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现象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时，从东到西、由南至北，人们突然变得念旧怀古，“反思”大行其道，成了时髦的话题。在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日见炽盛，涉及的领域及研究课题颇广，“国学热”由此兴起。
从广义上看，国学是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音乐等各领域的传统文化体系；从狭义上讲，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及其价值取向。这两种含义在“国学势”中是交替使用的，大多数情况下所使用的最后一种含义。因为，由孔孟开其先河的儒学，经过数次重大变革，日臻完善，与中国封建制度相得益彰，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传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民族个性都深深打上儒家价值体系的烙印。虽然新文化运动打出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儒学地位急转直下；再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儒学几乎被挤到时代的后台；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学者接受韦伯的观点，认为儒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儒学成了落后、迂腐的代名词。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一向被看作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儒学为什么突然受人瞩目，进而形成一股思潮呢？
恩格斯认为，历史上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国学热”的出现也决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处于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前列，是周边各国竞相学习的榜样。同时，中华民族一向具有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认为文明程度的差异决定华夏与蛮夷的分野，因而虽然它经过了无数次战乱灾荒，却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始终保有文化发展的优先地位。然而，鸦片战争以后，老大天国的局面被打破，古老的东方文明难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它不仅不能解决民族何去何从的存亡大事，其自身的存在也芨芨可危。政治上的屈辱和经济上的受剥削激励一代又一代学者去反思传统，穷极图变，希望将儒学道统延续下去，最终超越西方文明，所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改革开放使这个老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
改革之初，最先被国人接受并引进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随后西方各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开始涌入，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我们忙着学习、吸纳外来新鲜事物，恨不能把几十年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全部吸收过来，因而由此出现崇洋媚外的现象，全盘西化的呼声是不足为奇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的层层深入，许多原先未及考虑或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的问题暴露出来，面对复杂社会矛盾，人们开始怀念过去那种呆板然而平静、守旧然而安定的生活模式，开始反思这二十年间所走过的历程，新儒家思想及后现代思潮正好回应了此时国人复杂的心态，形成了一股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
客观地讲，“国学热”的出现是我们中国百年沧桑历史的反思，是对新形势新情况的回应，是以寻根的方式探索未来中国发展之路。它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去整理总结传统文化，一批中青年学者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大胆求设，小心求证”，搜集大量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科学的思维方法，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国学热”并不是由哪家哪派发动的自觉行动，它的参与者形形色色，研究水平差次不齐，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并不具有整齐划一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不足。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以下几个理论难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概念的转换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语言系统，用以表达该时代的思想观念。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有许多与它的最初含义相去甚远。所以，要研究国学，就必须准确把握传统典籍的内涵。这就涉及概念的时空转换问题。中国传统的哲学家往往采用直觉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使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差不多每一个概念都有许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就决定了要准确界定和把握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可谓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概念本身的含义与对概念的理解是两回事，研究者可以力图接近概念的原始含义，但永远不可能是概念的原始含义。所以注经再好，也只是“注”，而不是“经”。海德格尔主张直接回到某概念原有语境中去理解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回到孔子”是不可能的，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立足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进行新的阐释。由于目前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概念系统，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再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其次，是传统文化如何定位问题。早在本世纪初，当西方文明借着大炮余威漂洋过海而来时，人们就已发现古老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难以为人们提供现实道德生活的标准，于是才有旨在把中国推向现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固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与缺陷，比如：对传统文化评价有失公允，处理方式过于简单，但的确暴露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过时与陈腐。事隔多年，当“国学”又一次热起来时，人们不禁要问，传统文化究竟可以在今日中国起到怎样的作用？对之，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沿袭儒学“经世致用”传统，认为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成为现今中国人道德生活的准则。因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既已历经长久的积淀，其中一定会有不少早已超越。具体的时空而具有超道德的价值的内容，其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将作为“终极关怀”的工具之一，远离世俗生活，保持超然的态度，早已失去存在的根基和具体操作的功能，只能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其不能直接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勿庸置疑，文化具有很强的继续性，某些价值观念可以超越一定的具体时空，获得相对长远的存在价值，这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然而超越并不是无条件的，在现代社会，旧的观念形态会得到新的阐释，具有新的内涵，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无论如何，传统文化价值观虽然可以超越了小农经济时代，但却必须落实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具体时空中，所以抽象的原则只有展现在丰富的具体生活中才有存在价值。据此，传统文化价值观必须经过转换，进入现代道德操作系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但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持第二种观点的的学者看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于是他们把传统文化定位于理论层面，作为一个参照系，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应当”而存在。但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信念与道德行为是不可分的，理论终归要付诸实践，否则无存在价值。从目前所讨论的问题和研究的范围来看，第二种观点赞同者居多，有不少学者偏重于理论上的阐释或逻辑论证，离现实的问题有一定距离，书斋味比较浓厚。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况使人们不禁想起新儒家学派的命运，不禁对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学热”难逃昙花一现的厄运。
