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分配的差异是否会降低员工的情绪承诺??薪酬水平、绩效薪酬强度和员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_绩效薪酬论文

薪酬分配差异一定会降低员工情感承诺吗——薪酬水平、绩效薪酬强度和员工多元化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薪酬论文,员工论文,绩效论文,强度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价值理念成为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与企业薪酬分配的基本准则,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助推作用。[1]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趋势的加剧,收入分配差异对弱势群体经济与心理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探讨如何平衡财富分配过程中的经济效率与情感和谐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尽管针对薪酬分配差异性问题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和矛盾的结论。例如,组织行为学派的一系列理论认为,差异化的薪酬分配结构会在员工之间形成较强的竞争、恶化组织气氛、抑制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最终影响员工的个人产出和组织整体绩效。[2]然而,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却存在较大分歧,即发现薪酬差异对组织有效性既有积极作用,[3,4]也存在消极影响[5-7]。同时,在员工个体层面,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差异化的薪酬分配体系会显著提高员工的离职行为,[8,9]另一方面又有研究表明薪酬分配差异与员工的收入公平感和离职行为之间并无显著关系。[10,11]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相关情境因素,探讨在哪种条件下组织薪酬分配差异会对员工的态度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从定义上看,薪酬分配差异反映了员工在组织内的相对收入位置,这种相对收入水平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应该会受到员工绝对收入水平的调节。[10]战略薪酬管理领域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薪酬体系的不同方面会存在交互作用。[12]因此,本文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随着整体薪酬水平的提高,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情感态度的负面影响能否显著降低甚至彻底消除?此外,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信息的可比性和可获取性是影响相对收入水平对员工态度反应的关键,[13]而雇员队伍的多元化程度又会提高信息比较的认知难度。[14]因此,雇员队伍的多元化水平能否调节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情感态度的作用效果,是本文拟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最后,从组织公正视角来看,薪酬分配的差异反映了分配的结果公平性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分配结果公平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会受到分配程序公平性的调节。[15]通过将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与实际工作绩效相关联,绩效薪酬体系被认为是一种公平性的薪酬分配程序。[16]那么,通过推行绩效薪酬体系能否有效缓和薪酬分配差异的负面作用,是本研究关注的第三个问题。

      除了上述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外,目前有关薪酬分配差异的实证研究还存在方法上的局限性。由于研究薪酬差异的最大困难在于获取企业的客观薪酬数据,现有研究大多以上市公司年报或其他数据库中的档案数据为基础选取研究问题。因此,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与组织的客观绩效、[4,6]员工离职[8,9]等容易从数据库中查询的客观结果变量上;较少有研究对薪酬差异对个人心理与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与验证。另外,研究对象比较单一。同样是受制于薪酬数据的获取,目前的实证研究主要以公司高管团队、[35]体育运动团队、[8]以及大学教师[7,17]等需要对外公布薪酬数据的群体为样本,缺少对企业普通员工的研究,制约了相关研究结论的拓展与管理实践意义。针对以上理论与方法问题,本文从行为理论的视角,对我国企业59个部门内的376名普通员工进行实地调研,运用主观情感评价与客观薪酬收入的配对数据,跨层分析了部门内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及相关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一、理论与假设

      1.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

      薪酬差异反映了同一组织内部基于不同职位类型和职位层级的工作、或是个人技能和绩效差异而存在的员工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18]一般而言,较大的薪酬差异体现了组织薪酬分配的公平性原则,较小的薪酬差异体现了组织薪酬分配的平等性原则。在理论界,从研究对象视角可以将薪酬差异区分成垂直薪酬差异(Vertical Pay Dispersion)和水平薪酬差异(Horizontal Pay Dispersion)两类。[19,20]垂直薪酬差异指组织内部不同职位层级间的员工收入水平的差距程度;水平薪酬差异则指组织内部相同层级的(或同一)岗位上因员工个人绩效、能力、工龄等付酬要素差异而导致员工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7]因此,组织内部所有层级上的所有岗位薪酬水平的总体离散程度通常被称为总体薪酬差异。根据薪酬差异的分类,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通过行为理论来解释相同职位层级内水平薪酬差异的作用效果更加合理。[21]

