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史研究”笔谈——试析朝鲜李朝文人疆域史观之误——以对安市城的认识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笔谈论文,疆域论文,东北亚论文,以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句丽安市城，即今辽宁省海城市东南15里营城子高句丽古城。①唐太宗征高句丽，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撤军，这是李朝文人在谈到“东人善守城”时津津乐道的战例。可是，多数李朝文人却认定，高句丽安市城在今辽宁省凤城县的凤凰山上，即那座被他们称为凤凰城的古城遗址。②也曾有李朝学者对此说法进行批驳，如：成以性(1595-1664)《燕行日记》：“世言唐太宗所征安市城，而口舌所传，真伪谁知。”朴世堂(1629-1703)《西溪燕录》和李宜万(1650-1736)《农隐入沈记》都有详细的考辨，足以证明此说之误。但李朝文人对此错误说法却仍哄传如旧。李观命(1661-1733)《屏山集·过安市城感吟》自注：“世传：有人于关西山谷中遇一毛人，自言以安市城卒，奔窜饵松叶，不死。问城将之名，杨万春云。”显然，称当年守城拒唐兵的城主名杨万春，是后世的民间传说。李德懋(1741-1793)《青庄馆全书》卷六六《入燕记》已指出：“城主世传姓名杨万春，三渊诗亦用之，然尹月汀谩录已辨其出于《唐书演义》，不足取信”，③但很多李朝文人却都将此传说附加在凤凰城为唐安市城的传说中广为传播。
关于李朝文人这种错误观点的成因，当时人有两种分析。南九万(1629-1711)《药泉集》卷二《凤凰山》“序”：“凤凰城栅门外有凤凰山。……象胥辈指之曰：此乃古安市城。……取考《大明一统志》，云：金州卫东及辽东都司城东三百六十里，有两凤凰山，而皆唐太宗驻跸处。又云：安市废城在盖州卫东北七十里，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贵白衣登城，即此。又云：鸭绿江流至安市城下入海，唐太宗耀兵于鸭绿水，即此。以此推之，栅门外凤凰山，乃是都司城东三百六十里，而非盖州卫东北七十里，距鸭绿江几至三日程，而非其入海处，则指此谓安市城者，果何所据耶？盖唐太宗之征高丽，循海而东，金州、盖州皆其行军之路也，驻跸于金州之凤凰山则固然矣。至于栅门外凤凰山，似因山名之偶同，《一统志》有此两认之说，而我国之人传闻太宗之所驻跸，又指为安市城，独不知《一统志》所载安市城自有其处，转辗欺诳，至于如此，可哈也已。”这是认为因两地山名相同而致误。成海应(1760-1839)《研经斋全集》卷一五《安市辨》：“《古记》：东人方言以凤皇为安市。故凤凰城，东人称安市，华人称凤皇。”黄胤锡(1729-1791)《颐斋遗稿》卷二五《杂着·华音方言字义解》：“余思安市凤凰之说，虽未必其的传，而第以见在方言推之，亦有一线脉络。盖我国鸟、雀、禽、隹四字，并呼沙伊（合引），而凤凰二字呼亦如之。沙之初声，与安之初声或混；伊之初声，与市之初声或混。此则汉语我音同然。”这是认为因朝鲜语中凤凰的发音同于汉语中安市二字的发音，而误将安市城置于凤凰山。也有人进一步将安市理解为高句丽语的凤凰，如：金景善(1788-1853)《燕辕直指》：“高句丽方言称大鸟曰安市，今方语或训凤凰曰安市，称蛇曰白岩。隋唐时沿国语以凤凰城为安市城，以蛇城为白岩城，其说颇似有理。”但这些说法显然都与高句丽安市城是沿用汉代安市县之名的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关于凤凰山上古城的沿革，赵宪(1544-1592)《朝天日记》称是“渤奚旧都”，契丹“之来围也，适值进士放榜日，唱名才歇而城陷”，认为是渤海古城。黄汝一(1556-?)《银槎录》称凤凰山古城“相传东明王所筑”，认为是高句丽古城。总之，李朝文人伪造历史，就是要把这里说成是高句丽、渤海的旧地。
需要注意的是，卢以渐(1720-1788)《随槎录》、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都曾考辨安市城不在凤凰山，但二者在有关凤凰山古城的诗作中，却仍将此地当作安市城来抒发怀古之感慨。由此可见，李朝文人盛传安市城在凤凰山，并非完全由于对历史事实的无知，而是对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在李朝文人的心目中，朝鲜李朝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因此，当年高句丽抵抗唐军的地方应属于李朝的疆域，这才是他们热心传播安市城在凤凰山的错误说法的真正原因。概言之，李朝文人的疆域观是建立在其错误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对朝鲜古代历史与疆域的叙述往往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存在过多臆想的成分。
