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通史所所长——丘巴里扬教授谈俄社会和史学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里论文,通史论文,俄罗斯论文,史学论文,院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学院世界通史所所长丘巴里扬教授于1997年10月访问我国，并在世界历史所、四川联合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以飨读者（标题为本文作者所加）。当然其中一些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请读者加以注意。
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目前俄罗斯学术界包括史学界是在与以前不同的状态下工作。研究所独立制定科研工作计划而不受国家监督，不受意识形态影响。但“独立”只是相对的，科研人员仍从国家领工资，研究计划仍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些学者与俄共有联系，一些则支持政府，所领导对各派观点一视同仁。
几年前史学界曾经尖锐地批判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过去肯定的现在就否定，凡是过去否定的现在就肯定，甚至一些编辑审读文章一看见马克思列宁的引文就通通删掉。这个走极端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人们能比较冷静地、客观地评价历史遗产，开始了史学家观点的接近。比如有人以前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提出以“文明”作为标志，现在认识到“文明”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文明”的概念实质是什么也还说不清。所以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也有其存在根据，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指出以经济为基础的发展前景。俄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众多关于世界发展的学说之一，而不像过去那样作为唯一指导思想。所以出版了以前被禁止的马克斯·韦伯、汤因比等人的著作并在高校学生中介绍其观点。
二、史学理论的变化
与过去只侧重研究阶级斗争史、政治史不一样，现在俄史学界比较强调在社会发展史中人的作用，人的精神方面的因素，人对意识形态、对环境的反应，个人与社会、与家庭的联系等等。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都如此。
如对中世纪社会中生与死的研究：出版了个人私生活史方面的书，出版了“偶然事件年鉴”，拓宽了研究领域，如文化人类学等。对反对派、保守派、激进派的观点都加以研究。加强了经济史研究。以前经济史只注意研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现在研究企业家、资本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等等。关于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不再把改良看作革命的副产品，注意对改良的研究，反而对革命不感兴趣。但一些人又走极端，只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十月革命。在多数情况下俄史学界抛弃了以重大革命事件作为划分时代标志的方法。过去一般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现在则往前推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史原来一般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现在则以20 世纪初， 至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起点。很多历史学家转而研究改良和改良家，特别集中研究俄国的改良主义者。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二世、三世、保罗一世等也重新评价；很重视研究维特伯爵与斯托雷平的改革。不过一些人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描绘成慈善君主的化身，光明势力的化身。对宗教和教会的作用也重新评价，不是全盘否定宗教，而是把它看成人类文明的一个部分。但由于俄国现实生活中宗教的作用，又出现夸大宗教作用的倾向。
三、苏联史研究中的问题
丘巴里扬教授承认目前苏联史研究遇到很多困难，20世纪30年代及战后时期都是难点。为此俄史学界目前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出版各种新的重要文献集，如苏共中央和政府通过的决议。这些文献的出版推动了对20—30年代苏联史的研究。特别注意战后时期的文献，较多集中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里难点在于历史事件越近越容易表现出作者的偏见。以前曾用“停滞”来形容勃列日涅夫时代，现在则试图更准确阐述“停滞”的内涵。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大多数人都渴望发生变革，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他个人的首创。至于其改革的后果则是另一回事，这也是苏联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对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特别是1939—1941年的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关于1939年的苏德条约争论很大。提出了许多新课题：1.对二战期间苏联内部和德国人勾结的势力的研究。为什么提出这个课题？因为战争中有100多万苏联人参加了德国军队。 要把这些人通通称为叛徒是不可能的，但要探讨许多人参加德军的原因及其社会成分。其中多数人是战俘，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参加德军，但不是全部。2.研究战争、包括为战争胜利付出的代价。以前很少触及这个问题。有一首歌词写道，“代价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计较这个代价”，现在不这样看。因为人的作用、伦理的作用应当重视。斯大林说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对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无所谓。而今天则要研究付出这些代价是否值得。当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在199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战争的代价”。一些军事史家批评道，在战争中要事先精确计算出某个战役胜利的代价是不可能的。
