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学科：文艺学与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学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热点和前沿性话题。刊物上大量论文的发表，相关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陆续召开，不同观点的相互激发和争鸣，以至于2007年《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等人可以编选出一本《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专集。同年，《文学评论》在第5期上推出“文艺学知识形态批判性反思”的专栏，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强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是文艺学自身意识到外部挑战与内在危机双重压力下所作出的“本能性”因应。从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这一意义上来看，这倒像是文艺学“学科本位主义”的又一次唤醒与彰显，而非反学科或消解学科边界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入侵。
但是，具体到讨论的实际内涵和主要倾向来看，文化转向、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文化批判又成为与“文艺学”主旨并行不悖的核心理念和关键词。对于当下文艺学现状的描述与解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极大影响了中国文论的建设与文学研究的现状，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重要的趋势。文化研究不仅拓展了文论与文学研究的边界，使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对象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对视像文学、媒介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性别文化、时尚文化及身体文化等现象的密切关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热点所在。文化研究的流行启示我们，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所发生的文化转向，既是其社会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思想原则与现实活力，始终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价值指向，在经历了语言论转向，把文学研究的实践专注于文学内部的种种规约后，其理论与批评的走向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层面拓展。”① 这种观点正面评价了文化研究，并且从外部综合语境和内在学理逻辑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转向”，从而具有相当大的阐释力。具体而言，外部综合语境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后现代文化景观的变迁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内在学理逻辑也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学术现代性原则的创新逻辑，二是作为文艺学内部运动的物极必反的钟摆逻辑。如果我们将上述四种因素综合考虑、重新排列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与现实接轨以及创新逻辑是长时段起作用的“硬原则”，而西方文化理论的兴盛及其对中国文论影响的强弱，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在文艺学内部的钟摆效应与摆动方向，却是短时段容易嬗变的“软现象”。根据同样的逻辑，当西方的学术主潮发生变动与转换之时，当文化研究过于排斥文学、文学性、文学文本之后，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将会自我调整出另一个钟摆方向。
在当下的西方文学理论界，这样的变化已经或正在发生。英国文论家塞尔登等人所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在2005年发行的第5版中新增了最后一章“结论：后理论”。他们认为，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为标志的“理论”时期正在告退：“自从理论随着种种引论、导读、读本和术语的大量出版，在英文系科等相关研究领域深深地、桀骜不驯地扎根以来，它所产生的焦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作却奏响了新的调子。似乎引发上述焦虑的那些理论岁月已经过去了。一批论著（其中的一些下文将论及）的标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开始了。……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② “后理论”概念的提出者在学术上是相当大胆、敏锐而同时又十分认真、谨慎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从当下的大量现象中观察到对主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思想的一群“理论”明星的厌倦，从新世纪出版的一批讨论“理论之后”的著作中整合出“后理论转向”，因而立论的基点坚实可靠。其次，他们对现在进行时态的“后理论”持一种探索性和开放性的态度，既给予某种程度的意义定性，又不申言已看清其全部内涵与未来，从而保留了相当大的弹性和多种可能性。再次，他们对“理论”和“理论时期”并不全盘否定，相反，他们对彻底弃绝“理论”的倾向表示惊异与质疑，但同时他们又坚守自己的文学本位立场，认为“理论”和文化研究偏离文学焦点和审美领域的矫枉过正之势应得到扭转。
另一个“后理论”的提倡者威德森在其所著文论教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更直接地用“拯救文学”来表明他的主张。在他看来，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在“理论”的压制下，“文学”已处于“被抹去状态”，“文学”一词上已被打上了叉号。但他的逆向思维逻辑是：正因为“文学”被打上了叉号，反而证明“文学”这一事实的存在，否则，为什么还要挥舞打上叉号的“文学”这面旗帜呢？他说：“看来，这似乎表明它（指文学，引者按）依然是人类活动与经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就表明，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③ 返归文学，重整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这也许就是“后理论”这一未完成的预设概念具有价值的题中之意。
西方从“理论”到“后理论”的转向，2007年以来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引发普遍效应和进行新一轮反思似乎还有待时日。本文提出“重审文艺学学科”，就是主张在“后理论”这一新的基点上反思文化研究及其与文艺学的关系，以区别于2007年之前在文化研究和“理论”笼盖下的学科反思。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永远历史化”，其实这一口号也指向前者自身并适用于自身。这就是说，我们要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置放在具体历史语境来考察其功过，它作为并不久远的历史本身也应该“历史化”。“历史化”不仅是“语境化”，而且也是“过程化”，即作为“过程”它会“过去”，为新的“过程”开道并被替代。
