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鲁迅知道多少？——从“鲁迅被专制所利用”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开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半年来，一位论者发表了一种高论，说：“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不像胡适那样，还想过去做政府的诤友，鲁迅是最看不惯胡适这一点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适却从来都是被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做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
有人以为这真的是给鲁迅研究界出了一道别致的新题目，带着考试或请教的意味，于是，匆匆忙忙的答对起来。殊不知，提问的人早已亮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正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种直觉，所以他才向鲁迅研究界发出号召：“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大概是为了显得更谦逊更温和一点吧，后来，他尽可能地换用了疑问句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直觉和号召。
尽管说法改了，效应还是不变：一旦顺着这位论者的提问“研究”下去，则不论采用什么方法，从什么角度出发，也不论征引哪些材料，摆哪些事实，讲哪些道理，结果只能有一个，就是证明这位论者的直觉实在是无可辩驳。谁能彻底排除对“鲁迅的思想”、“鲁迅的语言指向”、“鲁迅的话”“再阐释”或“另有所解”的可能性呢？做不到这一点却偏要回答这位论者的提问，那么，就永远只好以自己的“深入研究”为论者的直觉增添些多余的旁证和反证。
但世上并没有圆满的事。就在这位论者指出“鲁迅是晦涩的”，“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同时，他也举了一个与鲁迅相对的人证：“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一手擎理论大旗，一手写白话文、白话诗，确实是当得起“讲道理明白如话”的评语，然而，这并不能经由一个轻巧的“也就是说”而等同于“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胡适一生著述甚丰，宏篇巨作暂且不论，仅就他最有名的短文《文学改良刍议》和最有名的格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最有名的口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看，对“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这样的评语就十分地不敢当了。其中，名文《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有口皆碑，但只要是真的看过两眼，就知道，它连“讲道理明白如话”的水平也够不上。不说鲁迅，也不说胡适，只要是个人，凡说话、写作留下痕迹的，谁又是可以保证自己的言语、文章是“没有再阐释的可能”的呢？自己都保证不了，又凭什么替别人作这种保证呢？据说，那位论者的父亲是“右派”；论年纪，论者自己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应当是多少有点亲身感受的，既然这样，我觉得，他对思想、言语、文字“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这种白日梦一样的神话理应该不抱任何幻想，相反，他应该对这种神话背后的阴暗现实有真切的体认。不知为什么，在谈论鲁迅和胡适的时候，他却搬起这种神话，玩起一鞭子甩开左右分的把戏，企图从鲁迅及其思想深处压榨出对专制力量别具亲和性的“实质”来。一个自称以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使命，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理想的青年学人，为什么对鲁迅竟隔膜到这样的地步？简单地说他是在“捣乱”，也许不够审慎。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鲁迅及鲁迅思想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他学理上的考虑和人生上的择向。
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里，另有两篇涉及鲁迅的文章。一篇，是关于鲁迅《热风》中是否有周作人文章之再评价，虽未作斩钉截铁的判断，却表示：鲁迅的伟大，不会因为把别人的三五篇杂感收到自己书里而渺小，周作人虽然附逆，但以他的性格论，也犯不着用三五篇杂感为自己争点什么。另一篇，是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指出：在“五四”、“五卅”、“三一八”、“四一二”、“一二九”这一类的日子里，鲁迅照常安安稳稳地访友、吃喝、休息，郁达夫却义愤填膺，甚至准备有所行动。从这两篇文章里，看不到真诚地面对鲁迅、理解鲁迅的态度，只有一种对神化鲁迅、膜拜鲁迅的历史积习极端反感的情绪暗含在字里行间。这种情绪并没有错，但是假如对这种情绪不做冷静的清理，而是听任它蔓延扩散，甚至进一步凝结为一种成见或偏见，影响了对鲁迅本人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小而言之，所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视域，有关这种研究的种种表述也将因为丧失了一个重大的参照系而流于狭隘、零碎、平庸，大而言之，研究者对自身生存方式和精神立场的选择及坚守，就很可能陷入不必要的迷误当中。