      例如,相对剥削理论认为,个人感知到的现实结果与理想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后会产生一种紧张状态,即所谓相对被剥削感。[17]当组织内部的薪酬分配差异较大时,个体会因为自己的薪酬收入水平低于理想中的“公正”收入水平、或是低于所选参照对象的薪酬水平而形成一种相对被剥削感,[22]进而影响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努力程度。[23]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在组织情境下,部门内的同事最容易被员工选定为薪酬比较的参照点,因为同事与自己具有相似的属性和较高信息可及性。[13]因此,部门内部水平薪酬差异的增大必然会使中、低收入员工产生相对被剥削感,进而影响部门内部整体的和谐氛围。组织情感承诺反映了员工对所在组织的一种积极的情感依附感与认同感。[24]当部门内部的和谐氛围遭到破坏时,员工的情感承诺则会相应受到损伤。[25,26]因此,从相对剥削理论的视角可以推断,部门水平薪酬差异的提高会导致员工情感承诺的降低。

      此外,社会交换理论则认为,员工与组织之间并存两种交换关系:短期物质导向的经济交换关系和长期情感导向的社会交换关系。[27]其中,组织情感承诺通常被用来反映员工与组织社会交换关系的质量好坏。[28]当组织内的薪酬差异程度较大时,员工会在个人利益的考虑下更加看重与组织间的短期物质交换关系,而损伤与组织的长期情感性的社会交换关系,即逐步降低个人的组织情感承诺。[15]具体而言,较大的薪酬分配差异会加剧部门员工间的相互竞争、降低彼此间的合作意愿、损伤群体凝聚力。[2,7]所以,受不和谐工作氛围与文化的影响,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会逐步降低。[26]同时,因为薪酬分配差异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平感与相对被剥削感也会降低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10,15]综上所述,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也可以得出部门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负相关的推论。

      基于行为理论的视角,还有部分学者对薪酬差异与员工心理态度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例如,Pfeffer等研究了大学教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对个人满意度的影响,包括工作满意度、同事满意度和薪酬满意度等方面,研究发现,工资差异对个人满意度有显著负面影响。[7]Trevor等则以美国公立大学的老师作为样本,探讨了薪酬差异与个人感知的薪酬分配公平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薪酬分配差异与个人薪酬公平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10]综合以上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部门内的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显著负相关。

      2.部门薪酬水平的调节作用

      除了薪酬分配差异之外,薪酬水平也是组织薪酬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企业薪酬政策的外部竞争性水平。[18]Brown等以医院为样本,研究了薪酬差异与薪酬水平对组织绩效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当组织的整体薪酬水平较高时,薪酬差异的提高会促进组织财务绩效的提升;相反,当组织的整体薪酬水平较低时,薪酬差异与组织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12]在部门层面,我们认为部门整体薪酬水平的高低会调节部门内部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言,薪酬分配差异降低个人情感承诺的主要原因是中、低收入员工产生的分配不公平感和相对被剥削感。这些负面情感都是由于组织支付的实际收入水平低于员工内心期望收入而造成的。[29]具体来说,部门内部薪酬差异的负面效应源于员工彼此间进行的内部薪酬比较。而根据组织社会比较理论,员工的收入参照点是多源并存的,尽管在收入比较时以内部同事比较为主,但同时也会受到外部市场比较的影响。[14]在一定程度的部门薪酬差异下,当部门提供的平均薪酬水平越高时,个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薪酬比较的优势感会更加明显,这种外部薪酬比较的优势会弱化中、低收入员工因为内部薪酬比较劣势而产生的负面态度与行为,如低组织情感承诺;相反,当部门提供的平均薪酬水平较低时,员工进行外部薪酬比较的劣势会加剧中、低收入群体因内部薪酬比较劣势而产生的负面态度。因此,从内外部薪酬比较的整体视角而言,部门平均薪酬水平会弱化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

