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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同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市场体系缺失、流通产业落后。这是中国从排斥市场的体制走向依靠市场的体制过程中最艰难的转变之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由于诸多背景纵横交织，已经将发展、壮大中国现代流通业的问题推向了经济工作的最前沿。
一、流通创新的本质及其宏观政策含义
古往今来，人类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探索和寻求这样一种状态，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从经济运行和经济流程角度观察，这种状态具体表现为，人类总是努力趋向于使运行流程包含的所有环节、所有领域的各种资源都将既无多余闲置、又无缺失中断。人类每时每刻探寻并保持这个最佳均衡点，决定了流通过程从时间和空间所看到的本质功能。换句话说，流通的本质就是“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优化流程、加快节奏）和“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做出的最高概括。
（一）从时间继起角度看流通的本质及其政策含义
经济发展史显示，分工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但分工不断细化也加深了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社会化现代大生产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大大增加了不同生产部门、行业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联系、协调方面的困难，即增加了各个环节和领域寻求最佳点的困难，远离最佳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例如，搜寻、信用、谈判、购买和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耗费了大量时间，造成形式多样的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这种日益脆弱的关系，时时刻刻成为各种“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的缘由。
考察生产的效能，是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生产成本），提供出物美价廉、满足消费的有效产品；考察流通的效能则要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流通成本），以最短的时间将产品送入消费领域或再生产领域。因此，减少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是对流通效能的天然的本质要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尽可能减少一切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使尽可能多的稀缺资源处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最佳状态（最佳点），从而减少直至消灭处于实际上的闲置状态，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而时下将产供销诸多环节整合为平滑顺畅的一体化供应链的理论，其实并不神秘莫测，只不过是流通本质在新时期、新时代的实现形式。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产品流程的延长，产品生产状态占用的时间在整个时间流程中的比重，已经平均下降至10％，其余90％处于流通状态。因此，缩短流通时间、加快经济节奏、消灭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已成为新时期提高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缘由，致使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现代流通这一脆弱的动态过程“输入智慧”，向这个“难以廓清边界”的独特产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都在绞尽脑汁寻求那个“最佳均衡点”，挖掘没有止境的流通效能。而经济学的结论却是如此简单：在分工加深的场合，不经过流通过程，社会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象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社会财富总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努力使所有环节和领域趋近于“平滑的最佳点”，即处于最为经济的最佳状态，就是财富实际效用的真实增长，反之则是财富实际效用的虚假增长。如此简单的结论却可视作流通研究的经济哲学基础。
在人们熟知的沃尔玛公司，凭借先进的信息、补货系统，可将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摆上货架的时间平均控制在5-7天，而一般公司需要30天。这就是沃尔玛领先于所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它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尽可能消灭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使自己最趋近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最佳点”。其真谛并不高深莫测，但刚好抓住了流通的本质，深得商业经营的要领。
“9.11”事件之前美国曾有过近10年的经济繁荣，这同其经济节奏的加快和流通效能的提高密切相关。凭借率先崛起的互联网技术优势，美国的库存控制和资本周转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时间与次数大为减少。经济分析家认为，“美国企业界在控制商品库存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大大有助于减少经济起伏不定的现象”；“更充分地利用技术，更好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已经使许多公司能够避免库存失当和剧烈波动”；“美国英特尔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强生公司和波音公司等纷纷发现，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今天迅速变化的经济中一项可行的战略。各公司希望从这种做法中得到新的竞争优势”。美国奥本大学教授保罗·斯瓦米达斯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利用这一可行的战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1990年的2个月、1993年的1.5个月明显下降到1997年的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1987年的27天，缩短为1998年的12天。
资料表明，1990-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的1.14％-1.29％。这个指标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加快，同量流动资金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种种迹象显示，依靠互联网技术，更加注重从流通效能、从经济节奏和迟滞与耽搁之中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突出特点。
