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形成的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权论文,东南亚国家论文,主义论文,原因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东南亚国家陆续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其中许多国家纷纷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然而，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演变。菲律宾、印尼、缅甸、泰国都发生过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马来西亚在拉扎克1970年出任总理后，也对英国式的民主制实行了改造，于1974年建立了马来西亚国民阵线政治模式；新加坡则建立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以上各国的政体都从民主—竞争型向官僚—权威型转化，最后形成具有其独特特点的东亚式的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其原因我认为除了东南亚国家本身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社会及文化原因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东南亚国家民主—竞争型政治体制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经济的不发达。恩格斯曾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智慧的历史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页《〈共产党宣言〉1983年德文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二战结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甚至到了70年代初，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农业国。1965年泰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7%，印尼占84%，马来西亚占74%，菲律宾占68%，缅甸占79%（注：徐建国、吴洪主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第29页。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到1971年菲律宾农村贫困人口仍占64%，泰国占74.7%；1973年泰国人均收入为270美元，菲律宾为280美元，印尼为130美元（注：卢西恩·W·派伊：《东南亚政治制度》中译本第13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经济水平的低下，使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发育不成熟，也使得其中产阶级发育不成熟。我们知道，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中产阶级以及政党。列宁曾说过，代议制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注：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而采用民主—竞争型模式的独立国家恰恰不具备这一社会条件。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说：“非洲和亚洲的穷人没有表现出多少将会具有某种阶级的迹象。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也往往没有分成利益冲突的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注：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45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在东南亚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力量非常弱小，在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它的利益不可能与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完全一致，因而它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阻碍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时代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不同；二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三是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命脉的垄断与控制。由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西方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东南亚各国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并由它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而在英、荷等早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渐强大到了可以使本国的发展按照它希望的方向进行的程度。在* 法国，资产阶级甚至可以与人民大众联合去反对封建主义。由于东南亚国家社会各个阶级的软弱，其阶级意识的淡薄和组织能力的缺乏，使国家政权成为惟一的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形成了“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并存的局面，体现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关系亦即强国家和弱社会的关系。根据现代国家理论，国家具有一种独立于各阶级特殊利益之上的相对自主性，它代表制度化了的公共利益，应以社会各阶级、各集团的公共利益为取向，而不是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的代表。西方学者波朗策斯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继续下去。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而国家由于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它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注：转引自《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第41页。）。东南亚国家由于各阶级力量相对弱小，难以形成势均力敌的力量使国家可以摆脱某一阶级或一党独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因而由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掌握着国家政权。而这个统治阶层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但却通过权力部门控制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拥有巨大政治势力和财富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阶级，它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着核心的、几乎有无限权威的角色，形成威权主义的领导阶层。
特殊的政治遗产
东南亚国家在形成东亚式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其现代国家产生的背景和政治遗产不容忽视。这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就是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遗产对国家发展过程中政治模式的选择之所以重要，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因为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在起作用。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往往会出现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的发展，而当出现恶性循环之时，要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殊非易事。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着既定路径往前走，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此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加之一种制度体制形成后，它还会滋养出在现存体制中的具有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诺斯曾用这一理论分析了英国和西班牙、英属北美和西属拉美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结果（注：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123～13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历史殊途与社会发展模式迥异，也包含了同样的道理。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以前，东南亚地区主要受中国和印度两大帝国的影响。13世纪以前，印度借着宗教的传播以及贸易活动，曾在高棉、缅甸、马来亚、印尼与菲律宾建立了相当广大的势力范围；中国则以越南、泰国及缅甸的西北部为主要活动地区。东南亚区域各国中，菲律宾尚是一群海岛部落，并未建立统一的政权；缅甸和泰国已曾先后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高棉、马来亚和印尼先后出现受印度影响的帝国，一直到13世纪才逐渐式微（注：吴俟才：《东南亚史》第56页。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76年版。）。因此，这些地区存在过东方式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形态，或直接受到过中央集权专制帝国的统治或影响。东方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使其获得了抽取社会资源的有利条件，全面的社会控制保证了国家的富裕和国家机器的强有力运作。但是，东方国家历史上出现的歌舞升平景象是建立在对社会无止境掠夺的基础上的，在国家强盛的同时，社会却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形成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特征，这是与民族国家建立以前的欧洲大为不同的。日本学者山冈道男在比较东亚地区与欧洲社会现代化特征时指出：“欧美社会是成熟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因此，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罢，宗教上也好，都是个人独立的，而且从国家而言，个人也是独立的。换言之，欧美社会是以独立的个人自由构成国家的，所以决定国家未来的是国民。……与此相对，含日本在内的亚洲社会的特征是，未等到独立的个
人成熟便开始了现代化，形成了国家。因而，亚洲的国家不是自由的个人聚集而成的，亚洲社会是通过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向经济的自立发展的近代化而开始的社会。”（注：山冈道男：《东亚地区现代化特征》，转引自《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第5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在社会未成熟之际，通过政治独立而建立的国家，其作用是远远超乎社会之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上的集权则往往成为不可避免。可见，传统的政治遗产对东南亚国家独立后采取东方式的官僚—权威型政治发展模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种现代国家建立的初始路径选择，往往由过去的历史决定，又影响了后来的发展进程。
