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基础理论论文,进展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主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顾名思义，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也就是宏观理论，还有些人称它为总论、导论、引论，是图书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指导图书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是各个分支学科的共同理论，横跨各个分支学科。具体说，除各分支学科自身的理论以外，其它都属于基础理论的范畴。在宏观上，它指导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包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科的性质、学科内容、体系结构、相关学科的理论，以及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图书馆学发展史、图书馆性质与职能、作用、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未来、比较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等。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论基础大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它可以是多个学科的共同理论，处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外，不是图书馆学的必然组成部分。理论基础既可是某一种单一理论，也可能是多种理论的集合，是一个群体。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就包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教育学、心理学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内，是图书馆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图书馆学的基石。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萌芽于19世纪，奠基与确立于20世纪前50年，成熟与发展于20世纪后50年。
本文中心是探讨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 但为了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19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回顾。
1 19世纪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萌芽时期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萌芽于19世纪。它与图书馆学同步产生，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与母体混为一体，没有分离，更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19世纪的图书馆学基础，主要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人类社会有了图书馆，就产生了图书馆的知识与思想，然而成为一门科学（图书馆学），则是19世纪的事情。19世纪既是图书馆学提出与确立时期，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萌芽时期。整个19世纪图书馆学都处于形成、确立、发展时期，内容不很丰富，分支学科除个别显露成型外，大多仍寄居于母体，处于潜科学状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已有显露，但整个体系结构仍是潜在的隐形的，看不清楚的。
“图书馆学”名词的提出， 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始。1807年，德国马丁·施莱庭格（Martin Schrettinger,1772—1851）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一名词。1808—1810年，施莱庭格出版了他的《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第1卷（全3册），1829年出版了第2 卷。在图书馆学思想演进中，他第一次自觉地设想了图书馆学的体系，论述了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内容结构、图书馆学定义。他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一位探路者。他给图书馆下的定义是：“是将收集的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根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不费时间地提供他们利用。”确立图书馆学概念是建立图书馆学的必要前提。施莱庭格还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藏书整理”，研究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图书目录的编制，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183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总览》一书，他又重申：“所谓图书馆学，是在正确的原则之下，系统地确立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所必要的原则。”施莱庭格的图书馆学思想，是以“图书馆藏书整理”为中心，出发点着眼点都是以技术方法为目标。从整体看，有其片面性，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既是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自施莱庭格在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一些基本内容之后，随后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1821年，德国费里德里布·阿道夫·艾伯特（Friedrish Adolf Ebert,1791—1834）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批评了施莱庭格的“图书馆藏书整理”说，认为他所确立的图书馆学内容范畴过于狭窄，还应该包括图书馆管理学，即图书馆学是图书整理与图书馆管理之和。还在一年之前的1820年，艾伯特出版了他的《图书馆员的教育》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体系。认为图书馆藏书涉及一切学科领域，加工整理这些图书的图书馆员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深入掌握有关书志书、文学史、图书学、外语、图书馆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而提出：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艾伯特的图书馆学思想与施莱庭格的图书馆学思想比较，应该说是有很大进步。艾伯特提出的图书馆学体系，内容更丰富了，结构更全面一些。然而艾伯特的体系把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与图书馆学体系混为一体了，事实上两者是有区别的，不是一码事。
艾伯特的思想赢得了丹麦人莫尔贝希（Christian Moltbech,1783—1857）的支持，他在1829年出版的《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将艾伯特的图书馆学思想进一步系统化，这就是后来被西方图书馆史家所称的艾伯特——莫尔贝希图书馆学体系。 这个体系，后来为佐勒（E·Zoller,1822—1902）所继承，他在1846年所著《图书馆学概要》一书，使这个体系趋于完善。
