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光胜[1]2013年在《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研究》文中提出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作为中土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古时期民众生活及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引言对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相关研究作了综述,综合各家对“冥界”作了定义,指出尽管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相关研究显得较为零散,特别是在对《太平广记》文献价值的深入发掘,以及传世文献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结合上,需要进一步深入,故尚有较大研究空间。第一章在对先唐冥界观念及其信仰进行概括基础之上,对唐五代宋初冥界中‘的神明进行了考述,指出了这一时期山川神的冥界化趋势,探讨了冥界神灵在数量及空间上的发展。第二章对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中官吏的名称、地位、影响及其来源进行了论证,并以敦煌愿文为中心,考察了冥界官吏的佛道融合及其世俗化,并以道家韩真人演变为个例,探讨了愿文中的“保人可韩”和“专使可嚂官”的重要史料价值。第叁章以道教对唐五代宋初冥界的影响为视角,对冥判、冥诉、天曹、算、簿籍、坑以及冥界中的地狱进行了考述,意在阐明汉魏六朝以来的道教与中土原有冥界观念对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重要影响,并对冥界与地狱的关系有所讨论。第四章以冥界与官禄、科举及政治,冥界与婚姻、财富和食禄,冥界与疾病等为论述重点,阐述了唐五代宋初的冥界前定思想。第五章着重考察了冥界观念及其信仰下民众的生活,论述了社邑在十王信仰下的造像活动,考察了冥界信仰之下刺血写经意义在唐五代的转变,并以《佛说寿生经》为例论述了纸钱在冥界信仰下功能的转变。第六章以《盂兰盆经》和盂兰盆会为个例,论述了民众冥界观念从“饿鬼”向“地狱”的转变,以斋会为例,考察了斋会之“禁杀”与杀生入冥的关系,指出唐五代时期断屠政策的实行进一步促进了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传播。第七章探讨了唐五代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影响及其演变。首先探究了冥界观念与墓葬文书中死后世界之间的关系,其次注意到《格萨尔》、《西藏度亡经》与目连救母变文、《阎罗王授记(十王)经》之间的关系,认为唐五代宋初的冥界观念及其信仰对藏地有所影响。最后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从《唐太宗入冥记》到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冥界之演进。结论部分对唐五代宋初的冥界观念及其信仰提出了几点结论,并从现实世界与冥界的关系变化上,指出了宋元以后儒释道叁教合流的倾向及功过格的意义。
王昊[2]2003年在《敦煌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者对敦煌小说范围的认识不同，泛化是主要倾向，大体分为两种：一、将广义变文均视为敦煌通俗小说，模糊了小说和说唱文学的界限；二、把完好保存在敦煌遗书之外的小说也纳入敦煌小说的范围，导致了敦煌小说概念的不确定性。敦煌小说，应指保存并仅存于敦煌遗书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小说类作品，它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文体形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敦煌古体小说；二、敦煌通俗小说。 敦煌古体小说大体由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构成，代表其叙事成就的是志怪小说。从是否有意宣教着眼，敦煌志怪小说又可细分为语怪家志怪小说和佛教志怪小说。从总体看，敦煌志怪小说对唐前志怪小说因袭多而创新少，多数仍沿袭“丛残小语”、“尺寸短书”的形态，重在故事的叙述，不甚关注细节和形象，叙事方式、叙事模式等亦乏善可陈。然而，少数作品突破了古体小说简古、概略的面貌，另辟天地，篇幅空前扩张，竟有长至近两千言者，显示了很强的异质因素，如《田昆仑》等。此外，还有将冥府人间化、官场化，藉宗教题材以寓批判之意者，如《黄仕强传》。在叙事形式上，这些作品也有一定变化，除了概述、省略之外，融入了简略场景，增衍了细节描写，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跌宕有致，体现了较强的虚构意识，已初具传奇笔意。 敦煌通俗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们以实物形态雄辩地证明了宋元时代话本小说的繁荣并非一种突发现象，而是有其源头活水。在发轫期，敦煌通俗小说即表现出较高的叙事水平，洵为难得。在叙事时序上，主要采用以顺叙为主的连贯叙事，零星缀以预叙或局部倒叙，这与其源自“说话”伎艺有关。在叙事形式上，突破了古体小说以省略、概述为主的叙事形式，场景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生动性、形象性和现场感，总体而言较为成功，然亦有滥用场景而影响叙事效果的，如《庐山远公话》等；停顿的采用很罕见，可见，在古代通俗小说的起始阶段，用非情节手段进行叙事干预的现象还不明显。