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技术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知识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技术进步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同时会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但是，二者更进一步的关系又如何？究竟是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决定技术进步，或者是二者存在着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进行的？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说，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
一、基本原理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中对“技术进步”定义得较为模糊，理论上的争议颇多。按照“索洛残差”的定义，等于是将所有非要素增长因素都算作了技术进步，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卡尔多曾对此列举了许多证据，说明现实中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为此，人们又重新引入斯密和扬格的分工理论，指出市场关系的扩大和交易费用降低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都要致力于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国际贸易，“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光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已远远解释不了现代经济增长现象。尤其是那些落后国家，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物质装备，而是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性矛盾；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于过去则越来越大，特别是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能够直接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旧有的封锁和限制起不了应用作用。譬如，发达国家网络信息事业发达，它强调“研究与开发”活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在这种条件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往往能够合二为一。
总之，如何处理技术进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既要顾及到现实，如上述的市场分工和规模收益递增因素，又要将它限制在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中，这才是经济学中所讲的“技术进步”。我们所遇到的主要难题就在于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在经过了扬格、阿罗、卢卡斯、罗默等人的发展之后，基本上可以确立起“专业化分工体系扩展”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杨小凯等也曾有过不同方式的表述。它在时间路径上是这样演进的：分工随着市场扩大而深化→产业在同一分工水平上复制→预期未来生产率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迂回生产链延长→创造新的需求→分享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长期增长。简单地可表示为下图所示的互动关系：
图1 制度演进和增长路径
这样，纯粹的技术进步就蕴含在市场化过程中，使得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大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回归到斯密传统上来了。由此，我们比较容易说明不同国家的技术路径，即为什么有些国家要致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开发，而另一些国家则要反复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也能够说明为什么60年代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缩小而到了90年代又反而扩大的原因，等等。这些都不是纯技术的因素，甚至包括这些技术和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在内都涉及市场因素，其中就包含着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所以，技术进步一旦还原为市场化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那么，它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因素。
技术路径与初始的市场条件（包括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贸易条件和技术条件）、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有关，更主要的是与技术市场的特征有关。技术或知识是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对增长的作用与其它经济物品相比，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1）技术是非竞争性产品。 技术的这一性质使它区别于资本、设备等，甲使用A 技术生产产品或服务并不妨碍乙使用同一技术，甚至可以同时进行。（2 ）技术是非排他性的产品。在许多情形下，技术发明人或技术所有者很难防范他人模仿，这一点也使得它区别于其它经济物品。知识的部分非排他性表明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会产生溢出效应：①企业不用付费就可获得他人之发明与信息；②在现行法律下，信息发明人或所有者不能有效地防范其它企业使用这种信息。（注：法律上的排他性一定意义上是反映了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规范产权就是为了限制他人免费使用某一产品的自由，知识产权同样是要让人们从智力投资中获得合理收益。但是要防范无形的知识产品的偷盗行为，相对来说更难，经常出现证据不足现象。 阿罗（1962年）曾这样说道：“如果存在合适的准则， 信息就可能变成某种物品，那么其垄断权能真正地被保护起来。但是，像信息这样无形的物品并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将它完全保护起来。在任何生产过程中，信息是最有用的，也最容易被爆光，至少其中的某部分会是这样。”据阿罗的设想，存在着多种技术溢出的传播机制，譬如一些技术只要多看上几眼，或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发明就足够了。而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是通过发明者自己揭示出来的。譬如，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重要发现，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根本不可能保护这些知识产权。企业间高级技术人员的流动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信息扩散的途径。）