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图书馆实践越来越需要图书馆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特别图书馆工作的一些主要环节，由于技术性强，需要总结实践，提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因此，从50年代起，技术性强、实践性强的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图书馆管理等从图书馆学母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另一些技术性、实践性强，暂未形成分支学科的内容，也从理论上获得一定的阐述。英国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86）1859年出版的《图书馆纪要》，就分别对图书馆史、藏书、图书馆建筑、分类与目录、公共服务、内部管理等进行阐述。1876年，美国麦维尔·杜威（Melvil Dawey,1851—1931 ）编制出版了他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简称DC或DDC）第1版。这些说明，50年代开始，从图书馆学整体看到了相当发展，特别是技术性、实践性、史料性强的分支学科。相对来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不大，或被忽视，或有意歧视、排斥，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
随着图书馆学整体的发展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也逐渐成熟。1850年图书馆学教育在欧洲以私授形式出现，1886年德国戈庭根大学的图书馆学讲座开课，1887年美国杜威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校成立。然而这些讲座或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图书馆技术方法，也就是图书馆工作的具体操作方法，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则处于被忽视地位。这些安排，既有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图书馆界一些有影响的大人物的思想。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校创始人杜威，在1876年出版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第1版序言中就说：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 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指出最“关键”的是“实际的效用和经济”。他说“最重要”的是“能以轻而易举的分类，排列并指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及对这些文献的标引。”他还说：“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因此，人们称这种思想为“实用主义图书馆学”或“实用派图书馆学”。杜威的思想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反映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看法。这些想法，一方面说明杜威等人对图书馆学的应用性、实践性有较深入的认识，同时对图书馆学技术性、实用性强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否认，杜威的思想严重地阻碍和抑制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发展，影响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和人才培养。
由于从施莱庭格、艾伯特到杜威都重视图书馆学技术和方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被重视，因此19世纪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一直处于隐形形态和潜科学时期。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所进展，主要代表是格雷塞尔和鲁巴金。德国格雷塞尔（Arnim Graesel,1849—1917）主要是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进行新的探索。189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纲要》，他提出了图书馆学新内容，认为艾伯特——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过于狭窄，还应包括图书馆史和图书分类学内容，从而形成了他的图书馆学新体系，其内容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即图书整理学、图书馆管理学、图书分类学、图书馆史。格雷塞尔发展了以往学说，拓宽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使图书馆学体系不断完善。
俄国图书馆学家H.A.鲁巴金（Николaи АлсксaцлрОвцц Руъaкиц,1862—1946），1895年出版了长达246 页的著作《俄国读者初探》。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论述了俄国的读者情况，并对俄国图书馆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群众有强烈的阅读需求；因此，图书馆应当“民主化”，应该给予全体人民真正利用图书馆的机会，图书馆必须深入到读者中去吸引他们，而不是坐等读者上门，这就要求图书馆员要有民主意识和良好的素质，必须对读者需求的社会心理、图书的利用和阅读指导方法等有深刻的了解。读者服务虽然后来成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然而图书馆是由藏书与读者这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图书馆的目标、任务、作用、地位都离不开读者。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研究图书馆性质、目标、任务、作用、地位，就要研究读者。从这一角度来说，鲁巴金是俄国最早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者之一。
综上所述，19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虽然进展不大，成果不多，但在某些方面。某些层次仍取得一定进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一、首次提出“图书馆学”这一名词；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什么是图书馆学进行了初步的阐述；三、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范围、结构、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使图书馆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更丰富；四、19世纪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施莱庭格、艾伯特、格雷塞尔。
2 20世纪前50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与确立时期
20世纪前50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与确立时期。50年中，大体可以把前30年划入奠基时期，后20年划入确立时期。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承前启后，相互交叉的时间，这就是30年代。
19世纪既是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萌芽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没有什么 突破性的进展，长期处于隐形状态。产生这种状况，有客观与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有二：一是19世纪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母体学科——图书馆学还处于产生、确立、发展时期，内容还不可能很完善、丰富，各个部分发展也不平衡；二是图书馆学的产生，就是为了适应图书馆实际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具有技术性、应用性强的特点，对应用性问题和怎样做的问题比较重视，对理论体系问题容易忽视。主观原因，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图书馆界一些头面人物如杜威等人，重技术、重实际效用，有意忽视、贬低理论，因此技术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获得迅速发展，并居于主导地位。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杜威就公开宣称过：“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只追求“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杜威的思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可指责的。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不可忽视的，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不仅表现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还影响了图书馆学的教育。美国图书馆界一些有识之士， 在20 世纪前50 年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美国Wilson博士早就指出：“早期的图书馆学学校大多强调实务，甚至几乎忽略了理论。”1946年，美国丹顿（J.Perian Danton ）是这样评论的：“主要缺点是课程过于注重图书馆的技术性工作，对图书馆学专业知识方面太不注意。”