在叙事类型上，开创了第叁人称全知讲述式，讲说口吻非常明显，叙述者横亘在故事世界与读者之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此前，史传、小说也用第叁人称全知叙述，但讲述式的运用是发端于敦煌通俗小说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主要采用了“同向合成”、“正衬”、“夸诞”、“对比”、“皴染”等方法，创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获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然亦有方法不当导致艺术瑕疵的，如叶净能形象的塑造。在故事情节的建构方面，既有常见的单体式情节布局，也有在后世短篇通俗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连合式情节布局；在单体式作品中，有利用观念的框架整合各情节，使之联系更为紧密的；有增设原创性事件使情节发展更合理、避免突兀的；对有内在戏剧性的故事，通过隐瞒信息保持悬疑，使叙述充满魅力，取得了引人入胜的美学效果；对素材本身戏剧性不强的作品，善于深入挖掘，赋予其合成的戏剧性，使之充满情节张力，化腐朽为神奇。总之，在中国文学史上，敦煌通俗小说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硕[3]2011年在《唐僧取经图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游记》小说以宗教为背景,叙述叁位徒弟保护唐僧不畏艰难西天取经的故事。小说问世之前,有玄奘、辩机着《大唐西域记》,记录法师西行求法,又有玄奘弟子所着《大慈恩寺叁藏法师传》,更加生动地记述了了法师西行的种种经历,南宋刊刻的《大唐叁藏取经诗话》将神魔成分大量加入故事内容,此后又有《唐叁藏西天取经》、《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作品陆续问世。与此同时,唐僧取经图像也出现在寺观壁画、彩塑、石窟艺术中,从现存最早的“唐僧取经图”到清代寺院中的绘有《西游记》故事情节的唐僧取经壁画,图像与故事内容演变相呼应。本文拟从现存图像出发,从西夏“唐僧取经图”入手,逐一分析、考证已发现的唐僧取经图像,试图勾勒出一条唐僧取经图像自身的演变轨迹,并通过对取经图像的对比分析,探讨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传播路线。第一章研究对象为西夏敦煌石窟内的“唐僧取经图”,分析图像本身的特征,并作横向比较,讨论“唐僧取经图”出现在西夏《水月观音》壁画中的原因。第二章重点分析元代至元末明初这一时期的唐僧取经图像,包括杭州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山西稷山青龙寺大雄宝殿唐僧取经拱眼壁画及甘谷华盖寺叁眼窟释迦洞唐僧取经图及唐僧取经归来图等作品。对飞来峰的第47龛人物身份进行推证,推测其雕凿时间,分析青龙寺、华盖寺唐僧取经壁画人物特征,求证其绘制时间,结合前辈学者对《唐僧取经图册》内容的研究,从整体上对元代至元末明初时期唐僧取经图像内容的演变进行分析,并将之与西夏“唐僧取经图”相比较,分析其变化与发展,力图揭示取经图像从西北到中原、江南地区的传播及相互联系。第叁章分析讨论河西地区叁座寺窟中的唐僧取经壁画,笔者发现其内容与明末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板刻插图极为相似。在具体分析叁座寺窟唐僧取经壁画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推测其绘制时间,其中民乐童子寺与天祝东大寺的唐僧取经壁画尚无人研究,论文将这叁座寺窟视为江南地区唐僧取经图像传入西北的证据,推测其存在自东南向西北逆向传播的路线。第四章讨论清代晚期的唐僧取经图像,包括甘肃庄浪红崖寺、红城感恩寺、敦煌市西云观和敦煌莫高窟上寺内的唐僧取经壁画、彩塑。这四处寺窟的唐僧取经图像尚无前人分析考证,笔者对其内容进行简要分析,并从其绘制的《西游记》情节认为清代晚期唐僧取经图像注重对情节内容的表现,继续受到小说影响,同时佛教目的与意义逐渐被世俗化和大众化了。笔者在分析、论述现存于寺窟中的唐僧取经图像内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观察其图像演变规律。综合比较各个时期不同唐僧取经图像,笔者认为西夏至元代时期存在西北至中原、江南的唐僧取经图像传播路线,并在经历了明朝中期及晚期小说《西游记》的酝酿与成书后,于明清时期呈现出由江南向西北反向传播的路线。
许建平[4]2013年在《敦煌子部文献的范围及分类》文中认为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极为庞杂,凡是其他叁部不能容纳的,都归于子部。而敦煌文献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子部的分类尤为复杂。今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为主要依据,参照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经典书目的分类,并根据敦煌文献所存写卷内容的实际情况,将敦煌文献所存子部写卷分成诸子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类书类、艺术类、宗教类七大类,同时对各类所属第叁级类目的设置作了说明与解释。
