误。其所记桓侯在位七年，或有可能是指徙都临易以后年数。如此，则桓侯徙临易当始自“元年”，即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而此以前误记为“宣侯十三年”者当亦属桓侯，二者合计，桓侯在位年数当为二十年。其当为缪公子，第十五世；传子庄公，为第十六世。后庄公传子襄公，为第十七世；襄公传子宣公，为第十八世。其宣公在位年数当包括误记为“桓公”的十六年，连同史书所记“十五年”，共三十一年。自宣公以上皆父子相传。至于另一桓公，在战国之世，很可能为二字谥的简写。而《水经注》所言：“燕文公徙易”，则当为误传。
宣公以下有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简公等。其惠公，又与《左传》所记“燕简公”相混淆。《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索隐》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齐。至六年又云：齐伐北燕。一与此文合。《左传》无纳款之文，而云：将纳简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齐遂受赂而还。事与此乖，而又以款为简公。简公去惠公已五代，则与《春秋》经、传不相协，未可强言也。”而梁玉绳《史记志疑》径言：“惠公当作简公。”并在《十二诸侯年表》惠公元年下加案曰：“史于燕事最为疏舛，而尤不能明者，惠、简二公之事也。……余谓信史不如信经，况燕事缺失甚多，安知史不误以后之惠公易前之简公乎？”其说虽多有从者，然未必合于史实。实际上，《左传》所载“燕简公”即《春秋》所记“北燕伯”。春秋时期以前，此“北燕”（另有“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境）与匽为并存的两国[①h]，因匽与燕音同，秦汉以后改写为燕，故多有混淆。《史记》移“北燕伯”之事于惠公，即为淆误（亦有误移“南燕”史事于匽者，如燕庄公十七年郑执燕仲父等），故于此当辨事而不辨人，其所记燕君世系本不误，当仍为惠公。此一时期匽国本无内乱，惠公亦不曾出奔、入归，后继者悼公当属正常即位。
《史记》所述有关惠公至简公的世次虽不误，而对于简公的在位年数及其后继者的记载则似有错。《燕召公世家》载：“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索隐》曰：“王劭按《纪年》，简公后次孝公，无献公。然《纪年》之书多是伪谬，聊记异耳。”又于“泯公三十一年卒，厘公立，是岁三晋列为诸侯”下，《索隐》云：“按《纪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与此不同。”又于“厘公卒”下，《索隐》云：“《纪年》作简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上简公生献公，则此当是厘，但《纪年》又误耳。”近世治史者多依《纪年》来考订年代，如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将文公卒与简公立之年系于晋烈公元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将其系于晋幽公十四年，杨宽《战国史》将其系于周威烈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等[②h]。如此，则又有二简公，似不太可能。检《史记·六国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命韩、赵、魏列为诸侯，正为秦简公十二年（连同立年为十三年）[③h]，与《纪年》相合。由此推测，所谓“简公立十三年”当是指秦简公即位后十三年，而非燕简公。此一条与“文公二十四年卒”原当分为两条，可能因有错简脱文，整理者误连为一条。而《纪年》另外两条有关简公的记载（简公四十五年卒、后次孝公）当合于史实。明于此，则此简公不当列于文公之后，而很可能与《史记》所载平公后之简公为一人。据《史记》载，简公传位于献公，在位二十八年，而后传孝公。其献公，很可能为简公之误写。古音简属元部、见纽，献属元部、晓纽，均为喉音，可通假。或司马迁所见典籍，有作简公、献公两种不同的记载，而皆有缺损，经折中取舍而成书。故有关简公的在位年数及其后继者当依《纪年》所载，舍去献公，而于《史记》所书简公十二年后再增三十三年，至周贞定王九年（公元前460年），以成四十五年之数，而后传孝公。其文公在位年数，《史记》记为二十九年，亦当依《纪年》作二十四年。如此，则简公与文公的在位年数合计为六十九年，与《史记》所记简公、献公、文公三君积年相等，孝公以下世次可基本不变，而不必如同《战国史》那样做较大改动。
另有《墨子·明鬼下》载：“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塗，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此事亦见于《法苑珠林·君臣篇》：“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年，简公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男女观，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出公，公死于车上。”由此可知，祖即祖泽[①i]。《周礼·夏官·职方代》载：“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尔雅·释地》云：“燕有昭余祁。”《淮南子·坠形训》言：“燕之昭余。”古音祖属鱼部、精纽，为齿音；昭属宵部、章纽，亦为齿音；余属鱼部、喻纽。其昭余二字当为祖之缓读，或祖为昭余二字之急读。又，《潜夫论·氏姓》记孔子先祖世系曰：“金父生祁父。”《孔子家语》作“金父生睪夷”，可知“祁”通于“睪”[②i]。在古书中有以“泽”作“睪”者[③i]。如此，则“昭余祁”当即“祖泽”。郑玄注“昭余祁”在邬，或本于《汉书·地理志》，似误。《周礼·复官·职方氏》另记：“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郑玄注：“阳（杨）纡所在未闻。”其正为晋地风物，而并州风物则当属燕地，二者相异且地域有别。又《墨子·兼爱中》载：“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孙诒让云：“后之邸，疑即《职方氏》并州泽薮之昭余祁也。《尔雅·释地》十薮，燕有昭余祁。《释文》引孙炎本，祁作底。祁、底、邸，并音近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为召，又误作后。之、余，音亦相转。”[①l]又据孙诒让解说，其“防”即“堤”，“原”亦水名，“派”即泒水。古泒水即今大沙河，流经今河北定州、文安等地。《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载定州安喜县有“天井泽，在县东南四十七里，周回六十二里。”《水经注》云：“泒水历天井泽南，水流所播为泽，俗名为天井淀。”其安喜县即今河北定州市，与今容城县相距百余里。