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图书馆学领域中是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占主导地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处于被抑制。对这种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当时的图书馆学界好像乐于接受，几十年时间里并无不同的表示。那么是谁冲破这种氛围，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呢？他不是图书馆界人士，而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
2.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时期
2.1.1 列宁是20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
20世纪初期，列宁（1870—1924）是最早冲破技术主义与实用主义图书馆学框架、从宏观研究图书馆问题的人，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
为什么说列宁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一、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技术主义与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统治图书馆学领域，列宁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人，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得以发展；二、列宁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探索是广泛的多层面的，包括图书馆发展方向、图书馆性质，作用与地位、图书馆网络、图书馆事业建设原理等，大大扩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列宁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原苏联的图书馆学者称为图书馆学的“列宁阶段”。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为了纪念列宁对于图书馆学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1970年当列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36届大会。大会主题是“列宁与图书馆”，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747人， 会议讨论了列宁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实践，对列宁的图书馆学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又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呢？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一是由于列宁的革命实践活动。十月革命前，列宁由于研究革命理论的需要，广泛地接触和利用俄国图书馆，以及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瑞士日内瓦和苏黎世的图书馆等，并大量阅读了俄国和欧美一些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深知办好图书馆的重要性，并对什么是办得好的图书馆，什么是办得不好的图书馆，列宁有自己的标准和评价。因而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对俄国革命后的图书馆如何建设和发展已有一套想法。二是列宁对图书馆的性质、作用、地位、方向有深刻认识。认为图书馆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机构。三是列宁的特殊地位。他要全面系统考虑和设计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配合。四是列宁的身份特殊。他不受图书馆界传统思想的影响与束缚，站得高，视野广阔。
由于上述原因，列宁从1895年起至1923年发表有关图书馆学文献达500多篇，这些文献都汇集在原苏联1987 年出版的《弗·伊·列宁与图书馆事业》（第3版）一书中。主要文献有1913 年的《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7年的《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1919年的《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贺词》、1921年的《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有1920年的《人民委员会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命令》等。
列宁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的性质、职能、方向、社会地位、图书馆建设原理、原则等方面：一、图书馆的党性原则。列宁认为，图书馆是党的机构，应该成为党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应在党领导下工作，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并向党汇报工作，图书馆事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该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二、图书馆事业建设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他认为图书馆对于改造社会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是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三、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机关。他认为：“图书馆和农村图书室将在长时期里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和几乎是唯一的机关，在农村里尤其是这样。”四、建立有计划的统一的图书馆网络，使图书馆事业形成一个整体，便于社会的广泛利用。列宁认为：“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五、对俄国图书馆事业实行集中管理。1918年6月7日，他在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图书馆事业》的决议中指出：“对俄国图书馆事业实行集中管理。”1920年11月3日， 由他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命令》中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一切图书馆，以及属于所有其它部门、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图书馆，一律宣布为人人都能利用的图书馆，列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统一图书馆网内，并一律交由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管辖。”“为了实现统一的图书馆网并使各图书馆的工作协调一致，特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管辖下设立中央联合图书馆委员会。”大、图书馆要全面、系统、迅速地收藏国内外的图书资料。国家必须有计划地、合理地、不断地充实图书馆的藏书，出版物应优先保证供应图书馆。”必须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七、图书馆要为广大读者服务，要为读者方便地利用图书馆创造条件，要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列宁认为：“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16世纪的版本或10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用图书馆。”“要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必须保持学校和图书馆不收费的原则。”“不许用这样的办费（指收费）来维持学校、图书馆等物质福利。”八、强调使用懂得图书馆事业的内行人来领导图书馆，要发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竞赛。九、要使苏维埃和全体公民真实全面地了解图书馆在做什么事情，要吸引居民参加图书馆工作。
