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润率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部门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中国工业改革的中长期效应之一是工业部门的统计利润率在改革后时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财务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恶化（见图1）（注：在图1我们注意到，整体看来，国有部门的利润率与全部工业部门的利润率表现出相同的变动模式，而且在1991年之前，两者的利润率水平相当的接近，几乎没有差别。但在1991年以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开始比整个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得更快了。这个经验现象可以在本文给出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为部门利润率是“平均利润”，所以从经济理论上说，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应该主要是因为部门的“边际利润”下降得更快。现有的理论解释主要是通过经典的工业组织理论的“进入－竞争”范式来说明边际利润的下降趋势的。其基本解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争大大加剧，竞争必然动摇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从整体上降低国有工业部门的赢利能力。本文将这一解释称之为“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关于这一解释的典型代表，可参见诺顿(Naughton,1992,1995)和欣格等(Singh,et al,1993)（注：在说明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时，诺顿(Naughton,1995)使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卷提供的38个工业部门的数据，分别计算了1980年和1989年的利润率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欣格、拉萨和肖(Singh,Latha and Xiao,1993)为了间接地用来支持“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使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省级数据对利润率与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行了相关分析。他们发现，非国有企业比重较低的地区往往是国有部门利润率较高的地区。）。
不过，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现有的文献在解释国有部门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时忽视了国有部门的亏损变动在统计上对利润率的“侵蚀效应”。因为部门的利润率在统计上是用扣除部门内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以后的净利润来计算的，只观察统计上公布的部门利润率变动必然会趋于掩盖部门内“赢利企业”赢利能力的真实变动模式。所以，竞争假说不能够对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变动提供任何信息。
现有的文献很少考虑到，进入和竞争导致工业部门的边际利润下降的一个隐含前提是，部门内的企业在赢利能力方面没有分布（结构性）的变化，竞争所造成的只是部门边际利润的总体性下降。因此，从逻辑上说，竞争假说只能对部门的亏损现象做出“线性”的预测，即亏损与利润呈反向变动的趋势：当竞争导致部门利润率持续下降的时候，竞争也就导致亏损的持续增长。
然而，上述推论首先在经验上缺乏很好的支持。正如一些研究（张军，1998;Zhang,2000；卢荻，2000）曾指出的那样，整体看来，国有部门（以及主要的工业行业）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至少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与利润率同时呈下降趋势的。这就是说，国有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在经济自由化的初期阶段并没有伴随企业亏损额和亏损企业数量的增长。例如，从统计数据上看，在1980-1988年间，国有部门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甚至有所下降，但同一时期的利润率却持续下降。事实是，国有部门的亏损与利润率之间的发展方向只是在80年代末以后才出现正常的反向变动趋势。而上述“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并没有提供利润率与亏损之间变动方式的任何追加的信息。
进一步的分析也使我们发现，“竞争侵蚀利润”假说对国有部门的效率变动也无法提供一个一致的解释。因为竞争在本质上是增进配置效率的，所以“竞争侵蚀利润”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国有部门的效率不断改善的过程。但是，对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TFP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显著增长之后，在该年代末期以后有停滞和恶化的趋势。这与“竞争侵蚀利润”假说的效率含义也不完全符合。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80年代末以后的部门利润率恶化应该包含着竞争以外的其他信息。
本文认为，当统计上用部门赢利企业实现的全部利润额减去该部门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来计算部门利润率的时候，企业亏损比重的增加或企业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必然在统计上因为“亏损侵蚀利润”而显著恶化。所以，统计公布的部门利润率的恶化反映的有可能主要是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而未必是总体性（普遍）下降。
在本文，我们首先通过还原部门的真实利润总额来部分矫正国有部门的真实利润率，并以此为基础来检验国有部门的亏损变动在统计上对其利润率下降模式的“侵蚀效应”，从而来观察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趋势。通过“还原”国有部门的真实利润，我们计算出了这个“侵蚀效应”的大小以及变化的模式。我们发现，公布的利润率至少在1989年以后有严重低估国有赢利企业赢利能力的倾向。