二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恰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是一股文化思潮，它们既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同时又是文化研究的现实硕果。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颠覆“文学”、“文学批评”的传统概念和学科边界，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盖文艺学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至文学创作等不同角度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科层级关系和知识生产力扩张方面所作的考察与反思却相对薄弱。从多元立场来看，多一个或换一个角度来看是有益于学科反思的。
现代性学术体制是崇尚客观性知识的，而客观性的另一表述就是科学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尤其是以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优先登上了现代学术殿堂。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现代化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其标志性的代价就是将“社会学科”改称为“社会科学”。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自然与人文、社会在学科对象上性质的巨大差异，并维护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在学术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参与西方“科学大战”的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种按照认识论地位高低对不同学科领域进行排序的僭越之举，虽然从未公开，但一直在学术界知识分子中间悄然流行。其基本观点可概述如下：硬科学家给出的是切实可靠的知识，并能进而建构出坚实的理论；而历史学家据说能提供可靠的事实性知识（前提是必须坚持清楚明白的方法），但这种知识常常会被大量无可证实的臆测玷污；经济学在方法上冷峻严格，但其假设相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却是一种危险的甚至常常是致命的过度简化；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却始终是由印象派式的描述和主观意向性的阐释占据着统治地位，尽管它们会为自己披上精致的统计数据外衣。社会科学家们所表现出的理论化程度较高，其受尊敬的程度就越低。处于最底层的是文学批评，这门学问向来都被看做是一种高度费神的鉴赏活动，也许很有趣、很有价值，但其主观性也达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因而在这一认识论竞技场上也就永无出头之日。”④ 这段话对现代学术标准与学科等级体制作出了高度概括，提供了理解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新思路。首先，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特别兴旺发达？原因就在于：“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其次，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要颠覆客观性，强调内在性和不确定性？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要参与“科学大战”，提出科学知识也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原因就在于争夺现代学术标准的话语权。原来的思路是将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尽量科学化、客观知识化，现在则采用相反的策略：我干脆承认自己是主观性的，但你科学也是主观性的，受文化、意识形态甚至权力的巨大影响。再次，为什么文学批评扩张与越界为文化研究呢？因为在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等级体系里，自然科学居高，社会科学次之，文学批评最差。既然要反对客观性标准，那么抹去社会科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等级差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化研究不仅通过消除相邻学科界限的手法彻底解构了学科等级标准，而且还以“文化”的综合性、前沿性旗号抢占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是要将现存的学科等级倒转过来，占据领头位置。
就传播后现代主义思想与颠覆现代学术体系客观性评价标准而言，文化研究获得了部分成功。正如威德森所指出的：“事到如今，即使是最彻底的文学批评家也不会轻易接受那种单一的‘文学’观念了，或是认为关于文学这个概念只能有一种基本定义，即只存在某种天生的、自我确证的文学‘要素’的定义。”⑤ 而且“‘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⑥。然而，就现代学术体系内学科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研究似乎并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自然科学界，文化研究受到了以“索卡尔诈文事件”为标志的顽强抵抗⑦。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界，从学科本位主义出发对打着“文化”旗号的越界行为的反对意见也不绝于耳：“如国内人类学界就有所谓‘清理门户’的呼声。其所针对的就是各式各样打出人类学旗号的跨学科研究倾向，如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等。好像这类交叉学科倾向大行其道之后，人类学本身就变得不那么正宗、不那么纯粹了。为此，科班的人类学出身的学者有必要严守学科界限，对于种种僭越人类学雷池的冒犯者实施清理。”⑧ 文化研究本来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地盘。当文学的文化研究弃文学而趋文化，不仅跨学科，而且要改变现有学科的边界时，捍卫本学科独立性的生存本能就薄然而发了。当文学批评占据文化领域的要津，试图引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潮流时，文化人类学的回应是重申其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早年的观点：文化人类学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容易看清学科之间争执的真相。其一，自从知识分工与各门学科形成以来，它们就像独立的生命个体一样，有着自我意识、本位主义、利益范围、竞争态势以至集体潜意识性质的自我中心与扩张欲望。文学的文化研究视角与实践事实上从文艺学诞生起就有，但这次借助于后现代主义之力试图统领文化研究和重组学科秩序，却是学科自我膨胀之心的显性爆发。其二，本学科与跨学科、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是互相依赖、长期并存的双向运动关系，就像一个人走路的两条腿一样缺一不可。从生产理论来看，社会分工产生了知识专业化，而知识的专业化必须以知识的交换性为前提。“知识的划分是因为人类个体可以专业化，他们可以在出现交换的社会范围内实现专业化。