列宁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不仅为原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也为世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打下了基础。许多理论对全世界的图书馆事业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2.1.2 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图书馆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者
娜捷斯塔·康士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НaлсжлaКонстaновнa Крупскaя,1869—1939）是原苏联教育家和图书馆学家，列宁夫人。列宁在世时，她协助列宁规划和组织苏维埃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建设。领导和组织原苏联图书馆事业沿着列宁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她一生写了大量图书馆学论文，对图书馆事业的许多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目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些论文发表在20年代至30年代。1982年，由原苏联图书出版社汇集出版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图书馆事业》一书。克鲁普斯卡娅的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有以下方面：一、组织图书为劳动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建立的科学基础。1933年，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一文中指出：“在苏维埃国家里，要把图书馆事业建设得使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稠密的分布网都能及时地以居民所需要的书籍来为全体居民服务，都能满足群众对知识的日益增加的需要，都能扩大他们的眼界，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乃是列宁的遗训。”二、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1933年11月，她在给中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系主任和图书馆中等技术学校校长的信中指出：“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34 年2月，她在《致全苏列宁图书馆》的信中又强调指出：“图书馆乃是进行文化传播和宣传工作的强有力的武器之一。”1934年7月， 她指出：“图书馆工作乃是劳动人民切身的事业”，“没有书籍，没有图书馆，没有读者巧妙地使用图书，便没有文化革命。”三、图书馆员是图书馆事业的灵魂。1933年，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一文中指出：“没有图书馆员图书馆就不能进行工作。图书馆员是图书馆事业的灵魂，依靠图书馆员的工作非常多。图书馆员必须热爱自己的事业，必须善于对读者群众进行工作，必须掌握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必须要会利用这些方法来安排图书馆的一切工作。”“苏维埃的图书馆员应当是富有教养和在政治上受过锻炼的人。苏维埃图书馆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四、图书馆应面向农村。1924年10月，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现在应该面向农村，搞好图书馆，特别是农村的流动图书站，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五、发展和巩固儿童图书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933年11月，她在全俄儿童图书馆工作人员大会上强调指出：“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使社会人士关心儿童图书馆工作……并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1937年，她在《关心儿童的全面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和巩固儿童图书馆已经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克鲁普斯卡娅的图书馆学理论，虽然产生于20—30年代，离今有60多年，但仍有很强的现实性，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宝贵部分之一。
2.1.3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研究的新进展
继1890年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论之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又获得一些新的进展。20年代，德国的雷丁格尔（G.Leid ingen）修订了格雷塞尔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提出了以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学和图书馆史为中心内容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说。
30年代，德国米考尔（Fritz Milkau,1859—1934 ）主编的《图书馆学大全》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提出图书馆学包括文字与书籍、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史、民众图书馆的体系结构论。
综上所述，对20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奠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在19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萌芽的基础上，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领域，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局限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结构。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把这种单一的只说明图书馆学是什么的基础理论，扩展到既说明图书馆学是什么，又能对图书馆工作起指导作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理论，也就是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原理、原则。从而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现实性、指导性、实践性，理论联系实际。
