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过程中分层秩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4-0068-05
中国的现代性和阶级结成了不解之缘。1949年以后，阶级(包括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的 理论)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规划的思想基石(注：简单来说，阶级理论及其话 语实践对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着四重功效：第一，历史社会定位功能。对中国社会 进行阶级定位，无疑既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历史的定位(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 关系和阶级主体，中国消灭了资产阶级，中国处于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阶段 )，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的定位(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当家作主，实现了社会 平等，存在的只是技术性的分工的不同)。第二，秩序的合法性论证功能。阶级理论可 以为某种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提供合法性的论证。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它是一个人民的国家。阶级理论中的阶级除了具有 动力学、结构的意义外，还有很强的政治的意义和伦理的意义，对于摧毁旧秩序、建立 新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第三、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功能。阶级的设定不仅使国家具有 了普遍性，而且使社会也具有了普遍性；阶级是一种有效的划分制度，可以将社会成员 进行总体性的划分，抹去了人们可能存在的千差万别，弱化各种社会身份的意识，如年 龄、男女、地域性的观念，以及庞杂的职业区分所产生的差别意识、冷漠、矛盾等等。 阶级意识可以强化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第四，社会政治整合的功能。由于社会的核 心体系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它在社会中建立了对立，界限。阶级总是设立了自 己的对立面：阶级敌人，也就是恶，所以，不断的政治斗争就成为必要的实现团结的手 段，它可以维持社会的张力，保持政治的核心的地位，不断地将国家权力向四处扩散， 瓦解社会力量可能会出现的离心力，增强社会的向心性。)。这不仅表现在阶级是党政 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且通过阶级划分，对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改造：在农村通过土 地改革，摧毁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宗族主义的传统，为后来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奠 定了基础；在城市则是所有制的改造和对城市人口的重新组织化，建立起了由国家行政 关系网络操控的单位体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斗争中，阶级这一外来语变成为一 个家喻户晓的概念。虽然我们很难说民众的意识已经完全被阶级化了，因为阶级的概念 毕竟不是属于日常用语，即使在今天，我们还很难说它完全构成了社会的常识系统的一 部分。不过，社会确实在发生着现代的转变。在现代秩序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划 分不是基于人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不是基于家庭、出身或者是人们的某种 “自然特征”，阶级是对社会关系抽象化的产物，它强调(强调的不同也导致了分层方 案的不同和争论)人们的一些差别，同时又忽略了人们的另一些差别。在阶级的背后体 现出一种对社会中的人群作出普遍性规划和安排的努力；从早期的社会理论到现代的各 种更为专门化、技术化的社会分层研究，无不体现出这一特点。一些信心十足的划分者 和命名者，就像老师一样，手中拿着标准答案，在为社会中的那些互不相识并且存在着 千差万别的人打分，并根据它们的分数、依据一定的标准，将他们归类、分等，建立复 杂的超乎常识的因果关联，从而为某种秩序提供论证或者是找到反对它的理由。当然， 所作的这些根本不用和他们本人商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结束，阶级划分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也 随之烟消云散，与它们一起消散的还有附着其上的各种意义。这个时候国家的政治强调 发生了转换，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被设定为社会的中心任务，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进一 步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实践逐渐失去了影响 。甚至可以说是一度从秩序的建构的前台消失了。(注：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国家阶级宣传的弱化，一是社会科学中阶级分析方法的衰落；一是阶级一词几乎一度完 全退出了大众媒体。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国家阶级理论衰落的是社会分层研究的兴起 。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和阶级理论都有着十分强烈的科学宣称，科学性(而非传统的或者 是宗教的，这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政治的性质等有着巨大的影响)构成了中国现代 国家建构的基础，这曾使得以党政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合为一体 。