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以无形遗产申报推动本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183;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剪纸论文,文化遗产论文,中国论文,遗产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4月8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代表处共同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院召开，两天的会议研讨了三方面的议题：1、中国民间剪纸无形遗产申报与传承保护现状；2、中国民间剪纸无形遗产传承保护模式探索；3、中国民间剪纸与当代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中国民间剪纸作为具有普遍性和多民族性的无形文化遗产，在申报遗产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思考和社会实践具有典型的范式意义。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传承保护事业的开展，为急剧变革发展的中国提出了诸多问题的思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5月18日启动并公布了首批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古琴音乐”入选。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及保护热潮正在兴起。2004年5月18日由国际博物馆学会发起的“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4月13日文化部已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云南丽江公布了第2批29项试点名录，其中“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陕北小程村黄河原生态文化”项目入选。2004年6月28日在苏州即将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会议，对“世界遗产”认知和保护理念的普及，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代表处官员高桥晓女士回顾了教科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进展，并对中央美术学院正在承办的中国民间剪纸遗产项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指出：“2003年，在第32届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取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国际惯例’。该惯例旨在保护口头传述和表达、表演艺术、社会实践、宗教仪式、喜庆活动和传统手工艺，以及有关自然和宇宙的认识和实践。这个新的法律手段是对联合国保护世界有形文化遗产的其他惯例的一个补充。这个惯例将在得到30个国家的认可3个月以后开始实施。阿尔及利亚在2004年3月成为认可惯例的第一个国家。该惯例一旦实施，将会使杰作项目更加完整，建立起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名单。
中国的民间剪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表现，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被认为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杰作的候选。中国民间剪纸起源于各地的手工艺术，通过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技巧而不断发展起来。中国人民是这种独特艺术的发明者，也是这种艺术自豪的所有者。剪纸艺术世代相传下来，是精密和熟练技艺出色的典型，她将创新与传统结合起来。面对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历史的科学编录和学术研究、对正规教育课程中中国民间剪纸课程的完善、以及对年轻艺术家的培养，无疑将对这种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促进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力代表中国民间剪纸申遗的主办方发言。他指出；“中国无形遗产传承保护事业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文明转型期开展的一项有时代意义的事业，它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关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厚丰富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中国21世纪发展的具有文化基因意义的精神财富。
中国民间剪纸作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无形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持久性中活态文化因素的重要特征，尤其是中国民间劳动妇女群体作为民间剪纸主体的传承者，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民间剪纸的申遗工作，具有重要的本土文化传承发展的范式意义，这项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民间文化在中国教育领域传承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遗产相关学科在高校的建立和高校文化遗产社会参与服务理念的增强。”
两天的会议研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职能部门代表、专家学者、文化遗产地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代表、国外学者及驻华使馆文化专员、福特基金会代表以及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代表、少数民族社区民间艺人代表们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文化视角、以及不同的无形文化遗产相关经验和阅历，围绕着民间剪纸及相关无形文化提出了诸多问题和丰富的实践信息，现就研讨会所涉及的遗产传承保护理念和实践观点以及国外遗产保护相关信息概括综述如下：