流通效能高低或耽搁迟滞程度的评价标准多种多样，且可互相印证。主要包括：流动资金年周转次数或周转一次所经历的时间（天数）；库存率即库存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流通费用率即流通费用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含物流费用）；员工人均销售额；营业场所单位面积销售额；利润率；固定资本折旧率；等等。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内容，分析评价的指标可以有更多的细化和变换。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有些尴尬。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到21世纪这一全新的重大主题，在体制、政策、机构、技术和企业这五大层面上，有意无意“增加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现象随处可见，对流通效能高低和经济节奏快慢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换句话说，在即将尖锐化的“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节奏较量”面前，中国似乎还缺乏准备，在体制和政策上还在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一经济节奏较量、流通效能竞争的时代潮流，还在时时“增加耽搁迟滞”、处处“制造断档脱销”，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
因此，认真去搜寻和研究这些表现、证据、指标和原因，是中国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起点，而要作好这篇日益紧迫的大文章，迫切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急起直追，付出多方面的艰苦努力。
（二）从空间并存角度看流通的本质及其政策含义
流通的本质从时间上看是“减少耽搁迟滞与断档脱销”，从空间上看则是“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后者是寻求经济运行、经济流程中各个环节和领域最佳均衡点的另一种方式。以美国流通业巨头沃尔玛公司跃居世界500强之首为标志，在新时期，凭借信息技术、物流技术和连锁经营，不仅在加快节奏的时间方面，而且在优化结构的空间方面，流通产业都已经牢固确立了对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支配、主导地位。
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采购，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制造商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伙伴关系。用沃尔玛公司自己的观点来解释：零售业能够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生产商创造订单、寻求销路、减少库存、加快周转，为居民户带来实惠，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所有这一切，刚好是流通企业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过程。因此，政府支持流通业的发展，推动流通业现代化，就等于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并且比政府越过市场和流通业依靠行政力量直接插手调整结构，效果要好得多，也划算得多。
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发布了“自愿加盟连锁业者计划”，随后又积极推进现代化电脑管理技术，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对连锁超市公司给予各种优惠，并从60年代起连续推出三个流通现代化的五年计划，意在配套和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近期日本政府针对流通领域又实施了缓和限制、禁止垄断、促进竞争和改善基础设施、完善贸易规则等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流通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可见，零售企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上游的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配置资源、调整结构、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一些大型连锁式商业企业异军突起，也开始走大进大出的经营路子，同样展示了连锁商业在制造业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可见，流通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承上（生产）启下（消费）的重要功能，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调整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种流通企业依据市场供求状况，以大额订单的方式，对商品及其制造商实行优胜劣汰，从而决定生产企业的命运。商业企业或销售商的订单给谁，谁就能够发展；反之，拿不到订单的生产企业或制造商就必定要被淘汰出局。在这种场合，如果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长期滞后，必然加剧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品淤塞、流通不畅，最终导致第一、第二产业的销售困难，随之出现库存积压、成本上升和资金拖欠、银行呆坏账增加，而由于企业之间出现信用危机，必定使得生产企业竞争能力大打折扣。
应当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各项经济政策安排的要点，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同人们期待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期的总体要求相比，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除了某些政策中的缺憾以外，轻视、忽视流通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二、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的政策思路
我们初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中国流通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整体水平还极为有限。主要表现：一是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缓慢，库存比重过高，流通效率低下；二是流通业中传统方式、业态仍居主导地位，现代流通业所占份额尚小，第三方物流仅处于萌芽状态；三是流通总成本过高，流通企业小散差、竞争力不强，市场集中度和信息化程度都很低下；四是流通业在GDP、增加就业、提供利税、加快经济节奏、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贡献率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等等。
第二，流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极度不平衡。主要表现：一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东中西地区之间流通业的几乎每一项指标差距极大；二是传统流通业和现代流通业并存，呈“二元结构”，从最先进到最原始的流通方式和业态应有尽有，都可找到样本；三是第一、第二产业轻视流通、周转缓慢、库存积压，导致整体产业状况不佳。实际上，流通现代化决不只是第三产业的事，而首先是第一、二产业的内在要求；流通现代化也决不只是东部沿海城市的事，更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的迫切需要。这些极度不平衡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各种类型的“差距”拉大趋势就不能得到扭转。
第三，中国目前的主观、客观因素，包括体制的、政策的、法制的和基础条件等，还不适应进一步加快经济节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等多方面的迫切需要，应当认真对待，尽快加以改变。
