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叹词论文,卜辞论文,甲骨论文,尧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尧典》，包括今传《孔传》本《舜典》，列于《尚书》之首，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献之一，在历史上曾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尧舜禅让的传说，最主要的依据便是《尧典》。
历代学者对于《尧典》可说无不尊信，只是到上世纪前半，疑古学风盛行，《尧典》的可信性也难免受到审查怀疑。有学者甚至主张，《尧典》的写定应晚到汉代。
完全出人意外的是，1942年12月，胡厚宣先生根据新出现的殷墟甲骨文，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1]；第二年2月，又与丁声树先生合撰《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证》[2]。文中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尧典》开端命羲和敬授民时一节，与早至商王武丁时的甲骨所记四方风名彼此可相印证。这一发现使学术界为之震惊，所引生的讨论至今未息[3](p28-32)，应该说是在学术史上值得特书一笔的事例。
这里我想说的是，《尧典》中能够与甲骨文联系对照的，并非仅有四方风名。
凡读过《尚书》的都知道，《尧典》篇内君臣对话有不少很有特色的叹词，有的学者曾专门研究[4](P325-347)。其中“俞”这个叹词，只见于《尚书》的《虞夏书》内《尧典》（包括《舜典》）、《皋陶谟》（包括《益稷》）（注：《大禹谟》系“古文”，不计入。），实例如下[5](P137-138)：
《尧典》：
俞，予闻如何
俞，咨禹
俞，汝往哉
俞，咨垂
俞，往哉汝谐
俞，咨益
俞，往哉汝谐
俞，咨伯
俞，往钦哉
《皋陶谟》：
俞，如何
禹拜昌宫，曰：俞
俞，乃言底可绩
俞，师汝昌言
帝曰：俞
禹曰：俞
禹曰：俞哉
俞，往钦哉
“俞”作为叹词，仅见于《虞夏书》这两篇，其他先秦文献都是没有的。
《尔雅·释言》云：“俞，然也”。《尧典》《孔传》同。《史记·五帝本纪》引《尧典》、《皋陶谟》，就用“然”取代较冷僻费解的“俞”字，故有学者说：“此以
译代经文也。‘俞’作‘然’，训诂字，见《尔雅·释言》。凡《尚书》曰‘俞’，《史记》皆易为‘然’，盖汉时习用‘然’字也。”[6](P691) 少数先秦之末的古书有包含“俞”的句子，例如《礼记·内则》“男唯女俞”，《大戴礼记》“其入人甚俞”，《鹖冠子·能天》“或不能俞受究晓”，注解都释为“然”。这些并不是叹词，而且很可能是受了《尧典》及《释言》的影响。作为叹词的“俞”，实在是《尧典》等篇的特色。
然而在甲骨文中，却有叹词“俞”出现，其实例见于《甲骨文合集》10405。
《合集》10405是最著名的武丁卜辞，据罗振常《洹洛访古日记》，系1911年罗振玉遣罗振常、范兆昌前往殷墟收得的几版大骨之一[7](P29-30)，曾著录于《殷虚书契菁华》。该版正面有一条卜旬辞云：
癸酉卜
贞，旬亡囚。王二曰：“匄”。
王占曰：“俞，有崇有梦”。五日丁丑，王
嫔仲丁，氒（蹶）
在
（庭）阜。十月。
按照当时占卜礼仪，卜人灼卜显兆之后，由商王武丁亲自审视。武丁看了兆象，认为凶险，两次惊叹说“匄”，“匄”读为“害”，是说必有灾祸的意思。接着他查阅占书，证实确有祸害，又说“俞，有崇有梦”。到了第五天丁丑，武丁前往祭祀先王仲丁，果然在庭院里发生跌倒的事。看这条卜辞，“俞”正是表示肯定的叹词，与《尧典》及《皋陶谟》一致。
“俞”字的释读也有一个过程。前人多把该字释作“艅”，如郭沫若先生说：“艅当是发声辞，犹《尚书》言俞也”[8](P530)，可谓相去一间。释“艅”为学者普遍认可[9](P153)，但“艅”在《说文》是新附字，其出现是非常晚的。
商末青铜器小臣俞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990）铭文也有该字，其右旁三角形下竖笔与上相接，更接近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俞”字[10](P606)。互相对勘，不难证明应释为“俞”[11](P59)。
由此，我们可以说《尧典》等篇特有的叹词“俞”，也见于甲骨卜辞，这和四方风名的论证情形是一样的。
最近读到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先生关于古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篇文章[12]，其中引述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中的话：
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亡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分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
张文提到“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事例，有一条就是《尧典》四方风名的论证。文章的推论是：
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
其实，对于任何古史文献，甚至差不多所有历史文献，要求证明其“全部皆真”，都是不可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不会“全部”符合历史事实，即使符合历史事实，也不会“全部”能够由“拿证据来”而得到满意的证明。就是近现代史文献，也每每如此。然而这一点，并不能否定学者对文献的可信性，包括对整个文献，或文献的一部分，做出合理的估计。具体讲来，对一种文献，如果证明一部分切合事实，其他部分也比较可信的可能性会增加；相同的逻辑是，如果证明其一部分与事实相背，其他部分的可信性也会受到质疑。大家在历史学工作中，本来是这样做的。
古史方面的文献，情形尤其是如此。胡厚宣先生关于四方风名的发现论证，正因涉及《尧典》，被公认为难能可贵。这固然没有证明《尧典》“全部皆真”，其所能印证的只是文献的一小部分，却改变了许多人对《尧典》的看法。希望我这篇小文提到的“俞”作为叹词这一点，能进一步使大家看到《尧典》确有古远的渊源，包含着上世的传说，而如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所言：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从传说中找出史实，从而一步一步地重建古史，并不是不可能。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开拓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密切结合的方向，已以其丰硕成果做出了自我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