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与历史地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景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景观”是地理学的主要概念，本文通过对“景观”概念的历史考察，提出历史地理的景观学说，以求统一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二元”分立现象。
关键词 景观 历史地理学 文化景观 地理景观
一
“景观”是现代地理学的主要概念之一。最早明确提出地理学景观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我们知道，古典地理学的洪堡和李特尔时期，地理学是完整的和统一的。到了19世纪，随着知识的增多，知识分类体系的出现，原来洪堡和李特尔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宇宙学”的知识体系，逐渐被分离成各个不同的独立的学科，有关天体知识独立为天文学，有关动植物的独立为生物科学，有关民族人种的独立为民族学，有关大地构造的独立为地质学，等等。传统的地理学面临被分割、瓦解的危险。这时，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地理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它有统一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学科性质吗？较早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是康德。他说，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它和研究时间的历史学一样，其学科性质不是由研究对象和探讨并提出法则所决定的，如物理学，而是由其研究方法和手段所决定的。康德的“空间”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种先验的形式，是一个无形的容器，也就是说，空间不是现实存在的客观实体，空间是一种知识的载体，是一种研究客观现象时所必备的方法和手段。空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形式。应该说，康德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绝对划分，播下了日后产生广泛影响的地理学“二元论”的种子。后来，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继承了康德的看法，认为地理学是从空间上的变化这一观点来进行研究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地理学中的区域学或方志学。它所强调的是地球表面各区域之间的相互差异，而形成区域差异的自然因子是相互关联的。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进一步将这个概念表述为：“地理学是描述和解释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各地方之间变异特性的科学”[①]。由于区域概念强调地方差异，将时间与空间的范畴绝对对立起来，从而也从理论上排除了历史地理学存在的合理性，亦即：在地理学中没有历史地理学的地位。
区域概念出现以后，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1）区域地理学过分偏重一个地区的自然现象的意义，而作为地理整体的其他因素——诸如人口密度和经济的联系，经济与交通的联系，以及它们与政治单元的联系等，显然是被忽视了。（2）在区域研究中观察到的许多相互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只有考察其过去的状况及所发生的变化，才能认识“当下”的地理面貌，忽视地理现象中的时间变量，对地理学的认识是不完全的[②]。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施吕特尔提出了地理学的景观概念（或称景观论）。
施吕特尔认为，地理学者应该首先着眼于地球表面可以通过感官觉察到的事物，着眼于这种感觉——景观的整体。景观的那些外面形式、作用与类群、及其不同等级的区域结合等相关因素，应该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景观的整体意味着地球表面的可见部分，不管地球的景观是完全自然的，还是被人类深刻改造过的，或者只是部分地受到人为影响的。由此，施氏又提出了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他认为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自然过程形式的，但更多地是由于人类活动——如砍伐森林、排水、引进新作物或动物——所造成的。并且他还确信，在人类对地球表面施加其主要影响之前，植被曾有过一段占优势的时期，这时期的景观，施氏称之为完全自然的景观或原始景观。他还通过对中欧聚落地理的研究，确认原始景观与文化景观的分野出现在公元500年前后。此外，施氏还吸收赫特纳的区域概念，认为景观是一个小的区域结合的单元在整体感觉上的均一性，具有区域意义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共同形成一种独特的结合。这样，施吕特尔不仅把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主体限定在景观概念上，而且还试图通过对可感觉的地表整体——景观，来统一和整合地理学中系统与部门（或称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与人文的二元论现象。由于施氏强调景观是对可见可感的事物的研究，因而一些非物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种族、心理和政治状况的分布，都退到了次要地位，都不能作为地理景观的主体，除非它们有助于理解景观的发展和特性[③]。
二
施吕特尔的景观学概念对当时及以后的德国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传入俄国和美国，形成了几大流派。
德国流派 与施吕特尔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帕萨格（Siegtried Passarges）进一步扩大了景观学的研究范畴，将城市纳入景观体系，并且强调景观对人类占有者心理的影响。在他的《比较景观学》中，进一步发展了单元区域和区域等级体系的概念，认为景观要素构成最小的地面单元，一群邻接的要素组成小区，而邻接的小区则组成区域，邻接的区域组成景观区域，这些景观区域又组成大区，大区组成景观带。这样，全球景观带就可以构成从小到大不同的地面单位。后来的一些德国地理学者又把具有一定均质性的地区、最小的可以辨认的区域单元叫做“科雷”（Chore）。这种景观分类分级体系对后来景观生态、景观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景观学说的另一趋势是对文化景观的重视。魏贝尔认为，文化景观的特征既有赖于它的外貌，也有赖于它的社会、经济、法律和精神以及它在历史中的地位[④]。将施吕特尔摈居次要地位的非物质要素纳入景观学的解释体系，从而赋予景观双重外貌：自然的格局和文化格局。
