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勺模型：系统行为分析的通用型社会科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通用型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02-0085-08
一个好的理论往往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具有较少例外情况的，对于社会科学理论而言亦是如此。本论文将围绕描述和解释因果关系这一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即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影响，建构金勺模型，这将是一种社会科学领域通用型理论，解释其哲学基础，并将以政治、经济制度对义务教育政策工具的影响和民主制度对国际和平的影响等具体社会现象，就该理论的四个核心要素：结构、行动者、互动与演化，分别进行论述和验证。
一、社会科学理论一般模型
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是描述和解释因果关系，即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影响，X如何影响Y。①对此，有三种因果关系分析视角(表1)：第一种是作为相关性的因果关系(Causality as correlation)。相关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模式、现象，等等)有规律地一起发生。如果这些事物中的一个总是有规律地在另一事物之前发生，那么我们说它是另一事物的原因。这是著名的“休谟式因果关系”(Humean causation)。②第二种是作为反事实的因果关系(Causality as counterfactual)。在这种因果分析中，我们会问“在有X的情况下，Y会发生吗?”如果是的，那么X是Y的原因。这种分析很适合比较研究，比如为什么有的国家民主转型成功，而有的国家民主转型失败?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问题来分析其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第三种是作为机制的因果关系(Causality as mechanism)。这种因果机制可以视作Y是由X的内在因果力所导致，如果我们证明X是Y的原因，要证明X如何导致Y，这就需要因果机制的证明。第三种因果关系，即因果机制，是下面要讨论的重点。
根据因果机制的视角，为了分析X如何导致Y，需要确定三个共同构成因果机制的因素：一是X的属性，它具有因果关系力，并产生因果倾向；二是因果关系的倾向，它是X的属性的结果，并实现Y；第三是条件，它引发X的因果关系力和倾向(图1)。这样便打开了因果关系之间的黑箱。
图1 打开因果关系之间的黑箱
资料来源：Schimmelfennig,Frank(2011):Causality and Causal Mechanisms.(course material)Free University Berlin.pp.1-18.
比如Elinor Ostrom分析制度性选择与个人选择时，③就是使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框架，打开了因果关系之间的黑箱，分析了公共资源治理中多中心治理主体进行制度选择时的各种影响变量，建立了因果关系，即为何做出这种战略性选择，从而导致某种结果或产出。在此理论模型中，X(共享的规则与机会的信息)的属性是治理主体间的内部规则的贴现率，因果关系的倾向是治理主体会做出选择或战略，引发其条件是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利益趋向。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公共资源的制度选择问题(Aframework of analysis of CPRs，图2)。
图2 影响制度选择的变量总览
资料来源：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93.
Jan Kooiman用治理互动性来解释治理能力时(图3)，同样也是采取这种理论分析框架模型。④
图3 互动性治理的合成方案
资料来源：Jan Kooiman(2003):Governing the Governa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p.193.
可见这种模式是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因果机制的。但是，这样还只是解释了内部黑箱中的因果机制，而没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层面全部的因果机制。科尔曼的“浴缸”模型(“bathtub”model，图4)是社会科学中解释因果机制非常有影响的一般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微观与宏观(micro-macro)层面互动的因果机制。他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因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社会科学应当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explan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social systems)为重点，要求是以系统为单位。对此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社会学中的“自然史”方法或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分析，观察特定时期内一个系统变化；另一种是检验系统内部的变化过程，用低于系统水平的系统组成部分(如个体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较多问题和反对意见，于是他提出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解释包含在微观到宏观转变中的社会现象。⑤根据此模型，一个适当的宏观-宏观社会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需要经过三个步骤：宏观-微观的关系或结构性影响的规范，微观-微观或行动者的作用的规范，及微观-宏观的关系或相互作用的规范。
图4 根据科尔曼的“浴缸”模型更改而成
资料来源：Coleman,James(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25.