本文的研究证实，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可以被理解为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竞争”侵蚀利润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得益于迅速的需求扩张与市场规模的超常增长，亏损企业的比重和亏损额趋于下降而不是增加。所以，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只意味着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因为竞争不仅“侵蚀”利润而且增进效率，所以我们才会观察到整个80年代国有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但效率提高的“发散”模式。但80年代末以来，随着需求的移动，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的变动（如集中度的提高），国有部门传统的资本形成方式开始暴露出它的体制性问题，从而导致部门赢利能力分布的急剧变化（亏损的恶化便是赢利能力在这一时期出现结构性变动的集中反映）（注：对改革以来国有部门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模式的实证分析也是我们受资助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国有企业亏损的急剧增长必然使得部门加总的利润率显著恶化。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部门利润率更显著的下降则主要归因于国有企业亏损的大幅度增长。不断增加的亏损企业不仅“侵蚀”了国有部门的利润，而且不断累积的超额生产能力和大量无效的投资还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效率也开始由增进变成停滞和下降。我们对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模式的这一解释不仅能与改革以来国有部门的效率变动在经验上更加一致，而且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工业的整体财务绩效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2节，对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然后在第3节通过数据的还原和计算来检验我们的基本解释是否比其他解释与经验观察更吻合。在第4节，进一步讨论我们的解释与一般的竞争假说在效率含义上的差别，并进一步寻求这一差别的经验基础。最后在第5节给出结论性的评注。
二、一个解释框架
改革以来，统计上显示的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总体上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从理论上说，作为一个整体，国有部门的利润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说明部门的“边际利润”下降得更快。根据工业组织理论，企业边际利润的下降往往是因为市场变得更加竞争的结果。例如，当主导企业面临边界企业的进入和竞争时，主导企业的需求曲线会变得更加平坦，从而边际利润会显著下降。正如我们(Hallagan and Zhang,1996)指出的，中国的双轨转型模式所形成的一个典型格局是工业组织理论经典的“主导部门－边界竞争”的翻版。当非国有部门逐步进入市场以后，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受到了削弱。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这个经典的工业组织理论的范式被认为是理解改革后时期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Naughton,1992,1995)，也是现有文献中对公布的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模式的几乎惟一的解释。我在本文把这一类的解释称为“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
“进入－竞争”的范式或“竞争侵蚀利润”假说对中国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整体下降趋势的理解虽然不失合理性，但它对统计上公布的利润率变动背后的真实信息考虑的并不多。事实上，统计上公布的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是用该部门的赢利企业实现的利润额减去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以后的利润“净值”来计算的。因此，部门利润率的统计值不断下降在理论上就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它既可能是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造成的，也可能主要因为部门赢利能力的分布变动，即结构性恶化而造成。但是毫无疑问，在公布的部门利润率数据中，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因素不如总体性的变动因素那么容易识别。
当然，除非能确认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在结构上或分布上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恶化，从而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就可以主要被理解为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所致，否则，在解释部门利润率下降的现象时，我们就必须考虑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对部门利润率的影响程度。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和总体性变动可能同时对部门利润率产生影响，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上产生相对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相对重要性显然是一个需要由经验来甄别的问题。进一步说，一旦我们能在经验上证实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变动是部门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经典的“进入－竞争”的工业组织模型就是一个可行的解释框架。至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是否包含有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的原因，需要我们对国有部门的亏损变动做进一步的观察。
我们的研究（张军，1998）证实，改革以来国有部门亏损额的变动模式主要可以由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即亏损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来解释，而在同一时期，国有部门按亏损额与工业净产值之比计算的亏损程度的变动并不特别显著（注：可参见张军(1998)的图2。实际上，国有部门亏损模式的这一特征意味着，企业自身的因素，如管理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均无法解释国有部门亏损的大幅度增长。所以，亏损发生和增长的这个模式背后应该更多地反映出国有部门生产能力方面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改革后时期国有部门的亏损模式所呈现出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理解国有部门亏损变动的最重要的信息。这一信息提示我们，国有部门亏损的变动一定是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在企业上的分布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所以，我们可以将国有亏损企业比重的变动轨迹作为衡量部门赢利能力结构性变化的一个重要信息。
