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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675（2005）02-007-05
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两大精神支柱。现代许多人缺乏人文素养，也缺乏科学精神。前者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后者则有很多人不认识。所以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没有科学知识，就不可能有科学精神。有了一些科学知识，也不能说就有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唯物辩证法是相一致的，既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要联系地、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有些人学习了一些科学知识，就以为这些都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而且认为这个唯一的绝对真理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唯我独是，目空一切，将不同见解视为伪科学、反科学，乱加横扫，冒充科学英雄，实是“科学疯子”。有些人借用科学知识，或者只是借用科学的名义，大作广告，谋取商业利润，是“科学骗子”。还有一些人一听传媒讲“科学”，就盲目相信，就大把花钱，以为可以买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受其害，那是“科学傻子”。这“三子”虽然都讲“科学”，却谈不上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比较抽象的，不是轻易就会有的，是需要经过培养的。要培养科学精神，我以为需要学习科学知识，学习科学史，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科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还需要学习辩证法，需要经常联系现实，联系实际经验，思考科学问题，关注并讨论科学的最新进展。可以说没有唯物辩证法理论思维能力的人，很难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正如恩格斯所说：“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28、561、569、130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科学精神进行哲学思考。如何思考？还是从我的切身体会说起。
一、我的三次心电图危机
我的三次心电图危机发生在1995年秋天，2001年冬天和2003年秋天。都是我没有不适的情况下去检查身体，做了心电图，发现心肌梗塞，需要急送医院抢救，经多方检查，最后确定没有心肌梗塞。最后一次，在阜外医院做了心脏造影，准备安支架，结果也是没有发现梗塞，无处可安，住两天出院。如果安支架，要住院两周。又是虚惊一场。最后，拿到的病历诊断书诊断：“早期复极综合症。实行冠造检查，未见明显狭窄及异常。“还作了37项检查，医生还说我的血糖、血脂、胆固醇等各项都正常，肾脏还比较好。
三次心电图危机，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有什么体会？其一，心电图多次结果是一样的，特别是第三次，校医院、120急救车上、阜外医院在急诊室、在手术室、手术后到监护室，前后七次做的心电图都一样，可以排除某一心电图机器可能出了故障。其二，几乎所有看到这个心电图的医生，包括做心电图的医生与门诊医生的看法也都一样，都同样得出心肌梗塞的结论。不是个别水平低的医生不太了解心电图而产生的误诊。其三，对于急救车送来的患者，马上采取扩张血管的措施，进行抢救，也是医生正常执行职责的范围。不存在处理不当的问题。第四，正常来进行身体检查，不论是北医三院，还是阜外医院，只要根据多种方式进行检查后，也都会得出没有心肌梗塞的结论。
经过三次心电图危机，我感觉到医生都是负责任的，白衣天使责任心，是令人钦佩的。那么，误诊的问题在哪儿？我认为：首先在心电图机器设计问题。人有千差万别，心电图机器设计者只能按照一般人的情况设计，没有也不可能按各种特殊情况来设计，于是就自然会出现机器不适合特殊的情况，导致误诊。这是一般与特殊的矛盾。机器只能解决一般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特殊问题。其次，不能单凭心电图诊断。心电图为现代医学诊断心血管病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个别情况下产生少数的误诊，这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能因此否定心电图机器的重大贡献。但是，只要采取几种方式检查，互相参照，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医学讲“望、闻、问、切”四诊，不能只用一种方式诊病，水平再高、经验再丰富的老医生，个别病也许可以一诊就可以诊断得了什么病，多数情况下不能不四诊并用。第一次在合同医院、第二次、第三次在阜外医院，都是采取多种方式诊断，才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复杂与简单的关系。事物本来是复杂的，要用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来处理，就有可能产生错误。第三，医患关系。医生是专门学习过系统的医学知识，从理论的整体上把握医学理论，是患者所不具备的，是医生的职业专长。患者对自己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所谓“久病成良医”，就是说他因为长期患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患者这种个体经验则是一般医生所缺乏的。师生的教学关系，有一条道理叫“教学相长”，这个道理是否也可以用于医患关系呢？