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转变和中国想象的重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面对我们的现实?如何对于这一现实重新想象?如何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加以再度 的确认?其实这里的问题的维度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 前的现实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用过去的方式几乎完全无法解释现实，现实和我们的知 识之间的差异和断裂越来越明显。但有趣的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放弃我们已经形 成的文化想象和价值选择。我们仍然在这些既成的观念中解释新的现实。这里其实是我 们自己的全部背景和全部文学想象基础面临挑战的问题。我们的矛盾往往在于其实我们 已经感觉到自己面临的现实和自己的“知识”之间的距离。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急 切地试图“驯服”这个已经好像逃离了我们的掌握的现实，我们只有将我们自己原有的 知识以更加激烈和尖锐的方式再加表述。我们“整合”现实的欲望往往表现得更加强烈 。因为我们的焦虑其实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知识可以对付这在“逃离”中的现实。其 实这里的问题是，“现实”实际上存在于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之中，而一旦我们发现我们 对于现实的理解无法和我们具有的知识框架和想象方式相适应，我们就发现现实和文化 想象间的裂痕。
如近年来对于“纯文学”的讨论其实就是这一矛盾的现实与知识的断裂的表征。八十 年代的文学先锋激烈地追求“纯文学”，反对文学和现实的直接的相关性这一中国“现 代性”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强烈地要求中国“现代性”内部一直未能实现，却一直成 为其内在的焦虑的“纯文学”得以实现。但意外的是，这些先锋派的精英人物突然发现 在这个“新世纪”，好像“纯文学”的理想居然被不可思议地实现了。他们反而对于这 一八十年代的基本理想的实现感到由衷的恐惧和不安。反而激烈地要求回到八十年代之 前的主导理论之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于是“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特有的 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进行干预”突然变成了一种强力的诉求。我们看到的 表象是回到了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化之中，强调“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功能的前所未 有的支配作用，但其实这里的实际的问题却是，新的现实开始超越原有的文化设计，我 们突然发现一直处于“新文学”边缘的“纯文学”真的开始成为文学的中心，而这其实 已经超出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学制度的框架。我们只有回到旧的知识中加以抨击，而无法 在新的现实中寻找新的解释。其实“纯文学”的实现恰恰是“新文学”的文学制度面临 终结的明确征兆。它说明了“新文学”的内在的理想中对于“纯文学”的矛盾的态度的 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的详尽展开的讨论可参看拙作《纯文学的讨论与“新文学”的终 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但对于我们来说，“纯文学”的实现其实是我们的理 论视野和价值选择没有准备的事件。它是新的“现实”运作的结果。于是我们对此的反 应就显得好像叶公好龙。“现实”其实在此“逃离”了我们的阐释和把握。我们可以发 现现实不可能被我们的习惯的文学制度所驯服时的无力感。
其实中国的“现实”的变化是如此的巨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进入21世纪 ，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世纪文化”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和平崛起伴随着加入WTO、 申奥和申博的成功而已经变成了现实。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更超过了1000美元。有 关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形象已经凸现出来。“新世纪文化”已经从各 个方面全面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构架和文学制度。这种转变可以用《新周刊》2003 年10月1日那一期的表述来形容。这一期《新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编辑有这 样一个表述让我有所触动：“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 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 ‘新新中国’冒升而出。”这个“新新中国”描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历史 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 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 起是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 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机遇。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中国的两个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以高速的成长“ 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 经能够和全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化”也日见明显。这两 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强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这个被《新周刊》称 为“新新中国”的新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一“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一方面构成了新的快感，另一方面也构筑了新的 焦虑。但我们可以发现纠缠中国“新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新中国”的文化图景显示了“现实”在高端和低端方面的两个趋向。