技术溢出对于增长过程是最重要的。知识等无形资产积累并不受物质的限制，非竞争性意味着与最终产出、与知识存量相联系的总量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罗默，1990）。知识的局部非排他性则表明一种机制，在此机制中可以保护投资积极性。由于商业性研究所导致的技术外溢可以增加公共知识储量，降低以后获得新技术的成本，它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发明者私人收益下降的趋势。
正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存在可选择的技术路径，这对于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根本的差别在于，这种技术进步是否涉及自身的研究与开发，包括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
创新型技术进步是通过追加资本投资，主要是追加“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投资实现的，即通过内在机制激发创新精神。模仿型技术进步具有现成的已开发的成熟技术可以学习或模仿，通过对有形资本的投资就可以实现这种技术进步，而不需要同类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所以，不同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技术素质适宜于走不同的道路。
二、技术进步产生的基础
改革开放20年来（1979年～1998年），我国经济迅速崛起，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引进外资大量增加，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深。表1 计算了历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资本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率，劳动量增长相对缓慢。由于劳动量增长以及劳动量的产出弹性变化不是太显著，故省略这一因素的变化，只分析资本因素。这就表现为传统的增长方式，即高储蓄率和高资本积累率的推动作用。与传统增长方式相比有一点显著不同，即资本量的增长不单代表了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代表资本效率的提高。通过表中的计算，我们可以对比发现，由资本数量决定的增长效应（εA）趋于下降，而“索洛残差”代表的技术进步弹性（εK）有增长的趋势。
表1 我国经济增长因素（%）
年份 YK1 εAεKεL
1982 0.14279 0.10840 0.03591 59.62 22.78 17.60
1983 0.13351 0.09908 0.03053 61.73 22.36 16.01
1984 0.11991 0.10411 0.03299 54.70 26.05 19.26
1985 0.09405 0.10855 0.03344 40.49 34.62 24.89
1986 0.08992 0.12217 0.04240 34.02 40.76 25.22
1987 0.09041 0.11803 0.03188 36.16 39.16 24.68
1988 0.08496 0.10567 0.03152 36.72 37.31 25.97
1989 0.06873 0.09988 0.02986 26.00 43.59 30.41
1990 0.06934 0.11827 0.02937 19.17 51.17 29.65
1991 0.07552 0.12698 0.02930 22.40 50.44 28.16
1992 0.08373 0.12931 0.02829 30.01 46.33 23.66
1993 0.08900 0.11248 0.02703 40.82 37.92 21.26
1994 0.09031 0.11849 0.02655 40.06 39.36 20.58
1995 0.09018 0.10643 0.02571 44.63 35.41 19.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按全社会口径计算，设1981年为基期，K弹性系数εK＝0.35、L弹性系数εL＝0.65。
这里要具体区分出两个增长阶段。从表1也能看出以1990 年为界前后的显著差异，为叙述上方便我们将它们称为前期和后期。虽然这两个时期资本量的增长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前期εK基本上递增，εA递减，后期则相反，εK递减，εA递增，如果劳动的性质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前后期资本的性质应该有很大的改变，否则无法解释两个时期技术进步的显著差异性。
即使以市场规模扩大或制度性变化等原因解释这一现象，也需要通过资本因素来刻划，除非这些非要素因素有一个巨大的波动，从而对该经济系统产生强烈冲击。如果是渐进式改革或是像上述那种稳定变化过程，则应该呈现一种机制，即所有非要素因素通过资本质量的变化，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
前后时期对资本质量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它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个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这些是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格局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表1体现不出总量劳动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此就不讨论乡镇企业对增长的贡献率，着重讨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应该说，乡镇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进步机制上具有递延性，所以其结论仍然具有普遍适用性。
对外开放的显著成果之一是促进了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引致外商投资需求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二者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准确地讲应该是这样：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率＝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出口拉动GDP增长的份额。假设后者条件不变，那么， 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率就随外资企业出口增长而提高。
80年代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上，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参与了外贸活动。这种规模是巨型的，除了像“经济特区”这种地域概念外，只要是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都能享受优惠政策。（注：政府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者建立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免去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口关税；免除投资品的进口关税（汽车在1994年12月以后除外）；优惠收入税率，法定的公司收入税率是33%（30%国税和3%的地税）， 但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各地不等的减免税；其它如规定从企业获利算起，两年内税收免除，以后的三至五年内只征收全部税收的50%，如果启动期间出现了亏损，甚至可以用贷款弥补，或推迟第一个利润生产年出现的时间；另外，各地的明补或暗补，如土地、公用事业、投入品担保等的价格补贴。）优惠政策造成投资决策、资源配置扭曲和地区不平衡，资本与资本之间的替代效应非常强，包括台港澳为主体的中小资本投资弥补了国内投资的不足，另有一部分国内企业绕道享受了这种优惠，使得国内投资成本提高。（注：“回流”资本约占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量的20%之多。（《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因而，这种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增长效应是有限的。
