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转轨中文化转型的思考——从深圳社会发展所得到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中文化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启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否定、排斥市场经济并把它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确认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目标模式。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
面对党中央这一战略决策，“深圳人”以其固有的“特区敏感性和坚定性”，加快了改革开放的力度。经过5年艰难探索、大胆创造， 经济转轨的战略性任务初获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基本形成。这，在全国又是遥遥领先。特区的窗口作用、示范和带动作用，再一次地显现在国人面前。
深圳的经济转轨或体制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方位改革和全面转轨。以致基本形成了具有五大标志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一是，商品市场全部放开，“看不见的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功能。其二，产权市场基本形成，产权改革不断突破创新，市场主体异常活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日俱增。其三，金融、保险市场且已形成，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相融通，市场运作健康而稳定。其四，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宽广而活跃，经理阶层开始走向市场化。其五，科技市场、商品化、“第一生产”的威力正在显示。上述五大市场形成和产权制度突破性改革，是经济转轨基本实现和市场经济模式基本形成的基本标志。这是特区的物质成果。
更可喜的，是特区的文化成果。文化转型成果显著——市场经济文化已见雏形。
在中国伴随经济转轨还有一个历史性任务（也是经济转轨的必然成果），文化转型。文化转型，是从计划经济文化向市场经济文化转变，从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变。
当今中国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体有四种文化势力在发挥作用，在撞击、在消长。这就是：传统文化糟粕回升；计划经济文化反弹；西方后工业化思潮涌入；市场经济文化萌生。
在内地，总体来说计划经济文化势力仍然较强，农业文化尚未减退，西方后工业化思潮的影响日渐明显。而且，这三种文化势力往往混为一体，成了深化改革的文化瓶颈。而市场经济文化还处在发育、成长阶段，作用力还比较弱。
但是，在深圳，情况则与内地大不相同。在这里，传统农业文化的糟粕（诸如小富即安、随遇而安、均贫富等等），不能说已经消失殆尽，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弱。西方后工业化思潮（反传统、反理性、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享乐主义，等等，这才是真正飞进来的“苍蝇”）确也涌入。但是“深圳人”对此早有警觉，并采取了相应的抵制措施。问题是几十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其后果，诸如惰性文化、依赖文化、攀比文化乃至侵权和“偷窃”文化，根深蒂固，仍然“依附”在旧体制，发挥它的阻碍作用，加大了改革的成本。
“深圳人”的实践告诉我们，上述三种消极文化势力的削弱与消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发育和成长，只有一条根本出路，那就是改革。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
机制是文化的母亲。好的机制，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机制，产生健康的文化。机制管人，人勤奋，懒人变勤人，庸人变能人；机制管社会，社会稳定、健康而文明。一个没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社会，不会是先进、稳定而文明的社会。
“深圳人”的精神文明建设，抓到了深层次，抓到“根子”，或者说找到了“母体”。
据我粗浅的观察，深圳的市场经济文化具有以产权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五大文化功能。
一是竞争文化。
市场经济的核心法则是竞争。竞争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竞争催人上进，竞相进取：竞争文化“培育”了人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我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深圳的生存空间大、机会多，但是压力也大。“这里是凭本事吃饭，凭能力和贡献攀升”。竞争，带来的是高效率、快节奏。
竞争，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推进器。竞争也在改变着深圳人的生存观、发展观和善恶观。这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特有的文化现象，文化功能。
二是自立文化。
在深圳，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它的名字叫“自立”。自立、自尊、自强。自立为荣，以自强为本。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依赖文化和攀比文化，在这里的“市场”越来越小。自立文化功能一旦发挥，不仅促进生产力发展，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是自主文化。
与计划经济形成的依附文化相反，深圳的自主文化功能业已显示。通过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突破性的改革，公民有自主权，企业有自主权。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是深圳众多企业的显著特征。自主文化带来的是“责任”。
四是信誉文化。
市场经济是高文化、高信誉经济。在竞争环境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以信取胜，以质取胜。企业的名牌战略最能体现这种信誉文化氛围。名牌的本质是信誉，是责任，是企业和企业家的长治之图。