可用此模型对已经改善了的社会条件如何产生革命作出满意的解释(图5)。
1.宏观与微观的关系，规定了结构如何授权或限制行动者。受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影响，会产生不同的规则。当然这里的结构既可以是物质性结构比如资源配置，也可以是文化图式或规范性规则体系。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为，已改善了的社会条件会改变原有的源配分资方式，尤其拉开收入或者社会地位的差距，于是产生短期挫折、相对剥夺感，以及由迅速变迁诱发的期望值增高等。这些已经在许多理论和历史事实中得到验证。经过这一步验证，将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转到微观的行动者层面。
2.微观与微观的关系，它告诉我们，行动者在一定的结构环境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动。这是心理学的一个命题：挫折感导致寻衅行为。在此，理性选择理论是有关行动者的非常有解释力的理论，科尔曼认为，行动者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行动类型：行动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各个行动者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去控制着使自己获利最大的资源；行动者让渡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这种行动在社会系统中十分普遍，因为行动者期待着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一旦如果得不到满足，甚至只有挫折感，那么会导致寻衅行为。⑥
3.最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规定了单个的行动者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整合成社会成果。个人的寻衅行为是在社会系统中的行为，寻衅者与维持秩序者必然会造成冲突，而且是行动的相互依赖，即只有双方都采取对抗行为，冲突才会更加升级。革命产生于个人寻衅活动的“集合”，革命是组织与参加者互动的行动结果。
图5 改善的社会条件对潜在革命的影响
资料来源：Coleman,James(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25.
不过，尽管科尔曼的“浴缸”模型提供了一种自帕森斯以后对社会系统实行微观与宏观整合的社会行动理论，因为自孔德以后社会系统理论微观与宏观始终存在着矛盾，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从方法论上，科尔曼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⑧在他看来，社会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解释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因而科尔曼选择了个体主义方法论，他称之为“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⑨但是本文立足的及试图要建构的是要同时融合整体主义方法论。因为正如后来的经济社会学家阿罗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纯粹个人的理性选择也有可能产生社会选择悖论。二是时间维度，科尔曼的模型与上文提到的模型，如Frank Schimmelfennig的因果相关性分析黑箱模型、⑩Elinor Ostrom的公共资源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模型(11)及Jan Kooiman的互动与治理模型(Interactions and Governance)(12)一样，都是静态、立时的分析。虽然科尔曼模型在宏观-微观层面提到文化图式或规范性规则体系对微观行动者的影响的规范，但这也只是文化或规范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影响，无法反映和解释长期的变化，而长期的变化和演化恰恰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常态性因素，或变量，因而不可缺失。
二、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模式
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形成了不少的理论，以新制度主义中的各种治理理论最为突出，其中Elinor Ostrom的公共资源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制度分析模型(Linkages among rules and levels of analysis)(13)最有名。她将制度分析分成三个相互连接的分析层次：宪政层次、集体层面和操作层面(图6)。
图6 规则和分析层次之间的关联
资料来源：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3.
James Rosenau则用结构与过程两个维度区分了六种治理类型，(14)其研究表明，治理结构中不仅包括正式结构，还包括非正式结构，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混合结构(表2)。
Jan Kooiman提出了互动性治理的意向层次与结构层次动态关系的分析模型(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intentional and structural level of governing interactions，图7)(15)
图7 互动性治理的意向层次与结构层次动态关系
资料来源：Jan Kooiman(2003):Governing the Governa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p.213.
Perri 6则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模型(Holistic Governance)，(16)整体性运作在政策、管制、服务和监督等所有层面上体现在三个方面：(1)它可以将不同层次的治理或同一层次的治理进行整合，比如地方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或地方贸易政策制定官员与中央贸易管制者之间等。(2)可以在一些功能内部进行协调，比如使陆海空三军合作，也可以在少数和许多功能之间进行协调，比如健康保障和社会保障。(3)整合可以在公共部门内进行，也可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因此，他将各种治理运作实际情况整合到由“层次、功能和部门三个维度组成的立方体模型中。”(图8)(17)
图8 整体性治理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彭锦鹏改画自Perri 6 et al.(2002：29)。彭锦鹏：《全观型治理：理论与制度化策略》，(台湾)《政治科学论丛》2005年第23期。
但是，从以上不同的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中不难看出，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如何有效提供高质量、公平的公共服务的制度模式建构，是基于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的一种预期，也就是说，可以用之去验证现实状况是否相符，但是对于如果用之去研究公共服务的因果机制，即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制度选择，这些分析模型是欠缺解释力的。另外，虽然Vensent Ostrom(1990)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 Compound Republic)提出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美国长期的历史实践，但这毕竟是基于美国这个具有独特政治生态之国家的实践，而是否适合用于其他国家是需要加以检验的。