      此外,关于薪酬差异与个人态度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薪酬水平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验证。例如,Pfeffer等发现个人工资水平会调节薪酬差异与大学老师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即随着个人工资水平的提高,薪酬差异对满意度的负向作用越弱。[7]同样以大学老师为样本,Trevor等的研究中发现,薪酬差异尽管对低收入老师的薪酬公平感存在负向影响,但与高收入老师的薪酬公平感反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0]Pfeffer等则以员工离职为结果变量,发现个人薪酬水平会调节薪酬差异的负向作用。具体而言,薪酬差异一方面会加剧低收入教师的离职,但另一方面则会显著降低高收入教师的离职。[17]

      综上所述,现有的实证研究在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都发现薪酬水平对薪酬差异的负面效应具有缓和作用。因此,在部门层面,我们从内外部薪酬比较的整体视角推断,部门平均薪酬水平会通过改变员工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比较结果,调节内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具体假设如下:

      H2:部门薪酬水平会对部门内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即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在整体薪酬水平较低的部门内相对更强。

      3.部门成员多元化的调节作用

      从公平理论[30]和社会比较理论[31]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信息的可获取性和参照对象的相似性是影响个人选择薪酬比较对象的两个主要因素。[14]其中,信息的可获取性指员工进行薪酬比较时获取参照对象各种投入要素的便利性和准确性。因此,年龄、性别、职位和专业等个人特征,以及程序的改变、物理距离等情境因素都会通过信息的可获取性间接作用于个体参照对象的选择。因为薪酬差异对个人的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内部的薪酬比较,而员工彼此间的薪酬比较又会受到信息可获取性的强化,所以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当组织内部的信息透明度越高时,薪酬差异对员工的负面影响越强,如导致更多的离职行为。[17,32]

      多元化反映了一个团队、部门或组织内部员工彼此之间感知到与他人在各种属性上的差异化程度。[33]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多元化区分成表层多元化和深层多元化两类,但在实际研究中,大部分只关注了表层多元化,其涉及的属性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和教育水平等。[34]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最容易跟自己特征相似的人比较,而这些相似性可以从评估的便利性和个人比较需求的合适性两方面进行分析。[14]这些表层的人口学特征能够明显地为个体提供参照对象的直接信息,提高了信息的可获取性。而深层多元化是指个体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如性格、价值观和态度等,这些变量往往通过部门成员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来,[35]所以很难直接评估,更难以此为基础进行薪酬分配公平性程度的评价。因此,相比于深层多元化的变量,这些人口特征的变量更能给个体提供直接的信息进行判断和社会比较。我们认为将这些个体属性特征整合到部门层面后,部门成员构成的多元化程度会通过改变内部信息的可获取性,进而影响员工彼此间进行薪酬比较的动力,最终调节部门内薪酬差异对个人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影响。

      一方面,在多元化程度较低的部门内,员工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较高(如相似的年龄、相同的教育水平),获取他人投入信息进行薪酬比较的便利性也更高。因此,在个人特征相似的前提下,员工对于内部薪酬水平的差异会更加敏感,中、低收入员工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削感的可能性较大。[14]相反,在多元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内,员工之间的相似度较低,彼此之间计算投入产出比的难度较大,所以会弱化员工进行内部薪酬比较的动力,进而抑制薪酬差异对中、低收入员工分配不公平感和被剥削感的产生。

      另一方面,结合我国企业现行的薪酬制度来看,尽管绩效薪酬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企业内部实施绩效薪酬的强度也在逐步提高,[16]但员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如年龄、工龄和受教育程度,仍然是制定薪酬水平的重要考虑因素。另外,员工绩效考核的公正性、客观性与准确性问题一直是阻碍企业推行绩效薪酬体系的关键难点。[36,37]因此,在员工之间人力资本投入要素相近的情境下(即雇员队伍的多元化程度较低),较大的薪酬差异必然会导致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显著降低。综合以上理论分析与我国企业薪酬管理的现状,提出以下假设:

      H3:部门多元化会对部门内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即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在多元化程度较低的部门内相对更强。