“假冒伪劣”，畸型消费或愚昧消费等社会消极现象，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公民行为、企业行为短期化。“捞一把再说”，没有长远打算。在一个公民和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国家，谈不到信誉，也不会有名牌产品。至于短期行为的“背后”，即它的深层原因何在，深圳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告诉了我们一切。原来，短期行为的“物质根源”在产权模糊。
在深圳，人们找到了公民短期行为的诸多消极现象的深层原因。“深圳人”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又抓到了“根子”。产权制度的改革，“培育”了宝贵的信誉文化。
五是产权文化。
产权文化是市场经济文化的核心或基础，在深圳，我看到了一种人类进步文明的曙光；尊重产权。尊重国有产权，尊重公民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一切肯于投入者的资产权。不仅如此，“深圳人”正在鼓励、支持、扶植更多的公民，更多的无产者获得资产所有权。他们“刷新”了产权理论：“让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而且一再强调：这是实际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占有权，是能够得到“红利”的占有权。
尊重产权就是鼓励公民积累、鼓励公民投入、鼓励勤俭节约。尊重产权就“告诉”人们：“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有产权利益，就要承担产权责任和产权风险。产权文化也是道德文化。
以产权文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文化，开始发挥着它的“社会功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变着社会风气，在深圳，我看到了：
——人的价值越来越高，公民生活品质越来越高。市场经济是便民经济。它使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它便于民，使人民的生活方便、舒适。“公民怎么方便怎么办”。这里的服务是主动服务、登门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计划经济体制办不到，也不可能办到。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办到，正在“这么办”。
——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文化含量”高。精神文明建设要靠机制，机制文明是真正的文明、持久的文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内地与特区有经济差距，但更大的差距是文化差距。
——讲回报，重补偿。一种“补偿文化”令人羡慕，令人鼓舞。多年来，我们把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视为公平、平等，大讲其“优越性”。这是历史的误会。平均主义最不“平”。多劳少劳一个样，甚至劳与不劳一个样，何谈公平、公正？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形成的惰性文化和依赖文化对我们民族的腐蚀作用不可掉以轻心。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深圳人”找到了体现马克思这条科学原理的机制，也形成了尊重劳动，尊重贡献的文化。他们讲究对人的劳动、人的贡献给予相应的补偿和回报。
——法制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公民合法权益有了保障。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话实不为过。法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法规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理顺了，才有健全而完备的法规体系。深圳的体制改革特别是产权关系改革，为法制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立法、司法以人、人的权益为中心，就是现代文明。
——追求知识、追求科学、追求文化和高学历。在深圳，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批发市场，还有全国最大的书刊批发市场，深圳的“书城”举国闻名。
深圳人不仅好读书，而且善于著书。在福田区，在横岗镇，在企业和银湖旅游中心等地，我接触到的官员和企业家，都有理论意识。深圳，涌现了一批实践着的理论家。他们有理论兴趣、理论追求和理论目标。而且已经有了理论成果。改革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改革。“深圳人”不仅在实践中大胆创造，在理论上也勇于探索。这是“深圳人”的品格，也是“深圳人”的风范。
——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文化现象。随着经济转轨和文化转型的加快，深圳的政府职能也在大幅度转变。在深圳，刚成立特区时就没有什么纺织局、轻工局、冶金局、机械局……三年前，随着“企业无主管部门”的改革，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已经逐渐消失。
“深圳人”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公式：“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脱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发展生产力”。“把政府从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微观管理中解放出来，转到用法律、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上来。”
这就是“深圳人”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逻辑”吧？
深圳的政府职能转变，在全国也是领先的。但恕我直言，与经济转轨相比，仍有滞后之处。不过，深圳人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并正在采取一项系统工程，正在朝着适应市场经济模式的政府五大功能目标努力。这就是：战略导向功能，政府指导功能，法律规范功能，行政协调与辅导功能以及文化促进功能。这将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
从深圳，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