社会分层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它们相对分离的产物，然而，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 宣称和社会科学言述的强烈国家诉求(而非阶级诉求，如圣西门、马克思)，所以两者之 间有着一种选择上的亲和性。)不过，阶级这位外来者并没有离中国而去，中国的阶级 好像是出门走了趟富贵亲戚，回来以后面目大不相同了。在国家的阶级意识形态衰落以 后，出现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这是中国在告别了阶级斗争和官方的阶级 划分后的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现象，它不是国家的阶级话语，从其最时尚化的外表来看， 它只是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购买和炫耀，一种试图区别贫苦大众的良苦用心。它 们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灌输和宣传，也不是一种有组织的实践运动；作为一种理论表述 ，甚至一度它和党政意识形态是相对立的。那个时候，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在极强的政 治意义上使用的，它和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权力分配状态联系起来。这种政治中产阶 级虽仍在暗中延续，但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它逐渐让位于更偏重于经济和消费意义 上的中产阶级。这个时候，中产阶级的形象不仅出现在学者的严肃的文章中，而且出现 在形形色色的广告中，出现在大型商场的专柜中，出现在大众读物中，中产阶级的形象 也逐渐失去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阶级似乎一夜之间悄然无声地从政治领域滑到了消费领域，成为由消费品的等级和差 别所决定的人群了。中产阶级如果仅仅依靠职业的独特性和一致性，很难找到自身的坚 实的基础，但是，标准化的和等级化的商品分类却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现代阶级也终于 在消费市场中找到了它的统一性，博得利亚尔告诉我们消费社会的阶级是由商品来界定 的。人们必须使自己成为购买者、消费者，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一定的获取连续性的 收入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同一定的职业联系起来的。于是乎，职业成为分层的标准。 阶级不再意味着一种痛苦的记忆和严酷的现实，阶级被时尚化了。
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表象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多重力量作用的结果。
从最直观角度来看，中产阶级首先是西方现代性在中国殖民化的产物。中产阶级的概 念起源于西方社会理论中。在现代的各种分层理论中，中产阶级既是结构性的也可以是 纯粹的分层。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处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人(马克思) ，如小业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医生等；从纯粹的等级序列划分的角度来看，它们是 社会的中间层，在社会职业声望表和收入分配表中都处于中间的位置。中产阶级是非体 力劳动者，一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从事一定的专业工作，专业权力是当代中产阶级立 足于社会的重要基础。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个议题，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 用以说明西方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趋势，尤其是职业结构的变化，如老中产阶级在衰落， 拥有文化资本的新中产阶级在崛起，它们有着更强的市场能力，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在增大，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明显地不同于工人阶级；另一点是，这种趋势 和马克思的经典的阶级理论所预言的两极化的阶级演变趋势正相反对，因此，也关涉到 了对这个阶级的定位以及对当代西方社会分层格局的看法问题。中产阶级进入当代中国 ，显然不是对马克思的两极模式中的中产阶级的再发现(注：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 临》(商务版，1988)中(第一章，第一小节)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有两个图式。作为国 家意识形态的阶级理论显然是第一图式，第二图式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观点加以批判的。 马克思并没有赋予中间层多少积极的意义。)，而是直接依附于对当代发达国家分层模 式的理想化的建构；西方社会结构的特征被标准化了，依靠着现代社会科学、媒体的力 量，一种标准的现代分层结构和生活方式被设计出来了，它被置于社会发展阶梯的前端 。这种分层格局往往被称为是棱型的、橄榄型的，是发达、稳定、文明、进步、富裕国 家的标准结构，就像选美中女性的三维标准一样。这种标准化的形象和概念通过社会科 学、广告、媒体对现实生活进行不断的殖民，于是乎中产阶级被问题化为中国的迫切问 题，它不仅需要从社会的表层中显现出来，而且必须和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关联，就像大 众媒体为中产阶级的形象化和生动化提供了手段一样，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理论也 为中产阶级的概念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片同国际“接轨”的浪潮中，中产阶级也可 以被视为是一种“阶级接轨”的产物。无论其作为一种思想，作为可以经验描述的客观 现实，还是指谓某种趋势，它们都构成了一种力量，并在社会中产生了一阵骚动。
然而在骚动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出现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和中国 社会的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层体系变化的结果。从思想和社会层面上看，这种从一种 阶级理论到另一种阶级理论的转换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变化所提出的问题。