基于此各种考虑，本论文在吸收以上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了各自优点，并加以简化、优化和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金勺模型(Golden spoon model)。此模型将理论分析框架与公共服务治理模型有效结合为一体，既可作为理论模型分析因果机制，又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型。
三、作为理论的金勺模型
金勺模型外形像个勺子，根据此模型，一个良好的宏观-宏观社会的因果关系解释的理论基础需要经过四个步骤：结构，即宏观结构对微观行动者的影响；行动者，即微观行动者的作用与功能；互动，即在宏观体系中微观行动者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演化，宏观制度的历时性变化与影响。结构、行动者、互动与演化四个步骤组成的一个勺子的形状(见图9)，箭头表示验证过程，实线表示实际进行的验证过程，虚线表示假定需要完成的验证过程，上面是宏观层面，底下是微观层面，两条斜线是宏观层面向平面外垂直展开，从而形成立体图，代表演化的时间维度。它可以较好地解释各种从宏观到宏观的社会现象，对于公共服务领域来说尤为合适。下面以政治、经济制度对义务教育政策工具的影响为例来论证。
图9 金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步，结构，即宏观结构对微观行动者的影响。这将分析宏观与微观的关系(macro-micro)，即因为义务教育援助受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影响，会产生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会影响到相关的行动者的行为和选择。当然这里的结构既可以是物质性结构比如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也可以是文化图式或规范性规则体系。比如市场化政策模式的美国，是典型的市场至上、严格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其教育行政系统主要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组成。这种制度安排规定了联邦、州和地方三者在义务教育政策中各自的作用，由于地方一直是义务教育援助经费的最大来源，因而市场化政策工具是非常受欢迎的。公益型政策模式的瑞典则不同，瑞典的教育立法和行政机构是分开的，国家议会和中央政府负责制定教育法律、方针政策；对法律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教育法和课程改革虽历经多次修改或改革，但教育法中始终明文规定，要把追求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发展目标，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条款，对中央和地方议会以及地方政府所应肩负的责任都予以了规定。(18)这样，强制性政策工具是比较容易选择的。经过这一步验证，将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转到微观的行动者层面。
第二步，行动者，即微观行动者的作用与功能。这将分析微观层面(micro)的行动者在一定的结构体系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动。有两种解释理论，一种是理性选择理论，这是有关行动者的非常有解释力的理论。可以假设政府、NPO和企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于是产生了如何协调的问题。比如，新世纪伊始，市场化政策模式的美国就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落伍》(NCLB)法案，该法案对公立初等和中等教育绩效、教育问责以及教师质量等方面的国家规定，深刻影响了美国的义务教育改革。实施以来，这部在颁布初期为人津津乐道的法案在美国变得怨声载道，众多教育家、学校管理者、教师甚至是地方教育当局都认为该法案过于严格的要求使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并且认为联邦教育部的做法已经严重干涉了地方教育当局和学校以及教师的教育自主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奥巴马总统就任后在教育上最优先推动的要务，当属该法的重新认定工作。他认为NCLB的整体目标是正确的，但这项法律存在重大的缺陷，需要解决。可见市场化政策模式以自愿性工具为主的政策工具的选择就有其必然性。混合型政策模式中，义务教育普及后英国教育的质量下降影响入学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特别强调教育选择，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激发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私立学校之间、公立学校之间开展公平的竞争，争生源、师资、资源，从而提高办学的效益和质量。因而各个主体可以进行公平竞争，争取各自的利益。
另一种替代性理论则采取了“合适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行动者会选择由社会规范所规定的行为，这些社会规范适用于他们所处环境和他们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规范所规定的行为与宏观-微观层面提到的文化图式或规范性规则体系与理性选择立足的经济人假设，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相符的，有时更多的是放弃利益。比如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动机解释，自利理论显然是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利他理论与慈善理论则相反，是“合适性逻辑”的视角。
第三步，互动，即在宏观体系中微观行动者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这将分析微观与宏观的关系(micro-macro)，即单个的行动者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整合成即时性社会成果(intime Social outcome)。治理理论、参与理论、相互依赖理论都假设相互认识和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因而需要相互合作与广泛参与。比如混合型政策模式中，英国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打破了教育政策不民主、不包容的现状，让各个层次的家长参与管理，尤其是那些属于弱势社会群体的家长，形成一种低层包容、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并且做到共同管理与家长赋权，鼓励吸引当地居民、学校教师、商业人员等利益相关者参与行动区的管理，而不仅仅是政府和学校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英国政府又提出了建立公平入学体系的政策，从教育起点出发追求教育公平，力求使所有的儿童不论家庭出身、种族、信仰、社会阶级背景都能够有机会在教育质量好的学校发展自己的潜能、培育成才。(19)“第三条道路”既强调社会公正，又强调效率、质量和竞争力。在这种政治哲学影响下的英国教育改革强调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公益型政策模式中，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民主是瑞典基础教育发展重要的指导思想。民主的原则自然要求公民具有广泛的参与权力与能力，不同的行动者间可以互动。根据瑞典1985年修订的教育法的规定，所有的学校活动应符合基本的民主价值。这也就解释了瑞典在义务教育援助政策制定过程中受民主思想和社会权力的影响相当的深，因而也有不少自愿性工具。