此天井泽当即为古泒水所注昭余祁（祖泽）之一部分。如此，则昭余祁（祖泽）当即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白洋淀至文安洼一带洼地形成与第四纪地质构造凹陷有关，其为众流所汇，携沙甚多，在历史时期曾数次淤涸，后又恢复，而水面时大时小，很不稳定。时代嘉靖年间，曾一度“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②l]很可能是其水面在周代很大，而在汉魏时期缩小，《水经注》又有脱文[③l]，故不得知其详，而导致班固、郑玄误指其在邬县（属太原郡）。上述周初曾有揸国为燕所灭，其揸，从且得音，与祖音相近，或很可能原即在此“祖泽”一带。依古礼制，诸侯需祭其封疆之内名山大川，一般是在其国都郊外面向山川远望而祭，称望祭。其祖泽，正在燕境，当亦属望祭之川。而因迁都临易，临近祖泽，改为临祭。其“祖涂”，即通向祖泽之路。每年临祭，燕人多随观，为一时盛事。其燕简公杀庄子仪当在周贞定王八年（公元前461年），次年死于“祖涂”，而孝公即位。燕国《春秋》记之，后因国史有失，故不传。由此可知，燕人至此时仍都临易。
燕都迁蓟后，临易城改称易，曾一度为赵所取，后又回归。《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五年，“与燕鄚、易”。时在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年）。上引《水经注》载荆轲刺秦王，临行时与太子丹等饯别，“祖道于易水上”。《战国策·燕策三》亦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其“既祖”，即指经由“祖泽”。而“祖道”，则当指临易城至“祖泽”之路，即“祖涂”。二者略有别，而相关联。由此可知，当年荆轲西去是自临易启程，其与太子及宾客等先经由“祖涂”而至易水边饯行，而后过易水经“祖泽”，取道至秦。所谓武阳“旧迹”，当为荆轲在燕期间居行所遗。而临易近于燕之南界，故最后饯行是在此城所临之易水上。
三、以蓟为国
战国之世，燕人迁都于蓟，即今北京。《韩非子·有度》载：“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云：“襄当作昭。……或一谥襄也。”而据《战国策·秦策三》载秦客卿造劝说穰侯，使人谓燕相言“成昭王之功”，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成昭襄王之功”，可知此燕君当为双字谥，称燕昭襄王，而简写为昭王或襄王[①m]。其于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即位，在位期间正值燕国势强。现存典籍中明确记载蓟为燕都者以此为最早。此外，《战国策·燕策二》载乐毅报燕惠王书言：“蓟丘之植，植于汶皇。”所记为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残齐”之事，可视为间接述及蓟城。而燕人迁蓟当在此以前。
从燕人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国势变强与迁都蓟城密切相关。战国初期，燕之南疆所临赵及中山等国已先一步强盛起来，燕人为谋求发展，只能是把目光投向北方，遂有迁都之举。燕人北迁，没有再回归于匽城，而是另择新址于蓟，当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的地理环境更为优越。《水经注·水》载：“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出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道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其水即今永定河。据地质勘探资料可知，此水自晚更新世以来至汉代之故道为从今石景山、衙门口一带东流，至八宝山北折至田村，又东流紫竹院、德胜门，再东南折向什刹海、北海、中南海、正阳门、鲜鱼口、红桥，经龙潭湖西部，流向马驹桥[②m]。东汉以后，水改道，经今衙门口，东南流向小井，至马家堡南下[③m]。蓟丘大致在今白云观以西，与八宝山、老山、八角山、西山相连。由此而使得古时北上、南下、东行之路非经绕此山丘而过不可。今白云路、三里河东路、展览馆路至西直门火车站一线（即原京张铁路环城段）很可能即为古时经蓟丘、过水、入南口、西进蒙古高原之路。而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则有可能分别为经蓟丘、过水、沿燕山南麓东行至渤海之滨或入北口至东北平原之路，和经蓟丘、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华北平原之路。这种交汇四方通道的地理环境，可谓得天独厚，对于燕人在北方进取无疑十分有利。其大湖，即今莲花池。汉魏之际，水改道，其蓟水所行，或即为原水河道之一段，绕经蓟丘而西注大湖。古时湖面较今为大，另在西北有二源流。据此，蓟城当在今北京西南部。燕人迁此，实为重大举措。而始于何时，则史无明载。《荀子·大略》载：“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于涂，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轻物，轻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举？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国家，然且为之，几为知计哉？’”据杨倞注，公行子之为齐人，曾元为曾参之子。又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当生于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前后。如此，则其子曾元在世正值战国初期。宋胡宏《皇王大纪》系曾元言燕君之事于周威烈王十六年（公元前410年），当燕泯公二十四年，可能略偏晚；然指其燕君为燕泯公，应大致不错。其既“志卑”，则不可能有迁都之举。另有《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时当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依《史记·六国年表》，其年为燕文公元年。而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文公在位二十四年，依其卒年（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333年）逆推，元年当为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古本竹书纪年》又载，魏惠王十四年（周显王十二年即公元前357年），“鲁共侯来朝，邯郸成侯会燕成侯平安邑”[①n]。则文公之前在位者当为成侯，依此年为成侯末年推计，其在位十六年（依《史记》），元年当在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与燕厘公卒年（周烈王三年）亦正相接。