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留美学生大部滞留的原因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部论文,战后论文,初期论文,原因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胜利之后，大批知识分子为振兴祖国，造福人民，满怀建设强盛中国之壮志，远涉重洋，负笈美国。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学贯中西的莘莘学子，仅少数回归祖国，大部分却滞留海外。他们滞留不归的原因在哪里？以后发展情况如何？对美、中两国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加强留学教育，进一步做好留学人员的回归工作和充分发挥海外人员的积极作用，也许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大部滞留海外是战后初期留美学生的一个突出特点。近代中国混乱不堪，经济文化落后，工作环境艰苦，然而由于留学生的使命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回国后待遇优厚，战前留学生大多学成即归，回国率甚高。而战后留美学生却大多留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籍华人。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留学生回国的阻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美帝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但它不甘对华外交的失败，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对新诞生的人民政权采取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策，在文化教育上则宣称不让数千名受过高科技训练的中国学生回国“资敌”，对他们回国，“开始刁难，诸如到移民局签证、买船票等故意为难。约在1950年4、5月间，直航中国的客船已停航”[①]。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更加紧张，美国政府乃绝对禁止中国留学生离美，并通过法令，颁布各种条例，阻挠离境，强迫他们无限期居留美国。美国各行业也稍稍开放，以让其谋生。“于是4000名中国留学生（当时美国当局确认之数）经美国‘安全调查’之后，调整身份，在美国就业或继续进修。其中工科留学生比较容易找到相当的工作，而一些文科留学生则谋职不易，迫于生存，有的只好改行从头来起。”[②]
除了客观上美国政府的阻挠外，从留学生本身主观因素而言，则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政权缺乏了解，存有怀疑、观望的态度。滞留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在谈到当年自己的思想时说，作为一般知识分子，对国内的政治纠纷缺乏深刻认识，在学校读书时“只知道有国共两党，那时候国民党当权，它的宣传机构把共产党丑化得一文不值，我们当然受到莫大的欺骗”。后来虽稍微明白了共产党的作风，“但是，共产党对我来说，总还是陌生的”。他说，自己“受了传统读书人（或许是儒家）的清高态度的影响”，“君子不党”的教诲“深深刻入我的心中”。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人们对其深恶痛绝。“我心中在盘算，党都是一样的，领导者换了，政治本身恐怕是换汤不换药的，我出国的动机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如今，共产党取而代之，我怎么知道他们（共产党人）一定会比国民党强，清白无私，为人民而不为自己呢？我当时得不到确切的正面的答案，我却被我的‘愤世嫉欲’派的想法所征服了。”他还认为，“一个政权在最初开始时不会安定；何不等到国内政局稳定之后，再回国贡献一臂之力”[③]。所以要等待观望一番，哪知后来情况有变。这种想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因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建立的新政权缺乏了解而滞留海外的留美学生在这部分人中占有不小的比例。
二是为完成学业或攻读更高的学位。新中国成立时，许多人学业未完，正读着硕士或博士学位，就此中断觉得可惜；有的虽读完了“硕士”，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拿到“博士”。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刚来时困难重重，一切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适应，对学习研究已有了初步认识，而就此放弃实不忍心，感到机会难得，不宜错过，要继续读书，充实自己，等学位更高，资格更深再回国不迟，这样不论对个人、对家庭甚至对国家都更为有利。这种想法从继续深造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等到学业完成之后想回国时已经难以脱身。
三是美国优厚的物质条件、理想的工作环境和开明的政治气氛的吸引。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已有或易于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不仅薪水多，生活条件优裕，而且具有先进的教学科研工作条件。相比之下，国内不但待遇低，生活艰苦，特别是业务工作条件简陋，科研手段落后，经费缺乏。他们估计回国后工作开展会障碍很多，困难重重，难以施展抱负，不易创出成果。加之中国历来封建残余严重，民主空气不浓，行政干预过多，相对美国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也影响了经过西方文明陶冶的知识分子回国的积极性。
四是少数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分子。留学生之中，极少数被“美化者”，他们数典忘祖，在美国文明面前显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对西方文化达到了极端崇拜以及迷信的程度，有的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从资产阶级观念出发，反对工农运动，反对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幻想依靠美国的援助和影响，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敌视态度。至于在国共两党内战中，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为逃难而借留学之机赴美者，留居海外则更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这些人仅是滞留美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少数。
2.