我们认为针对前述的种种问题，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必须着眼于如下方面：
1.流通创新的核心思路是确立流通产业的先导地位，促成国民经济完成“第三个转变”，加快经济节奏，优化产业结构。流通领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利税、提高在GDP当中所占比重，为经济增长指数“贡献”百分点之外，更在于从整体上促进经济循环，尽可能消除形形色色的“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加快资本周转和运行节奏，优化产业结构。为此，需要从中国流通效能不高、资本周转缓慢，商品流通不畅和产业结构扭曲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第三个转变”的历史性任务。
作为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国家，中国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流通产业落后和市场体系缺失。因此，在依赖一般意义的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求解中国难题的同时，更应强化流通产业和市场体系的功能，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质量。为此，中国不仅面临经济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塑造传导机制，提高流通效能，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为核心，以全面改善第一、二、三产业商品流程和结构为主要内容，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三个转变”。
2.加快建立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要把减少耽搁迟滞、优化结构、提高流通效能和流通现代化的进程精确化、数量化，以全社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全社会流通费用率、全社会产销率和全社会产品库存率等指标为核心，建立“第三个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分析、发布。理论界和政策研究机构要系统跟踪分析这些指标的变化，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国民经济运行质量评价体系；要提出并细化加快周转的分阶段目标，为工商企业加快周转提供督促指导和政策援助；评价企业经营是否改善，要突出其资本周转速度、库存状态、流通费用率是否有所改进；要恢复、细化全社会工商企业（而不止是国有企业）动态性统计指标。确认上述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即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仅仅出台财政、货币、产业等相关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更多地出台有利于发挥流通业调整产业结构作用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成本极低，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3.从宏观层面强化流通创新的政策地位，强化对加快发展中国现代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在流通产业的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宏观层面中，最要紧的是解决好宏观层面的问题。即着眼于宏观经济目标，将流通产业政策列入最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和最高的决策层面，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现代流通业在新时期、在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结构优化创造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全面提高流通产业在加快节奏、优化结构方面的贡献率。为此，流通业本身理应得到同第一、第二产业同样的政策支持，解决长期以来中国流通业政策欠账的难题（例如，时至今日，流通企业用电的每度电价仍然高于工业企业0.30-0.40元。这种价格歧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理应给予消除）。至于具体的政策支持，则应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产业政策当中的流通产业政策；在流通产业政策当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商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流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与此同时，《大店法》、《城市商业发展规划》也要以市场规律为基础，要宽容和尊重市场的自发性与多方当事人的利益和愿望，弱化政府行为，避免主观随意性。
根据流通产业的特点，在政策上依法保护民营中小企业具有特殊意义。中国近年来8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由民营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创造出来的。可以说，中小流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影响对国有企业冗员的吸纳能力，影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最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
4.重视对国际市场动态和国际巨头的研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际巨头不仅彼此争夺领地，而且对中国流通领域实施强劲渗透和扩展。但由于忽视现代流通业的强大功能，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丢失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其实不然。外资进入流通业，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并非国内流通业，而是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出口的近期作用，但也存在凭借流通业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意义深远。
5.第一、第二产业要积极参与流通创新。目前，许多人依旧把流通创新和流通现代化仅仅看作是流通主管部门和流通行业的事情，与第一、第二产业无关。这个误解亟待加以澄清和纠正。以生产者为中心，以短缺和卖方市场为基础，中国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纵向切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纵向管理体制如今已经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发展第一、二、三产业和强化产供销横向联系的要求南辕北辙。因此，在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过程中，要避免割裂其内在的横向联系，要从更为广阔的宏观范围和视角考虑问题，更应当引导第一、第二产业的广泛参与，否则不利于从根本上排除由部门分割造成的流通阻隔，特别是不利于解决第一、第二产业流程陈旧、销售困难、库存积压、周转缓慢、结构扭曲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现流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不只是批发、零售业的现代化，更应是第一、二、三产业全部产品流程的现代化。