喻忠杰[5]2014年在《敦煌写本中戏剧发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敦煌写本中遗存有为数不少的唐五代时期与戏剧相关的文献和一些演艺文献,这些文献是证实唐五代戏剧发生与发展史实过程的重要资料。它们集中见于敦煌歌辞、变文、因缘、俗赋、词文、话本等文学性作品之中,与之相对应,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戏剧性质的图像资料,这些图像资料清晰反映出唐五代时期乐舞、百戏等与戏剧关系密切的演艺形态在敦煌壁画中的具体面貌。敦煌所存唐五代歌辞所呈现出的歌舞和音乐形态,不仅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和扮演性,而且具有明显的故事性和情节性。敦煌歌辞中艺术性和文学性因素的结合映射出这一时期歌舞和音乐向戏剧逐渐渗透并最终融合发展的轨辙。敦煌变文中“吟”“唱”兼备的声腔曲调、浅近直白的唱辞用语、散“讲”韵“唱”的说唱体式以及与变文内容匹配的变相图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同时期唐五代戏剧和后世戏剧产生了深刻影响。敦煌变文和因缘中部分故事的主题和内容,为中国古代戏剧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和精神养分,而在变文和因缘中说唱文学叙事方式的广泛应用则为丰富戏剧故事内涵提供了一种可靠、高效的叙述手段。敦煌俗赋以其叙事体和故事性、对话体和诙谐性,以及带有仪式性和唱诵化的表演形式,在形与质两个方面与戏剧进行着共生与互融。敦煌词文和话本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叙事性和说唱性,它们主要是作为说唱的底本而存在,其本身的表演功能不仅强化了词文和话本文本的阅读性,而且推动了词文和话本故事的娱乐性和戏剧性。敦煌写本中的说唱艺术在唐五代时期逐渐趋于复杂化与艺术化,其表演愈加精致,技巧更加纯熟,并最终成为唐五代时期戏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唐五代时期政治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说唱、乐舞等演艺形式的世俗化和娱乐化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成熟的文学环境、固定的观演群体以及繁兴的演出场所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唐五代时期不仅出现了仪式性和观赏性形式并存的戏剧搬演,而且形成了较为原始和简单的用于实际表演的戏剧脚本。自唐五代以来,汉魏六朝时期较为简古、稚嫩的早期戏剧便开始向复杂化、综合性的戏剧转变,并由此而最终走向宋元时期的成熟戏剧。
闫春娟[6]2008年在《敦煌讲史变文叙事艺术再探》文中指出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其中讲史变文受中国史传叙事传统、诗骚传统、民间口头表演传统的影响,采用韵散相间的讲唱形式来叙述历史人物故事,体现出了独特的叙事特色,大大影响了其后的多种文学样式。本文主要从讲史变文对唐前史传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诗化叙事艺术、民间口头表演叙事艺术叁个方面论述讲史变文叙事艺术,力求对讲史变文进行综合的、立体的研究。通过对讲史变文叙事艺术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讲史变文乃至敦煌变文叙事艺术的认识,能更好的理解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包括引论、正文共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原由。然后对敦煌变文进行了界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在对讲史变文研究现状评述中,发现前贤对讲史变文叙事艺术的研究还不太多,论述了前贤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可待研究之处。最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意义。第二部分论述敦煌讲史变文对唐前史传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讲史变文在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上对唐前史传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前贤还没有具体论述,本文进行了重点、详细的分析。这部分在借鉴国外叙事理论分析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立足中国文学、文化的实际,运用杨义和陈平原等的叙事理论进行分析。第叁部分分析讲史变文的诗化叙事艺术,探讨诗骚传统对讲史变文叙事的影响,这是前贤还没有论述的新角度。这部分主要从讲史变文语言形式的诗化特点;引用、化用诗句;营造意境;丰富的抒情意象;景物描写增多等方面分析其诗化叙事艺术。第四部分主要借用国外的表演理论分析讲史变文的民间口头表演叙事艺术。用国外的表演理论分析讲史变文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本部分还采用对讲史变文的文本分析和联系尚存的、具有类似性质的表演艺术——评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图画的配合和声口的转换对讲史变文叙事艺术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总结部分。多种文体、多种因素在讲史变文中互相融合、渗透、影响,形成了讲史变文独特的叙事艺术,既继承了以前文学创作的经验,又促进了古代文学作品叙事技巧的进一步发展。讲史变文叙事中表现出了官方的书面史传叙事和民间口头表演文学叙事的融合、诗骚的雅与民间的俗的融合、叙事和抒情的融合、具有虚构性,文学性增强等特点,更让我们深刻地理解讲史变文在文学由雅向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注重线性和非线性兼具的叙事模式转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杨晶晶[7]2016年在《敦煌本《搜神记》研究》文中认为敦煌本《搜神记》是1900年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石室遗书中的一种。