东南亚国家另一项政治遗产就是其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二战后采用民主—竞争型政治模式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它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文化的高度异质性，美国学者卢西恩·W·派伊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遍及东南亚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民主理想和为当政者所偏爱的文化现实的紧张关系的问题”（注：上引《东南亚政治制度》第137页。）。他所说的“民主理想”，即是指西方式民主，而“文化现实”就是指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文化。派伊认为这二者之间不仅是关系紧张，而且是极难相容，格格不入。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文化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极大的差异。从价值观而言，植根于新教伦理的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追求效率，而东南亚许多国家自古以来推崇集体主义，而且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这些都与西方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东南亚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在宗教文化上，东南亚各国有的长期受佛教影响（如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有的受伊斯兰教影响（如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有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新加坡、越南），有的受天主教影响（如菲律宾）。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协作，注重集体和稳定，提倡长幼有序的等级服从；而典型的伊斯兰化的印尼文化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印尼人相信，真主通过父母创造人类，信仰真主必须敬爱父母，尊敬师长，对师长要“敬重如山，虚怀若谷”。这些都体现了一种集体和服从的观念。这些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经过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提倡，形成了亚洲价值观，成为东南亚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文化资源。
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主要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和学界人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是其代表。亚洲价值观的主要观点是：亚洲应奉行与欧美不同的价值观，更注重集团的作用而不是个性的发挥；应崇尚储蓄和勤劳的美德，而不是一味鼓励消费；官方和民间要密切合作；人权是相对的概念，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等等。李光耀说过：“我认为，国家的发展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他反对搬用西方的民主。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都主张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民主之间寻求平衡，建立适合于特定经济阶段的民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95年5月亚洲国家在泰国曼谷开会时对人权所下的定义更强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个人自由。当时的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承认亚洲在人权问题上确有不足，但是，“允许别人就自由和人权问题给我们上课，对我们进行恐吓，……就等于我们自受其辱。”（注：转引自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许通美在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列举了在东亚行之有效的十项政策，其中包括人民和国家间的社会契约，即国家保障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法律和秩序，作为交换条件，人民尊重权威和自力更生，建设道德伦理上的清洁环境和自由负责的舆论，摈弃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可见，亚洲价值观是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对该地区传统政治文化的加强和发展，它对威权主义的政治发展无疑起到了维护和巩固的作用。
国际环境与民族意识
东南亚各国在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意识，决定了其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模式的选择。与西方现代国家发展的道路不一样，东南亚国家重建的推动力与外部的国际和历史环境压力相关，这种外部压力使东南亚国家形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依附性发展，从而刺激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普及。它们极为寻求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以消除依附发展所带来的畸型社会结构，加强国家权力的愿望也就油然而生。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中兴起的，这个环境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除泰国外，全部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主义在给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制度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把以西方文化为特点的政治社会制度、价值和国家主权的概念传播到东南亚。这样，一方面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导致的“民族存亡”的危机刺激了东南亚地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随着其对外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所酿造的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更激发了东南亚各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导致了在危机关头“生存竞争”思想的发展，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迅速飚起。这种民族意识是通过如反抗、革命、民族统一等方式凝结而成的，而其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并不完全是从市民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中产生的，也缺少工业化的社会结构的支持。也就是说，东南亚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不能援引早期西欧民族国家构成的历史动因，其民族国家的构建不可能再是市民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社会运动的自发过程，因为工业化的社会运动只能导致国际化的“资本”更有效的统治，而不可能激励民族主义运动。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如果按照“资本”的游戏规则去完成现代化，意味着民族主义永远不会出现。因此，国家的重建和社会结构的重组是需要东南亚国家自己去争取的，包括军事在内的暴力手段往往成为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的主要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精英可以很容易借集权主义、专制主义进行民族主义动员。这种民族主义生成机制的不同，使其缺少自由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以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繁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任务使东南亚国家不可能单靠“看不见的手”去实现。不仅如此，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的政治统治方式，又造成了东南亚民族国家建设的沉重负担。既要对付外国列强以“拯救民族”，又要整合社会以“重建国家”，所谓的“内忧外患”使得东南亚各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建立过度集权成为必然。
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形成后面临着如何协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将各个民族如何统一在一个主权国家里的问题。因为东南亚国家民族复杂，各民族之间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更加剧了民族国家形成的艰巨性。因此，东南亚在进行民族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也只有通过加强集权才能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如马来西亚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自治与独立时，英国将政权移交给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人大会党三大民族政党组成的“马华印联盟”政府，由拉赫曼任总理，政治上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进行运作。然而，在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发生了该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马华种族大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的流血事件。“五一三事件”使马来西亚社会各界大为震惊，多元民族国家面临严峻的考验。该事件爆发后，马来西亚政府立即成立了以副总理拉扎克为首的全国行动委员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暂停活动。当年7月，拉赫曼引咎辞职，拉扎克出任总理。拉扎克认为英国式的民主不适合马来西亚国情，于是，在1974年4月，成立了以巫统为核心的“国民阵线”，确立了巫统的盟主地位。1974年以后，国民阵线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巫统作为阵线盟主，其历届主席自然是国家总理人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最终为一党独大的集权制所代替。其他国家如菲律宾、印尼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最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的方式，决定了其各党派参政方式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参政方式不同。东南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西方民族国家其国家权力的巩固是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就已实现，此后，国家便顺利地踏上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征程，而东南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却仅仅意味着各种势力争夺国家政权的开始，各种社会力量将政治参与所要表达的愿望常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去实现，而斗争的结果往往又带来新的集权与压制，执政者必须要赢得地方上和地区的头头脑脑以及形形色色社团对自己权威的承认。此外，初期的政党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往往和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形成军队、执政党和官僚三位一体的威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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