一、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首先是以人为本的，非文字、非固定空间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是文化承载传递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发展的主体。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也反映了生物多样参照下文化生态存在的整体相关性特征。“以人为本”的传承保护模式，应当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保护的根本模式和基本准则。
二、文化生态与文化空间的保护
关注与保护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空间尤其是节日文化空间是民间艺术传承的基础。植物的生长依赖于大自然的阳光、土壤、气候等因素，同样，民间剪纸遗产类型的传承保护依赖于民俗空间的存在与实现。对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双重因素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的重视是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传承保护的重要物质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提出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整合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在整体性与可持续性方面实现的重要意义。
三、认知文化基因是遗产保护和文化发展的基础科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当是文化基因的传递。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是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发生发展的，活态的文化也如同自然中的河流，流则清，不流则腐。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中，民间文化具有很强的循环性和稳定性，今天传统农耕文化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具有“内驱性”的变化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民俗流变，反映了文明在整体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是生活的必然，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基因。围绕着“生存与繁衍”这个具有大自然普遍性的生命主题，民间文化在漫长的农耕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方式。生活里民俗的自发性是文化传承流变的重要因素，祈望完全人为的自觉只是一种愿望，水离开了河就像树叶落了地，珍藏的记忆替代不了生命的延续和生长。因此，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基因的认知，是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舍本逐末、守表丢里的重要实践基础。文化的生与死是辩证的，不以人的意志而变异。但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拓展以人为本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尊重，开放包容的胸怀，让内心的道德回到大地、回到生活的世界中。因为在生活世界永远是开放着的“多重实在”的活力现实。
四、生态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
生态博物馆概念1971年诞生于法国，其创新理念强调“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社区的区域就是一个无墙的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概念中的关键词包括：社区区域、遗产、社区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至今，世界上已经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主要分布于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诞生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海宪章》。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模式，已在中国境内开始推广，1997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后宋雅在北京签约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贵州六枝苗族（“长角苗”）的梭嘎村成为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注：《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1997年，中国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编。）
生态博物馆是一个仍在不断实践探索中的新概念，目前世界上在生态博物馆的界定上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生态博物馆创新的核心因素：一是把文化多样性保护还原到文化原生地进行，以文化类型存在的整体生态和文化空间作为生活化的开放式博物馆；另一个就是有文化相关社区人民作为博物馆的主体角色，替代了职业化的博物馆专业人员。发端于西方的生态博物馆概念进入中国本土，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目前在经历着本土化的初期过程。东西方不同的物质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在文化原生态的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上首先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生态博物馆在西方学者眼中，更希望抵制他们已厌倦的工业文明和现代文化，希望活态的文化能原汁、原样的保留不变，保持原有文化的纯洁性。但对于急剧变化发展中的中国乡村社区，民众生存的价值观念更趋向对现代生活和城市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尤其是青年一代。如何尊重民众追求生存利益的选择权利，尊重族群文化发展的自发性，同时尽可能的使文化独特性完整的延续保存下来，这可能是生态博物馆概念一开始提出时就潜在的具有复杂因素和不相容因素的矛盾。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会在更深层次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发现更具人性价值的选择。
五、教育传承，一个亟待普及的国家、社会及全民的文化自觉。