这批留学生滞留美国之后，大多继续留在大学读书，念完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理工的占大多数，文科和法科的则较少；少数予以就业。他们是一批人才，多获得博士学位，但开始寻找工作时，却到处碰壁，主要原因是：（一）这些人不是美国公民，而许多雇聘机关都要求有“公民”的资格；（二）美国的雇聘机构在过去没有聘用过中国人，尤其是拥有最高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晓得这批人的工作能力，不知道他们是否靠得住；（三）这批留学生虽然读完各种学位，很多人还有语言上的困难即英语程度太差，思想不能表达，或者说话别人不懂。这三重原因几乎使这批华人高级知识分子陷入失业的绝境之中[④]。
后来，有的雇聘机关因为得到学校导师的推荐信，才开始试用这些人。于是有的在大学找到了教书工作，有的在某大公司得到研究工作，甚至有的找到了政府工作。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民族的自尊心，不仅紧紧地抓住这种机会，而且充分地予以利用，以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美德，立志做出一番成绩来给美国人看。果然，试用期间未满，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表现非凡，留给人们极佳的印象，因而获得极好的评价：能干、负责、诚恳、友善、不多说话、不批评人、不抱怨、不计较待遇，却有惊人的成绩表现！以后在中美两国长时间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况下，他们更加埋头于他们的专业的探索和学术研究，因而许多人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一般来讲，任何国家派遣留学生，其目的都是希望他们学成之后回国效力。这批人才滞留不归，对中国的建设来说，自然是个很大的损失，而对美国的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进步。这些留学生勤奋好学，图强自取，颇有建树，其中部分人利用美国先进的设备和科研条件，亲自接受世界一流专家学者的指导，加之个人的刻苦努力，获得了卓著成绩，在美国学术界科技界崭露头角，涌现出一批蜚声世界的科技人才，如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当代小型电脑奠基人王安，女医学科学家鲍薇青等。杨振宁曾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留学，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49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后任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长。李政道亦曾就读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赴美，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53年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6年杨、李合作发现了物理学上一新定律，推翻了爱因斯坦发现的指导原子物理研究多年的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物理学界。这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微观世界，并为原子再分裂为粒子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杨、李主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有很深造诣，那么王安则是在运用技术上获取了突破性进展。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二战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系博士学位，之后在一家大公司做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1951年当王安的研究已具体化时，美国工业界对电脑的发展尚未正式开始。他发明了一种初级计算机组件，叫做“磁性脉冲控制仪”，使电脑体积大大缩小，为日后小型电脑奠下基础。他将一项有关电脑记忆系统的重要发明—磁性记忆圈的专利权卖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得款50万美元，以此作资本在他的私人车库里创办了电脑工厂，1955年创立了王安电脑有限公司，1980年发展为国际性大企业，成为美籍华人首富。[⑤]在医学领域，鲍薇青可说是留居美国学生中的杰出代表。她原籍江苏常熟，1946年毕业于中央人民医学院（南京大学的前身），以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几经拼搏，成为世界著名心脏及小儿科心脏科的权威，在洛杉矶联合医区被誉为“儿童心脏病治疗者先驱。”[⑥]
在这些滞留美国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一些成了知名者外，还有很多是无名英雄，譬如大公司的研究人员在本公司做出惊人的成绩，可是除了本单位，外面的人们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许多发现、发明和创造，对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加快了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战后留美学生所从事的职业，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界，为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他们之中一员的唐德刚博士曾评论说：“我国从前军队里面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在今日美国的教育界，也几乎是‘无华不成校’。北美洲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走出一枝独秀的道路，实在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所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义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⑦]
起初，这批华人教书匠并不被美国所重视，后来，随着美国对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语文教学的加强，使他们开始大有用武之地。1957年苏联首次把一颗人造卫星射进太空，美国朝野为之震动。于是总统立刻向国会提出一项紧急法案，定名为“国防教育法案”，国会立即予以通过。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强高等教育，由政府拨款，协助全国各地大学加强科学与外国语的教育。
