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评学术的新创获——三部新版书评论著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评论文,述评论文,论著论文,新版论文,新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我国出版界的一位资深编审和高等学校的两位讲授书评课程的学者先后出版了他们的书评理论著述，那就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徐柏容编审著的《书评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北京大学孟昭晋教授编著的《书评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和安徽大学徐召勋教授主编的《书评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其特点是作者们都力图用章节式版块来构建书评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而全面探讨书评历史和发展、书评理论和方法、书评写作和工作的学问，甚至有志于奠立整个“书评学”的学科地位。这些著述的作者们各以自己的学术素养和书评实践，殊途同归，共同思考着书评的学术问题，自觉地为当代中国的书评事业添砖加瓦，其精神是可嘉的，成果则是极其可喜的。
分析这三部书的书名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三书书名分别由“书评”“学”和“概论”这三个词排列组合而成，以致于稍一不慎即会混淆。三部书的结构也是结实的：黑龙江教育版的《书评学》是18章60节，25.3万字；南京大学版的《书评概论》凡7章30节，35万字，武汉大学版的《书评学概论》共6章33节，23.5万字，均为大32开压膜装定价依次为7.20元、9.00元、5.95元。
孟昭晋教授在《书评概论》第1章《书评与书评研究》中经考证认为，“图书评论”(book review)是杂志(magazine)的伴生物，而纯粹意义上的“书评”完全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1665年1月5日在法国巴黎创刊的周刊《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开创了发表法国乃至欧洲各国新近出版物的评介文章的先例。而我国的书评则首见于1857年的上海，那是由美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创办的《六合丛谈》月刊（所谓“六合”是指东西南北四方和上天下地，即是“普天下”之意）。两者相较，要晚了将近200年。而萧乾也认为“真正的书评是随了杂志的勃兴而出现的”，他说：“书评在中国的历史的确不长。在我们那批评文库里，泛论作风、艺术理论、作者性格的还不少，但把注意集中到某书上的实不多见。至于在主观印象外还顾及读者客观需要的，在固有的文库里几乎没有。”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文学和史学批评史上更为典型。然而，徐召勋教授在《书评学概论》的第1章《书评和书评学》中却认为，“我国的书评和书评工作开始得很早。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简短几句话，却是对《诗经》一书的评论。应当说，这就是书评。我国的书评源远流长，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对此问题，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徐柏容编审在他的《书评学》第1章《绪论》中采取了一种存疑的态度。他说：“中国典籍图书之流传，中国文化之发展，书评工作也是起过作用的。当然，我们这样说，只不过是就最广泛意义的书评工作而言。并不等于说有了对典籍图书的筛选、淘汰、编辑、整理工作，就有了现代意义的书评。真正意义的书评的出现，不仅后于正式书籍的出现，而且在其开始时与文论往往难以划分。以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书评似乎只是文论的附庸。关于中国书评的始于何时，也就因之莫衷一是了。”但言下之意，他是同意将“现代意义的书评”同我国古代颇为发达的“文论式书评”相区别的。那么，怎么来区别呢？他在书中举例说：“文论是决不涉及书的编辑、装帧、印刷诸方面工作的，而书评则是往往要涉及甚至是专门评编辑、装帧、印刷等方面工作”，这么说来，徐召勋教授所持的“我国的书评源远流长，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论点就是很可疑的了，而徐柏容所提出的“现代意义的书评”则与萧乾先生和孟昭晋教授的观点有所趋同。
作为一部立论性的著作，其“主题术语”的界定是否科学客观，是它能否经得起学术衡定和时间考验的关键之处。或如徐召勋先生所说：“书评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关系到书评学能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问题。谈书评学，首先就应当明确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试将这三部书中有关“书评”的定义逐一比较分析如下。徐柏容先生在其书第2章《书评与书评学》的第2节《书评的本质》中说：“书评是什么？简单地说，书评就是对书籍进行评论，分析、探讨书籍的内容——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乃至书籍的形式，从而对书籍进行价值判断，包括对书籍正面的价值判断与负面的价值判断。”徐召勋先生在其书第1章《书评和书评学》中说：“什么是书评呢？