第一，国家的阶级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结束后走向衰落，它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为社 会提供普遍性的划分体系并将个体加以定位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治强调发生了变 化，原有的由政治强调所产生的阶级划分(如阶级成分、出身这样细致的划分)以及先进 与落后之分、党员与群众之分、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同志和敌人之分大部分逐渐失去了 意义，而国家又没有及时提供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划分体系用以解释人们地位的巨大变 化，社会的价值体系处于重组和冲突之中。再者，目标转换所导致的社会的非政治化的 结果使国家的、党政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不能深入到广泛的日渐分化的社会领域，国家的 阶级划分的意义越来越空洞，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它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有力和深入人 心了。它们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这种真空也是信仰的真空，生活意义的真空，社会的真 空，因为中国社会的信仰体系是附着于政治中心的；而且国家的这种划分体系很难在日 渐个体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中解释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利益冲突现象。这意味着，在社会 日益分化的过程中，国家已经越来越不能有效地为社会的个体成员提供有效的社会定位 、文化定位、经济定位，因为这些原来依附于政治强调的社会定位意义在消解，其中一 些转换为制度的功能强调(专业性的等级分工)。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人们 的迷惘。
第二，在市场化过程中，身份制度的一定程度的解体和转化也意味着原有的身份已经 很难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普遍的社会定位了。改革开放前的身份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几乎是 全面的社会定位，城乡分割甚至包括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社会空间的隔离，干部和工人虽 同处一个空间中(如单位)，但是有着各种复杂的制度保障将它们分别固定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身份，比如行政身份，准确地 判定出一个人待遇、收入等，现在则越来越难以做到了；与此相应的身份意识在一定程 度上的模糊化，比如经济收入和原有身份的错位所导致的地位不一致性问题。身分制度 的解体以及身份意识的弱化把人们推到更为广泛也更为抽象的各种分化了的社会场域中 ，每一种专门性的等级制度都很难再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定位了。然而却正是在此 时社会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交往的范围在扩大，远距离事件可以通过媒体轻而易 举地来到人们的身边，人们也可以更自由地进入到各种原来受到限制的场所中，自愿地 或被迫地不断地变换各种社会情境；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抽象的经济分层也难以为人们 提供感性的全方位的社会定位，因为收入毕竟是时常隐藏在各种行动的背后。以收入进 行社会定位一方面必须将它感性化，这是文学、广告和媒体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必须将 它抽象化，也就是纳入到各种收入统计表格中，经过国家的或者是专家的各种复杂统计 技术和程序筛选、过滤、成型，方能呈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从信念上，从心理上， 从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上，从各种斗争的策略上，都需要一个阶级，一个具有普遍意义 的阶级，就像过去的无产阶级或者是工人阶级一样，作出有效的社会划分，将人们归类 ，给人们打分，并将他们置于历史之中，将历史置于发展主义所设定的目标之中，将个 人置于各种社会的连带关系和体系之中，赋予他们以意义，使其成为一种新的建构分层 秩序有用的材料。
在中国，就目前情况而言，人们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注：近似的概念如白领、中间阶 级、小资。白领更侧重于职业划分，小资更侧重于生活方式的特点，而中间阶级、中间 阶层等似乎更为中性，大多是专家们的用语。在中国人们对中产阶级理解的不一致也许 正反映了它的外源性，在一些社会调查中，有人甚至将地下黑产业的从业人员，如性交 易、毒品交易，也视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249)，无怪乎人们要不断地对其重新定义。总的来说，中产 阶级在中国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社会科学中所做的概念化，一是广告、媒体、文学所 做的形象化的描述。表述方式的不同并没有阻碍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并不一致，这也 许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和各种定义的策略。不过，大致来说，他们不外乎有三个来源或三 种人(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地位权利的要求)：原有身份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或拥有特殊 的文化资本的人，如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管理者；面对市场的拥有财产和特殊知识和技能 的人，如企业家，各种白领；全球化、跨国资本带来的人，它们具有某种特殊的工作经 历或者是学历，这种经历使其往往处于多重分层体系的作用之中，它们的地位取决于一 个社会的殖民化程度以及外在的价值体系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即建立起多重等级化的程 度。这三种人生存条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拥有不同于社会下层的某种特 殊的资源，他们又不属于掌握全面权力的决策者，往往只是拥有“一技之长”，这种双 重性使中产阶级的建构既具有策略性的意义，也具有规划性的意义。