6.流通创新要加快发展民间流通产业协会组织，提高流通产业的自组织程度。根据中国国情，大力发展流通产业的民间协会组织的关键，一是提高民众、企业、行业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负责精神，对正当权益培养自我保护能力，对经济行为培养自我约束能力，并增强其对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二是弱化行政权力对协会组织的过多干预，使之拥有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三是破除依附关系，创造条件提高协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允许协会办更多的事情；四是提高协会自身的素质，加强协会的组织建设，淡化“官办”、“二政府”色彩，整合原来由各个行政机关翻牌而来、名目繁多的流通行业协会、商会；五是民间协会要向民间开放，扩大成员来源和经费来源。发展协会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权于民间”，这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额外要求，而是它的内在规定。只有人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旧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中解脱出来，重新加以社会组合，市场运行和市场经济的组织化程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7.流通创新要加强农村现代商业网点建设。新时期，城乡开通要解决好渠道、网点问题。由此引出的政策思路是，根据商业、服务业在城市迅速发展、竞争激烈而农村严重不足的强烈反差，从城乡一体化和建立畅销体系的角度重新考虑商业资源的合理配置，鼓励商贸、服务体系突破城乡、所有制和主管部门的界限，向农村多渠道延伸、渗透、设立以连锁经营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商业网点。这样既可以改变城市商业、服务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局面，又可以将城市的现代商业意识、商业经验、市场信息、技术知识向农村广为传播，加快农村商品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换句话说，以现代商业、服务业为启动点，多渠道增加投入，建立农产品、工业品购销网络和畅销体系，发展“现代商贸带动型”的新农业、新农村，培育新农民，是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客观要求，也是发达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必由之路。
8.流通创新要深度开拓农村市场，切实唤醒农民创建自己的商业购销组织。新时期，“三农”问题在市场，市场的关键在“组织”。中国的政策要点，需要从延续至今的外在于农民的“他组织”转变为内在于农民的“自组织”，从“替农民办实事”的包办政策，转变为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好自己的实事”的自主政策。政府需要做的“实事”，就是因势利导，尊重农民的创造，总结农民的经验，制定政策、程序和办法。例如合作社登记注册办法，内部组织管理办法，以及合作社优惠政策等等。为农民成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合作组织，并促使它发展壮大创造条件。同时，要注意促使它从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中剥离出来，改变农村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极度混淆的状况；要鼓励城市各类工商企业，以资产为纽带，自愿互利地加入进去，成为内在于“三农”的、紧密型的合作伙伴。这些问题对促进流通创新，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至关重要，理应作为深度开拓农村市场的切入点来认真对待，这件大事应是今后农村工作和实施流通创新政策的新重点。
9.加快结构调整和资本重组，推出重量级大零售商，同时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繁荣。20多年来，中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始终是主流。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百货业资源过剩，新型业态发展虽快但规模过小，大型零售商业资本集团过少，国际化企业空缺。中国零售业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资本重组，“做大、做实、做强”，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在中国推出举足轻重的大零售商。面对零售业商业资本过于拥挤、低水平过度竞争和外国商业资本的压力，中国零售商们片面追求外延、粗放、数量扩张的增长势头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开创大型化、集约化、内涵化发展的新阶段。
10.积极促进带有原创性的批发市场创新。在新时期，批发市场经过改造和提升，同样有资格进入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它是流通创新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防止重城市、轻农村，重沿海、轻内地（中西部），重零售、轻批发等值得注意的倾向，同时，要从以往传统批发市场的场所建设转向对现代大批发商的培育，从外延数量扩张的传统阶段转向内涵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批发市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开发功能，成为彻底改变广大制造商一无知名品牌、二无核心技术、三无销售渠道、四无商业信誉这样一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基地，并进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出口基地和国际化的采购中心。
11.重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工商企业的业务流程。要积极开展以企业对企业为重点的电子商务应用，采取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模式电子商务的发展战略，改造传统的业务流程，减少交易环节，提高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信息网络化建设，必须坚决突破条块体制的束缚，建立“大网络”的概念，走综合化、社会化的新路子，对现有“一家一户”封闭运行的所谓“信息中心”，通过联网的方式，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跨地区的资源重组，按照效能、齐全、方便、快捷、低价的原则，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12.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既要积极、更要稳妥。当前，尤其要防止各地区、各部门误用违背物流规律的做法“大办”物流产业的倾向。同时，针对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情况，要对中国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要采取快速折旧的经济政策，加快物流设备的更新换代步伐，提高物流业的技术水平。另外，假如缺少企业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任何与“第三方物流”有关的设想和规划，例如建立配送中心、兴建物流园区等等，都将导致惨重失败和严重浪费。因此，要对目前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自办传统物流的成本，与现代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的成本，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揭示后者的低成本优势和高服务优势，寻求转折点，开发新需求，从而促使企业自愿放弃传统物流，转而大规模接受现代物流。
此外，流通创新还需要加快反垄断立法，改变阻碍流通的条块分割体制和政策；进一步完善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重规范的市场秩序。要进一步鼓励公众参与，完善举报制度，降低索赔成本，抓堵欺诈源头，从严细化法律，确保打击有力、防止回潮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