到此为止，基本上类似于科尔曼的“浴缸”模型(“bathtub”model)的全部论证过程，科尔曼认为这样已经完成了虚线标出的从社会原因(Social cause)到社会结果(Social outcome)的全部论证过程，但是本文认为，这里的Social outcome其实只是即时性的社会结果(intime Social outcome)，或者说是某个时间点的社会结果，这还是不够的，因为社会现象，尤其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历时性、演化性和延迟性，因而必须加入时间维度的论证过程。这便是本文将采用的金勺模式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步骤。
第四步，演化，宏观制度的历时性变化与影响。这将从宏观与宏观的关系(macro-macro)来进行分析这种社会现象随着时间变化所展示的演化状态。这个步骤的论证方法中比较理想的是时间序列分析，不过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需要大量定量数据资料，尤其各个时间点的数据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时难以收集到全部数据资料，就会导致无法论证。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可以用深入的定性研究方法来进行，如定期随访，长期跟踪，然后进行深度的质性分析。比如市场化政策模式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教育中出现的新问题，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三者在义务教育中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教育权力的研究发现，不仅有20世纪80年代联邦在教育权的增加，如里根政府时期，后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联邦的教育权也向州政府转移，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权力转移。(20)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义务教育决策中的政府权力转向社会和学校权力。(21)美国的这种联邦、州和地方三者在义务教育中的作用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义务教育援助政策的调整与演化。
经过这四个步骤，才完成了虚线标出的从社会原因(Social cause)到社会结果(Social outcome)的全部论证过程。由于时间维度的论证过程是一个与另外三个论证过程所组成的平面图不处于同一平面，而是垂直于这个平面，于是全部论证过程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勺子的形状。
这个理论模型——金勺模型(Golden spoon model)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从宏观到宏观(macro-macro)的社会现象。例如对于民主国家间是否和平，没有战争的假设，我们首先分析结构，在宏观层面论证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比如三权分立、选举、司法独立等等限制了政府在做出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时的随意性，减少了随意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其次，我们分析行动者，在微观层面分析行动者在既定的民主结构中如何做出选择，民主和平论会用理性选择理论来佐证，因为政府在准备是否进行战争时需要做出政治成本与效益分析，民主的政府需要得到议会、法庭和选民的支持，并可能受到后者的制裁，因而政府需要计算，例如，他们怎么可能赢得战争，战争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媒体和选民的支持，及他们与议会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这些会限制做出战争的决定的随机性。再次，我们分析互动，从微观到宏观(micro-macro)的互动层面上分析，国家之间做出战争选择时的互动性。因为战争是个相互的行为，只有一方的攻击性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当一个国家的邻国也是和平的国家时，它有可能处于和平状态。于是可以假设相互的观念与不确定性是个重要的关键，因为民主的政府受到责任机制的限制，因而减缓了参与战争的冲动，并且他们视另一个民主国家也受相同的制约，因而他们不担心会受到攻击。相反，如果他们认为另一个非民主国家缺乏透明，受到的制约少，那么害怕受到攻击与战争的风险性大增，此时也就增加了战争的参与冲动。最后，我们分析演化，从历时性和时间序列上分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点的战争或和平状态的表现形式。如果所有民主国家在各个不同时间点，遇到不同的冲突或不确定性问题，都能保持和平状态，那么可以认为民主国家间具有和平与预防战争的机制。
四、公共服务治理的金勺模型
金勺模型(Golden spoon model)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此模型将理论分析框架与公共服务治理模型有效结合为一体，不仅可作为理论模型分析因果机制，还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型。
如果我们将此模型的线条全部连接以来，它正好形成一个立方体模型，分别代表结构层次、行动者功能和互动部门三个维度组成的立方体模型，如图10。为解读图形之方便，可将之简化为如图11。
图10 公共服务治理的金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另外，此模型借鉴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提出的公共服务的整合模型，即由层次、功能和部门三个维度组成的立方体模型，在整体上加入时间维度，形成下图的立方体模型(图12)。
图12 公共服务治理的金勺模型
资料来源：结合整体性治理模型，作者改制
五、金勺模型的科学哲学基础
任何科学哲学都由各种主张所组成，它基于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上。(22)金勺模型的哲学基础类似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1.本体论(Ontology)。在本体论上，金勺模型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样，是本体论的整体主义(ontological holism)，主张整体优先于部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理论假设是：微观-宏观之间存在结合与互通的途径，最终解释的是从宏观到宏观的社会现象。这种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理论是通过多层因果机制的具体化而得到解释。
2.认识论(Epistemology)。金勺模型与各种治理理论等一样，都是实证主义认识论(positivist epistemology)。这是一种个体主义的认识论，但它又同时强调认识论的互动与相互依赖，即结构、互动与历史的解释模式。这种制度对行动者的影响作用与行动者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会影响制度，并且都是处于时间变动中的观点，是其理论核心基础。于是主张将结构性解释与历史性解释整合为结构-历史的解释模式，作为一个完整的解释模式。
3.方法论(Methodology)。总体上，金勺模型也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被称为“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一种形式，也强调从个体出发加以分析与解释社会现象。但是金勺模型更多的是主张可以通过历史的、结构性的解释作为方法论，即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当然，它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方法论，强调运用科学方法，要求实际调查是其核心，因此，本质上是方法论的经验主义(methodologically empirical)。