苏俄流派 苏俄的景观科学是在德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有自身的特点。苏俄的景观科学在体系的建立、分级分类模型的建立方面要优于其他国家。伊萨钦科认为，景观是一种动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产生着热量的节奏性（季节性）变化、水分平衡和生物的生产力。格拉西莫夫也认为景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实体，其组成成份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植物和动物。卡列斯尼克又将景观学说引入大地学说，并且将景观壳等同于地理壳。上述诸人，代表了景观学在综合自然地理学方面的趋势，而以贝尔格为代表的一批地理学家，仍将景观作为重复出现的自然要素的地域组合单位[⑤]。可以看出，苏俄景观学具有二个特点：（1）承认景观是客观存在的实体；（2）景观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从这二点出发，苏俄学者将景观系统纳入实验科学体系，进行模型实验，确定景观单元组成各要素的变量，分析景观组合体的开发潜力和承受能力，利用航片和野外观察绘制景观地图，为区域规划和开发服务，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引起了国际地理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更是出现了计量化、动态分析、景观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走向[⑥]。
美国流派 美国的景观学说是由卡尔·苏尔（Carl Sauer）创立的，其代表作是《景观的形态》（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苏尔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按地区联系的各种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人文事物及其在各地间的差异。人类按照其文化标准，对其天然环境的自然现象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景观的图案包括（1）自然区现象，和（2）由于人类活动添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形态——文化景观。人类是造成景观的最后一种力量；并且说，人类和他多变的家乡的接触，通过文化景观来表现，是地理工作者的工作范围[⑦]。这样，苏尔的“景观”实际上与“区域”等同起来了。他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要了解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形成的变化，就必须回溯过去悠久的历史，以确定过程的性质。苏尔通过与历史学者博尔顿（Herbert E.Bolton）和人类学者A·K·克罗伯（Kroeber）的合作研究，得出了某些原则。其中一条是，相同的地域自然条件对于那些对环境持不同态度、抱有不同利用目的和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人们说来，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样，在人地关系方面，苏尔把人提到了首要地位，这是环境决定论的一大反动。苏尔所谓的“人”，是一个社会群体，“他”对于环境的能动不仅包括了物质技术水平，还包括生活态度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目的。这种“文化决定论”的研究，由惠特尔西（Derwent.S.Whitlesey）继续发展并称之为“连续居住”（Sequent Ocapance有人译为“连续文层”），他认为资源基础的意义由于人们的态度、目标或技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曾在美国风行一时。近年来，以人文文化为主导因素的研究，又加入行为、历史心理学等方面的解释，其特点是更加突出了人的主导地位。
三
通过上述对景观概念及其运用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以下特征：第一，景观是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主体而被提出来的，它所强调的是地理的完整性和统一特征，是对地理学二元论的一大挑战。德国学者劳滕萨格就曾说过：“如果不让地理分裂，就必须把它的中心保持在作为人类环境的景观方面。”[⑧]第二，景观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地理系统，其中既有地理因子的横向联系，又有发生学上的纵向联系。第三，人作为景观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历史地理学，同样面临着地理学的难题，其中之一便是“二元论”倾向，历史地理学面临着被分割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危险，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历史地理学著作都采取“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二分法[⑨]，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的分析，这种将自然与人文对立的作法是十分有害的，这一点侯仁之先生已经指出了[⑩]。而从景观学观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该转到文化景观方面来，把注意力放在原始景观在人的作用下向文化景观转变的过程上。所谓“历史地理”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文化地理，“历史”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它应该由人类的一系列活动所串联组成，没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是“自然史”，对于“历史地理”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历史人文地理”是同义语反复，所谓“历史自然地理”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应该摈弃传统历史地理学中的二分法，建立统一完整的历史地理学。