90年代外商投资质量有所提高，主要由于跨国公司的大量介入。例如，美国的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电报电话公司以及宝洁、施乐、杜邦公司，日本的日立、松下、NEC、三菱公司，德国的大众汽车、 西门子、汉莎航空公司，法国的雪铁龙和标志汽车，英国的联合利华公司，以及荷兰的菲利普公司都在我国投资设厂。经验表明，对跨国公司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市场条件和宏观政策环境。相对于前期，这一时期技术进步的增长很大，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
就国内资本投资产生技术进步而言，最大的差别则在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变化。建国以后，我国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采取了一种供给制的办法，建立自己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和重工业生产基础，这个体系完全是封闭式的，其技术只在内部传播，与广大社会脱离了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资源配置扭曲。一些高新技术只用于生产不用于消费，虽然原子弹能够爆炸，卫星能够上天，但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却很成问题，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本上是走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技术创新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大量的军工转民品，但就总体趋势来看，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复建设仍难以避免。特别是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三足鼎立，国内市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基本形成，低技术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企业无法正常盈利，迫使其加速技术改造和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从这一角度分析，技术进步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经济增长通过市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和规模）本身也推动了技术进步。
三、新的技术进步特征
如果按照旧理论的解释，在有限的市场条件下，竞争的人多了，企业利润就越做越薄，最后便无法经营下去，同时，新技术发明者自己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也会没有积极性再干下去。现实的情形已有所不然，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同一产品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同一技术标准，它的市场反会越做越大。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知识创新能产生新的自我保护氛围（或环境）。知识既然是无形的，只要人类的知识潜力没有枯竭，总能够不断更新知识。但是不可否认，投资于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行为动机总希望能够产生新的更大的回报。如果缺少这一条件，这个市场也早就垮了。
显然，这些特征与其物质基础有关。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开发紧密相联。微电子技术是它的物理基础，而信息技术是它的内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和现代生活就是知识经济时代，技术特征决定了这一社会的经济形态。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人们以光速与世界联通，全球基本消灭时差，地球成了名符其实的“地球村”，网络化对智力人才的使用可以实现跨地域、国际化网络合作。有关资料显示，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将由产业型向智力服务型转变。1980年日本信息工作者就已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1990年美国信息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64%。信息采集、加工、信息设备生产业、信息网络业和信息软件开发、研制、信息咨询、信息处理等将成为重要的产业群。由于有这么大的潜力和这么广阔的市场前景，这就确立了知识经济将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区别开来。知识创造价值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它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在经济增长中不容忽视；二是它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甚至能起到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三是它的作用越来越具有直接性，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地缩短，并呈产业化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资本或劳动因素或市场扩大都无法涵盖技术进步。
知识经济区别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以信息和知识作为主要推动力，突出知识和科技在经济中的地位，其表象背后则是一个巨大的对知识和技术的需求。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一篇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需要有信息基础，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加速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网络化为信息的共用共享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交流工具和信息环境，提高了投资效率和生活质量。事实上当今世界技术进步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美英等国已经实现了产业重组和结构置换，经济复苏带有了新技术成长的背景，它更看好知识产品、更注重创造性活动和创新精神，这对于制造业、对于以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是很不利的，一旦由它主导未来世界经济，必然反过来引起旧有金融格局、产业结构的大转向。而东南亚以及日韩金融危机恰是对局部调整过程的反映。