美国总统所指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6种外国语是被忽略而不大学习的，其中中文被列为首位。于是这个特别委员会向总统建议，鼓励各地大学增设中国语文课程。这样一来，中国语文忽然间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语言，各大学纷纷成立中国语文学系，其他有关的课程也在各地学校发展起来。由此马上感到师资缺乏，于是一些留美学生顿时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不少成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当了院长或副院长。几十年来，他们辛勤耕耘，呕心沥血，为美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研究生，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三，提高了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中国人大批出洋美国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美国正在进行开发西部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工程是修筑铁路，于是到亚洲各国招募工人。当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天灾人祸相继而起，许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应募而去。铁路修完了，又赶上加里福尼亚州的掘金热潮，很多人接着参加了开矿的工作，之后不少人便留了下来，奠定了美国华侨的基础。这批“苦力”在美国定居下来后，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其原因主要在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和种族歧视政策；另外与这批移民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他们虽秉承中华民族赤手空拳艰苦创业的精神，开办了餐馆、洗衣、杂货等行业，活跃了当地经济，但多缺乏知识，对中国文化认识较差，又对美国文化隔阂甚大；他们聚族而居，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仍穿清朝的服装，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引起当地美人的歧视和迫害。
战后滞留美国的学生与第一批移民则大大不同，这批青年学生都受了最高教育，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获得较高的学位，其中荣获博士头衔的要占半数以上，他们都成了高级研究员，技师或工程师或大学教授；这在讲究社会地位的国家来讲，显然和第一批移民开洗衣店或餐馆的相差太远了！美国纵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可是知识分子仍然受到社会一般人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美国人对这批新的移民再也不敢歧视了。[⑧]
由于这批学生滞留美国加入美国国籍，致使美国华侨华人中颇有造诣的专业技术人员急剧增多。1940年在美国华人中这类人才约有900人，1950年增加到3500人，这时仅妇女专业技术人才就几乎相当于1940年这类人才的总数。1950年代，华人职员、推销员和类似白领工人从8300人增加到1，5400人。[⑨]之后又有了发展，据美国加州大学亚瑟金教授于197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从事教授、会计师、工程师、医师、律师及各种高级技术12项专业的人员，按各种类总人数核计所占比例，华裔遥遥领先，居于首位，约有3000名中国学者、专家分别在美国150所大学任教，或在私人研究机构任职，都是医药、工程、科学等45类学术部门的专门人才。到了八十年代末，在美国各州著名的大学中，有1／3的数学系、物理系主任是华人；全美机械工程学会的12个分会中，有6个分会的主席由华人担任；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全美国的电子计算企业）有800多名工程师，其中1／2以上是华裔；美国电脑中心有1000多名中国血统的研究员；美国著名的太空研究中心也有100多位华裔研究专家。[⑩]他们之中不少是二战后的留美学生。
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参政问题为华人所关注。战前老一代的华侨，始终觉得自己是暂居他国的“侨民”，他们“在商言商”，对政治问题态度淡漠，不愿参与居住国的政治活动。但是战后在美国的新一代的华人，已不是暂时侨居的中国人了，他们已取得美国国籍而成为美国公民，要求参政的呼声日益增高。60年代初夏威夷州选出了第一位华裔副州长李察臣；1984年吴仙标教授竟选德拉瓦州副州长获得成功。1987年1月，吴仙标、陈香梅、杨振宁等千名华裔人士联合签署了“华裔公民1988年大选宣言”，呼吁华人团结一致，为争取自身及子孙后代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同年3月近百名美国华人政界人士又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以便汇聚华人政治力量，促成华人出任美国联邦决策阶层要职，掀起华人参政热潮。这充分反映了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第四，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早期的华工在美国修路挖矿，开凿运河，垦植良田，发展渔业，开办餐馆、洗衣、杂货等行业，带去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艰苦朴实的优秀品质，也带去了某些作物种子、生产工具及技术，但因多为文盲，在国内未受过正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不多，而在接受美国文化方面又受到许多限制，这就大大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战后滞留美国的青年学生则不同，他们是一批知识分子，经受过中美两种文化的熏陶，在国内受过正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理解；在美国又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思想敏捷，易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他们懂中文会外语，不少人又从事教育工作，利用讲坛这个阵地，把中国国语、文学、哲学、戏剧、文艺、历史、地理等介绍给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他们著书立说，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同时又把美国文化利用他们便利的条件通过种种途径传播到中国；由于他们对中美两国都熟悉了解，所以在两国人民乃至政府之间的交往方面，还常常穿针引线，充当桥梁和纽带。因此，他们对加强东西文化交流，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3.