多元化教育在国家及社会全面普及的实现，是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基础。同时，教育也肩负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文化基因的传递，文化遗产的认知，肩负着文化传统创造发展的使命。如何将中国非物质文化中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基因和生存智慧以及许多富有人性和自然亲和力、纯朴健康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传递给青少年群体，这同样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由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启动的将每年九月定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月”活动的开展，即是国家一项积极的举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提升民族文化的自尊心，激发文化智慧的创造活力，加深对民族几千年伟大文化传统的认知，这都是对教育走出教书不育人误区、走出对知识盲目依赖而忽视文化判断和文化选择与文化上人性独立缺乏的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生存的文化，是生活中的文化智慧，也是生存的艺术，这些充满生命野性活力、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因，正是民族文化整合发展的生命动力和精神源泉。
六、文化资源与文化权益，无形文化传承与“三农”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使几千年沉寂在中国乡村以人为本、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传统，以人类平等的文化身份开始参与到世界文化竞争机制中。但目前仅限于文化类型和文化项目的参与，作为传承主体的民众还没有真正以文化身份参与。如果作为无形文化传承主体的乡村农民群体的生存权益和文化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文化传承就会难以为继。
目前社会上“申遗热”对荣誉和利益的向往超过了对现实的关注。应当说，中国无形文化传承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获得一个教科文组织给予的荣誉，也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确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无形文化传承群体的身份并给予应有的文化尊重。
中国乡村几千年自发传承的、丰富多样的无形文化资源，成为许多偏远贫困之地仅剩的精神食粮。随着无形遗产的申报热潮迭起，需要我们重视和关注的是，是否真正支持和推动了文化的传承，真正为农民提供了有益于文化传承的政策环境、法律保护和社会支持。而不是停留在功利化的政绩和形象工程上。无形文化的主权是国家的、是民族的，但首先是文化传承主体——人民的。
历史造就了乡村里的贫困和落后，今天我们开始面对这样的现实，并希望以城市化的进程，尽快消灭乡村的贫困。但在贫困现实背后，一个长久支撑贫困生存和保持民族善良、勤劳、健康、纯朴生命品性的文化资源不能被我们忽视。“三农”问题使我们看到了无形遗产传承艰难的一面，同时无形文化的认知也为“三农”问题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三农”问题与无形文化传承的结合或许为我们思考乡村物质与精神辨证双向的发展思维，寻找一个不断创新探索的交叉结合点。
七、民间文化传承的自发与自觉
无形文化传承的实现，存在着自发与自觉两种文化方式的差异与互动。从无形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传承的自发性和约定俗成的文化模式惯性是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以人为本的地域民众群体对文化的普遍认同是其发展的情感基础。无形文化依附于整体的生活形态，所以其联带的文化相关性和内在因素的复杂与外延，都使文化传承处在一个问题混沌交织的境地。
无形文化可以进入教育传承和进入博物馆的文本式记录，但真正的传承还是文化原生地人的传承，因为无形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活态文化的基因正是通过一代代的传递存活着。中国现今的乡村，基本社会事业的开展和社会所需基础设施非常滞后，社会信息传播不通畅，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农民对自身文化的认知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农民的利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与法律保障，这为无形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无形遗产申报，不能脱离开传承群体之人的农民，而变为单一的政府操作或文本式学术行为，这就失去了无形文化传承的本意。
回望历史，这些由多民族之人传承守护着的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多样性存在，正是民族精神情感凝聚的根源所在，使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了真实关联的意义。文化的单一，尤其是人为意志侵蚀破坏造成的文化精神单一，会使文化认同失去真正的意义，使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变质或消失。因此，文化的建设和积淀也如大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一样，关系着面向未来的更长久意义上的繁衍与生长。因此，注重民间文化传承的“内驱性”和民众情感行为的“自发性”，尊重不同民族认同的多元文化象征，是无形文化传承中重要的人本因素。
八、日本的“民艺运动”和“造乡运动”
日本的“民艺运动”（注：（日）柳宗悦著，陈健翻译，徐艺乙校《民艺学概论》，见《装饰》1997年第3期。）是日本20世纪20年代末由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等人发起的，倡导保存日本民族文化，保持民艺纯朴天然的人性美学品质，并积极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民众推广质朴纯真的民艺之美，使民艺之美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日本生活。日本民艺协会及日本民艺馆在这项运动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应当说，在20世纪高度现代化的日本社会，“民艺运动”对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品质的传承与留存以及民艺的文化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的“造乡运动”（注：张燕《经济的追求和文化的维护同样重要--日本“造乡运动”和台湾“社区营造”的启迪》，见《装饰》1996年第1期。）