高明的医生总是非常重视患者的感受和意见，道理就在这里。第四，关于检查身体。许多关于医学通俗读物上常说有病要及时检查，即使没有什么病，也要定期检查。有许多人的病都是在普查中查出来的。由于及时查出早期患者，及时治疗，得以挽救生命的事例很多。但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是，因为查体的结果，或者是误诊，给患者带来严重的思想负担，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死亡。有一个人走着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他得了癌症，他当时腿就软了，抬着回到学校，第二天就去世了，完全可以相信，要不是检查身体，要不是诊断为癌症，他再活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这类吓死的事时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中专学校的教师，检查身体，转氨酶72，正常是32，过一周他就去世了。现在知道转氨酶高过200也不会那么容易死人的。第五，住院治疗。危急患者住院当然是必要的，有的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没有必要住院治疗。钱学森得了病，没有去住院，他知道住院不解决他的病。他已经活过九十多岁了，还有一位我的同事张教授，患的是肝硬化，相当严重，曾经多次吐血。医生让他住院。他说知道病情以后，就好好在家保养，不必住院。他一边教学不停，一边还随时搞一点科学研究，花十几年时间，写出了一本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现在，他说：“如果当时去住院，最多活半年到一年，不会活到现在。”第六，是否都听医生的。医生不是圣人，他们也跟别的行业的人是一样的，对于自己专业的事情比较了解，有更多的发言权，但也不是没有错误。特别是有些医生责任心不太强，有的则受到社会坏风气影响，不认真看病，以别人的生命当儿戏，这叫“庸医杀人”。这虽然只是少数的，但也不是个别的。郭先生告诉我：她的胃有点难受，到一个医院看病，医生在诊断书上写下两个字：疑癌。她感到很紧张。后到一个中医研究院看，医生说：“这不是癌症，是脾胃不和。”开个方，服药后，果然好了。现在有的医生很负责任，仔细了解情况，让患者了解病情、几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以及预后情况，由患者自己选择治疗方案。经常倾听患者的意见。“多想想别人，多听听人家的！”（郭良玉《治牙》，见《三国一谈》新世纪出版社）各行业的人都应该这样，医生尤其应该这样。因此，我认为对于医生的意见，也要认真思考分析，作出自己的选择。最后，学习科学知识，更需要科学精神。我认为有必要提醒大家，在大众传媒上，为商业利润服务的明星广告，是最不科学的，切不可都相信！那是为了骗钱！建议多读专家撰写的书，如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编的，由洪昭光等专家撰写的《走出健康误区》，就是比较好的书。最好还要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深入思考，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盲目相信社会上流行的说法。
要培养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要经常联系实际加以思考。首先对科学与迷信的关系要有所了解。
二、科学与迷信的辩证关系
科学与迷信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许多人都能认识到科学与迷信的对立关系，却不容易了解二者之间的统一关系。科学与迷信的统一关系，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说明科学与迷信的辩证关系，没有被全面认识。这也说明现在写这篇文章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必须从多方面去探讨。现在为了说明提出这个问题的合理性，要先进行最简要的论证。
“科学”这个词，才提出来二百年时间。在二百年前，全世界还没有这个词。但是，没有“科学”这个词，不等于没有科学，因此，全世界撰写的科学史著作都不是只写近二百年的科学发展史，而是写三千年、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科学发展史。三千年前，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科学都不可能象现代这么发达。古代科学也是科学，也不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一样。不能用现代的科学水平来衡量古代科学，从而不承认古代科学是科学。在古代，科学还没有独立出来的时候，与迷信、哲学、宗教以及技术混杂在一起，科学与迷信很难分开。在那个时候，科学存在于迷信中，迷信中包含着科学。因为迷信而对事物进行观察研究、客观上就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例如，远古时代的中国，人们相信天命论，认为上天主宰整个世界，不仅主宰自然界，同时也主宰着人类社会。现在可以说这是迷信。正因为有这种信仰，历代统治者都设立观察天文的机构，派专人负责观察天文，将日月五星运行的情况以及各种天象变化都详细记录下来，为以后天文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不仅是中国的情况，西方也有这种情况。正如英国科技史专家梅森在《自然科学史》的第二章中所说的：“可能是巴比伦人相信占星术的缘故，他们对于天象的观察很仔细，遗留下不少天文学记录。”（注：梅森：《自然科学史》第二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1月，第8、38页。）又说：“希帕克测算分点岁差，可能也是利用巴比伦人的观测资料，因为巴比伦人吉旦那斯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了。”