2.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时期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20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时期。其中30年代既是基础理论的奠基时期，也是基础理论的确立时期。
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20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时期呢？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544页）那么，30年代至40 年代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一、图书馆实践的发展需要基础理论作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没有理论作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或是仅凭经验的实践。图书馆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许多知识、经验，需要系统总结、提炼、上升为理论，这是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要求；同时实践也证明，发展图书馆事业，办好图书馆，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方法，还要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特别是有关图书馆建设的原理、原则、规律，才能真正推动图书馆的发展。20世纪初期，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需要加强图书馆学理论教育。自1887年世界第一所图书馆学校开办以来，由于过分强调图书馆学教育的实用性、技术性，长时间把图书馆学校附属于图书馆，以干代学，以实践代替理论，大大影响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建立。由于图书馆学教育长期以实务为主，忽视理论，引起了图书馆界不少人士的忧虑。为此，1919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委托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经济社会部主任威廉生（Charles C.Williamson）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作一全面调查。经过三年努力，于1923年发表了《图书馆服务之训练》报告，提出了七点建议。认为图书馆学校不应设在公共图书馆内，必须成为大学的一个系，其地位与其它专业学系相等。建议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制订图书馆学校标准，审理各校是否具备最低设置条件。1926年，芝加哥大学创建图书馆学研究院，1928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从此，加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已成图书馆学教育的必然趋势。三、图书馆学自身学科建设需要基础理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部分组成，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基础理论是整个学科的地基部分，应用研究具有承上启下、联系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两部分的作用，开发研究是学科实现其社会作用和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部分。缺一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图书馆学过去重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当然也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但长期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势必影响图书馆学体系的完整与学科的成熟。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或图书馆的需要。那么，为什么说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确立时期呢？确立的标志与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象的明确。图书馆学是以图书馆整体为研究对象，不是以图书馆的某一部分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图书馆产生发展规律，研究图书馆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动力，以及图书馆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外部世界的联系等理论问题。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的基本定型。内容与范围基本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图书馆学自身的理论；第二是图书馆工作、事业建设的理论。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结构的初步形成。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出现。30年代至4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明显效益的研究方法是两种：一种是纵向深入法，走发展内涵的道路，探索图书馆的性质、特点、规律、各个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另一种是横向扩展法，延伸外延，把图书馆置于社会之中，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五、比较系统成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诞生。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确立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印度的阮冈纳赞、美国的巴特勒。关于中国的陶述先、杨昭悊、杜定友、刘国钧等，则在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起步时期进行论述。
2.2.1 阮冈纳赞与《图书馆学五定律》
印度雅里·拉马里塔·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1892—1972）是一位多产的图书馆学家，著作甚丰， 在图书馆学的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印度图书馆学之父”。他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第一个以图书馆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走纵向深化、发展内涵之路的研究者。他深刻揭示了图书馆内部的各个层次，分析研究了构成图书馆的图书、读者、工作人员等基本因素及其规律。
1931年，阮冈纳赞出版了《图书馆学五定律》一书。该书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图书与读者各自的目的与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两个因素作用的原则、方式、方法，并归纳为五条定律：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也就是图书在于利用，不是为藏而藏。他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对图书馆如何使藏书充分使用，提出了一些方式、方法，如馆址选择、开馆时间、图书馆环境、设备添置、馆员素质、馆员待遇与地位、个别服务等。第二定律“每个读者有其书”，也就是图书馆对读者应一律平等对待，应使每一位读者都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图书。他认为，要实现第二定律，必须从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员、读者四个方面采取措施：国家要制定图书馆法，保证图书馆经费，建立必要的协调网络；图书馆要选择好图书和工作人员；图书馆员要了解图书、读者，帮助读者查找、利用文献；读者要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考虑其他读者利益，记住自己不是利用图书馆的唯一读者。第三定律“每本书有其读者”，也就是图书馆应使每本藏书得到利用，为每本藏书找到潜在的读者。他认为，为了使每本藏书得到利用，图书馆应主动揭示馆藏，让读者了解馆藏，其方法是实行开架借阅，分类排架，分析著录，开展图书宣传，扩大服务等。第四定律“节省读者时间”，也就是节省读者查找目录和等待取书的时间。方法同第三定律一样，从加强与改革图书馆业务管理着手，提倡图书馆采用分类排架，书库应为读者提供有效的指引系统，要有分析参照卡和编制期刊索引，进行用户教育等。第五定律“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他用辩证的方法从宏观上研究构成图书馆的有关要素，认为图书、读者、工作人员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图书馆是一个动态系统。