……但是专业化只有在人们确信通过交换可以获得自己的企业所停止生产的产品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因为对一个社会而言，通过社会分工来增加其知识的可能性与这个社会组织交换的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⑨ 由此看来，文化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知识交换的努力，但要达致破除学科边界和知识专业化分工的目标则难以完成。其三，尽管现实中总会存在以这样那样的价值评价标准建构的学科等级体系，但是尊重其他学科学术个性、适度控制本学科自大潜意识以及肯定各学科之间的平等意识仍然值得追求。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而言，由于后者的研究对象更为复杂、易变和大概念化，研究者与对象由于自相缠绕而难以避免主观性，因而两者都不应将自己的内部评价标准强加于对方。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都涉及“文化”，都可以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都可以在知识的竞争与交换中发展自己。如果文学的文化研究将自己看成学科间平等的一员，并保持文艺学的对象焦点和学科个性以利于知识交换，那对本学科与他学科都是幸事。
三
一个尽管有些老旧但不妨继续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全盛于70、80年代？通常的回答主要有经济角度的“后工业社会”（贝尔），政治角度的“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转折（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角度的“晚期资本主义”（杰姆逊），文化角度的“反现代性思潮”（哈贝马斯），文学角度的“全面对抗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哈桑），以及从信息社会、消费主义、媒介革命等角度的解释。这些角度与观点都有各自的阐释力和有效性，然而从教育角度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方面所作的探讨却几乎阙如。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入学率在40％以下属于精英化阶段，从40％到80％可谓大众化阶段，80％以上则是普及化阶段。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至全盛，恰恰与西方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普及化的过程是大致重合的。高等教育的目的是新的知识生产能力的培养，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在数量上有递增的要求，在质量上则一致要求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有知识的增加值，而抄袭和剽窃的危害就在于从根本上抹去创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知识生产能力扩大了，能够从事知识生产的人数增多了，同时如何创新的压力也加强了。此时，后现代主义反对知识的客观性、永恒性和唯一性，提倡多元主义，文化研究打破学科边界，从文学到文化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领域，就是既适应了知识生产能力膨胀的要求，又维护了创新原则并拓宽了创新大路。“创新”是现代性的旗帜，后现代主义反对诸种现代性却并不颠覆创新原则本身，只是认为现代主义已经不“新”了，已经堵塞了继续创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强调和更急于创新。
利奥塔是较早地将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及其教学、研究与后现代知识状态加以联系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花了数章的篇幅专论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可以把这种将分散的东西连接为整体的能力称为想象。……因此，在能力相等的情况下，在知识生产中（不是在知识的获取中），性能的增加最终取决于这种‘想象’，它或者让人采用新的招数，或者让人改变游戏规则。……跨学科性这一口号似乎符合这个方向，它是在1968年的危机后得到普及的，但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提倡了。”⑩ 利奥塔所谓的想象能力、新招数和改变游戏规则指的就是“跨学科性”，而“文化研究”可以说就是“跨学科性”最明显的体现。当越来越多的具有知识生产能力的人挤在文艺学传统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内时，创新就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而最容易从外部识别的创新即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对象的改换、更新。因此，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根本上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共同主张的创新原则双重压力下的应对结果。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因知识生产扩张而产生的有效性。
然而，文化研究也带来了学科生存与学科间关系的一系列新问题。首先，从研究对象来说，文化研究确实避开了文艺学传统范畴的拥挤与撞车，另开新路，但同时也出现了挤占其他学科的路、造成新的撞车现象。因而适度承认学科之间的弹性与共识性边界，在参与“文化研究”共业时彰显本学科的学术个性特色，就成为文化研究在继续推进时必需要考虑的事。其次，从研究主体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者学术兴趣、知识结构与价值观追求的转向，而不是现实中的专业方向、职业身份与学科归属的挪移。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因为从事文化研究而从文艺学家变成了文化学家。这就有返归本学科“文学”焦点的另一次转向的可能，或者从用文化方法研究文化修正为凸显文学分析方法研究文化后重上新路。再次，从文艺学学科本身来看，文化研究已经为新一轮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说，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的概念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其内涵也大大拓展了。而且，从创新的角度说，文艺学原有的专业课题不仅其创新潜力并未用完，而且由于文化研究所造成的忽视更加剧了其呼唤创新的急迫性。由此看来，文艺学在后现代主义精神遗产的基础上与文化研究的过程后，重返学科本位和文学焦点，并不是一种不可期待的新转向。
注释：
① 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建构》，［北京］《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②⑥ ［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327页，第10页。
③⑤ ［英］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10页。
④ ［美］格罗斯、莱维特：《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⑦ 见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⑨ ［法］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⑩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