      4.部门绩效薪酬强度的调节作用

      绩效薪酬强度,又称激励强度(Incentive Intensity),是指绩效提高对员工收入水平增加的边际影响,[38]通常是采用绩效收入与总薪酬的比例系数进行测量,既可以是个体层面的变量,也可以反映团队、部门或者组织层面实施绩效薪酬体系的相对强弱水平。这种强度强调了个体绩效与薪酬收入之间的匹配关系,当拓展到部门层面时,就间接体现了企业薪酬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或过程公平。已有研究也表明,薪酬分配的结果公平和过程公平会交互作用于员工的态度与行为。[39]因此,部门实施绩效薪酬体系的强度会调节部门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影响。

      一方面,绩效薪酬强度间接反映了组织、部门薪酬的分配过程,即按劳付酬和按贡献程度与绩效水平付酬,这种薪酬制度体现了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因此,当部门绩效薪酬强度较大时,表明组织或者部门对员工自身绩效越认可、薪酬分配制度越公平,越会弱化部门成员之间的相互攀比,消除部分低收入员工因为对分配结果劣势而产生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削感;相反,当绩效薪酬强度较低时,说明部门内的薪酬分配并不主要取决于员工的贡献差异和绩效水平,这种分配制度会降低员工对分配过程的公平性感知,部门内较大的薪酬分配差异会强化员工的整体不公平感,进一步降低了个体的组织情感承诺。

      另一方面,绩效薪酬强度还反映了个体对自我工作绩效和收入水平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力越强,不仅表明以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分配制度越公平,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对其收入水平有着较好的控制性,即增强努力水平、工作绩效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感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主要精力会集中在如何通过改善绩效提高收入水平上,而对部门成员内部间的相对薪酬差异不会太敏感;相反,当员工对个人的收入水平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即部门的绩效薪酬强度较低时,员工会降低通过提高工作绩效来改善收入水平的工具性感知,并将注意力从个体内部转向到人际间的收入比较,从而强化了薪酬分配差异对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综合上述观点,提出以下假设:

      H4:部门绩效薪酬强度会对部门内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即水平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负向关系在绩效薪酬强度较低的部门内相对更强。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

      本研究聚焦企业基层员工的收入分配问题,以部门为单位,通过员工主观报告组织情感承诺、上级主管提供客观薪酬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获取调研数据。调研过程和样本选择主要遵循几点原则。第一,调研前向公司高层和部门主管表明调研意图、提供调研所需信息清单及具体流程,征求公司高层和部门主管的同意。第二,样本部门的工作性质包括行政管理、研究与开发、生产与制造三大类型,这些部门内的普通员工在职位层级上并无差异,符合水平薪酬差异的测算;同时,这类部门的总体薪酬差异程度适中,不存在如销售和市场部内因个人业绩而导致的较大薪酬分配差异,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第三,样本部门内除上级主管外的所有员工均要参与匿名问卷调研(问卷事先编码),调查的内容包括组织情感承诺和个人的基本人口学信息,由部门主管在调研结束后对照编码信息提供员工上一年度的客观薪酬数据,包括固定工资、绩效工资和各类奖金等现金收入。

      根据以上程序,本研究总共收集有效样本部门59个,样本员工376人(平均调研规模为6.37人/部门)。这些部门分布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多个行业的企业中,涉及行业类型包括生产制造、电力制造与服务、电子通讯和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376名被试中女性占46.3%,已婚占76.6%,超过69.6%的被试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在年龄分布方面,30岁以下的占34.6%、31~35岁的占21.5%、36~40岁的占21.8%、40岁以上的占22.1%。此外,来自国有企业的员工占33.9%,非国有企业的员工占66.1%。

      2.变量测量与统计分析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组织情感承诺采用Mowday等[40]开发的8个题项的量表,如“我愿意付出比一般期望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单位获得成功”、“我会和朋友说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工作的很不错的单位”、“我为了坚持为单位工作而接受任何类型的工作任务”。采用Likert-5点计分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中立、5表示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2)自变量。参照以往的研究,[7,32]我们用差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来测量部门内部的水平薪酬差异。其中,用于计算差异系数的薪酬数据为员工上一年度的总现金收入,包括固定工资、绩效工资和各类奖金,数据来自企业提供的客观薪酬数据。