对一个部门来说，当它赢利的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时，除非赢利企业的赢利能力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足以在弥补亏损企业的亏损以后还能使部门的边际利润继续增加，否则，亏损企业比重的提高将减少部门的边际利润。而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一旦被证实，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对部门利润率的影响考虑在我们对利润率变动模式的解释之中，因为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也会从整体上影响部门的利润率。这种影响与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的差异是，后者是普遍降低企业的边际利润从而降低部门加总的利润率，而前者则主要是通过减少有赢利的企业比重来降低部门的利润率。就是说，在赢利能力出现结构性恶化时，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将主要是因为部门内的亏损企业的亏损，“侵蚀”掉了该部门赢利企业实现的更多的利润。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确认和观察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变动模式，主要是总体性变动还是结构性变动，抑或两者共同的变动结果。
由于统计上公布的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数据难以帮助我们确认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的效应（如果有的话），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来观察改革以来国有部门的亏损是如何发生变动的。
在图2，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等中的数据经过计算描绘出了国有部门1980-1997年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即国有亏损企业占全部国有企业的比重）的变动曲线。图2显示，整体看来，国有部门（以及主要的工业行业）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至少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没有恶化的。在1981-1988年间，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反而有所下降。这与同一时期部门利润率的下降显得并不协调，因为这一时期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改善并没有改善部门的利润率。这就说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这一时期的下降趋势不太可能是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所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只能理解为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而不是结构恶化的结果。而且，可以理解的是，这个时期赢利能力的整体性下降应该归因于80年代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竞争”。因此，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这一时期的下降似乎应该理解为正常的回落。
进一步的观察告诉我们，事实上，国有部门的亏损与利润率之间的发展方向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出现正常的反向变动趋势。在1989年以后，我们看到，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和亏损额均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模式，这意味着国有部门内部正在经历着企业赢利能力的分布变动。这显然是一个赢利能力的结构性的恶化。而这提醒我们，在80年代末以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下降在性质上似乎应被看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由于大量增加的亏损企业在统计上“侵蚀”了国有部门实现的利润，结果导致统计上反映出来的利润率出现急剧的恶化趋势。
以上初步的分析意味着，对于国有部门利润率的总体性变动，“竞争侵蚀利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或者说，至少“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与国有部门1989年之前的利润率下降模式在逻辑上表现出更强的一致性。而1989年以后时期，国有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亏损，而亏损的显著增长则必然在统计上“侵蚀”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所以，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就成为理解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1989年以后急剧恶化的重要因素了。当然，对国有部门亏损变动的模式的解释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解释国有部门的亏损模式，而是解释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模式。不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在先前的研究中对改革后时期国有部门的亏损变动提供的理论解释（张军，1998）。
三、数据还原和经验检验