我们可以将中产阶级的理论同原来的国家阶级理论的内容作一个比较。它们之间有相 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不同之处。
首先，中产阶级的形象和工人阶级不同，它们不是体力劳动者，比较干净、体面、自 满、自信，有教养、有个性，在旅游和广泛的交往中见多识广，这种形象和地方性的工 人阶级大不相同。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形象总是和贫苦的大众联系起来，而中产阶级则 是比较富裕的；在国家的阶级理论中对工人阶级尤其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中产阶级 并不要求这种强烈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其次，中产阶级是非对立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 斗争。它不同哪个阶级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它没有直接的、公开的对立面，它们没 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总是模棱两可，比较保守，有着很大的伸缩性 ，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超越左与右”的阶级；在这点上，它明显地不同于工人阶级( 与资本家有对立关系)，或者是中国本土的革命阶级，他们以地富反坏右作为自己的对 立面，他们总是有着明确的敌人(注：“敌人”曾是中国式的阶级建构的重要手段，毛 泽东在他的那篇著名的阶级分析一文中第一句话就是对“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 敌人”的提问。)。中产阶级只是知道个人奋斗，他们对谁也不构成伤害，他们没有威 胁性，他们有许多杰出的榜样，充分体现了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而获得成功的各种神话 。再次，中产阶级也没有僵硬的界限。与工人阶级的鲜明界限不同，界限的游移不定也 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阶级有着宽广的胸怀，似乎可以包容各种人群。在米尔斯那里， 它就包含了各种类型的人员，从大学教授到商店的女店员，从经理到秘书小姐，除了少
数社会上层，大多数非体力劳动者都可以和这个阶级靠拢。这种界限的模糊化、流动化 也是当代西方社会阶级变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们明显地不同于经典社会理论中的阶级 。
阶级形象的不同源自图绘的方式的不同。两极的阶级模式中的阶级是地道的关系性的 ，关系就是权力、支配，对权力的关注也构成了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的核心论题；而中 产阶级(特别是中国的近年来有关中间阶级的概念化)的衡量方法实际偏重于层级性的分 类、分等(注：这种层级性分类、分等更接近社会的常识系统，因而可以得到社会的广 泛支持和认同。如日本的“中流意识”(今田高俊：《社会阶层与政治》，1991，第三 章第二小节)。中国人也普遍具有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意识。)，这种分 类方法除了依据一定的标准再现社会的分层格局外，它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确证了上 层和下层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如果没有上下之分，也就没有中间的概念。上中下的划分 也保证了分层现象的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在这种意义上，中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具有 了坚实的分类学上的理由。
然而我们也可以发现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相同之处。第一，在中国的语 境中，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也是依附于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对历史进程的发展 主义的设定(现代化进程的目的论的设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转变为传统 与现代的对立、发达与不发达的对立)，它也是建立在类比的应然性上和目的论的必然 性上。通过历史发展的方向性设定和来自(与发达国家)类比的应然性，中产阶级便具有 了普遍性，它取代了原有无产阶级的普遍性。第二，它们同样具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改 革以后随着发展生产力成为主流的话语，和生产力的关联成为衡量一个阶级性质的关键 。中产阶级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是社会中的成功者，对其积极性的赋予不仅有来自国家 的力量，而且有来自社会的力量。中产阶级的这种应然性、必然性、正当性、积极性， 使其同原来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所要表达的旨意十分接近。第三，它们都采取了“多数人 ”的策略。使其成为多数(多数在现代条件下具有特殊的意义)的策略，无论对工人阶级 来说还是中产阶级都具有相同的功效，这就是使其具有无可质疑性、天然的合法性。这 一策略的成功使用显然依附于发展主义的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未来状态的设定，因为无论 是工人阶级还是目前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绝不是大多数，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恐怕也是 少数；要把他们转换为大多数，一种方法是作出限定，即在特定的被控制的范围内进行 统计和计算，另一种方法是从趋向上使其成为多数，设定中心，做出推论。第四，它们 都是试图从阶级入手建立社会秩序的关联，从而为新秩序的建构提供基础。以阶级为基 点，可以将各种各样的人整合起来，赋予他们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普遍的意义和广泛的 社会定位，为社会的整体格局作出安排，实现社会秩序等级化、合法化的建构。在中国 的社会转型中，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产阶级取代了原来的无产阶级，一切进步 意义逐渐都转移到他们的头上。这些变化也反映了社会整合从直接的政治效忠到以基于 财产、收入、知识作为凝聚和等级化的手段转移。