（注：梅森：《自然科学史》第二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1月，第8、38页。）这就是说巴比伦人相信占星术，观察天象留下很多天文学记录，这些资料为天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另一位英国科技史专家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绪论》中说：“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立现代科学时，应该感谢经院学派作出这个假定。”（注：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9年5月，第12页。）人的心灵能够把握上帝的宗教观念，也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在系统研究科学发展时，都容易发现一些后来被认为是迷信的说法，当初却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代天文学的研究水平从历法制订中表现出来。中国在汉代的时候，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达到很高水平。与现代相比，一年只差十几分钟。《史记·天官书》中所记载的人物，都既是古代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家，又是古代占星家、迷信家。即使象东汉张衡那样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在他重要的科学著作《灵宪》中说：“动变挺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庶物蠢蠢，咸得系命。”（注：见《后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中华书局新标点本，第3217页。）相信日月运行与吉凶祸福有关，为后代选择黄道吉日提供了迷信的依据。虞喜发现岁差，也是根据前人详细记录天文的资料研究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医学也是与巫相联系的，所谓巫医，也是科学与迷信的结合。司马迁讲到阴阳家时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阴阳家定出的吉凶时刻，有各种说法，并且说：按他们说的做就吉，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就凶。历法本来是科学的，加上吉凶说法，就变成“使人拘而多畏”的东西，即迷信的内容。司马迁认为“未必然也”，否定迷信的观点。四季节气变化，是天道之大经，还应该顺应，不能违背。可见，司马迁的头脑是清醒的，是有科学精神的。现代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仍然有一些“使人拘而多畏”的东西，例如电视上有广告说，中国人，人人缺钙，人人需要补钙。观众该不该去买补钙的药品？又如许多事情只要冠以“科学”，似乎就是正确的，用科学的方法增加身高，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智力，服用补脑的药品，可以增加记忆力，提高高考的成绩，如此等等。又如用人参、珍珠等作原料来制造护肤膏，究竟有没有护肤作用？还经常看到传媒说不能吃什么，应该吃什么，传统有一种菜，菠菜炖豆腐，现在说那是不科学的，如何破坏营养了。《光明日报》2004年1月16日《科技周刊》上发表《这样饮食不科学》，列举不科学的饮食有“土豆烧牛肉”、“小葱拌豆腐”、“豆浆冲鸡蛋”、“茶叶煮蛋”、“炒鸡蛋放味精”、“酒与胡萝卜同食”、“红白萝卜混吃”、“萝卜水果同吃”、“海味与水果同食”、“牛奶与桔子同食”、“白酒与汽水同饮”、“吃肉时喝茶”、“螃蟹与柿子混吃”等十三项。大概还容易记住。如果将所有报刊上发表文章讲“不科学”的内容，都汇集起来，那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不下一万条禁忌。有一本小书，书名就是《生活六百忌》，虽然还不全，要都能记住也就很不容易了。这不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使人拘而多畏”吗？我的意见也是“未必然也”。例如其中讲“海味与水果同食”，会怎样呢？“使人出现腹痛、呕吐、恶心等症状。”我是福建海边人，海味与水果同食，是经常的事，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腹痛、呕吐和恶心这些症状。许多讲科学的人都很强调证据，我们可以当场试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因为这样吃法而出现这些症状。如果没有人发生过类似现象，这个“不科学”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现在应该怎么吃法才“科学”呢？现在许多“科学”也使人拘谨，增加了畏惧心理，也就成了与迷信分不开的东西。太相信科学，迷信科学，可以叫做“唯科学”，或“科学主义”，也都是现代的一种迷信。科学也是有界限的，跨越这个界限，就进入迷信。也象真理有界限一样，跨出半步，就会陷入谬误。从事实上看，从古至今，科学与迷信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统一的能够互相转化的一面。迷信有时客观上无意中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也经常与迷信划不清界限。我们提倡科学，宣传科学，如果缺少辩证法，采用形而上学的僵化方法对待科学，那么，就会产生科学迷信，走向科学的反面，成为反科学的现代迷信。
三、科学是辩证发展的