金勺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克服了新公共管理及其他治理模型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缺陷，强调了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为本文关于公共服务的基本假设就是，公共服务是一个跨部门协作(cross-agent)的问题领域，必须整合各个主体在一起，但同时仍然强调政府的首要行为体作用，这是与整体性治理以外的其他治理理论最大不同之处的。比如Elinor Ostrom 的公共资源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是政府不过是所有主体中的一个而已；(23)Jan Kooiman 的互动与治理模型虽然强调了社会与政治的互动(socio-political interaction)，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社会和政府间(society and government)的合理结构必须是复杂的、动态的和变化的(complex，dynamic and varied)，但这只是强调了微观-宏观的互动这一个层面，显然是不够的；(24)James Rosenau用结构与过程两个维度来区分治理类型，(25)已经有结合微观与宏观的尝试，同时包含了个体主义和部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不过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型缺乏历时的动态，尤其是其强调无政府状态的本体论与金勺模型的整体主义本体论相差甚远，其中的各个治理类型都是独立的、个体化的，作为解决公共服务提供和政府改革问题的治理模型还缺乏有效性和实践性。
总之，本文发展了一个系统行为分析的通用型社会科学理论。金勺模型将理论分析框架与公共服务治理模型有效结合为一体，有其独特的哲学基础，并且能够解释许多从宏观到宏观(macro-macro)的社会现象，对此有很强的解释力。当然，对于本理论是否可以对各种宏观到宏观(macro-macro)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具一定的借鉴意义，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注释：
①Elster,Jon(1989):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o.3-10; Little,Daniel(1991):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Boulder:Westview Press.pp.1-29; Van Evera,Stephen(1997):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pp.7-21.
②David Hume(1711-1776)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ritish philosophers,a fore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empiricism.One of his most influential works is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and Enquir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Read more at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hume/.
③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7,pp.192-206.
④Jan Kooiman(2003):Governing the Governa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p.193.
⑤Coleman,James Samuel(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25.
⑥Coleman,James Samuel(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25.
⑦⑨高连克：《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 期。
⑧丘海雄：《理性选择理论述评》，《中山大学学报》1998 年第1 期。
⑩Schimmelfennig,Frank(2011):Causality and Causal Mechanisms.(course material)Free University Berlin.pp.1-18.
(11)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Jan Kooiman(2003):Governing the Governa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13)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3.
(14)Rosenau,James(2004):Strong Demand,Huge Supply:Governance in an Emergent Epoch,in:Bache,Ian.,& Flinders,Matthew.V.(eds.)(2004).Multi-level governance.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1-48.
(15)Jan Kooiman(2003):Governing the Governa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p.213.
(16)Perri 6(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
(17)Perri 6(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m Agenda.New York:Palgrave.p.29.
(18)张国强：《瑞典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改革》，《课程·教材·教法》1994 年第11 期。
(19)姚艳杰：《英国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08 年。
(20)Eleanor Farrar.Introduction to “Federal Education Policy:A Review of 80s” .Educational Policy,1988(12).
(21)Allan Odden and Priscilla Wohlstetter.The Role of Agenda Setting in the Politics of School Finance:1970-1990.Educational Policy,1992(12).
(22)Wight,Colin(2002):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Carlsnaes,Walter/Risse,Thomas/Simmons,Beth A.(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pp.23-51.
(23)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92-206.
(24)Jan Kooiman(2003):Governing the Governan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25)Rosenau,James(2004):Strong Demand,Huge Supply:Governance in an Emergent Epoch,in:Bache,Ian.,& Flinders,Matthew.V.(eds.)(2004).Multi-level governance.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