首先，在高端上，中国“和平崛起”的高端想象已经具体而现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构成了对于“新文学”的话语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大众文化对于“新文学”的话 文化中心位置的全面替代和超越。文学已经日益失掉了自己的敏感性，反而是大众文化 提供了对于“新新中国”的新的想象。像《英雄》、《天地英雄》这样的电影和像《荣 誉》这样的电视剧都显示了这种新的中国想象的出现。
其次，在低端上，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引发的中国内部的问题，大众文化也有了新的 丰富的回应。中国文化在为一个“新新中国”而创造新的想象的同时，也仍然感受到急 遽的发展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一种对于“阴影”的表现也出现了。所谓“阴影”是指人 们在获得自由的时候、大有希望的生活被一种无法控制的“阴影”所掌握。这种阴影意 外地介入了平静的生活，并失掉控制，破坏和毁灭平静而充满希望的一切。如《手机》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等大众文化的文本也深刻地展现了这一方向上的困扰。
这些大众文化的尝试乃是试图弥合“现实”与有关它的想象的断裂。这种努力其实在 文学中也始终存在。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新新中国”的图景的文学展现目前以两个方向 展开：
一个方向是所谓“纯文学”兴起。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度”，变成了前所未有 的与现实无关之物。它将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验推向了极致，它的社会功能被电视剧和 流行书刊等等大众文化所取代。纯文学终于变成了一个安静的领域，让人在其中进行探 索。它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它的巨大的使命。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文化”的 表征。“新文学”原来承载的沉重的使命已经被悄然消解，纯文学似乎有了发展自己的 独立性的客观的基础。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同时也越来越真正回归“自身”。这当然不 是说文学有一种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身”，而是说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要求有了根 本的改变，而这改变恰恰是文学并不随时代而改变的新形态，大众文化开始变成塑造社 会想象的关键，而文学反而变成了一种高级的、边缘的话语。它似乎是“现代性”中国 一直作为一种超验的文学理想出现，却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的“无用”的文学，与现实无 关的文学的实现。我们似乎已经使得文学脱离了现实的笼罩和支配，所谓“文学的自主 性”终于在“新文学”历史的这一个最高点上得以实现。但它在实现的这一超越性的理 想的同时也就失掉了它的历史的具体性。但这却是“启蒙”与“救亡”的文学失掉了自 己的现实感之后的结果。因为尽管中国的今天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它所遇到的挑战 和问题其实仍然异常严峻，但原有的“新文学”话语已经无力阐释这些问题则是没有疑 问的。因此“纯文学”恰恰是文学的新的面对现实的方式。这里的实验性达到极致的努 力当然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整的结果。其实文学以一种与现实无关的姿态投射了它在 今天的现实中的“位置”。它仍然是现实中崛起的“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满足的不可缺 少之物，也是中国“现代性”之未完成的“现代主义”的展开。现代中国的历史“悲情 ”强烈地压抑了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和表现形式的探索的空间。“现代主义”的形式探 索仅仅在20年代到40年代及80年代的个别时期得到过不充分的展开。今天之纯文学的展 开恰恰是这一方向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的格局中展现自身。它好像与现实完全疏离， 其实正是投射了现实在这一方向上的展开。因为伴随着“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 进程，中国文学有了和欧美现代主义潮流相伴随的新的历史条件，而这一历史条件就是 文学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脱现实的自我的空间的存在。
另一个方向则是“鸳鸯蝴蝶派”的复兴。当下文学的“鸳鸯蝴蝶派”的复兴趋势乃是 文学和现实关系重整的另一个关键。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某种“未 完成”的特点在今天展开。由于现代中国的民族悲情和阶级冲突，中国有关“中产阶级 ”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表现一直被启蒙和救亡的宏大叙事所压抑，也在计划经济时期为 这一阶层的消亡所自然取消(《上海的早晨》最好地表现了这一阶层的消亡)。中国“新 文学”往往是从“外部”以底层为主体观察这一阶层，并对其提出批判和讽刺，而且他 们往往仅仅将这一阶层视为一个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存在。除了张爱玲等少数作家对此 有展示之外，一种像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的现实主义一样的有关中产阶级的文化想象 一直不是中国现实主义的焦点。邱华栋、陈丹燕等人的小说以及《手机》这样的电影都 凸现了一种将这种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加以完成的趋势。这当然是中国的“脱贫困 ”和“脱第三世界”造成的新的中等收入者的历史性的崛起使得这种中产阶级的“现实 主义”有了完成的可能。但这种现实主义其实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具体的历史规定 性，表现出完全脱离新文学的趋势。它的渊源乃是张恨水和张爱玲这样来自“鸳鸯蝴蝶 派”的人物。这些当年在“新文学”话语中的边缘人今天却已成为新的经典的表征。文 学的现实性开始展现在一种新的“鸳鸯蝴蝶派”式的现实主义之中。
总之，今天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恰恰是“新文学”未完成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 义”在完成自身。这种完成既是“新文学”的延续，更是它的断裂。新文学的基本规定 性恰恰由于这种对于未完成的完成而宣告结束。我们面临的新的现实所展开的新的文学 乃是这个时代的运动的结果。我们必须由此开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