而《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隐》云：“《系本》已上文公为闵公，则泯与闵同。”由此推知，依《世本》之序当为：桓公后接闵公（即泯公），闵公后接厘公；《史记》以桓公后接文公（或因闵公讹为文公），有误。故此一期间燕君世次当依《世本》及《纪年》，将桓公提前，前接孝公，后接闵公；而后依次为厘公、成侯、文公等。其各自在位年数除文公依《纪年》而外，均不变。如此，则《秦本纪》所言“燕悼”，当即指燕成侯（时为成侯十二年）。很可能其为二字谥，称燕悼成侯，而简写为“燕悼”、“成侯”。其在位时，燕已称强，“以蓟为国”应无问题。考虑到燕国由弱变强需要有一个过程，其迁蓟的时间似还应再提前一些，在厘公之世（厘公元年为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402年）。据《史记·六国年表》及《田敬仲完世家》载，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80年），“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地在今河北徐水县境，近于临易。时在燕厘公二十三年。若仍都临易，齐人似不会轻取桑丘。此亦可表明其时燕都已北迁于蓟。后在厘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①o]。又可表明燕国已渐强盛。
蓟城原为蓟侯所都。其所属古有异说。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克商后分封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其说为《水经注》所本。而《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郑玄注：“蓟，或为续。祝，或为铸。”《韩诗外传》卷三亦载：“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又，《吕氏春秋·慎大览》载：“命封黄帝之后于祷，封帝尧之后于黎。”《说文解字》云：“
（属月部、心纽），而谐音为续、或为祝。不过其字当作蓟，而确指蓟城之所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铸”，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载：“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臧贾、臧为出在铸。”杜预注：“铸国，济北蛇丘县所治。”地在今山东宁阳县境。据铸公簠铭文载：“铸公作孟妊车母媵簠。”其当为任姓，属黄帝之后十二姓之一[②o]；此时犹存，当人所共知。而在今传儒家经典中不见有将此铸与周初受褒封者混为一谈，自当有史实根据。这些儒家经典虽成书可能较晚，然自战国以来承传有绪；尤其是韩婴，本为燕人，作《韩诗外传》于汉景帝之时[③o]，早在司马迁写《太史公书》。其所述周初褒封黄帝之后于蓟，应该是可信的。后学者多从此说。而《吕氏春秋》杂取众说，其所言封黄帝之后于铸，很可能即为附会此任姓铸国（战国时已灭）而成；而言封帝尧之后于黎，则有可能是以当时地名指称原祝国之所在[④o]。司马迁著《史记》，当即采用此一类说法，而以音近之字改铸为祝、改黎为蓟。后世极少有从之者。明于此，周初受褒封于蓟者，当以属黄帝之后裔为确。据《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说：“有土嘉之曰褒。”其蓟侯当在此以前已世居于此，而经重新认定。后召公封匽，与之相邻，此二国并存。其蓟国泯灭及蓟侯绝祀，从战国时期燕人迁都于此而沿用蓟城之称（表明蓟城尚未荒落）等来看，似不会太早，很可能是至春秋之末犹存。燕人迁此后，在原蓟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并于今河北易县东南营建下都武阳[⑤o]。以此为据点，燕人奋力开拓进取，使其疆域空前扩大，南临易水，西界太行山麓，北达今长城内外，东至渤海、辽东，史称“全燕”[①p]，为华夏民族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以上考述可知，周初召公受封，立国于匽（今北京西南琉璃河镇北），当是因临于匽水而得其名。其最初封地即以匽为中心，方圆百里；后在成王时又有加封，而南界拓展至易水。召公曾主持“建匽”即营建匽城，而代召公就封的第一代匽侯当为匽侯克，后传匽侯舞，再传匽侯旨等。至桓侯之世徙都于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南阳村一带）。《史记》所载燕君世次多有误。此桓侯当与其以前宣侯合为一人，称桓侯；而襄公后之桓公、宣公亦当合为一人，称宣公。如此，则其前后谥号不相重复，且与《世本》所言“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传”吻合。其简公，当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简公”合为一人，在位四十五年，于周贞定王九年（公元前460年），死于去祖泽临祭的途中。其“祖泽”，当即“昭余祁”，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简公以后世系当依次为孝公、桓公、闵公（泯公）、厘公、成侯、文公等。燕人迁蓟（今北京），当在厘公之世。由此而开始向北发展，渐成强国。
注释：
①a 《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太史公语。
②a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1辑，198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③a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其铭文“宅”字从方述鑫《太保罍、盉铭文考释》一文所释，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6期。
①b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在《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中推断窦店古城址为汉良乡县所在，似误。其文载《考古》1992年第8期。
①c 据《汉书·王子侯表》，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封赵共王子刘交为梁良侯，十六年而免。
②c 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字母》。
③c 参见《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