在这种意义上，中产阶级就像是两级模式中的无产阶级，像上帝的选民一样，担负起 拯救世界堕落的重任。中产阶级同样被符号化了，被嵌入大写的历史进程中。不过他们 针对的堕落，并不是邪恶的灵魂，日渐膨胀的欲望，或者是诱惑之蛇，并不是不平等、 剥削、压迫，而是贫困和无序。在新的秩序中，贫困和穷人不再被视为一种反抗的力量 ，不再被赋予“光荣”、“革命”这样的积极意义，相反，它们是一种使人不安的因素 。贫困是对物质诱惑的阳萎、麻木，无能为力，因此它是一种病态，需要医治；贫困总 是躲藏在阴暗的角落，它需要知识之光照亮，需要商品的开发，穷人必须提高素质，必 须成为市场中的劳动力，而不是“剩余人口”，多余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化过 程中贫困不再是一种自在的状态，贫困具有双重功效：它既阻碍了权力关系的伸展(如 文盲、乞丐)、进入，阻碍了商品化、标准化，因此也就使现代的普遍性社会秩序无法 扩展，无法进行有效的等级化；在这种意义上，贫困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它意味着逃脱 ，意味着“在……之外”，“之外”也就是无序。但是，贫困同时也是权力得以展开的 材料和凭借，借助于贫困，知识得以扩展，制度和权力关系得以建立。贫困及其象征构 成了中产阶级的潜在的敌人，和它相联系的肮脏、愚昧、无知、恶习、无序，它们都是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面，是它的暗中设立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没有被公开呈现出来 ，它更像是躲过阳光照射的阴影，一种不祥的预兆，而消除它的手段就是将它们置入社 会演变的过程之中，使其失去积极的意义，使其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并有待否定的 因素，通过这个阶段，也就是否定贫困，必然走向富裕的幸福。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建构性的特征，而越来越少批判 性的特征。它需要详细的经验性分类、区别，需要调查、规范，与其说它是一种既定的 现实状况，不如说是一种理想的预期。因此它并不具有诸如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它所作的 批判的特点。比如和米尔斯批判性的论述不同，在中国，许多论者毫不犹豫地赋予了他 们历史的重任，使其宛如魔术师手中的魔术棒一般，稍一抖动，灰姑娘就会变成美丽的 公主，穷人就会过上体面的生活。正是这种建构性的特征使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的语境 中时刻发生着逆转：它的一切庸俗、平庸都被视为高雅和品味，它的胆小懦弱和冷漠都 被视为是美德和理性，它的一切自私都被视为对社会的贡献(比较一下在中国一度提倡 大公无私的精神)，它的一切无能都被视为是有功能的。启蒙理性终于被贯彻落实为中 国式的精打细算精神和对成功、出人头地的追求。
对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论证同对社会分层现象的论证是一脉相承的，在理论上主要有两 种论证方式，可以分别称之为个人的、贡献的论证和体系的、功能的论证。
就个人的来说，它是以对个体的差异性作出本质主义的设定为前提的(注：卢梭在：论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中开篇就区分出两种不平等：自然的、生理上的不平等和政治 上的不平等，前者具有自然性，也就是正当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讲到个 人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别。对这种差别关注显然也离不开对社会中心如经济体系的设定， 如按劳分配的思想，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规划对中国建国后社会分层体系的构建和分配方 案合法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个人差异包括先天的和后天的，个体的差异也导致了 人们的贡献的不同，因此从社会那里获得的报酬的多寡也应不同；分层是一种自然产生 的现象，如果社会不加分别地对待所有的人就会导致不公正，如果社会强制性地作出齐 一化的限制，就会影响到个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挥，影响到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和社 会的效率。在这点上，个体的论证往往将个人关系性的、处于特定社会情境特征还原为 个人独立具有的特征，一方面通过强调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努力以及素质(注：目 前，对素质的强调得到了市场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并且不断被细化为各种具体 的指标，素质越来越被建构为一种人群区分或者是实现社会拒隔的合法依据。)等，将 这些由一定的关系、结构因素，即依凭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的因素还原，使其 属于个人的某些特质，以此实现有效的社会划分和社会关系的权利化。贡献模式所采取 的方式也是通过设定中心将行动及其结果抽象化为个体同体系目标的关系，并在行动的 发出者和行动的结果之间建立连带的关系，从而赋予个体的工作、行为以意义。个体性 的论证为某种权力和权利关系奠定了基础。
