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元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更加紧迫。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真理性的认识。
真理是深刻系统的，又总是简明朴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开放的“体系”，更在于它是“核心”，是基本，是主心骨，是精气神，是国之魂。为此，大家都强烈地感受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并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否则，尽管强调它是兴国之魂，但“魂”飘逸不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但“髓”模糊不清；是融入全过程、贯穿各领域、体现到各方面的红线，但“线”杂而不精。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困境。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关系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首当其冲且贯彻始终的任务来强调和推行，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提炼不出来，“讲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却讲不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一方面，我们不断强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社会上却越来越严重地出现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的现象。顶层设计与底层呼应、政治号召与具体实践，出现了“两张皮”现象。
如何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众说纷纭的焦点。是我们不想提炼，不努力提炼吗？不是。非不为也，是难为也。我们尽管明知其特别重要和需要，但仍坦诚地承认，现在认识很不统一、提炼不出来，不强行统一思想，不搞削足适履，尤其不搞“假大空”，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时代的进步。
那么，提炼难在何处？为何思想如此难以统一？我认为，要正视以下七对矛盾。
第一，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社会要进步，无疑需要先进阶级的政治主张来引领。当代中国要进步，无疑需要以先进的、科学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和引领。“先进性”是方向，是旗帜，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核心”。但核心只能寓于整体之中，核心不能取代整体。没有核心的整体，成何体统？遍体皆为核心，乱其中军！先进性要放大为全民、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只能寓于其中，而不能因为其特别重要，就简单划一地取而代之，或形式主义地名而状之。
众所周知，美国以“自由”、“民主”作为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当然渗透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利益诉求，但它毕竟巧妙地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具有一定先进性的)，与作为全社会价值观的包容性统一起来。美国甚至用“民主”、“自由”作为向全世界推销的“普适价值”，加紧对我渗透。对于美国式的“普适价值”，我们当然不能照单全收，简单接受；对于其弦外之音尤其是包藏的祸心，我们更要高度警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国际地位提高，要干扰和遏制中国发展，扳倒这棵大树，靠硬实力越来越难，于是人家就多在软实力上较劲，以意识形态、以“普适价值”来渗透“围剿”。前人尚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岂能任其渗透，失魂落魄！
在警惕和防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离开全社会价值观要求先进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的规律，一味“对着干”：你美国越讲“普适性”，我中国就越讲特殊性。“民主”是个好东西，看你如何解释、如何落实；我们也并不忌讳“自由”，马克思主张的理想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成了人家的“普适价值”，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却只能避之不及？其中的问题，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系统的顶层设计，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考虑如何处理好具有先进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全社会共同价值观需要的包容性(其实也是我们的“普适性”)的矛盾。
新加坡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提炼的“共同价值观”，把阶级属性的要求与全社会的包容性要求统一起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虽然也并不简练，但把个人、家庭、种族、社会融为一体，把阶级性隐藏于普适性之中，“隐而不发，跃如也”的努力，值得我们参考。
贯穿个人、家庭、种族、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冲突，就是“公”与“私”的矛盾，提炼“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顾是常人；私字当头是小人，假公济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坏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们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学习贤人，向往圣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坏人，惩治罪人。鉴于日常的、多数的是常人，要做的“常事”，就是勤勉做事，平实做人；要说的“常理”——让大家奉行的价值观，就只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把集体主义和个人追求对接起来，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第二，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层面，既是国家整体、民族整体的追求，也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追求，理论上应该可以成为每一个体、每个公民的追求。而一旦深入、内化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特殊群体，就会像绚丽的阳光折射出五彩光芒，展现出不同的基本价值观。
范围小一点，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要求就相对多一点儿，就比较好提炼。例如：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政法核心价值观为：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可提炼为：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奉献；宗教界的核心价值观，可提倡为：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心诚扬善，崇顺尚和。
范围大了，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要求就相对多起来。我们有三个范围的大团结，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团结的范围越大，存异的东西就越多，相应的核心价值观的侧重点和规定就有所不同。统一战线就是有同有异，就要求同存异。无异之同，团结不了人，同则不继。无同之异，是给敌人、而不是给自己团结人。求同需要存异，存异更要求同。毕竟，只有通过共同的理念、价值和追求，才能把不同的人群持久地凝聚在一起。面对当前社会的多元多样发展，要强调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但也不能因此又忽略求同存异。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是要“求同”，但覆盖面越大就越要有包容性，有必要的“存异”。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求同与存异结合的问题，才能成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要素的“核心价值”。
第三，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科学清晰与适当抽象统一起来。
中华民族历来是信仰充实的民族，是最讲信义的民族，是重“君子”轻“小人”的民族。但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确实感觉到了道德危机和价值观的嬗变、剧变。在这种撞击、转型、大家都奔钱而去的过程中，出现了道德的迷失和信仰的错位。讲“核心价值观”，岂能不去关注重建信仰、充实精神支柱的问题。
都去拜神吗？现在对宗教关注的人大大增加，这其实是个假命题。宗教拯救不了我们的灵魂。中国多数人的文化的传统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是“敬鬼神而远之”。把对社会的热情消释在对神的冰冷的崇拜当中，我们没这个习惯，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部分人关注宗教，是因为在思想信念出问题的迷茫中，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的浊流中，总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难免有人把宗教也当作了一种选项。但既然那么多人选择和信仰宗教，我们就不妨对这种具有长期性和群众性的信仰现象作点研究。宗教信仰靠什么来吸引人、征服人？我们的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在本质上绝对区别于宗教信仰，但在形式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否也需要把科学清晰与适当抽象统一起来？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科学信仰，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科学揭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科学信仰，需要科学理念来论证、来支撑，但既然是推导，就不能不包含科学的抽象。既然是信仰，就不可能论证得那么透彻清晰。我们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但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要清晰地描绘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才坚信不移。这里无疑存在着适当抽象的空间。