为了从经验上进一步检验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变动和结构性变动在解释部门利润率下降中的相对重要性，让我们现在来“还原”国有部门实际实现的利润。由于用于计算利润率的“利润总额”实际上是部门的利润“净额”，也就是该部门的赢利企业实现的全部利润减去部门内的亏损企业发生的亏损总额，那么，只要再把这个部门“利润总额”（即净值）与部门的“亏损总额”加总起来，我们实际上就“还原”了部门实现的全部利润的实际数额。可以想象，如果一个部门不存留亏损企业或者持续发生亏损的企业很快就被关闭和重组掉了，那么理所当然，部门的利润率就以部门实现的实际利润为基础来计算了。可是，如果发生和持续发生亏损的企业依然靠各种形式的补贴来维持并继续存留在工业部门中（注：例如，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持续存在着“亏损企业的数量”和“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这样的统计项目。似乎“亏损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部门”。），那么，在统计上就应该以已扣除亏损企业亏损额的利润总额为基础来计算部门利润率（本文所谓的“公布的利润率”）。有了“还原”后的利润数据，我们就可以重新计算不扣除亏损额的部门利润率，从而获得矫正后的部门利润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这样就有可能从时间序列上观察和甄别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对部门公布利润率的影响程度。但是，为了真实反映国有赢利企业的利润率变动，除了矫正的实际利润总额以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国有赢利企业加总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遗憾的是，在官方统计中，这类数据是不存在的。当然，我们可以估算这一数据。比如，借助于国有部门每年的亏损企业比重的计算数据，我们可以尝试用国有部门内赢利企业占全部国有企业的比重作为“折扣因子”，将国有部门全部的固定资产净值按赢利企业的比重进行折算。这样折算的结果自然是非常粗略的，因为它等于假定每个企业的资产规模都是相同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在企业规模上的非均匀分布。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和理解是，赢利的国有企业往往集中在比较大的企业上面（张军，1998）。因此，对国有赢利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做上述的大胆折算是有很大风险的（注：事实上，作者最初做了这样的“折算”，计算出了国有赢利企业加总的利润率，而且发现这样估算出来的利润率似乎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那就是，用矫正的利润数据计算出的利润率没有统计公布的利润率下降得那么快，特别是，1989年以后，矫正后的利润率高出公布的利润率的“差”显著扩大。）。
基于上述考虑，同时也意识到问题性质的不变性，我们决定不去试图计算国有赢利企业真实的利润率，而是仍然使用整个国有部门（而不仅仅是国有赢利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计算国有赢利企业真实利润率的“分母”的替代值，并观察其变动模式。毫无疑问，用国有赢利企业的真实利润总额和整个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净值计算出来的利润率并不是国有赢利企业的真实利润率，所以并不能完全反映赢利企业的真实赢力能力的变动模式。但是，一旦国有企业的亏损不再从赢利企业实现的全部利润中扣除，尽管有局限，但用上述方法计算出的部门利润率显然有助于反映出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对部门利润率的影响趋势。
表1给出了我们的计算结果。
在表1的第5和第6列中，我们分别计算出了公布的部门利润率和矫正后的部门利润率数据。以此计算出来的这两种利润率的“差”可以部分地作为衡量“亏损侵蚀利润”的效应指标来看待（参见表1的第7列）。进一步地再把这两个利润率的“差”除以公布的利润率，我们就可以得到亏损变动对公布利润率的“侵蚀效应”（参见表1的第8列）。
不出所料，表1的第7列显示出一个我们所期望出现的变动模式。在1989年之前，公布的利润率与我们重新调整后的实际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微不足道，后者比前者高出不到1个百分点左右，相比之下，那时候的部门利润率水平却大都在16-25的两位数区间内变动。可是在1989年之后的年份里，这两部门利润率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矫正后的部门利润率比公布的部门利润率高出约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两者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因为在1989年以后，公布的部门利润率平均才只有3%左右。
表1 还原后的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及其亏损的“侵蚀效应”(1978-1997)
注释：第7列的数字实际上等于第6列减去第5列，即(2+3)/1-2/1，所以又等于3/1；第8列的数字实际等于第7列除以第5列，即(3/1)/(2/1)，所以又等于3/2。另外，计算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以及计算出的数据曾在小数点以后保留了两位数，但重新制作本表时对所有数据做了四舍五入。前4列的单位为亿元人民币，后4列的单位为%，最后1列的算术数字本为负，因为是亏损的“侵蚀效应”，亦即亏损额对公布的部门利润率变动的解释率。资料来源：第1-3列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461页。其他均为作者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表1第8列所计算的亏损对公布的部门利润率的“侵蚀效应”更清楚地显示出了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对部门利润率的“侵蚀”程度。在1989年之前，亏损对部门利润率的“侵蚀效应”平均只有5%左右，上述“侵蚀效应”可以说“微不足道”。而在1989年之后，亏损对利润率的影响急剧上升，平均高达96%以上。在1996和1997年，这一效应高达将近200%，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一部分企业发生持续的亏损（即丧失赢利能力），那么，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将是现在公布的3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我们的判断，1989年之后国有部门真实的赢利能力远比公布的利润率状况要好得多（注：我们已经指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国有赢利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的数据，所以还原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低估国有赢利企业的真实赢利能力的。但这反而意味着，实际的情况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在这里的结论。），只是因为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对部门利润率的“侵蚀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有赢利企业或许不错的财务表现罢了。
四、部门利润率变动的效率含义
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意味着，在1989年以前，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变动基本上是总体性的，而1989年以后，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发生的则主要是结构性的变动。我们认为，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下降和结构性恶化所隐含的效率含义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相信，本文对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模式的解释比一般的“竞争侵蚀利润”的解释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量。