简言之，书评就是对图书的评论”，“是指具体的书评作品……书评学是以书评和书评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探讨书评和书评工作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孟昭晋先生在其书第1章《书评与书评研究》中的《书评的定义》一节中，首先就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中对“书评”一词的释义进行了考察和评论，然而他还就此比较中抽象出了“书评”所应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构成“书评”这一特有“文体”或“社会性活动”的个性的评论性、通报性和新闻性，并据以推导出“书评”的定义为：“‘书评’作为一种概念，其定义应由属概念和种差组成。由上引文献的释文来看，对于书评的属概念，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居于多数的，是以‘体裁’（如‘文章’）为属概念，另一种则以‘活动’（如‘社会评论活动’）为属概念。前者是以一种静态、微观的事物作为观察的角度，从‘书评’的名词意义上提出定义；后者是以一种动态、宏观的过程作为观察的角度，从‘书评’的动名词意义上提出定义。这两种视角均有意义，也很难捏合在一个定义之内。因此，我们分别从两个层面上提出书评的定义：(1)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及时通报近期新出版的具体图书，并对其价值进行简洁的分析评议的一种文章。(2)是以近期新出版的具体图书为对象，报导并评议其价值与社会意义的一种文化评论活动。”据此他提出，当在文献中出现“书评”时，到底表达的是哪一层次上的意义，只有依靠上下文来分析判读。或者可以用“书评文章”、“书评文稿”与“书评活动”、“书评工作”、“书评事业”等修饰词来区分。由此看来，书评研究的这“三家村”的学术思想还尚难统一，只有留待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了。
从总体上说，徐柏容编审所著的《书评学》、孟昭晋教授编著的《书评概论》和徐召勋教授主编的《书评学概论》互有所长，也各有其不足。《书评书》自成一家之言，具体而微地解析了书评的各种要素，诸如书评的社会意义、功能、类型、标准、规定性及其外部关系，书评工作及其写作等，实践性强，也颇见功底，然而既题名为“书评学”，则该书在理论构建方面尚显欠缺，比如说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书评学还要研究书评理论、规律。”但该书作者就书评所独有的一些“理论”和“规律”的发现、研究和阐述还没有跟上，令人感到遗憾。《书评概论》较多地继承了我国书评学术的开山之作——萧乾《书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一书的论点，而有新的拓展。该书依次探讨了书评与书评研究、书评工作者、书评的标准、书评工作中的阅读、书评的方法、书评写作、书评受众与书评传媒，资料丰富，理论性也较强，但在“书评”的定义上非得要强调以“近期新出版的具体图书”为对象，则实难令人认同（实际上，强调以“近期新出版的具体图书”之说，适用于报刊上的“大众书评”，而“专业书评”等大可不必非以“新书”为对象不可）。《书评学概论》的内容涉及书评概述、我国“书评”的产生与发展、书评工作、书评写作、各类图书评论和外国书评概况，写作手法比较传统。该书将“书评”定义在一个极其宽泛的层面上，专门设置了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书评发展概述一章和从美国到世界各大洲书评的扫描一章，成为该书引人注目的篇章。但是该书对近现代我国书评事业的长足发展投注甚少，使全书有断裂之感。该书同样没有通过自身各个章节的论述来成功构建“书评学”的学科体系，因此使人读了全书以后很难认可主编在其书开篇第一章中所宣告的“书评学已初步建立起来，并日趋成熟。它正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屹立于学术之林。”
从我国在报刊上披载的书评文章来看，被评对象总是以文史图书为主。事实上，在中国批评史上，文学批评和史学批评渊源流长，也与弄清书评在我国的发生发展、内涵外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有志于研究书评之学的人，恐怕有必要将以下四种书先研讨一番——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顾易生教授主编或南京大学中文系罗根泽教授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均3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博士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谈》（中华书局1994年6月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俊峰博士所著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相信这些相关著作将会极大地裨益于我国书评研究者。
由此看来，尽管已有多部书评学术论著问世，但是有关“书评学”及其是否已“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足以无愧地“屹立于学术之林”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若干论著的出版而告终结，也许正好以此为契机而得以更热烈的展开。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势必推动我国图书评论事业走向更理性、更深入的学术境界，而这将是上述《书评学》、《书评概论》、《书评学概论》三书对我国书评事业的无可比拟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