这批留学生滞留海外，得益最大的是美国，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中国来说也并非无利可得。由上所述，利用美国先进的仪器设备、科研条件，造就出一批闻名世界的杰出人才，他们的突出贡献推动了科技的进步，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华侨华人地位的增强，也无疑提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声誉，扩大了影响；中美之间交流的加强，自然对两国都是有利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留居海外的知识人才，是中国四化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几十年来，新中国的成就和国际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光荣与骄傲，也使他们“心中始终抱着遗憾，他们受环境的局限，没有得到机会在伟大的解放运动之中发挥一份力量，做出一番贡献，以致他们青年时代的壮志未能如愿以偿，每想到这里，他们有时不免自咎自责。可是他们始终未能忘本，他们始终相信落叶归根的古训；一旦机会到来，他们愿意尽一些力量，为国为民，尽忠报国。”[(11)]虽然他们之中不少人已“落地生根”，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们认为自己“仍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血性，有中国人的爱国热诚”[(12)]。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他们渴望着祖国强盛，他们愿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自己的余热。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僵局打开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些被困异国他乡多年的游子纷纷回国探亲访友，观光游览，讲学开会，将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介绍给国内。不少人被国内聘为教授、研究员、顾问，甚至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竭尽全力，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提供科技信息、技术和咨询，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
如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自1971年以来多次回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杨振宁曾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为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作了大量工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更为关心，多次献策献力。80年代初，他参与发起创办了在北京出版的《科技导报》，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指出中国科技界在制定计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李政道为培养祖国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如1978年他第四次回国，为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学。他坚持每天讲课3小时，连续7周内讲授110个学时，是他在美国通常情况下3年的总和。他在教学时集中了当代理论物理研究的精华，又结合自己的工作，从基础理论讲起，选择最短的途径，用最快的速度，把听者带到当今世界理论物理的最前沿。他那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精神，使大家十分钦佩。为了尽快培养人才，早在1979年李政道就给美国40多所大学教授写信上百封，争取了这些教授，同意按照招收美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招收中国研究生的大学增加到60多所，美国最有名的十几所大学的物理系，每校每年招收研究生的名额虽然只有10到25名，而中国研究生就占了4至5名。这些进入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生，不仅免交学费，还得到学校资助的生活费。李则差不多把1／3的时间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工作。
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1972年后的十几年中四度回国，第一次带着女儿，第二次陪着爱人，第三次在京、津、鲁、沪一些高校讲学6个月，第四次于1984年在钢铁学院外语系讲学1年。1979年他曾给我国政府有关单位上“万言书”，建议利用在美国各大学教书的华人教授们休假之便，聘请他们回国讲学或指导研究。指出这些教授的休假时都有工资，而且很多人基于爱国热诚，不愿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如外汇），愿意自出路费，回国服务；聘用机构只须给他们食住上的安排，问题便可迎刃而解。[(13)]
《李宗仁回忆录》的记录整理者唐德刚博士也多次回国，笔者至今还清楚记得1980年他在山大历史系讲授《美国史》和《胡适研究》时的情形。平常空旷的联合教室，届时座无虚席，连通道也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他那渊博的学识，新颖的观点，生动的言词，深入浅出的讲解，不时引起一阵阵掌声和喝采，大家普遍认为听他的课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是一种艺术享受。
还有些当年滞留美国的学子，晚年返国投资，办企业建学校等，种种事例不胜枚举。他们对四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以上，从留美学生滞留的原因及其对美、中两国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这批人才留居海外，使楚才晋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而得利最大的是美国。故做好留学人员的回归工作，不能不是留学教育的首要问题。为此，不仅要提高留学回国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使其有较佳的物质条件和理想的工作环境；而且要加强与留学人员的联系和管理，坚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尤其是要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把国内事情办好，造成政治廉明宽松，经济兴旺繁荣的局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工作做好了，自然会有更多的学子回国效力。
其次，由于种种原因滞留海外者，从长远观点看，对我国也并非无利可得。只要他们做出成绩，也会为中国人争光，也会对发展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流具有积极意义，也会对中国某些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无论对老的还是新的留居海外者，都要采取团结、利用、争取的政策，不要把他们当成异己力量，更不能视为敌对势力，而是看作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有关部门要热诚地团结他们，关心帮助他们，体现伟大祖国的温暖；经常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通报信息，鼓励欢迎他们回国旅游、探亲、讲学等，充分发挥他们对我国四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65页。
②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4页。
③ ④ ⑧ (11) (12) (13)杨富森：《我在美国三十年》，三联书店1985年2月版，第42—45、138、328、347、347、345页。
⑤韩省之等选编《海外杰出华人》，时事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页。
⑥李春辉等：《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87页。
⑦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1981年版，第160页。
⑨宋李瑞芳：《美籍华人的人力及就业概况》，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6年版。
⑩蔡北华：《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