“竞争侵蚀利润”的假说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改革前的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人为垄断维持的“租”。由于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以及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大大改善了市场的竞争性，国有部门原来的垄断性租金就必然逐步被竞争所“侵蚀”。这是现在文献在解释国有部门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时所主要依赖的基本理论框架。显而易见的是，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市场竞争性的改善和垄断力量的削弱会改进效率，所以，“竞争侵蚀利润”就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因此，这一时期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削弱，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进的过程。
如果可以证实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总体上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那么就会形成“效率”与“赢利能力”两者发散变动的模式。这个变动模式最初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因为在理论上，效率与赢利能力应该是按相同方向变动的。例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应该会改善企业的赢利能力。因为这个原因，在早期的文献中，当一些研究发现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的时候，人们便把这个效率的改善与赢利能力下降的变动模式称之为“效率与赢利能力的悖论”（例如，World Bank,1986；等）。而在我们看来，这个“悖论”成立与否，依赖于两者变动过程的性质。如果两者变动的过程是一个“竞争增进”的过程，那么，这个“似是而非”其实就真的“似非而是”了。
但相比之下，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所包含的效率含义并不象总体性变动那么的“积极”。因为，如果赢利能力的分布变动导致部门内的一部分企业开始丧失赢利能力，成为持续亏损的企业，那么在部门层面上所观察到的配置效率就会不断恶化而不是改进。我们可以把这个部门效率的恶化理解为部门意义上许多资本形成的无效率和超额的生产能力的累积。不过，在部门内部，有赢利能力的企业所具有的效率变化就有些微妙了。我们的理解是，如果有效生产能力的集中有助于赢利企业实现一定的“规模效应”，那么，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对赢利企业的效率将产生正面的效应，从而有助于改善其配置效率。
在经验上，本节对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两种变动模式的效率含义所做的简单讨论，应该可以通过对国有部门效率变动的计量研究的结论来加以初步的检验。要在经验上更加支持本文对国有部门利润率下降模式所做的解释，我们必须观察国有部门的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末前后的变动模式。“进入－竞争”假说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是不断改善的。而如果我们能在经验上找到国有部门不断改进的效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显著恶化的趋势，那么我们的解释与现有的大多数解释的差异就得到了证实。
自从陈宽等人公布了他们对中国1953-1985年中国工业的生产力变化模式的开拓性研究以来（注：在更早期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试图考察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但因为数据方面的原因，很少有人尝试对中国国有部门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而是用其他资料来估计一个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大致范围，然后用“索罗残差”方法算出TFP的增长率来。在陈宽等人以后，使用Cobb-Douglas函数和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进行回归估计的研究显然增加了。），关于国有部门的效率在改革后时期是否有显著增进的经验研究文献迅速增加。陈宽等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基本上没有增长。但发现1980年以后TFP出现了上升的趋势，TFP的增长率从1957-1978年的平均0.4%-1.4%上升到4.8%-5.9%之间(Chen,et al,1988)。后来的一些计量研究，如道拉尔(Dollar,1990)、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2)、谢千里等人(Jefferson,et al,1992)、张军扩(1991)和李京文等人(1992)等都类似地发现了改革对国有部门效率的增进效应。例如，谢千里等人改用293个样本企业1984年和1987两年的横戴面数据，发现中国国有部门的TFP在1980-1988年间估计有2.4%的增长率(Jefferson,Rawski,and Zheng,1992)。非常清楚的是，这些研究的数据和时间跨度都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它们显然支持了竞争增进效率的假说。
但是，与我们的解释相一致的是，吴(Wu,1995)和谢千里等人(1995)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细致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判断：好景不长。国有部门的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却又出现了停滞乃至恶化的趋势。谢千里等人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把他们早先对中国工业生产力的估算从1980-1988年扩展到了1980-1992年。他们发现，与以前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部门的TFP的增长率呈加速趋势。而到1988-1992年国有部门的TFP的增长开始显著下降，增长率从1984-1988年的3.68%下降到1.58%，而集体部门的TFP在1988年以后仍继续加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国有部门的效率变动模式，在这里我们使用大琢、刘德强和村上直树的数据来观察国有部门TFP增长率的变动模式。在最近的研究中大琢、刘德强和村上直树(Otsuka,Liu,and Murakami,1998)计算出了1978-1995年国有部门的TFP指数。