第三，是如何处理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流派三者的关系。这即是冯契先生所说的古今中西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三种观点：一为保守主义观点，一为全盘西化观点，一为折衷融合观点。新儒家学派借用现代西方哲学概念，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试图打通中西文化，于旧道德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种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则显示了另一条中西古今融汇的新路子。不过这三者都有各自的操作系统和迥异的时代背景，因此在沟通三者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从我国学术界目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来看，其还很难摆脱“中体西用”的模式，还没有形成十分成熟的看法。
上面所说的几个理论难题，又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然涉及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从目前研究的方法来看，大致可分为：注经式和重构式。所谓注经式，是指对大量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注释，以传统的观点来分析、解释儒学或评价历史人物，注重经济原因和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是历史事实的铺陈和考证。所谓重构式，是指突破原来以史带论的模式，引进现代西方哲学概念，注重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横向比较，力图完整地再现传统文化内在的自我演进过程，并尝试将儒学的价值观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中，通过逻辑的组合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这是“国学热”后期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中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教条主义方法实际是正统儒学的经学传统的翻版。经学传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消极影响的部分，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沿用了经学式的方法。“国学热”中教条主义首先表现为新儒家学派的复古倾向。当前新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诚然有许多不同，但他们都推崇心性之学，强调道德教化对整个社会的制约作用，把社会演进看成是文化演进过程，他们要承袭儒家道统，在旧道德中返本开新出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他们对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文明的弊病只能由注重道德教化的儒家价值观来救治，甚至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学复兴的世纪。新儒家虽然对现代工业社会种种弊端作了中肯的批判，但这种向后看的倾向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儒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所要维护的是封建等级制度，所颂扬的是人人安分守己、各守其等级的社会。因为，儒学价值观本身与现代社会有种种不协调之处，要使其存在下去，就要对儒学价值体系进行积极的扬弃，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要求，而不是反之教条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套用西方哲学概念作为评判标准。其运用西方哲学概念重新阐释传统价值体系，的确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传统文化的脉络走向，因为它使研究者注意到了文化体系本身所具有内在逻辑性。不过西方哲学与中国儒学源于不同的文化源头，各自有独特的发展历程，必须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果离开中国本土的历史背景，不加分析地把西方哲学概念搬来使用，甚至奉为经典盲从盲信，最后，就会流于形式而缺少实在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用新经学代替旧经学，用洋教条代替土教条，同样的不能很好的继承发展传统文化。
教条主义的这两种表现与新文化运动中对立两派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外，他们都片面地理解了传统文化，没有很好地把握它的合理思想。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连缀不断，并未因战争连绵、天灾人祸、异族入侵而湮没不闻，反而一脉相承，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儒学自先秦初创，数次沉浮，从未失去吐故纳新的活力。所以，虽然就历史而言，它是死的事实，然而儒学之精神却是活的、充满生机的，这正是我们所要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合理思想。笔者认为，要继承发扬这个合理思想，就需要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个正确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和逻辑的方法相统一，一是批判和继承的方法相统一。如前所述，目前学者们采用的不外是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注经式，以史带论；一种是重构式，以论带史。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对研究者而言，历史事实本身是死的材料，浩翰繁杂，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进行筛选，凸显贯穿其中的历史发展规律。正是逻辑的方法“复活”了已死的历史事实，因而只有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统一，历史才具有可信度。但若只注重逻辑形式，离开历史客观发展的线索，不考虑历史事实，随意解释历史事件或品评历史人物，历史就成为个人好恶的任意组合，甚至会背离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任意增损，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其次，在以逻辑方法再现历史的过程中，又必须贯穿批判与继承方法的相统一。因为旧的观念中总有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因素需要舍弃，另有一些经过改造后加以保留，取舍的标准是能否古为今用，这就要求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批判，就必须采用新的评判标准，就必须用逻辑的方法以重新梳理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批判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要以历史真实面目为前提，否则就是无的放矢。即使采取西方的观念或方法论来批判传统儒学，也不能背离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脉络。因而要把握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使旧的观念融入新的价值体系中，就要注意把这两种方法——历史和逻辑的相统一以及批判和继承的相统一——结合起来，只有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才有可能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通过以上分析，“国学热”是困扰国人已久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继续。鉴于“国学热”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我们并不能期望通过一次讨论就可以解决传统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完成新文化运动所未竟的文化建设任务。不过，“国学热”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将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与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中来，故，本文对之作一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