阮冈纳赞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一、确立了以图书馆整体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而19世纪的一些研究成果则认为图书馆的某一部分或某些环节为研究对象；二、比较系统的对构成图书馆的两个基本要素——图书与读者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三、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办好图书馆，指出了既有相当理论价值，又有指导意义的五条定律（或原则），而且这五条定律或五原则具有永恒的意义，是图书馆的发展规律；四、辩证地论证了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图书馆不是一个静态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系统，把图书馆的发展与变化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之一；五、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纵向深入、发展内涵的道路。
阮冈纳赞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贡献，当然也是对图书馆学整体的贡献，正如一些学者评论的，他“第一次使图书馆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由于一个人的贡献，使一门科学发展成为羽毛丰满的学科，这在科学发展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评论尽管有些过头，但阮冈纳赞的贡献的确是不可磨灭的。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认为：“阮冈纳赞打开了我的眼界，同时我相信，他也打开了许多人的眼界。他提出了知识增长的结构和形态说，他把知识的本质完全裸露出来之后，对其进行解剖、分析和总结。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基本原理，提出了崭新的见解。”
阮冈纳赞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既要充分肯定他的贡献，但也不能神化，要看到他的思想仍有局限的一面：他提出了图书馆的基本要素和怎样发挥其作用，但对要素的相互关系、本质联系却没有进行揭示。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一对主要矛盾推动的，一对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图书与读者这对矛盾中，读者是主要方面。日本图书馆学家稚名是这样评论的：“概念性地规定了图书馆的目的、机能、功能。法则与法则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表现了图书馆各种现象，而没有说明图书馆的本质。”
2.2.2 巴特勒与《图书馆学导论》
美国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1886—1953）是美国图书馆界第一个突破长期流行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图书馆工作论的微观研究视野，把宏观理论导入图书馆学的人。他和阮冈纳赞都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确立者。他与阮冈纳赞一样，都以图书馆整体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阮冈纳赞是纵向深入，发展内涵；巴特勒是横向扩展，延伸外延。二者结合，形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新体系，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向新阶段。
巴特勒在1933年出版了《图书馆学导论》一书。这本书是美国理论图书馆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把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审视，从科学、社会、历史、心理、实践等角度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本身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联系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从横向方面拓宽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大大丰富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他在《图书馆学导论》的“序言”中写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性机械装置（Social mechanism），而图书馆是将图书内容传播到人们意识之中的一种社会装置（Social apparatus）”或者说，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图书馆学在任何社会科学体系所必须研究的理论中占有它的一席。他还说：“图书馆的全部工作，理应受到理论分析的指导，这种分析将揭示规律和原则。”“一套完美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可以在不损害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向前发展；而且，只有建立了这套完善的理论之后，图书馆员才能在他们的实际活动范围内胜任他们的工作。”
《图书馆学导论》第一章至第五章，分别以《科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历史学问题》、《实践问题》为题，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图书馆进行了理论探讨。在《科学问题》一章里，首先论述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然后探讨了图书与读者的关系。在《社会学问题》一章中，他通过对图书的社会作用的分析，论述了图书馆是收集、管理文献的社会设施，在现代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必要的。他还提出图书和图书馆的概念，指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装置；图书馆则是现代人类意识中，传播这种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构。”在《心理学问题》一章中，提出图书馆学应研究读者问题。他把图书和阅读现象放在社会中加以考察，强调“图书馆学应该研究图书对读者心理的影响，社会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在《历史学问题》一章中，他认为“智力的历史应该由图书馆学来说明的最重要的领域，即各个地区社会的学术发展状况决定了当地图书馆的性质；社会集团的各自历史规定了图书馆的服务。”并认为“每个人的学识，决定他的阅读质量与范围。”他还论述了图书馆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伟大作用。在《实践问题》一章中，论述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问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和职业的健全，对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巴特勒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一、确立了图书馆整体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二、把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审视、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扩大了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三、研究方法上采用横向扩展，延伸外延，多方面多角度研究图书馆，补充了阮冈纳赞纵向深入，发展内涵的不足；四、冲破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图书馆学，为美国理论图书馆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五、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与层次。
