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评苏联政府的“逼债”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困难论文,时期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642(2010)05-0048-04
关注、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学者，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如下这样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的论点：导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或加剧困难严重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不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撕毁援建项目的合同，带走相关技术资料与图纸，而且追逼中国政府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所欠下的军费债务，乘机卡中国人的脖子。然而对上述说法的由来及其真实性与否，学术界却未有认真的考证与辨析。直到近年来沈志华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本文拟在沈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但是一些学者们查遍了近年来俄国政府公布的前苏联国家档案馆所珍藏的、涉及中苏关系的解密档案后，不但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苏联政府追偿债务的文献资料，反而有当年苏联方面为缓解中苏两党、两国业已日趋紧张的双边关系而于1961年3月(此时正是中国因“大跃进”运动的人为失误而导致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主动提出通过贷款向中国提供转口粮食援助和食糖的历史记载。①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很自然的了：“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1](P398)“至于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
面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人们面临这样的困惑：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前一种说法有官方的权威文件可作为间接证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道：“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3](P27)不过这一说法尚不够明确和直接，因为撕毁合同虽然会因为打破原有的计划安排而给国民经济造成“困难和损失”[3](P336)，但是对原有计划的冲击毕竟不会直接导致实际发生的那样大的严重困难，至多只是加剧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薄一波的说法则要严谨得多。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中说，在中共中央1960年夏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苏联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招回苏联专家，并撕毁经援合同，停止供应我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对我国施行经济压迫。这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生活“雪上加霜”，并使许多领导人极为愤慨[4](P921)。这一回忆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首先，苏联方面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确实在客观上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次，更主要的还在于一些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因对苏联背信弃义举动的“愤慨”而要炼“争气钢”，从而延缓了对“左”倾错误的及时纠正，结果使得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趋严重，进而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与严谨的党的文件和高级别领导人的回忆相比，一些研究性著作的说法则要明确和肯定得多。比如研究陈云的权威著作《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说：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仅突然单方面宣布撤退专家，“同时逼还抗美援朝的欠债，给我国经济和外贸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中国欠苏联的债，很大一部分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款，当时是作为尽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并没有计较价格数目，现在赫鲁晓夫逼债，党内是有意见的。但毛泽东一声令下：‘还’！中国政府还是如数还掉了。”[5](P210)类似说法在党史著作中十分普遍。②
面对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按照原先的习惯思维，人们会毫无困难也不用迟疑地相信带有官方色彩的说法。但是按照历史研究的要求，则似乎更应该相信严谨学者在搜寻和研读史料后而得出的审慎结论。
不过，事情到此尚不能遽下结论。根据现已公布的资料，苏联政府“逼债”一说，确实并非空穴来风。据自始至终参与中苏论战的当事人吴冷西的回忆，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主动提出要号召各省和各部门勒紧裤带，争口气，尽快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③毛泽东在会上还说道，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各地方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毛泽东还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6](P337)。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过：造成当时的困难形势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政府“卡着我们脖子要债”[7](P486)。“逼债”一说恐怕就出自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上述讲话。
既然“逼债”一说事出有因，那么就需要具体考察偿还所欠苏联债务对造成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事实上，根据沈志华先生的研究，不论是苏联撤退援华专家，还是“追逼”欠债，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困难来说，都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就撤退援华专家来说，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冲击，苏联专家的作用至少在经济建设中已被大大削弱。即使是在合作程度较深的军事领域，由于受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的影响，苏联也开始有意识地为难中国，在执行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时，表现出有明显的保留。这种情况正如当时负责高科技武器研发的聂荣臻于1960年7月初所指出的那样：“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8](P8-9)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显然是很小的，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官方过分强调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P397)。