体系的论证基本上也是功能论的。首先，它必须设定社会整体的存在和社会整体的目 标，这样才能在某种社会事项和整体的联系中确定它的位置、作用，赋予它以意义；社 会位置的价值等级是由功能上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来界定的，功能(需求)的不同决定 了社会的等级安排，因此分层是一种客观的现象，而非权力干预的结果(注：功能论的 观点在和冲突论的争论中被指责为忽视了分层冲突的一面或者负面功能。功能论的困境 更在于它本身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因为无论确定社会整体的意义和功能的重要性都必 须引用一定等级秩序中的价值标准，而这些标准恰恰是某种分层体系的维护的力量。) 。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分层被视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序的价值的和社会的等级阶梯，它 可以将人们作出适当的安排，“将最适合的人安排到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去”，因此分层 是有功能的；分层本身就意味着秩序；任何复杂社会都有分层，因此分层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的现代转型，即从等级制、种姓制之类的封闭的分层体系转换为 开放的阶级体系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它的突出表现就 是社会流动率的提高，这一提高包括双重含义，一是人们地位的普遍提高的进步意义， 包括收入、生活水平、教育等(结构性的向上流动)；一是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 而更少的为自己的出身、家庭的条件和初始工作所限(个人的向上流动)。社会流动体现 出人们的社会地位更为平等。
从个人和功能的角度上看，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的优越品质，往往被断定为社会稳定的 重要因素，它们的存在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拉动社会消费，特别是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 结构；有趣的是，中产阶级论者的见解往往和几何常识相反，他们断定金字塔形的结构 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而菱形、橄榄型的更稳定(注：这种图形化的做法目前很流行， 往往依据的是收入分配、职业等。实际上影响阶级与分层结构发挥作用的更离不开其所 处的特定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比如，同样是工人阶级，中国的、英国的和美国 的可能就大不相同。)。
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尚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思想文化方面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 传统主义的复兴，中产阶级在中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注：这种传统在现代中国延续 下来，工人阶级就具有精英主义的含义，只不过它强调其作为精英的整体意义。对个体 的强调广泛体现在中国社会各种制度中，如教育在中国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教育、培养 接班人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有半军事化的班集体以及优秀的班干部、优秀学生，就 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划分；中学、大学开始有党团组织的介入，成为评价学生的重要手 段；中国的单位更是一架生产精英分子的机器，它们有着更为复杂的选拔机制，不断地 进行区分、选拔。而精英品行的确证往往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动力，如俗语讲的“新 官上任三把火”现象。)中找到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 一种以选拔优秀人才(贤能(注：对贤能一方的强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激烈争论(儒法 之争)。但是实际上，中国可以说是贤能不分的社会，由于对贤与能的评价都取决于对 同一中心的贡献，“能”也往往被赋予了道德上的特殊意义。在现代中国，从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的定义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这点。近来，有论者主张对于见义勇为的学生在 高考中可以加分，这种立场也反映了一种将贤能集于一体的努力，即伦理的标准和技术 的标准合一化、互换。这种做法往往会阻碍不同价值沿着不同的方向进行理性化，在社 会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结果决不是好人必是能人，而往往是能人必是好人。这一方面 影响了社会的专业分工体系的理性化，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的伦理道德功利化，很难作 为一种独立的评价体系发挥功能。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矛盾在现代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制 度性的解决。))为基础的精英主义文化，相应的制度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制度。精 英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强的宗教意义；中国社会很早就告别了封建的传统，它不再以血 统和出身来作为核心性的社会区分并以其为建构等级秩序的材料了，不再将社会的等级 秩序建立在固定的、清晰的因而有可能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来维持的基础之上，而是以 国家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和特殊仪式来作为神性的、优秀特性赋予的手段，劳心者和劳 力者乃至于现今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之分是在国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人们的基本区分。正 是由于中心的存在和强大的力量，所以与精英主义共生的是平等主义，它们都构成了中 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一种现实状态(注：这两种精神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如现代中 国的能人崇拜和平均主义(一种特殊的平等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的单位往往既是平均主义产生的温床，也是制造精英的机器。它们实际上又是相辅相成 的，促成了一种中国式的“精英流动”，这种流动古已有之，如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 可以为布衣现象；中国很早就有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集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于 一体的表述；平等主义为前者积蓄了动力并可以提高它的合法性，精英主义也为平等主 义设定了目标和引导。