斯拉夫和西方派思想对俄外交的影响。俄罗斯走什么路？一百年前就探讨这个问题，苏联解体更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俄罗斯是欧化，还是走自己的独特道路？这与俄所处地理位置有关。俄罗斯既在欧洲，又在亚洲，既有东正教，又有穆斯林。一些人对西方投资感兴趣，一些人反对，其背后有政治的考虑。无论在历史上或在当前政治生活中在此问题上争论都很激烈。一年前斗争更尖锐。叶利钦当选总统后曾说过要考虑俄罗斯民族思想，更加剧了争论。在俄国历史上有俄罗斯大国思想的渊源，在政治、思想、生活各个方面均有表现，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过去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时光。只要俄罗斯处于过渡阶段，这个争论就还会继续下去。至于俄究竟是东方大国还是西方大国，有人认为俄罗斯是联结东、西方的桥梁，这就是对俄的定位。目前俄执行平衡的外交政策，否定了前几年全面倒向西方的态势。与独联体国家历史学家的合作是俄罗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亚国家以前都主要是研究苏联史，很少研究世界通史，更须与之加强合作。乌克兰的教科书很多观点与俄学者相左，俄学者要改善与乌克兰学者的关系。波罗的海三国住有很多俄罗斯居民，为了加强联系，俄罗斯科学院将与塔林、里加的学术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四、对十月革命的评价
丘巴里扬认为十月革命不管有什么缺点仍然是20世纪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十月革命的影响极大地冲击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唤醒了民族解放的意识。它至少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其国内外政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过去对十月革命研究不足的方面是：
1.不能把十月革命的方式看成是世界各国革命都必须仿效的固定模式，每一个国家革命经历的道路都有自己的特点。
2.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夸大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甚至把西方所发生的革命都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后果。
3.对俄国来说，十月革命并非唯一解决矛盾的方式。十月革命使暴力和官僚主义在俄国有重大的影响。虽然这与当时反对派的恐怖活动、国外武装干涉有联系，但也与布尔什维克热衷暴力解决问题分不开。俄国缺乏民主传统，没有议会、多党制，在革命中激进主义占了上风，为斯大林后来的镇压打下了基础。尽管这不能说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后果。为什么当时在党内缺乏一种监督机制制约恐怖行动，这还是一个待研究的课题。
五、苏联崩溃的原因
首先应当区别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崩溃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苏联的崩溃，这两个过程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各自的原因，既有深刻的客观因素，也有个人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即主观的因素。
共同之处在于：8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确面临变革的形势，国家在经济上处于崩溃边缘，从一个农业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全国普遍感受到食品的不足，商店空空如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变形，特权阶层的存在导致居民不满；因为经常更换苏联领导人，国内政局不稳又引起“上层”不满；同时苏美军备竞赛也拖垮了苏联经济。这就是当时国内都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路线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想搞垮社会主义，而是想进行类似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方式的改革。但由于戈尔巴乔夫及当时苏共上层领导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纲领，不知道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如何引导局势发展，加之政治局内部也不统一，最后发展到相互斗争，导致全国局势失控。
西方在苏联解体中所起作用也是一种客观因素。冷战的逻辑造成这样一种结果：苏联崩溃时西方很快就承认这一现实，奇怪的是欧洲的安全组织也很快就承认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其目的在于从法律上巩固苏联崩溃的事实。布热津斯基五年前曾说过：我一生都盼望着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瓦解。
从主观上讲，苏联作为国家的崩溃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由于前苏联遗留下沉重的经济负担及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负担。当时的各加盟共和国已形成一个极有权势、又想独立于莫斯科的上层。安德罗波夫在苏联成立60周年时已预感到这种情况，想改变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莫斯科又想作为中心控制各加盟共和国，每一加盟共和国的书记都必须听命于莫斯科，这种情况早就引起各加盟共和国不满，加之腐化现象在地方也很严重。如果能够比较早地改变这种状况，实行邦联制（这是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提出的方案，当时戈尔巴乔夫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分裂。但莫斯科还想维持大一统局面。到1991年想签订新联盟条约，答应建立邦联制国家时已经来不及了。乌克兰议会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对加速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从苏联教训看，对民族问题要有耐心，也要引导。在民族矛盾和冲突刚出现时就要努力正确加以解决。
后来建立独联体，幻想以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为核心来团结其他国家。但当时的一些领导人不了解那些曾经是独立的国家，在一旦重新获得独立机会后是很难回头的。最初独联体的运行极为困难。最近独联体国家之间关系有所恢复，因为各国意识到历史上形成的相互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不能割断的。爱沙尼亚对外经济50%以上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波罗的海三国经济也不可能由西方单独支持。乌克兰的石油、天然气供应与俄罗斯也分不开。在军事、安全方面也相互需求，俄罗斯很多人都居住在这些国家，何况还有多年形成的文化传统联系。俄罗斯不再用过去的方式，如1940年与波罗的海三国签订条约的方式去恢复与独联体其他各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各国也承认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中心地位，在这个新的基础上独联体国家关系才会有所发展，尽管西方国家对此是不满意的。
六、关于20世纪史的研究
丘巴里扬教授所在研究所早已把20世纪史作为其研究项目，当他得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也把20世纪史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后十分高兴，表示愿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他认为在20世纪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找出新的观点，为此需要分析影响20世纪的最关键问题。
第一个题目：革命与改良