      (3)调节变量。部门薪酬水平为部门内参与调研员工客观薪酬收入(年度)的平均值,数据来源与计算薪酬差异的来源相同。为了避免地区生活和消费成本差异造成的影响,我们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为依据,对部门薪酬水平进行了地区差异修正,即全部换算成同一城市的收入水平。另外,考虑到薪酬数据的偏态性,我们对修正后的部门薪酬水平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

      对于部门成员多元化,我们选择了三个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首先,采用H系数计算每一个属性上的多元化程度,然后再通过取平均值来代表部门的整体多元化程度。H系数被证明是多元化的最稳定的测量方式,尤其是在测量整体多元化时效度最高。[41]H系数的计算方式为:

代表在某一特种变量中,具有相同属性个体在群体内所占的比例。

      对于部门绩效薪酬强度,因为它反映了部门薪酬总量中变动薪酬所占的比例,所以我们的测量方法为变动薪酬水平(绩效工资+奖金)与总薪酬水平的比。这个比值越大,表明该部门越倾向于所采用的以绩效工资为主的薪酬分配制度,更能体现出部门内薪酬分配的过程公平。[39]

      (4)控制变量。在个体层面,除了控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四个基本人口学变量外,我们还控制了个人的年度薪酬水平,并在测量中进行了地区差异修正和取自然对数处理。在部门层面,我们控制了部门的规模(部门人数取自然对数)、所有制形式和部门的绩效薪酬强度。

      (5)统计分析方法。考虑到自变量薪酬分配差异与结果变量员工组织情感承诺分别来自部门和个体两个层面,因此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进行建模与统计分析。此外,与以往研究类似,[42]采用限制性极大似然估计法运算统计参数,所有解释变量(除虚拟变量外)均先进行标准化后再纳入回归分析模型。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显示了个体和部门两个层面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中的变量均为原始数据,只有年度薪酬数据进行了地区差异修正。从个体层变量的相关系数中不难发现,员工的年收入水平与个体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四个人口学变量均有显著相关,说明这些基本的人力资本投入要素在我国企业薪酬制定决策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本样本中部门薪酬差异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员工人力资本投入要素的差异,也包括了个人绩效水平的差异。

      

      2.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在构建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前,先验证结果变量组织情感承诺在个体与部门两个层面的方差成分比例,以验证使用跨层回归分析的必要性。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在组内方差的第一层残差方差

=0.848,在组间方差的随机截距方差

,说明个体组织情感承诺的总体变异中有17.2%是由部门间的差异造成的,需要进行跨层次的数据分析。在回归分析中,首先在模型1中控制个体和部门层面的控制变量,然后在模型2中纳入自变量部门薪酬差异验证H1。对于H2、H3和H4三个调节效应的验证,我们分别构建三个独立模型(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以及一个整合模型(模型6)进行验证,以避免部门薪酬水平、部门多元化和部门绩效薪酬强度三个调节变量间的干扰效应。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中(模型1),个人的婚姻状况与组织情感承诺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未婚员工相比,已婚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相对更高;个人受教育程度则与情感承诺显著负相关,说明高学历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相对更低。控制了这些干扰变量后,模型2显示部门薪酬分配差异本身对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并无显著影响(γ=-0.03,n.s.),所以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

      然而,部门薪酬水平对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调节效应在独立模型(γ=0.19,p<0.01)和整合模型(γ=0.14,p<0.01)中均得到了验证。为了更加清楚地揭示调节效应,我们使用由HLM估计的回归参数的稳健性方差——协方差系数矩阵(来自模型6),并根据Preacher等[43]建议的步骤,进行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简单回归分析的斜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平均薪酬水平较高的部门,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关系不显著(γ=0.05,n.s.),说明内部收入分配差异不会降低员工的情感承诺;相反,在平均薪酬水平较低的部门内,内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0.23,p<0.01),说明随着收入分配差异的加大,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将逐步降低,所以假设2得以验证,具体调节效应如图1所示。

      部门成员多元化对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调节效应在独立模型(γ=0.15,p<0.01)得到了验证;在整合模型中,这一调节效应也达到了边界显著水平(γ=0.10,p<0.10),所以假设3也得到验证。按照同样的方法,简单回归分析的斜率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成员多元化水平较高的部门内,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关系不显著(γ=0.01,n.s.);然而,在成员多元化水平较低的部门内,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则存在微弱的负向关系(γ=-0.19,p<0.10)。可见,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异对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负向作用仅在成员多元化水平较低的部门内存在,如图2所示。