由于巴特勒的贡献，以及《图书馆学导论》在理论图书馆学中的历史地位，1980年谢拉作了如下评价：“在图书馆学文献中，大都以其经不起持久考验为特征，但是，巴特勒的一本小册子，却成了图书馆学发展中的真正里程碑。虽然这本小册子已出版50年之久，但学者们和实际工作者们仍爱不释手。”
2.3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起步时期
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起步时期，也就是奠基与确立时期，与世界的发展基本是同步的，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水平也说明这一点。据李钟履编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统计，从1901年至1949年9月，共发表图书馆学论文5358篇，其中图书馆学总论432篇，占论文总数的8.063%，还有图书馆史论文1600多篇和多部专著。 从今日来看，其内容的深度、广度与水平并不比外国同期论著逊色。中国1920年建立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1925 年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
1919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委托威廉生对美国图书馆教育作全面调查时，美国图书馆界对长期只重图书馆技术与实用，忽视理论的图书馆学研究现状已深为不满，不少人自觉地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的探索。这种思想也影响到美国学习和访问的中国图书馆界人士，杨昭悊就是代表之一。
2.3.1 杨昭悊与《图书馆学》
中国对美国20世纪初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只重技术、实用，不重视理论的现状，第一个作出强烈反映的是1921年到美国留学，并在去美途中就着手编写《图书馆学》（上、下册）一书的作者杨昭悊。《图书馆学》是中国学者自编的第一本概论性著作，1923年初版，1926年再版，全书8篇50章。杨昭悊在去美国之前，于1920 年翻译出版过《图书馆指南》。他在《图书馆学》一书中对20世纪初期的外国图书馆学研究是这样评述的：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分类的多，通论的少，只适用于馆员参考，不足供一般人研究；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应用的多，原理的少，只可供应用，不能示提倡；外国图书馆学著作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叙述自己国家的情况，只能供参考，不能资比较。为此，他极力主张自编图书馆学著作，认为“为推广我国图书馆的学问起见，要使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杨昭悊是中国最早提倡和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之一。《图书馆学》一书包括图书馆学原理和应用两大部分。作者在原理部分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定义，图书馆学同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及方言学等学科的关系，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分科，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
2.3.2 杜定友与《图书馆学概论》
杜定友（1898—1967）一生著述甚丰，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也很显著。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体系结构、构成要素、图书馆分期、理论基础、图书馆功用等问题阐述过不少有影响的见解：一、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体系结构。他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馆通论》一书中提出：图书馆学分为专门的——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和辅助的——与图书馆学有连带关系的学识两大部分。图书馆学的专门学识又划分为理论方法、应用方面两部分。理论方面有图书馆学之种种原理、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等。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26年，他在《教育杂志》第18卷9—10 期上发表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一文认为：“人类没有记载，就没有文明，没有进步”，而“图书馆学专研究人类学问记载的产生、保存和应用。”二、图书馆的构成要素。 杜定友是中国图书馆学“要素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他在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中提出：“图书馆的设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积极的保存。（二）要有科学的方法，以处理之。（三）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们的知识和修养。图书馆能够办到这三件事，方能称为完善。”三、图书馆演变的三个时期及其特点。他在1927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中，把图书馆的演化分成三个时期，即（一）保守时期，（二）被动时期，（三）自动时期。三个时期的图书馆特点是：保守时期的图书馆只是保存图书，不能活用图书，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图书管理法。被动时期的图书馆提倡图书流通，形成了一系列图书管理方法，图书馆逐渐成为一种学术。自动时期的图书馆成为一种自动的教育机关，图书馆在社会上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图书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驾齐驱。四、图书馆的功能。杜定友1928年在《中大图书馆周刊》1卷1期上发表的《研究图书馆学的心得》一文中，把图书馆比做人的大脑。他说：图书馆成为一个活机关，好像人的脑子，本应记忆许多事情，但一切事物都要这脑子记忆是不可能的，而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以记忆并解答一切。五、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1932年，杜定友在《浙江图书馆月报》1卷9期上发表的《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一文，提出“三位一体”的图书馆事业理论基础。所谓“三位一体”，一为“书”，包括图与书等一切文化记载；次为“人”，即阅览者；三为“法”，图书馆一切设备及管理方法、管理人才，三者结合，乃成了整个之图书馆。杜定友讲的理论基础，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一定差距，他所说的“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的构成要素。
杜定友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论述比较全面深刻，他的许多看法与印度阮冈纳赞、美国巴特勒的认识近似，而且稍早于他们。杜定友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代表作是《图书馆学概论》。
2.3.3 刘国钧与《图书馆学要旨》