在关于俄罗斯史学理论变化的情况中丘巴里扬教授已谈了这个题目，这里他从20世纪全球范围的角度，仍然强调必须重视对改良的研究，要把改良视为一种独立的、重要的、必需的，有时甚至是与革命冲突的力量，不是革命的副产品。不仅要研究俄国的改良，还要研究罗斯福新政——这也是一种改良；研究二战以后欧洲各国的改革，如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亚非反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良。还要研究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题目：极权主义与民主
极权主义、独裁制是20世纪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典型的极权主义是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对于苏联是否是极权主义国家，争论比较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主义较多表现为极权主义，如大镇压。
过去俄学者把民主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现在对这个问题看法有较大变化。人们认识到民主都具有共同的表现形式，如多党制、法制国家、个人权利的保证等等。20世纪的民主制度是怎样发展的，需要找到古代的民主传统、卢梭等人的民主思想与当代政治现状的联系。二战以前英、法等国家还是属于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德国不同，对此应有客观态度。这并非是为西欧民主制度辩护。
第三个题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最近俄学者比较感兴趣的课题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可举出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中凯恩斯理论的作用，及其他例子，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凯恩斯理论能把国家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这个理论是修正主义的。正如中国现在也相当深的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不会不影响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一样。
社会主义如何改革，新经济政策是不同经济成份共同存在的一种模式，应从哪种意义上来评价它？不能完全否认社会主义农村改革的意义，但全盘集体化确有很大负面影响。
当前俄罗斯社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俄共认为是一种野蛮的资本主义，民主派认为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精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现在比较多的是主张搞混合经济。
这一对矛盾是20世纪各种矛盾的中心。我们抛弃了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旧观念，但同时又没有新的理论来取代它，存在一个理论真空。因此研究20世纪史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新的观念。
第四个题目：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国际主义应从广义来理解。过去把它简单化，或者认为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认为只是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现在把它看成是不同社会、不同力量、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与民族主义的区别。
20世纪的民族问题特别复杂。
俄史学家对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持一种否定态度。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族问题。过去把苏联多民族国家称之为“民族共同体”，否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当然不行。但苏联为什么会发生尖锐的民族问题？亚洲也如此。欧洲本是一个平静的大陆，在南斯拉夫等国发生尖锐的民族冲突后，也必须看到欧洲存在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了。
第五个题目：战争与和平
关于20世纪的战争，一是对世界大战的研究，一是对国家内战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应研究其冲突的本质是什么、武装冲突的界限以及怎么样和平调解冲突。如俄罗斯与车臣的战争。中央政权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怕车臣真正独立引起俄其他地区的连锁反应，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如果三年前给车臣提出今天的条件，车臣问题早就解决了。时至今日已经更困难了，需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
和平主义与争取和平的运动，是20世纪史研究中的新问题。俄罗斯最近出版了有关研究托尔斯泰与甘地、中国孔夫子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书籍。
第六个题目：国际关系
冷战是二战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有一种观点：冷战尽管不好，总没有发展成热战，总还遵循着一些“游戏规则”，即使在最紧张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也没有发生战争。应如何评价冷战？
关于马歇尔计划与苏联，现已找到的档案材料证明：莫洛托夫开始是支持马歇尔计划的，而斯大林比较动摇，他害怕陷入对西方的依赖，也怕东欧国家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离开苏联。当时捷克已准备支持马歇尔计划。最后斯大林莫洛托夫迫使东欧拒绝马歇尔计划。档案材料表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样紧密。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讲一套，回去做的是另一套。
中苏关系是一个很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现已很明显，中苏关系恶化对苏联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目前俄罗斯史学家正在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希望中国同行加以注意，即毛泽东当年访苏时和斯大林会晤的情况。斯大林对中国的态度很矛盾，他肯定中国的革命，承认中国是一支反美的力量，但又害怕中国今后会发展成一种威胁的力量。
关于苏联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是通过一个什么机制来决定出兵？现已知道，出兵阿富汗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五人圈子里决定的。当时军队反对出兵，认为阿富汗太小，无甚意义。搞清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很重要。
丘巴里扬教授最后强调关于20世纪史的档案材料的重要性。他指出，20世纪史实际上是文件公开的历史，20世纪的很多历史之谜，都得等到文件公开之后才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