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以及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可以发现我国技术进步能力不足：（1）“研究和开发”活动投入少；（2）基础研究投资不足，后备技术缺乏；（3）基础教育薄弱；（4 ）投资利用效率低；（5）技术引进不合理；（6）企业缺乏主体意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出现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不无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现象：一个时期片面强调进口替代，而另一个时期则盲目追求自行开发研究，在制度上搞供给制，不讲经济效益。
四、技术进步潜力
变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模式必须要与各国的资源条件和能力相适应。这些因素是对变革速度快慢的最重要的制约力量。即使不讲创造能力，只讲吸收能力，对追赶型的技术进步而言，为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也有一个强调社会整体对技术的吸收能力的问题。技术差距表示通过技术流获得迅速增长的机遇，而一个社会的技术吸收能力决定了一国追赶的速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吸收能力的强弱更接近于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在给定技术水平差距的条件下，对技术进步能力强的国家而言（如人力资本比较发达），意味着增长速度更快；如果技术进步能力不足，就会使得一国想利用现成的技术也会相当困难；而对典型的穷国来说，即使面对巨大的技术差距，也只能苦于自身衰弱的吸收能力而望洋兴叹。在表2中体现为横截面数据上不具备收敛性。
表2 追赶型技术进步
层 次技术差距Ⅰ技术差距Ⅱ
来 源生产要素 创新能力
因 素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
之 一要素 知识
之 二环境 思想
性 质外生 内生
机 制模仿 传播
收敛性 规模收益递减 规模收益递增
机 制价格机制 创新体系
这实际上是将追赶型技术进步分作为两个层次，我们是在表1 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技术差距Ⅰ和技术差距Ⅱ（见表2）。 吸收能力作为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特征，依赖于普通的投入品（如人力资本），也依赖于整个社会体系，包括基础教育体系、企业以及研究机构（公共的和私人的）。以创新为主的欧美模式具有标准的创新体系，政府支助基础研究、环保以及国防科研，下游科研由企业负担，中游部分由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从整个国家范围来看，研究和开发分工合理，配合默契；从一个企业内部来看，研究和开发衔接得也很紧密。正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新技术开发的支持，使其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可见创新由于与不确定性有关，而与单位资本投入无直接相关，所以，日韩模式实际上强调的是技术革新而不是创新。
不管是哪种投资形式，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归根结蒂要由一国的资源条件决定，这就回归到我国技术进步的基本类型上来了。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来看，我国的资源结构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在未来20年里仍然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或者说具有发展外贸大宗产品的优势。所以，其技术道路只能采取中间形式，即以模仿和学习为主，兼顾开发，产业的相对优势则从低技术的服装转向中等技术的制造业、轻工、机械运输产品、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等。可见一定时期内我们虽然也强调信息和技术，但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在产业的竞争优势上。
由此述及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并不是太优越，由于地域广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即使要发展也不可能像有的国家那样做到覆盖全部。特别是城乡差别、先进落后地区的差别这样的鸿沟将难以填平， 且有2／3的农村人口尚未找到合理的出路， 这对知识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制约。发展知识经济不但要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更大的任务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教育水平，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从长期来看，知识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抛开农村经济和农村人口。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不高，特别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明显不如其它国家，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但是我国人力资本总体水平并不低，其数量和规模仍然很大，特别是集中在城市的资源总量非常庞大，譬如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的高校科研机构非常发达，具有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定优势，因此不能否定由一些先进地区先行一步的做法。一是它有市场基础，包括企业层次和个人层次上的市场需求。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水到渠成，政府的推动力才会有效；二是技术的传播扩散到周边地区，可以带动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知识经济的一大隐患是部门和行业垄断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消除。部门和行业垄断影响了发展知识经济的质量和进度，即使发展了之后也同样是个难以割除的毒瘤。城市改革以及国有企业走过的道路应该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我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就是因为有了竞争的市场，培育了非国有这一块。所以当国有这一块出现不景气时，在总体经济上仍能保持平稳发展势头，这一经验是可取的，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值得借鉴。这个经验对于那些仍处于垄断性的行业是否适用，值得探讨。但是企业最终是要在市场中做大才行。我国虽然已有长虹、康佳可以打到国际上去，然而整个信息产业还很不发达，还看不出会有中国的IBM和微软。该怎么发展也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要在有效保护和充分竞争之间达成基本平衡，在创造者与使用者之间实现利益平衡，而不是片面强调保护。一则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快，自我保护能力很强，政府过分保护不利于技术进步；二则我国是知识产权的净输入国，过多保护会增加自身负担。所以，发达国家非常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我们则要考虑相应的对策，并且要能够在理论上站得住脚。
总之，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知识是最具决定性的投入。因此，保证创新者在研究与开发上得到合理回报以此激励他们的积极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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