只要是发展的，就是不完善的。如果已经完善，那就没有了发展的余地，也就不能发展了。因为不完善，我们对于所有的科学成果，都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以分析的态度，经常根据实践经验来审视它，思考它。这才是科学精神，才是辩证方法。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很多人有今是昨非的观念，过去被否定的似乎就是谬误，现在新研究的成果就是真理。这种绝对观念，似乎是非分明，却遗失了辩证方法。恩格斯认为，真理和谬误“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藏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以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40、213页。）已经被否定的过去的认识，包含真理的内容。现在新发现的认识也包含错误。这种错误会被以后的实践所发现，所认识，所否定。没有这种观念，就缺乏辩证法，就没有科学精神。真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28、561、569、130页。）现在的自然科学当然还在思维着，还在发展中，那么，至今为止的所有科学成果也都是发展过程中的假说。各种假说只能不断接近客观实在，但不能达到客观实在。如果把假说当真，以为这些成果完全真实反映了客观实在的情况，那自然会导致各种偏差。恩格斯对此有过全面丰富的论述。物理、化学、生物各学科的发展，都是容易理解的。有些人认为数学是最可靠的、最客观的。例如一加一等于二，二乘二等于四，两条相交的直线不能平行，两条平行的直线不能相交。这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是对的，即使在其他星球上，也应该是对的。但是，恩格斯说：“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像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28、561、569、130页。）恩格斯的说法，是从科学史中研究概括出来的，不能说没有根据。恩格斯所说的“想像的数量”，是人的精神的产物，是人的精神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包含着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是非对错的绝对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存在，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则需要哲学辩证法的指导，将真理看成是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死的不变的结论。恩格斯认为，在变数出现以后，“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定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28、561、569、130页。）他又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的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40、213页。）中国古人所说的“言不尽意”，语言可以表达思想，但不能完全表达思想。思想可以反映客观事物，但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物。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断深入，但不会穷尽。例如我们讲甜，只有一个词，人类在吃东西时，有糖的甜，蜜的甜，也有其他各种水果的甜，人们可以感觉到的甜比语言要丰富得多。实际上这就是“言不尽意”。人们感觉到的甜与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也还有很大差别，例如人们可说桃是甜的，甜到什么程度？就说不太清楚了。特别是酒，一般人都可以分出白酒、果酒、黄酒和啤酒。度数高的与低度的也可以区分。水平高的还可以分得细一些。如果将二百种白酒放在那里，能够尝出一小杯中的酒是哪一种品牌的，就是高级品酒也不一定能做到。颜色也是一样，一般人可以分清五色。但是，黑色的程度不同，能够区分几百种，那就很难了。这都可以说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局限性，相对性。因此，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这种辩证法的思维能力，将现有的成果都看作是绝对的、永恒的，那么，就不会深入研究下去，就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创造和发明。而现在科学界如果还有人想获取诺贝尔奖，却没有辩证法的创新思维，就可能象水中捞月。
四、科学研究需要假设
王大珩先生说，科学的第一个特征叫一元性，“万物运动都有自然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注：王大衍：《漫谈科学的特征》，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16日《科技周刊》B1版。）这是对的，但是，科学的“一元性”，不能理解为“一点论”。例如对于光的研究，粒子说与波动说长期争论，双方都有根据，谁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最后只好共存。关于几何学，有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还有非欧几何，表面上似有矛盾，却都反映了现实空间的相对真理。现在许多人不太了解“可以被证伪的才是科学的”这种提法，更不了解这种提法所包含的科学精神与辩证方法。思想还停留在过去那种“已经被实践证实了的才是科学的”水平上。王大珩先生在谈到“科学进步的辩证关系”时，说“假想是创新的前奏和理性认识的先驱，是从不知到知的必经过程，因而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上）假想在科学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参加科学研究的人都会体会到的。研究科学的人都是先有假想，然后在实践中修正自己的假想。