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正规就业女性家务劳动与工资收入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务论文,城镇论文,正规论文,工资收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2)02-0023-05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委员张晓梅的提案《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家务劳动与两性平等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但是，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依然存在，广大女性在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同时，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她们来承担。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显示，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长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2]。那么，女性承担家务劳动是否会影响其职业表现和工资收入?国内学术界至今没有对之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本文以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CHNS)成人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中国城镇在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与其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测量
1.研究假设
针对女性家务劳动与其工资收入的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85)提出了精力分配理论，该理论指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降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3]。赫斯奇与斯踹坦(Hersch and Stratton)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贝尔克的理论，发现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确实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与丈夫的收入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那么，贝克尔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的情况?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解释效力，本文假定中国的情况与贝克尔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具体的研究假设是：中国城镇正规就业女性的家务劳动会对其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工资收入将越低。
2.研究对象及样本构成
基于CHNS成人调查数据的特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在有城镇户口和正规工资收入、年龄在55岁(含55岁)以下的在业女性群体，分析的样本数为598人。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平均年龄为38.6岁，已婚妇女(包括在婚、离婚、丧偶、分居)占绝大多数。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样本涵盖了东、中、西部3类地区，比例最高的是江苏，占17.1％，比例最低的是广西，占6.5％，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全国的情况。从教育和职业分布来看，由于是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女性，所以其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者占了将近7成，职业地位也普遍偏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占了将近6成。从工作单位的类型来看，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占65.6％，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位于体制内。
虽然样本中的妇女，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普遍较高，大多受到国家体制的保护，但是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工作收入的分化上，仍然存在明显的两性不平等现象。根据2006年CHNS成人数据，年龄在55岁以下、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城镇在业妇女，平均每天花在“为家庭购买食物、做饭、洗衣、打扫房间”上的时间为123分钟，月平均工资收入(包括工资、补贴和奖金)为2329元；而年龄在60岁以下、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城镇在业男性平均每天花在上述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则只有34分钟，但月平均工资收入则显著地高于女性，为2976元。
3.变量设置
为了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条件下比较家务劳动时间对妇女工资收入的“净影响”，本文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其中，因变量为被调查者的月工资收入，包括工资、补贴和奖金3项。虽然问卷中设置了关于被调查者第二职业和其他收入的问题，但是对于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群体而言，第二职业和其他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小。所以，在测量被调查者工资收入时主要计算其第一职业的工资、补贴和奖金总额。为了满足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因变量正态分布的要求，在模型分析中对因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经过对数化处理后的因变量符合正态分布的要求。
自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工作单位性质等控制变量，其分布情况见表1。年龄和教育程度可以被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体现，年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年龄越大表明经验越丰富、资格越老，所以工资收入可能越高，但另一方面，年龄越大则可能预示着身体素质的下降，工作效率的下滑，工资收入则可能越低。教育程度作为当代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教育程度越高，则表示人力资本越占优势，工资收入则可能越高。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明显的。本文将被调查的职业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蓝领工人和农业5个类别，5个类别的职业地位依次递减，职业地位越高，工资收入则可能越高。由于国内社会仍然存在明显的体制分割，不同工作单位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相当明显，所以本文将被调查者的工作单位合并为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和家庭农业4个类型。
同时，还有每天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两个待检验变量，每天工作时间越长，表明工作更努力和投人，工资收入可能越高；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可能间接影响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影响工作的效率，工资收入则可能越低。
三、模型及其结果
本文利用STATA9.0运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比较各自变量对模型的整体贡献，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模型Ⅰ作为基准模型，表明教育对城镇在业女性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的影响作用则不显著，年龄可能主要影响职业的进入。模型Ⅱ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加入了职业类别和工作单位性质两个自变量，模型效果显著改善。这个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和教育程度的条件下，对于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而言，工作单位性质对其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私营或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妇女的工资收入显著低于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妇女，这与体制分割的制度因素有重要关系，也准确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
模型Ⅲ在模型Ⅱ的基础上加入了每天工作时间变量，模型效果有一定改善，而且工作时间对工资收入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对于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来说，工作时间越长，工资收入也越高。但是，当加入家务劳动时间变量之后，工作时间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了，这说明家务劳动时间与工作时间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工作时间影响工资收入部分是通过家务劳动时间起作用的。同时，如模型Ⅳ所示，在加入家务劳动时间变量之后，不仅模型的拟合效果大大提高，模型的R[2]从原来的0.231迅速提高至0.265，而且家务劳动时间对工资收入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为了进一步检验家务劳动时间对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笔者将具有同类特征的男性被调查者(有城镇户口和正规工资收入、年龄在55岁及以下)也纳入上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Ⅲ中，性别对工资收入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女性的工资收入显著地低于男性。但是当模型Ⅳ在模型Ⅲ的基础上加入家务劳动时间变量之后，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对工资收入的负向关系很显著，但性别对工资收入的负向关系变得不再显著了，而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则依然不变，这说明对于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人士来说，两性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家务劳动时间发生作用的，这生动地说明了家务劳动时间在两性平等中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妇女群体而言，家务劳动确实会影响其工资收入，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其工资收入将会越低。对于城镇有正规工资收入的在业人士来说，两性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家务劳动时间而发生影响的。
上述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家务劳动时间在促进两性收入平等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缩小男女两性在收入方面的差距，家务劳动时间的均衡分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路径。那么，如何促进夫妻双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上的平等性?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区分两种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不平等，即效率取向的不平等和观念取向的不平等。
在一些家庭中，夫妻双方的赚钱能力存在明显的差距，一方高学历高职位，赚钱能力强，而另一方则低学历低职位，赚钱能力弱，在这种家庭里，为了确保家庭整体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往往赚钱能力弱的一方将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由于在教育、劳动力市场上都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形，妇女处于弱赚钱能力地位的情况要多于男性，所以导致妇女在家庭中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分配的两性不平等可称之为效率取向的不平等。调查显示，在家庭内部，个人的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越高，或职务越高，所干的家务就越少①。针对效率取向的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平等，应该从教育、劳动力市场等层面促进两性的平等，以提高妇女的赚钱能力，间接地减少妇女在家庭内部对家务劳动的承担。
由于受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大多数职业女性对社会赋予自身的传统角色持认同态度，并将之内化继而付诸行动[5]。在一些家庭中，即使妻子的赚钱能力强于丈夫，妇女在家庭中仍然比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分配上的两性不平等可称之为观念取向的不平等。针对这种不平等，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和宣传，逐渐地改变夫妻双方家务劳动分工的传统观念，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另一方面，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实现家务劳动供给的产业化、组织化和专业化，在整体上不改变妇女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格局下，通过缩短家庭的家务劳动时间长度，可以在短期内明显地改善职业妇女家庭与事业的冲突[6]。但是，目前国内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则严重地影响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反而使原已社会化的家务劳动重新回归家庭，可能会加剧两性在家务劳动分配上的不平等状况，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
①参见王琪证《中国人的生活时间分配》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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