从1924年罗振玉先生据中村不折藏卷将之辑录于《敦煌零拾》,到今天学界对此书作者、成书时代、写卷、故事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纷繁林立,历经九十余年。前辈学者对于此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写卷的抄写时代、故事母题的民间文学价值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敦煌本《搜神记》的成书方式、写卷的应用形态研究却相对滞后,且对其故事的组合方式和俗化倾向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本文旨在立足前修时彦的研究基础,分析原卷文献,尝试将敦煌本《搜神记》的研究向前推进。本文前言部分首先梳理九十余年以来不同学者对敦煌本《搜神记》原卷的校录和整理工作,并综述前修时彦对此书从不同角度所作研究,以及他们的考证结果。以此为学术背景,提出本文试图考察的问题。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是对于原卷的掌握,故本文第一章考察一些目录书籍中的着录,将与敦煌本《搜神记》相关的写卷列出,逐一辨析,确定真正属于敦煌本《搜神记》写卷的个数后,再作叙录。另外,仔细从写本学的角度考察这些写卷的应用形态,也是本章中重要的一节。本文第二章以前辈学者对敦煌本《搜神记》概况的考察为基础,对它的成书时代、成书体例、成书方式、写卷的抄写时代与抄写所依据的底本、作者及文体和其书版本等进行全面的续考,意图有新的结论。本文第叁章则是对敦煌本《搜神记》中叁十余条故事进行内容上的析解,通过呈现某条目中对不同母题或情节的勾连组合处理,来说明敦煌本《搜神记》一书的叙事艺术。另外,本章第二节还对其故事的世俗化倾向及包罗万象的内容进行揭示,为确定其在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坐标提供参考。
赵和平[8]2018年在《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文中提出陈寅恪不仅提出了"敦煌学"的学术概念,而且在敦煌学的草创时期,熟练运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研究了许多新问题,包括对隋唐政治史、佛教史、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成为其时学术潮流的引领者。陈寅恪引用时人所说敦煌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并非限于指外国人掠夺石室宝藏,更在于强调我国学术研究之落伍。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方法与成就,对于当今敦煌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岸汀[9]2015年在《“华化”与分型：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方式及其人文存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首次在中国音乐史论域中,就中国古代琵琶的历史发展提出乐器类型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乐器类型和人文类型两方面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就类型特征、演奏方式、类型的分型以及人文存在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建构。类型分类方面,琵琶之共鸣箱体、琴柄(琴颈)、共鸣箱体和琴柄(琴颈)的关系、琴项依次是为辨识形制结构特征及其演变的重要依据,弦数变化是文献叙述体系中对具体下级类别作区分的重要概念,本身不作为一级分类的依据。对类型特征的复杂性,提出宽、窄,长、短,曲、直,大、小四组变量并界定。按逻辑关系讲:圆形共鸣箱-直柄琴体类琵琶和梨形琴体类琵琶是中国汉-唐琵琶类型的一级分类。圆形共鸣箱-直柄琴体类琵琶以下,二级分类可见长柄、短柄类琵琶。结合地域音乐文化因素,长柄类琵琶下分Ⅰ式和Ⅱ式,Ⅰ式之下还发展有圆形共鸣箱-梯形长柄曲项琵琶。Ⅱ式在文献的概念叙述中成为唐代阮咸琵琶的前身。梨形琴体类琵琶的二级分类中,有短颈、长颈类琵琶,二者之下均有直项、曲项之分。短颈直项类琵琶以下还有五弦和非五弦两种,受人文因素的影响,五弦琵琶与上一级的短颈曲项类琵琶,在共鸣箱体的变化上都可分见宽体、窄体和小梨形之别。事实上,中国琵琶的演进决非是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其类型的传播和演变夹杂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中,受民族-文化-历史-地域四个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向复杂的发展态势。因此,文章都是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中梳理类型与分型。在对应文物、文献名实及其所指方面,考虑形制与人文因素的关系,另提出有“西域琵琶”和“汉式琵琶”、龟兹制琵琶和“唐制琵琶”两组两相对应的关键词。关于起源:典型符合傅玄《琵琶赋》描述的圆形共鸣箱-长柄Ⅱ式琵琶,即阮咸类琵琶的前身,是汉魏两晋时期中国琵琶的主流样式。其创制和定型发生在河西地域。河西地有能够影响琵琶定型与发展的非单一性的多元文化条件,有能产生娱乐性琵琶音乐文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特殊的汉文化土壤使这一地域很快创制产生出既借鉴有更西地域的琵琶形制特点,又扎根在汉文化思维基础上的阮咸类琵琶。魏晋名士是这一时期这一琵琶类型的主要使用者和鉴赏者。关于传播:结合地域音乐文化,汉魏至南北朝时期形成有四大系别琵琶:龟兹地的琵琶、河西地的琵琶、东胡琵琶及南朝南方地区的琵琶;形成明显可见的叁条流布主线:一是出现在汉魏时期的龟兹和凉州之间,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自凉州到中原北方多地的延伸,叁是汉音乐文化的南迁。