韩国、朝鲜古籍大多成书于朝鲜李朝时期，其中包含许多有关李朝以前朝鲜半岛历史的内容。但是，我们在使用李朝文献研究此前朝鲜半岛的历史时，尤其要注意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详细考辨。在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中，盲目相信李朝文人的记载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
注释：
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9页。
②持此观点的朝鲜李朝学者及其著作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崔傅(1454-1504)《锦南集》卷五《漂海录》、赵纬韩(1567-1649)《玄谷集》卷五《七言律诗》、金世濂(1593-1646)《东溟集》五《栅门外望安市城》、姜柏年(1603-1681)《雪峰遗稿》卷一四《安市城途中偶吟》、申晸(1628-1687)《汾压遗稿》卷五《燕行录·安市城》、李世白(1635-1703)《雩沙集》卷三《安市城次副使韵》、任相元(1638-1697)《恬轩集》卷一五《安市城》、吴道一(1645-1703)《古坡集》卷五《后燕槎录·安市城》、赵泰采(1660-1722)《二忧堂集》卷一《过安市城》、李观命(1661-1733)《屏山集》卷二《过安市城感吟》、李宜显(1669-1745)《陶谷集》卷二《安市城》、李德寿(1673-1744)《西堂私载》卷二《安市城》、李匡德(1690-1748)《冠阳诗集》卷一《安市城》、徐命膺(1716-1787)《保晚斋集》卷一《安市城》、蔡济恭(1720-1799)《樊岩集》卷一一《含忍录·安市城》、金煜(1723-1790)《竹下集》卷四《过安市城旧墟》、洪良浩(1724-1802)《耳溪集》卷一三《安市城记》、柳得恭(1748-1807)《泠斋集》卷三《古今体诗·安市城》、李晚秀(1752-1820)《屐园遗稿》卷一二《輶车集·安市城》、赵秀三(1762-1849)《秋斋集》卷三《安市城》、许筠(1569-1618)《惺所覆瓿稿》卷一《丁酉朝天录·驻跸山歌》、金堉(1580-1658)《潜谷遗稿》卷一《凤凰山》、崔鸣吉(1586-1647)《迟川集》卷六《次凤山韵》、金世濂(1593-1646)《东溟集》卷五《栅门外望安市城》、南龙翼(1628-1692)《壶谷集》卷一二《燕行录·塞上曲十四绝》、金锡胄(1634-1684)《息庵遗稿》卷七《捣椒录下·凤凰山》、金昌翁(1653-1722)《三渊集》卷一一《送大有随伯氏入燕》、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集》卷五《燕行埙篪录·谨次辽东先韵》、洪大容(1731-1783)《湛轩书》外集卷九《燕记·凤凰山》、朴趾源(1737-1805)《燕岩集》卷一一《热河日记·渡江录》、赵文命(1680-1732)《鹤岩集》卷六《燕行日记》、宋相琦(1657-1723)《玉吾斋集》卷二《凤凰城》、李瀷(1681-1763)《星湖全集》卷二六《答安百顺》（丙子）、金允植(1835-1922)《云养集》卷三《安市城吊古》、崔锡恒(1654-1724)《损窝遗稿》卷八《因边虞陈所怀疏》、金寿兴(1626-1690)《退忧堂集》卷二《别南九相再赴燕山之行》、李匡师(1705-1777)《圆峤集》卷一《城上拜》等。
③此“三渊诗”指金昌翁(1653-1722)《三渊集》，“尹月汀谩录”指尹根寿(1537-1616)《月汀漫笔》。查《月汀漫笔》原文为：“壬辰乱后，天朝将官出来我国者有吴宗道，谓余曰：安市城主姓名梁万春，见《太宗东征记》云。倾见《唐书衍义》，则安市城主果是梁万春。”可证李德懋引文有误。余时让《涪溪记闻》称《唐书衍义》为明朝人所著，则尹根寿所引，更可能是明朝人中间流行的一个相关传说，尹根寿不过是用另一传说否定此一传说而已。李德懋虽在批判流行的谬说，但其论述却又是在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