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期，由于乡村人口急剧集中至城市，对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和手工艺传统造成很大冲击，也加大了城乡的差距。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生活使人们对物质过于依赖，刚刚摆脱了物质贫困生活的日本人生活里凸显出心灵与精神的缺憾，人们开始关注生活中正在失去的乡村人文资源。日本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是“造乡运动”的先驱者，他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访问，思考如何更好地挖掘乡村富有乡土色彩的自然资源、景观资源、生产资源以及人的资源，营造一个天然人情、纯朴优美的故乡，以吸引那些寻求回归大自然、体验纯朴的城里人。“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一村一品，互不雷同。“造乡运动”鼓励乡民们从自己做起。宫崎清为许多町制定了社区生活的蓝图，位于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是他指导的样板，他在这里发现并挖掘了具有泥土气息和可持续的手工生产资源，并开展了生活工艺运动，成立了生活工艺馆，建立了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作坊车间，观光者只需要交纳一定费用，便可体验各种传统手工制作。
“造乡运动”使三岛町人不离乡、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日本排名最末的雪乡小町——高柳町，人口少，自然气候多雪寒冷，但居民成立的“开发故乡协会”经过上百次的论证，创意了建村构想，成功地打造了茅草屋之乡的品牌。
日本“造乡运动”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倡“向内发掘”，强调开发的“内发性”（宫崎清），这样才能在最根本利益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既保护了文化，又增加了经济收入。同时，“造乡运动”强调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的原生态，保持居民正常生活的延续，不搞大量投资，不搞推倒重来，立足自身，强化自身文化固有的特色。“造乡运动”对日本乡村丰富多姿的地域文化得以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现代化工业社会中，“造乡运动”也保持了日本人心灵中对自然、对纯朴生活向往的热情。1981年，日本中小学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去认识祖国人民的传统文化，这其中也反映了“造乡运动”的宗旨已深深影响了日本的社会和民众。
九、法国“新乡村”(the new countrysides)现象（注：王星《法国新乡村》，见《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40、4l合刊。）
20世纪初，法国的乡村人口曾占到总人口数量的80%。战后，随着人群纷纷迁往城市，法国乡村人口在总人口数量中的比例降至25%。最近几年法国乡村人口反而有所增加，增加的只是居住者，而不是农民。目前法国6000万人口中约有近1/4已定居乡村，据法国国家统计机构INSEE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已有2000万到3000万法国居民搬离了他们原本居住的城市或乡镇。虽然说这些去往乡村的居民，在城乡之间的来往仍然是经常的，但这些被称为“新农民(neo-rural)”或“城市农民(rurbain)”似的人群已成为法国人口构成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一份名为《2020年法国乡村何处去？》的报告指出“对‘乡村的眷顾’很可能会成为延续未来几十年的潮流。乡村不再是一个农业的世界，也不再是一个被现代社会发展脚步忽略的角落。”交通与通讯环境的日益改善已经改变了法国乡村以往寂静的景象，一些具有经营头脑的法国乡村已经开始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法国“新乡村”指的是一些更为偏远的乡村，虽名不见经传，但利用自然风景的优势吸引大批富有创业理想的青年人口的涌入，在当地以旅游业与服务业为基础发展多样化经济。2001年法国乡村地区的旅游消费已达到140亿欧元。为促进乡村旅游，法国2001年成立了“乡村旅游常设会”，2002年创建了“乡村俱乐部”。为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法国已决定在2000年至2006年度的财政拨款中特别拨出5300万欧元为乡村旅游景点修筑公路。法国“新乡村”现象，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人居观念一个悄然的变化，田园景象清闲优美的法国乡村为城市化喧嚣紧张快速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相异的生存境地，这似乎又回到一个靠近自然和朴素生存的老话题。但这对于中国正在匆忙走向城市化和追求物质消费的过程来说，也在提醒我们对于背离之地的乡村，是否也提前思考一下我们又想回到乡村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和对待我们的乡村呢？中国的乡村在现代化的通讯和公共道路交通方面远不及法国乡村，中国的农民更无法与法国农民相比。法国农民除了享有和其他行业相当的固定收入，还另享有政府补贴和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退休养老权益。当农民占有人口总数的比例低于30%时，已不是通常意义的农民了，专家们如是说。但法国对待“新乡村”和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视，仍然是启发我们现代化多元方式发展的一个思路。中国多民族的乡村不乏田园景观和园林资源以及文化独具特色的建筑群落、山清水秀或雄浑粗犷的人居境地。中国乡村丰富多彩的无形文化传统，更是西方工业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乡村里的物质贫困和经济滞后，并没有妨碍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存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空间以及生存方式和生活价值观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消失的总归要消失，事物的发展会不断寻找新的文化依托空间和存在方式。全球化从另外一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参照框架，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人性化、智慧化的理念，去发现创新文化再造的契机，在国家和乡村之间创造更富活力、更具智慧的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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