      此外,部门绩效薪酬强度对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调节效应在独立模型(γ=0.21,p<0.01)中得到了验证,但是在整合模型(γ=0.10,n.s.)中却没有得到验证,所以假设4得到了部分验证。考虑到部门的绩效薪酬强度与薪酬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γ=0.48,p<0.01),在整合模型中部门绩效薪酬强度的调节效应可能会受到其他交互项的抑制。鉴于此,我们分别在独立模型和整合模型中对部门绩效薪酬强度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运用独立模型(模型5)的数据显示,在绩效薪酬强度较高的部门内,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关系并不显著且呈正向趋势(γ=0.09,n.s.);但在绩效薪酬强度较低的部门内,部门薪酬差异对员工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γ=-0.33,p<0.01)。运用整合模型(模型6)的数据进行简单斜率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绩效薪酬强度较高的部门内,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关系不显著(γ=0.01,n.s.);在绩效薪酬强度较低的部门内,部门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存在微弱的负向关系(γ=-0.19,p<0.10)。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可以推断,部门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情感承诺的负向作用仅在绩效薪酬强度相对较低的部门内存在,如图3所示。

      

      图1 部门薪酬水平的调节效应

      

      图2 部门多元化的调节效应

      

      图3 部门绩效薪酬强度的调节效应

      四、结果讨论与建议

      1.理论意义

      本文基于一系列行为理论的视角探讨了部门薪酬分配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关系及相关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组织薪酬分配领域的理论研究。

      (1)组织薪酬分配差异与员工情感承诺的关系

      一直以来,以公平理论和相对剥削理论为代表的行为学派主张在企业内部缩小薪酬分配差异,尤其是水平薪酬差异,以避免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缺乏合作以及群体凝聚力下降的不良氛围,进而损伤员工的工作态度与行为。[2,7]然而,因为受制于客观薪酬数据信息,几乎没有实证研究对薪酬差异与员工情感态度的关系进行论证。针对这一理论空白,本文以组织情感承诺为结果变量,对我国59个工作部门内376名基层员工的情感态度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员工上一年度的客观薪酬收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部门内部的薪酬分配差异与员工感知的组织情感承诺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与我们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假设并不一致。根据这一发现,我们对目前运用行为理论预测薪酬差异作用效果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讨论。

      首先,薪酬差异本身可能并不会让员工产生分配不公平感。事实上,公平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员工会与参照对象进行投入产出比的比较,当个人的投入产出比与参照对象不等时,分配不公平感就形成了。[30]可见,公平含义的本身并不等同于平等(收入无差异),而是指收入水平需要与投入水平成比例且与他人对等。然而,薪酬分配差异的概念仅反映了个人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程度,所以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分配结果的不公平性。我们认为,只要当这种分配差异与个人各种投入水平的差异成比例时,一定程度的薪酬分配差异不会影响员工的分配公平感,也不会导致组织情感承诺的降低。从表1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本研究样本中员工的年收入水平与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并且绩效薪酬在部门总薪酬水平的比例也有21%,可以推断本研究中部门内薪酬分配差异的形成与员工人力资本投入和绩效水平的差异均有一定联系,与郭荣星等[44]对我国企业员工收入分配差异形成原因的案例分析结果比较吻合。因此,这种按投入要素进行分配所形成的差异本身是被员工认可和接受的,并不会导致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显著降低。

      其次,尽管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整体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的负面影响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证实,[7,10]但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作为代表个人与组织社会交换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变量,[25,26]并不一定会受到个人在薪酬分配体系中经济利益损失的直接影响。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人与组织的经济交换关系与社会交换关系是两条相对独立的交换关系,经济交换是一种短期导向的物质交易关系,社会交换则是一种长期导向的情感互惠关系。[27,28]员工的收入不公平感或相对被剥削感都是个人在与组织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受到的不利交易结果产生的,尽管这种经济剥削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员工与组织的社会交换质量,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员工与组织社会交换关系的质量是同上级领导和工作同事等多个方面长期情感互惠的结果。[28]因此,从社会交换的整体视角推断,员工在经济上的被剥削感并不一定导致其与组织社会交换关系质量的恶化,所以差异化的薪酬分配结构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员工组织情感承诺的降低。