怎样把科学信仰变成精神信仰？信仰的支撑，仅靠科学的论证、理论的彻底是不够的，还要靠敬畏。所谓“敬畏”，就是说得清楚的要信，说不清楚的也要信。敬畏不需要理由，“爱你没商量”。陈毅同志说过：“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一定意义上，党和人民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神”。人，总是要有一点儿敬畏之心的。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是讲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状态。但不能放大为人什么都无所畏惧，更不是人要以自我为中心无限膨胀，像当年恩格斯所讥讽的马赫那样，变成一架“发疯的钢琴”。共产党人不敬畏神灵，但要敬畏历史，敬畏人民。“君子终日乾乾，刘惕若，厉无咎”。
有了敬畏，才有自律。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自律，是针对道德他律而言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认识到社会道德规范合理性之后的自我约束。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只有道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有了自律的基础，相互的他律——道德规范，社会公德，法律法规，才有实施的可能。
于是，我们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注意这个链条：“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其中有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律，既需要有科学清晰的论证说明，也要留下“适当抽象”的区间，——给“信仰”、给“敬畏”留下空间。不是论证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无条件、没商量地常怀敬畏之心。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第四，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革命性和道德性统一起来。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人无疑是革命者出身，但不能由此就理解为共产党人喜欢暴力，喜好“以暴制暴”，就不讲道德。共产党人应该是克己奉公、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更为崇高的道德楷模。共产党提倡的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注意把革命性要求(或先进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与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性要求统一、结合起来。
第五，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药”。
对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
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追求利润难免导致金钱至上，把精神、信仰物化，把诚信、道德抛弃。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同居社会这个共同体，如何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境界成功结合起来？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这一套一度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也失灵了，华尔街老板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着当代市场经济。
我们当然不会去照搬什么“新教伦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要面对在资本营利和个人谋利这两个“起点”被启动、激活后，人们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实际问题。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紧迫、实在的课题，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促进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在这个方面对症下药。
十人中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重在“厚德”、促进“厚德”。
第六，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有压力驱使人付出，也要有动力诱导人获取。
我与《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的库恩先生讨论，他说，你们的价值观不断要求人们付出、奉献，这是对的，但还要让人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取。既有付出的要求、又有获取的希望，这样的价值观，才有动力和张力，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宗教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奉献甚至牺牲，但同时告诉人们，惟有如此，才能上天堂。这虽然是虚幻的愿景，但却成了激励宗教信仰者去奉献甚至牺牲的不竭动力。
此话有理。从社会整体来看，主张“为人民服务”，当然要强调“我为人人”，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人人为我”。一般即寓于个别之中，“人民”要体现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之中。如果要求一部分人只提供服务而不享受服务，“为人民服务”岂不失去了一部分服务对象？如果要求个人无条件为集体牺牲一切，甚至放弃合理正当的利益追求，这种无视个体权益的“集体主义”何来感召力，又何来“可持续发展”？“我为人人”，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代发展，“人人为我”的合理诉求也应逐步满足。总是忽视个人正当利益追求，必然影响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发挥，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但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口号，提过、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再提了、又再放下。如此辗转反复，其中的不明之理，难言之隐，应倡之义，值得琢磨。
第七，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产生，要求社会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识的基础。
非常时期的特殊的社会存在，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和形成共识。比如，拯救民族危亡——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革命时期——惟有牺牲多壮志；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的冲动压倒一切。
但当前的社会存在却是，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这样的社会存在，既强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共识，又因多元多样多变而难以凝聚和形成共识。这就大大增加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尚在变动调整之中，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尤其是核心价值，就很难定型。
综上所述，从需要遵循的规律、需要洞察的情势来审视，至少有七对矛盾制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难怪认识很不统一，探索长期无果。
既然如此，大家都等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出来，才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去推动文化发展改革，就会陷入困境。为此，能否退而求其次，“新的，探寻着；老的，也不丢”，“局部，明其个性；整体，删繁就简”？
毕竟，中华民族几千年，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仁、义、礼、智、信”，在摒弃其封建糟粕的同时，也不妨借鉴其部分合理的内容。特别应研究它如何通过“忠孝两全”、“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的方式，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把个人的追求与整体的核心价值统一起来。对传统的东西，不妨“旧瓶装新酒”，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重新诠释。例如，湖南岳麓书院讲堂的正檐前，高悬着“实事求是”匾额。“实事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拿过来作新的解释，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标志。同理，书院的中堂里，镌刻着“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今天，同样可以强调“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强调“孝”——敬老感恩，报答社会；强调“廉”——崇尚廉洁，鄙夷贪腐；强调“节”——节俭奋斗，节制私欲。“忠、孝、廉、节”四个字的价值观，好像很轻松地就超越了前述的七对矛盾，讲者容易说清，听者容易记住。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大先进，未必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也不失为当今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鲜明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性质；其形成共识和凝聚力的基点，是人民群众。只有在全民族的每一个体的内心中滋生、能深入和内化到个体、能成为个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的价值观，才能真正“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形散神不散”地“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无所在而无所不在”地“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的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规律，尊重规律；多方探索，不急不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 信仰论文; 道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