④c 参见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⑤c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8页。
①d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50页。
②d 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③d 参见刘启益《西周康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④d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⑤d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第八十五器。其铭文“建”字从裘锡圭《释“建”》一文所释，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⑥d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①e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②e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八，第40页。
①f 孙继安：《河北容城县南阳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3期。
②f 同上；并参见孙继安、徐明甫《河北省容城县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82年第3期。其铭文释读参见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年。
①g 童书业在《周代谥法》中言：“周代谥号往往多至二三字，而文献中常简称其主要之一字，如卫武公之为‘睿圣武公’，齐灵公之为‘桓武灵公’是也。余如周贞定王亦称‘定王’或‘贞王’，考哲王亦称‘考王’，……燕昭襄王亦称‘昭王’或‘襄王’……”。附载于《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h 关于“北燕”与“匽”之别拟另撰文考辨。韩嘉谷在《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中认为今河北玉田县境古燕山附近的考古发现具有明显的土著特征，且前后一脉相承，当即为召公封匽前此一地区所存的古燕国所在，可参见。其文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1991年。
②h 杨宽：《战国史》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及《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h 《史记·六国年表》记秦简公在位十五年，后继者秦惠公在位十三年。而《秦本纪》载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索隐》引《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载简公“享国十五年”，“惠公享国十三年。”《索隐》云：“王劭按《纪年》云：简公后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当以《史记》为准；即依《纪年》，则简公即位后十三年亦在此年。
①i 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诘》卷八。
②i 《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参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其以“祁”为“睪夷”之合音。
③i 《荀子·正论》载：“代睪而食。”杨倞注：“或曰当为泽。泽，兰也。《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俗书泽字，作水傍；睪，传写误遗其水耳。代睪而食，谓焚香气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卢文弨曰：“作睪乃澤字正体，不得云俗书也。”据王先谦《荀子集解》本。
①l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
②l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四章第四节《海河》，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l 参见《水经注》王先谦校本卷一一后补。
①m 参见童书业《周代谥法》，《春秋左传研究》附录。另有陈平在《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中亦予以考辨，该书于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m 参见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2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③m 参见苏天钧《试论北京古代都邑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n 据《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其系此二事于魏惠王十五年。而《魏世家》索隐云：“按《纪年》，鲁恭侯、宋桓侯、郑厘侯来朝，皆在十四年。是也。”赵成侯与燕成侯相会当与此同在一年。
①o 《史记·燕召公世家》；《六国年表》作“败齐林孤”。其地无考。
②o 参见王国维《铸公簠跋》，《观堂集林》卷一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o 参见《汉书·儒林传》。
④o 参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八。其以铸与祝别为二国，祝当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其在春秋前已灭。又有黎地，在今济南之北，当为祝地之异名。
⑤o 关于燕都、蓟城及下都武阳的规模形制等，本人在《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中已详加考述，该书于1991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p 《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索隐》曰：“始全燕时，谓六国燕方全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