苏联政府的“逼债”，对增加中国经济困难严重程度的实际影响也不大。因为就在经济极为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府仍向一些外国政府提供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偿还苏联债务的资金援助。光是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的两倍还多[9](P529)。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主张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要量力而行的王稼祥等人，并进行了组织处理。由此看来，中国政府决定在此时主动偿还所欠苏联债务，是另有更为深远的考虑的：既然苏联领导人通过迅速撤退所有在华专家而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那么为了进一步强化苏联领导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乘人之危的自私形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其必要性就在于，既然苏联领导人决意要恶化中苏关系，始终信奉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国领导人正好借此一方面将造成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推到苏联领导人身上，以减轻人们对人为失误的不满以及对中共领导人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真正彻底地使中国摆脱苏联的影响，实现“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初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愿望。因此，当中国领导人颇为自豪地在1965年底宣称中国政府已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时候，④中国人民也确实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1917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10](P10)的要求，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扭转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艰巨任务。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不仅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了，⑤而且从此基本上关起了中国的国门，几乎中断了与所有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互利合作。因此，当国人陶醉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时，殊不知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正被人为地越拉越大。
于是，结论就很容易得出了：即便苏联政府没有逼债，但中国在苏联宣布撤退援华专家时，决定主动偿还所欠苏联债务，必然会给世人留下、事实上也的确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是苏联方面施压后中国方面才被迫还债的，并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把已逐渐“修正主义”化的苏联领导人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公布于世，并让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入世人的脑海中，借以增加人们对苏联领导人的愤慨程度，进而起到转移国人对决策失误的不满情绪，达到重新凝聚人心，共同克服困难的目的。应该说，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目的确实是基本实现了。
行文至此，本当结束本文了。但笔者还想再说一句也许并不是多余的话：在解读冷战时期有关外交史资料时，我们必须倍加小心，仔细辨别，⑥否则就有可能犯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
注释：
①后来因为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其他合适途径解决粮食进口问题，而没有接受苏联意欲提供的粮食援助，只是留做储备用，但接受了食糖。见《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653、65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页。另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该回忆录还提供了一条重要史料，即苏联政府曾主动提出在中苏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并不计利息。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6页。苏方的这一示好表示固然有为即将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创造和谐气氛的考虑，但同时也证明在此时，苏方不大可能向中国“逼债”。
②最近修订再版的由著名财经史专家许毅先生主编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第4卷《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修订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一书也说：“自然灾害和苏联的逼债又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但和《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一样，都没有提供证据。“苏联逼债”一说在国际上也广为流传。如日本友人古井喜实《日中关系1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田家农译)一书第35页上说：苏联“还逼迫中国偿还借债，加重了中国经济困难的严重局势”。在一些纪实作品(如权延赤的《卫士长谈毛泽东》等)中，这种说法就更普遍，因而也就更流行了。
③据吴冷西回忆，建国以来，我国总共欠苏联债务152亿卢布，其中的72亿卢布到1960年已经归还。在152亿卢布中，真正属于经济援助的只占1/4，其余3/4都是抗美援朝期间苏方以半价卖给我国军火的钱。他又说，152亿卢布中有一部分是苏方援助中国的304项建设项目(其中斯大林时期156项，赫鲁晓夫时期148项)的费用。而304个建设项目到1959年只完成109项，1960年完成48项，147项要在1960年以后才能完成。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意味着147个项目要作废。(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页。)意含中国要还的欠债并不多。《毛泽东传》也说，中国要还的只是对苏贸易欠账25亿卢布，并准备只用一年时间就全部还清。(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9页。)关于中国当时所欠苏联债务的具体数量，还可参见沈志华：《对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综合上述材料和观点，可知中国要还的历史欠债并不多，因此，即便苏联政府真的逼债了，也不可能在实质上加重当时中国所发生的困难程度。
④中国到1965年10月全部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外债。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另见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9页。
⑤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确切数字，国内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相关讨论综述参见笔者：《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311页。另见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版，第3～6页。
⑥近期，学术界在冷战史研究中，已非常重视对资料本身的可信度进行认真仔细的辨别和解读。相关成果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等论著。本文的写作亦受到沈先生上述论著的启发和影响，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