      (2)薪酬比较对薪酬分配差异负面效果的促发机制

      尽管本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部门内薪酬分配差异与员工组织情感承诺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却发现部门的整体薪酬水平、雇员的多元化程度、以及绩效薪酬强度对上述关系存在显著的促发(调节)作用。我们从员工薪酬比较的理论视角对这些促发机制进行讨论。

      首先,部门薪酬水平对薪酬分配差异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源于对员工整体薪酬比较结果的改变。行为理论对薪酬分配差异存在负面影响的基本前提假设,即员工会与组织内的同事进行薪酬比较,薪酬分配差异的产生会使低收入员工在社会比较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削感。[23,29]事实上,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个人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点是多方面并存的,既包括组织内部的同事,也包括组织的成员,更包括个人的历史结果及对未来的预期。[14]尽管薪酬分配差异会造成部分员工在内部薪酬比较时处于不利地位,但部门整体薪酬水平的提高,则可以通过改善员工外部薪酬比较(同市场平均水平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岗位员工的比较)的结果,来改善员工整体薪酬比较的公正性感知,所以缓解了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情感态度的负面影响。根据上述推论我们认为,员工的历史薪酬水平或加薪水平也可能通过改善个人历史薪酬比较的结果来缓和薪酬分配差异的不利影响。未来可以从个人历史比较、内部同事比较以及外部市场比较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探讨社会比较的整体结果对薪酬分配差异作用效果的调节机制。

      其次,部门成员多元化对内部薪酬差异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源于改变员工进行内部薪酬比较的动力和强度。组织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信息的可获取性以及加工信息的难度是影响个人选择比较参照点以及进行社会比较的主要因素。[14]部门成员的多元化水平反映了个体之间各种特征的异质性程度,如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一方面,当多元化程度较高时,员工彼此之间计算各自投入水平的难度增大、精确度降低,进而影响员工与同事间的薪酬比较动力,弱化了薪酬分配差异造成客观收入不平等而引发的员工负面情感。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我国企业现行的薪酬体系中,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基本人力资本投入要素依然是决定个人收入水平的重要依据(见表1相关系数矩阵),所以因人力资本多元化而导致的薪酬分配差异是我国员工认可且可以接受的,进一步弱化了薪酬差异对个人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一推论,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员工投入多元化,包括人力资本投入的多元化和工作绩效的多元化,对薪酬分配差异影响效果的调节作用。

      最后,部门绩效薪酬强度对薪酬分配差异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源于增强部门薪酬分配的过程公平。组织公正领域的研究表明,分配结果公平对员工态度与行为的影响会受到分配过程公平的调节。[45]绩效薪酬体系通过将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客观的工作绩效相挂钩,体现了组织薪酬分配的过程公平。[39]因此,较低的绩效薪酬强度说明部门在薪酬分配过程中较少地考虑到个人工作绩效与实际贡献,即薪酬分配的过程公平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差异化的薪酬分配结果会激发员工对薪酬分配的整体不公平认知,进而损害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相反,当部门薪酬分配过程更多地与个人绩效挂钩时,薪酬分配的过程公平就提高了。此时,差异化的薪酬分配结果也不会降低员工的整体公平感和组织情感承诺。此外我们还发现,部门绩效薪酬强度对员工的情感承诺有直接正向作用(γ=0.14,p<0.05),说明当部门的绩效薪酬强度越大时,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越高。这一结果同样支持了组织公正理论中有关过程公平作用效果的研究结论。

      2.管理实践启示

      企业的薪酬分配决策不仅在人才吸引和员工激励方面有重要影响,对雇员队伍的稳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更起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背景下,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成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薪酬管理战略的重大难题。本文聚焦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问题,相关研究结果对企业如何在不伤害员工情感承诺的前提下实现效率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具有以下几点实践启示与建议。