隋唐中心社会的琵琶及琵琶音乐文化,总体上承自北朝琵琶音乐文化。其构成一是有西域龟兹琵琶的渊源,二是有凉州地琵琶音乐的传统,叁是有北朝北方诸胡音乐风俗之因素的影响,四是来自南朝南方清商乐文化的延续。关于演奏方式:从文献文物互证的角度梳理有拨弹、指弹、运拨、搊弹、摘阮演奏手法,就唐代叁种典型琵琶音乐风格及其与传统拨弹、运拨演奏和搊弹手法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华化与分型方面:中国古代琵琶之圆形共鸣箱-直柄琴体类琵琶和梨形琴体类琵琶,经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沉淀为阮咸和琵琶,二者都涉及华化问题。前者华化的系列工程,从结果上展现为:乐器名实皆具、有文人参与定名;渊源上与“弦鼗说”直接相连、突出了传统汉乐所出的意图;竖抱摘阮的演奏方式就此与横抱运拨相别,形成“摘阮”与“搊弹”二分的提法;强调了上承魏晋名士之风的文人音乐属性,逐渐淡出了宫廷享乐音乐文化氛围,保留了作为华夏正声“清商乐”重要参与者的声誉,此后主要用在文人雅集的活动中,成就了“雅声发兰室,远思含竹林”的文化定位。总览其华化过程,可谓“脱胎换骨”。后者来看,唐社会完成了对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胡乐文化的沉淀,在全面吸纳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新的琵琶音乐中心文化,并以此在空间上向其它地域辐射,时间上纵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琵琶的发展,华化过程实有“洋为中用”的特点。
钱光胜[10]2007年在《敦煌文学与唐五代敦煌之地狱观念》文中研究表明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构成了生死观念的关键环节,最能反映在特定的语境中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这种解读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伦理道德。因此,冥界观念的变化直接反映着人生观、生死观和伦理道德的变化。两汉之际佛教地狱观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土的冥界观,从而也引起了中土人生观、生死观和伦理道德的变化。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大多抄录于唐五代时期,它们的发现,是我们探究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地狱观念及其流变的宝贵资料,对我们全面认识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民众信仰,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文学中的地狱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对其所反映的地狱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从新的视角对敦煌文学进行研究的初步尝试。本文对敦煌文学作品中地狱观念和信仰的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即本文导论,简述了先唐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冥界观念的和地狱观。第二部分即本文第一章,分析了初盛唐、中唐时期的敦煌的王梵志诗和小说,探讨了这一时期敦煌地狱观念的内容和特点,并与同时期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第叁部分即本文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中唐到五代宋初时期敦煌的讲经文、因缘、变文、愿文中的地狱观念和信仰,以目连救母变文为中心,探讨了佛教地狱中土化过程中儒家文化与佛教地狱思想的融合。第四部分即本文第叁章,分析了地狱观念和信仰在敦煌得以流传的思想和社会历史背景,探讨了地狱观念在敦煌的流传方式以及敦煌的道教、祆教、摩尼教对地狱观念的影响,并论述了地狱观念对敦煌文学和敦煌伦理道德的影响,简要分析了敦煌文学对唐诗和《西游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研究[D]. 钱光胜. 兰州大学. 2013
[2]. 敦煌小说研究[D]. 王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3]. 唐僧取经图像研究[D]. 于硕.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4]. 敦煌子部文献的范围及分类[J]. 许建平. 敦煌研究. 2013
[5]. 敦煌写本中戏剧发生研究[D]. 喻忠杰. 兰州大学. 2014
[6]. 敦煌讲史变文叙事艺术再探[D]. 闫春娟.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7]. 敦煌本《搜神记》研究[D]. 杨晶晶. 西南民族大学. 2016
[8]. 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J]. 赵和平. 唐宋历史评论. 2018
[9]. “华化”与分型：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方式及其人文存在研究[D]. 陈岸汀. 中国音乐学院. 2015
[10]. 敦煌文学与唐五代敦煌之地狱观念[D]. 钱光胜.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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