王大珩先生举一个例子：“一次我和二位美国科学家同坐一辆车子，我问他，你的研究工作结果和你原来料想的完全一样，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说那是最倒霉的，因为我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得到。”（同上）大胆假设，是创新的必要。没有假设，或者假设而不大胆，那么，就很难有创新，更不可能有大的创新。美国的科学家高兴的是自己的想法不完满，在研究过程中，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新东西，使原来的设想得到纠正、充实、提高，使之更加完美。从此我想到，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也是这样，自己提出一个思想，如果没有人反对或者批评，就不高兴，因为那样就不能使自己的想法完美。但是，一些政治家总以为自己是高明的，有人批评，就以为“那是最倒霉的”。下级和群众一片欢呼声，他才高兴！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倒霉的”，因为他的不足之处，得不到纠正，有点小毛病，也会在全国造成重大损失。美国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很值得我国许多人学习。而这种思想也是我国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思想家说过的“和”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和而不同”是科学家、政治家、学者从事其工作所需要的正确态度，也是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
经过实践证明的结论是有真理性的，但它并不就是客观事物，也不是绝对真理。因为它还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将这种认识归纳为一种假说，并不等于客观事物，以后的实践还要对它进行检验，也还可能对它进行修正和补充，有的甚至全部推翻，提出新的假说。科学史大量事实都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有的结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一直被奉为经典，结果还是被后来的新发现所否定。浑天说与地心说就是这样，被日心说所推翻。日心说不久也被现代天文学所推翻。而现代天文学是不是最后结论呢？很难说。只要它需要发展，被修正则是必然的。在没有被修正之前，许多人将它视为全是真理，被修正以后，又将它视为谬误。这种观念就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观念，是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有科学精神的人，对于现有的所有科学结论都看作是相对真理，认为是需要继续发展的，不是绝对真理。同时对于已经被否定的过去的科学理论，往往承认它有合理因素，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给予适当肯定。总之，对于过去与现在的所有科学结论都是要进行辩证分析的，不采取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态度。
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怀疑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有怀疑，才有需要研究的课题，才能着手研究，否则研究什么呀？所谓大胆怀疑，实质上就是提倡创新。小创新，容易被大家接受。大创新，则会招来许多非议。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们都在习惯中生活，头脑也都在习惯中思考，思维观念也都是有习惯性的。但是，一些人先自许为科学权威，再对别人的新说法进行猛烈抨击，咄咄逼人地要对方马上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充分，那就宣布为“伪科学”或者“反科学”。如果读一下科学史，再用唯物辩证法进行一番思考，那就会知道，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是要扼杀创新精神的。杨振宁与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创新的见解，却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据还是后来由吴健雄通过实验才拿出来的。证据也不完全，后来许多科学家用各种方法进行长期实验，证据才逐渐达到比较全面。拿出证据的吴健雄没有获奖，却奖给了提出新说法还暂时拿不出证据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的论文如果放在那些只有“科学权威”而没有“科学精神”的人面前，其命运将是如何，是否也会被扼杀，不得而知。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如果一定要他们立即拿出证据来，不知道会是如何景况。
有一句话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知，远离真理，是迷信；盲目相信科学知识，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迷信，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们现在一方面应该宣传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同时又要向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宣传辩证法，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对“伪科学”与“唯科学”的两种偏向，都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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