与我国历史地理学著作中的“二分法”不同，国外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已抛弃这种陈旧的划分体系，比如前苏联学者B·C·热库林就建议历史景观著述分为Ⅰ总论部分和Ⅱ区域部分，而不是“自然”和“人文”两部分，无论是总论还是区域部分，相关的景观要素是同等分析对待的[(11)]。再比如1979年召开的国际历史地理研讨会，其论文集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1）过去地理的重建；（2）地理变迁的分析和解；（3）行为主义方法与历史地理学研究[(12)]。这样做的好处避免了“二分法”对历史地理学整体的割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景观学的发展看，历史景观地理学（或称历史景观学）可以避免二分法的弊端，成为统一的历史地理学。
所谓历史景观地理学是将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整体看待的历史地理学。探讨历史时期由于人为活动而引起的景观变迁，人类在历史时期对不同景观的利用程度，评价不同景观在历史时期的开发利用率，从而为当前地理整治和经济建设服务。
如何确定历史景观区和景观要素？现代地理景观分析已建立了一整套分级分类体系，在历史景观地理研究中可以借鉴利用。比如在荆楚历史地理研究中，可以根据航片和野外考察划分最小的景观单元，在同一景观单元必须具备发生学的一致性和构成的均一性：由若干相邻的景观单元组成景观区。考察景观区的不同景观要素（森林景观、草坡景观、湖沼景观，等等）。再分析不同景观区的开发利用的过程，不同时期景观区的利用率，进而解释各不同景观要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作用，从而指明今后开发利用的方向，为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服务。由于受到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不同时期人类所利用、改造的景观是不同的，对于那些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景观因素应予以优先考虑，反之，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或影响较小的景观因素则可以不予考虑，这样，在景观因素的确定和选择上就可以有先后主次之别，而不是笼统地不加分别地罗列排比各种景观因子。
在景观变迁的解释方面，人类活动引起景观变化，人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勿庸置疑。一般而言，人类活动包括了生产力（技术）和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二个层面，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带来人类改造景观程度的差异，其例甚多，已引起历史地理学者的广泛重视。但在上述二大层面之外，人类的生活习惯、人类对景观的目的和态度的不同，从而引起对景观利用改造程度的差异似缺乏应有的重视。《史记·货殖列传》在讲到南方的地理景观时有一段总括性的说明，其文云：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原稿不清）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索隐》：荀且懒惰之谓）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照自唐以后南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先后出现“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从而导致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前后的地理景观之变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种景观的巨变，历来的研究者的解释不外乎是人口的南迁引起人口数量的激增，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关系的变革等，这当然是不错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的差别呢？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自战国时期始，南方各地广泛使用铁制农具，生产水平可能并不低。但由于南方水热资源丰富，相对而言，汉以前南方相对稳定，缺乏外来冲击，人们容易满足于一种“食物常足”，“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老庄那种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被视作南方哲学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生活态度并不以改造自然为目的，形成的地理景观与人们的生活态度是相适应的。
收稿日期：1995年10月25日
注释：
①[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②⑦[美]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5、367—376页。
③④⑧[英]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6—157、201、204页。
⑤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⑥王凤惠：《国外现代景观地理研究主要发展趋势》，《地理研究》1987年第3期；D.魏迈克：《景观是一个地理系统》，《地理译报》，1982年第2期；E.马卓尔《景观综合——复杂景观管理的地生态学基础》，《地理译报》，1982年第3期。
⑨参见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⑩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11)《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6页。
(12)Alan.R.Baker与Mark Billinge主编：《Period and Place:Research Method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Cambridge Uniersity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