      第一,透明分配基础,征求员工认可。差异化的薪酬分配制度本身并不会伤害员工感情,关键在于薪酬分配的基础(即付酬要素)是否透明、是否得到了员工的广泛认可。对于管理者而言,如果要通过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提高个人与组织的效率,则需要首先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基础,如开展岗位评价、技能评级、人员测评等基础工作,并且建立起客观、公正的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的薪酬分配方案,并征求员工的广泛认同。结合我国企业的薪酬分配现状,我们认为构建以岗位价值与技能等级相结合的固定工资体系、员工个人绩效导向的变动奖励体系,以及与年龄、工龄挂钩的福利津贴体系比较符合当前我国员工广泛认同的分配价值观,在此分配制度下形成的薪酬差异不仅不会伤害员工的情感态度,想反会更加有利于个人与组织效率的提升。

      第二,强调收入增长,避免相互攀比。薪酬差异负面影响的主要促发机制是员工彼此间进行的内部薪酬比较。因此,企业管理者通过引导员工理性选择薪酬比较对象,如强调与自己历史收入的比较、淡化与同事间的相互收入攀比,可以有效化解薪酬分配差异的负面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可以尝试推行保密工资制度,通过电子工资单向员工反馈个人当前及历史同期的收入状况,以及该收入水平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百分位水平。这种保密工资制度不仅可以模糊同事间的相对薪酬水平,还可以积极引导员工将薪酬比较的参照点转向个人的历史收入和外部劳动力市场,有效弱化了内部薪酬分配差异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

      第三,保障薪酬水平,丰富雇员队伍,调整薪酬体系。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内部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情感承诺的负面影响仅在整体薪酬水平较低、雇员多元化程度较低、绩效薪酬强度较低的部门内存在。因此,企业管理者在制定内部薪酬分配差异的程度时,需要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思考。一方面,组织提供的薪酬水平是否具有市场竞争性,即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处于领先或中上等水平。如果企业无法向员工支付市场领先的薪酬水平,则需要适度控制内部薪酬分配的差异。另一方面,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否足够多元化。因此,如果内部雇员队伍的同质性较大,则不宜采取过大的薪酬分配差异,容易激发员工间的薪酬攀比,造成负面影响。最后,组织的薪酬分配体系是否体现了过程公平,即薪酬分配的结果是否与员工客观、真实的贡献水平与工作绩效相挂钩。如果组织的绩效考核体系无法辨识员工之间的客观绩效差异,在薪酬分配过程中无法推行公平导向的绩效薪酬体系,那么则需要适度控制薪酬分配结果的差异水平。

      3.研究不足与展望

      因为受到获取客观薪酬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完善。首先,因为企业中、高层领导的薪酬数据保密性较高,所以研究样本只涉及企业基层员工,而对于薪酬分配差异作用效果的研究也只能局限在基层员工间的水平薪酬差异方面。事实上,在我国现实社会背景下,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矛盾来自不同层级间的垂直薪酬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财务报表披露的高管薪酬数据与企业实地调研获取的员工薪酬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企业垂直薪酬差异作用的实证研究。其次,尽管本研究在讨论中指出薪酬分配基础是决定薪酬分配差异是否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并没有对样本企业的薪酬分配基础进行有效测量,未来可以通过纵向追踪数据采集,研究薪酬分配基础对薪酬差异作用的调节机制。再次,我们尽管在取样时有意排除了如市场销售部等使用高变动薪酬体系的岗位,以保证薪酬分配差异的客观程度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但是,我们同样也忽略了岗位属性特征,如任务的互依性、任务考核的客观性程度等,这些岗位特征都可能影响薪酬差异的作用效果。最后,虽然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部门薪酬差异对员工情感态度的整体效应,以及部门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但员工个体差异仍然是进行权变管理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但是,本研究并未涉及任何个体层面的变量,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个体差异对薪酬分配作用的调节效应,如个人的分配价值观、薪酬比较意愿、传统性、个人—集体主义导向等。总之,关于组织薪酬分配差异对员工态度与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未来研究可以从个体的公平感、满意度、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等不同视角,关注组织薪酬分配差异的双刃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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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分配的差异是否会降低员工的情绪承诺??薪酬水平、绩效薪酬强度和员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_绩效薪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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