中国的改革是以先富政策、打破平均主义的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但是我们很难说当时 中国是一种各种资源分配很平均的社会。反平均主义与其说反映了人们过于平等，不如 说是利益的个体性和国家原有的统一规定的矛盾的表现，在中国结束了大规模的政治运 动和阶级斗争后，直接的物质利益的争夺日渐走向社会的前台，所以，反平均主义实际 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分层秩序的转换与核心地位资源的转移，反平均主义为后来的基于收 入和财产、知识的阶级的建构做出了铺垫。)。中产阶级之所以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并非因为他们与大众民主的关联，而恰恰是和精英主义的关联。第二是市场转型所带来 的变化，精英的生产过程不再完全限制在政治、行政领域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或一部 分内容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和各种专门化的等级分工体系中，政治强调的中心也发生了转 移，政治目标和专业的目标的矛盾基本上消除了，政治强调和功能强调开始走向了合一 (注：中国社会的分层体系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变化凸显了经济分层的意义。但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强调在分层中的作用从未减弱，甚至得到了强化，它仍旧是产 生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支配性力量，在收入分配中，在社会声望的授予中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如先富者的伦理意义，如十大杰出青年、有突出贡献者、学术带头人、劳动模范( 在各个行业可能名称不同)等各种能人称号的赋予，显然不只是功能的自然分化的产物 ，它们也是国家政治强调的产物。这些政治强调目前越来越和收入分配和社会的专业分 工体系联系在一起。)。中产阶级也被视为是基于市场中的财产和技能的分化的结果。 在国家所能够提供的合法性的能力削弱以后，市场开始被神化，市场本身被建构成为产 生合法性的机器，市场中佼佼者、胜利者、成功者具有无可质疑性，国家拜物教越来越 让位于市场拜物教，市场被抽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人们进入市场之 前就已经是给定的了。市场成为合法性的来源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 转型过程中多少已经暴露出来了(注：如中国目前对待富人的态度。可以说对富人、私 有企业主等的合法性的论证从改革之初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在一些社会调查中人 们对他们的认可并不高，至今中国仍有所谓“仇富”的现象。)。
随着阶级意识形态所包含的阶级主体的转换，解放的主题变成了富裕的主题、消费的 主题、过好日子的主题。如果说无产阶级是浪漫主义的产物，那么中产阶级则是想象力 枯竭的产物。这种枯竭不仅来自市场化后的功利主义的盛行，而且也来自更大的环境和 时代特征，这是一个出现了各种“终结”的时代，中产阶级也是想象力“终结”的产物 。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甚至受到了激烈的排斥，但是在中国现 代化过程中传统从来没有缺席，它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中国的现代性的扩展，并且是一 种无形的力量时刻塑造着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和传统性如影随形，以现代性为形，则 传统如影，反之亦然。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国的身份体制正是传统性参 与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方案在传统的影子中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一定的 阶级必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观念的支持，而这些从中产阶级的连带 中得到了自然的引申；与中产阶级相关的是能人或精英的话语、稳定的话语、富裕的话 语、成功的话语、消费的话语，总之它囊括了一切改革后的国家政策性价值设定的所有 内容，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也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找到共识。
阶级，从启蒙开始就是一种批判的武器，阶级的普遍性赋予思想者的思想以普遍性； 但是我们可以断定，阶级从来就不是弱者的武器，它是强者的武器，从而使强者更强大 。值得思考的是，与中产阶级的论题相伴随的是弱势群体的问题紧接着成为社会的热点 ，这两个概念所指谓的显然是不同种类的人，它们也许就混杂在中国城镇的某些居民点 内或者是街头熙攘的人群中，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分享相同的社会背景，它们都出现 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日渐被区隔开来，两相对照。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新的秩序建构的一部分，它的性质也会对中国社会未来 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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