对我们的观察目的而言，他们的数据有两个优点：第一，他们使用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而不是样本数据；第二，他们在估计国有部门的固定资本时一致性地使用了陈宽等人(Chen,et al,1988)的方法以及陈宽等人估计出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值来计算TFP的增长率。图3给出了国有部门1978-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模式。与吴和谢千里等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国有部门的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了大幅度的恶化趋势，只有1992-1993年是个例外，而这个时间正是中国经济超常高涨的例外年份。即使这样，我们仍不难看到，1989年以后，国有部门的TFP经历了大多数年份的下降时期，而且显然比1989年之前的TFP变动幅度更剧烈了。因此，从整体来看，图3所展现的国有部门的TFP的变动模式与我们在本书阐述的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总体性和结构性变动的效率含义是相当吻合的。
五、结论性评注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工业改革以后国有部门（其实整个工业经济均如此）利润率出现的恶化趋势，缺少的并不是理论，而是对理论的甄别和选择。以上我们从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经验观察中分离出“竞争侵蚀利润”和“亏损侵蚀利润”两种效应之后，我们自然就知道了，被广泛接受的“竞争假说”其实是有相当局限的，因为它对1989年之后利润率变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无法做出解释。实际上，现有的经验证据也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Naughton,1995;Singh,Latha and Xiao,1993)。当然，“亏损侵蚀利润”的假说对1989年以后的利润率持续恶化的解释也可以进一步的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注：笔者在另一个研究中提出了更多的计量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业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化是亏损增长、从而利润率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利润率的恶化是结构性的，因此，在这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需要格外的小心，仅仅依照总量上的利润率恶化状况来（负面）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就难免没有大而化之之嫌了。事实上，被整体利润率恶化趋势掩盖着的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性变动对于我们评价和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信息。例如，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并研究国有赢利企业的效率变动和利润率变动模式，改革是否真的有助于增进一些国有企业的效率和赢利能力，或者说，一些国有企业是否因为改革的原因而变得更加有效率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已被成功改革了的企业，不管是否还被定义为“国有企业”，它已是从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革出来的现代企业了。
表2 中国工业按企业规模分解的利润率差异(1986-1997) 单位：%
注释：本表与本文图1使用的利润率数据一样，均为“资金利税率”。1986年之前没有公布过按企业规模分解的利润率数据。这里的企业规模系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划分。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3,1998）。
比如，《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1998)提供的1986-1997年间不同企业规模的利润率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确显示，整体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基本相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企业的利润率与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有逐步拉开差距的趋势（见表2）。在中国，大企业当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而大多数国有企业又是资本过于密集的企业（注：谢千里等人(1995)的研究曾发现，国有部门的资本密集度在1988年以后有显著加速的趋势。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资本深化也在不断加速。）。从理论上说，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有抑制利润率增长的效应。因此，表2显示的这种利润率的差距是否意味着改革后的国有大企业开始显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主要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现有的经验研究的文献，结论并不一致。
另外，关于国有部门的效率是否在改革后时期有一致的改进，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并且产生争论的一个重要论题。现有的研究结果，不管结论有多大的差别，似乎都发现国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力”的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恶化的征兆。总的来说，在方法论上，大多数的这类实证研究都使用了部门层面上的数据来估计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参数，这样的研究虽然会涵盖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表现出的结构性变动这个事实，但却无法进一步揭示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结构变动方向和可把握的模式。例如，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资本装备的企业在赢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虽然我们在这里还不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指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向，并提供了一些帮助研究这个问题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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