刘国钧（1898—1980）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最早研究者之一。1919年9月， 刘国钧以衡如笔名在《世界新潮》发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一文。1921年在《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出“图书馆要素论”观点，认为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有三种要素：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三样之中，尤以书籍最为重要。”1922年，在《金陵光》杂志上发表《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能》一文，认为近代图书馆的特征有八个，即公立、自由阅览、自由出入书库或书库一部分、特设儿童阅览部、与学校协作、设立分馆或巡回图书馆、科学的管理、推广之运动。文章还提出了近代图书馆的三个性质：①自动的，认为近代图书馆的最大职责在于使人读书，要利用各种方法引起读者的兴趣，使人人都来读图书馆的藏书；②社会化，应将注重对象由书籍而变为所服务之人，使图书馆成为社会之中心；③平民化，强调“近代图书馆为多数人设立，而非少数人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能力者，……皆得其适当之读物”。文章还阐述了近代图书馆的四个作用：一是教育上的价值；二是修养的价值；三是社会的价值；四是经济的价值。以上观点至今仍是有用的。
1923年，刘国钧在《新教育》7卷1期发表《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一文，认为图书馆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图书馆在教育上的价值，有时竟过于学校。”因为“学校之教育，止于在校之人数，图书馆之教育，则遍于社会；学校之教育迄于毕业之年，图书馆之教育则无年数之限制；学校之教育，有规定课程之限制，而图书馆之教育则可涉及一切人类所应有之知识；学校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教育则为常识之源泉。”“社会之人，在学校者少。人之一生，在学校时少。然则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
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49年再版），这是刘国钧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八章。他在“例言”中写道：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图书馆学的原理，偏重理论阐发。”在第一章《图书馆学的意义与范围》中，认为要明确什么是图书馆学，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制度，到了近代，它成为一种“教育的利器，社会的动力”。图书馆的特征是“用种种方法以谋使用图书的便利”。刘国钧给图书馆下了如下定义：图书馆“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话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整理它们，以便利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他还认为现代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区别是：现代图书馆的目的是使人和书发生有机的关系，要使社会上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
刘国钧还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提出图书馆构成的四要素及相互关系：①图书；②人员；③设备；④方法。其中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些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是储藏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员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络针。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
刘国钧、杜定友是同一时期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两人的观点都比较开放、活跃。关于对图书馆的性质、职能、作用等问题的看法，有许多观点近似于列宁的一些看法。
2.3.4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与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
1935年6月，《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7卷2 期发表李景新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文章指出：“图书馆学是人类学问中的一部分，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专研究人类知识学问及一切动态的记载的产生、保存与应用，使它成为教育化、学术化、社会化的一种科学。简单的说：图书馆学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关于图书馆的一切事项的学问。”文章还论述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认为图书馆学的科学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历史的图书馆学”和“系统的图书馆学”。历史的图书馆学包括图书学史、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三个方面；系统的图书馆学包括理论的图书馆学和实际的图书馆学两个分支。理论的图书馆学的内容主要有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目的和价值、图书馆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实际的图书馆学分为行政论、经营论、形式论等三论。行政论包括组织、建筑、法规、设备、管理、馆员训练等项内容；经营论包括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及各种方法；形式论包括儿童、学校、专门、公立、私立等各类型图书馆。李景新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体系结构的论述，虽然我们见到的只是一篇论文，然而阐述很全面系统，在当时不失为最佳之作。它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事同一问题研究的德国雷丁格尔、米考尔和中国杜定友、刘国钧的研究比较有很大发展。李景新阐述的内容也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基本内容。
1935年7月，世界书局出版程伯群编著的《比较图书馆学》一书。这是比较图书馆学领域中最早出版的专著，不仅在中国，甚至世界都具有开拓意义。欧美关于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至少比中国晚20年。比较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学的内容之一，也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它用比较的方法，对不同的图书馆和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图书馆，研究它们的特点、规律，用以指导实践的发展。该书分四编廿五章。四编是图书馆行政、图书馆技术、分类编目学、书志目录学。全书“采取东西图书馆学之所长，说明图书馆行政管理，比较各家分类方法，兼述图书馆学与书志目录学之关系。”该书首先对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国家的图书馆学进行比较研究，用大量篇幅介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这实为国际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是跨国家跨文化的研究。其次本着“以中为主，以西为副”的原则，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促进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前50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从总体看仍处于起步时期，虽然其研究成果在总体中所占比例小，比较薄弱，但对20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为后5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打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