鲁迅是不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里的一个不可轻视的文化存在？鲁迅是不是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长道路上超前的独步者？鲁迅是不是凸出近现代中国历史地表的一座人格孤峰？这些问题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伙蓄谋“利用”的政治家或权力家一手捏造出来的，而是任何一个切实地考察过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和自身处境的中国人在精神行程中必然遭逢的问题。政治家和权力家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虑和解答自然带有政治家、权力家的特色。文化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虑和解答自然带有文化人的特色。政治家、权力家给出的表述通常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具有强制性的诱导作用，文化人有责任跟这种诱导作用保持距离，但一味对抗这种诱导作用却不一定是文化人独立品格的体现。与一部分政治家、权力家持对抗性主张的往往是另一部分政治家、权力家。文化人与政治家、权力家之间总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彼此的身份却绝对不是由简单的对立关系确定的。
从“五四”乃至更早些时候起，鲁迅就开始同那些政治倾向和权力倾向十分明显的知识分子保持间距。他不仅从不亲自上街支援学生运动——向来就有些人认为这是鲁迅行状上的一点美中不足，其实，这正是对鲁迅的思想特点具有标识意味的一个外在细节，也正由此，人们才有望获悉关涉中国现代文化人生存方式和精神立场的一线真消息——，而且，时隔多年，仍反复告诫青年：不要请愿。但是，当无辜的学生和民众遭到政府镇压时，他却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损益，即便自己正在政府部门任职，也决不装聋作哑，更不称病规避，而是义无反顾，揭露暴政的残虐，抨击吞吞吐吐为虎作伥的帮闲和帮凶，哪怕因此丢官失业缺钱，哪怕因此被学界文坛的雅人们孤立起来，也丝毫不肯退却。把一时的激愤和哀叹倾泻在日记、小说、诗歌里的文人，在中国自古以来不乏其数。凭借一支笔，敢于跟社会上或明或暗、或使硬刀子或使软刀子的恶势力团伙展开鏖战的文人，迄今为止，仍然被多数中国人视为不识时务的异类。
鲁迅自己不属意于政治和权力，却没有无端地忌讳“和官员打交道”的怪癖。他从政时期曾与几位同事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所敬重的长者之中，也有官做得不小的。他和自己教过的一些学生多年保持通信，其中也有身居要津，且节节高升的官员。而另有一些人，虽然并不曾做官，与鲁迅也无任何私怨，鲁迅却始终很蔑视，不断地予以贬斥。被鲁迅当作“知己”的瞿秋白，更是当时在野的反对党内的高级干部，他写的十来篇杂感也被鲁迅收到了自己的文集里，不知道这是否也值得某些善做“微观研究”的学者作一篇专文加以“再评价”？
鲁迅在生存方式上所做的抉择以及为此所进行的抗争，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难以理解的。今天，现代文学、现代历史、现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已经堆积如山，浩繁如海，所谓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也泛滥成灾了，但这一切，似乎只起到了将新生代学人们同鲁迅阻隔得更远的作用。难道人们常说的鲁迅研究史上的几次重大突破是毫无意义的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反抗绝望》等缜密厚重的论著都白写了吗？我觉得，只要是对这些论著的内容和影响略有了解的人，尤其是认为自己已经是学者的人，就不太可能大言不惭地宣称：“鲁迅的思想”、“鲁迅的话”是那么容易被曲解被利用的，也决不会用“拆台”、“反专制”这种粗鄙的词语来指称鲁迅或鲁迅思想的“基本特点”，当然也不会无视胡适“五四”时期和30年代以后在文化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在社会政治方面所居的地位产生了显著变化的事实，而把他简单地说成“一个总想补台的人”，并且与鲁迅对立起来。李何林先生在世时，曾很坚持倡行“普及鲁迅”的工作，他担心有人对鲁迅的作品心存畏难情绪，不肯接触，所以，主张给鲁迅的作品多加注释。现在，似乎轮到普及鲁迅研究的成果了。许多在别的领域或许很有成绩的新生代“思想者”们一谈起鲁迅，就露出遮掩不住的浅薄和无知的狂妄。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反抗绝望》这一类的著作早已面世多年的今天，还有人在十几年前否定鲁迅、污损鲁迅的陈词滥调里津津有味地周旋，仿佛要兴风作浪，——对鲁迅研究界来说，可检讨的恐怕只是对近十几年间有价值的鲁迅研究成果普及得不够。特别是在关于鲁迅30年代以后的生活和思想状况的研究方面，实在还缺乏既有力度和深度，又充分明朗化的著述。所以，如果有谁死死抱着利用不利用的观念看待鲁迅及其思想，不肯舍弃的话倒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眼拙识浅，部分的责任在于鲁迅研究界还没把突破性的研究收获很到位地贯彻到鲁迅后期的生活和思想上，得出“明白如话”到足够程度的读本。
王得后先生说得好：“鲁迅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和胡适，在一般文化的选择上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在政治文化、现实政治的选择上才相对立；在是讲‘人权’还是讲‘民权’上，才相对立。”这实际上是相对简单地以“被利用”和“不被利用”来区分鲁迅和胡适们的人最言简意赅也最客气的教诲。在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些罗嗦的话。按照特别推重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的盘算，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理想的搭配是在朝掌权、在野办刊、在大学教书各一拨。据说，这样天下就会太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种种美妙理想就会实现。恕我直言，这个蓝图实在算不上什么新货色，无非是古时候老于世故的古大夫最青睐、最精通的狡兔三窟之术，并且在中国早就实现过了，而今仿佛又实现得差不多了，可惜，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却总是渺茫得很。不过，这蓝图倒也并没有怎样辱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老前辈们的真精神。他们的抗议也罢，建言也罢，都是只有倚住政治家、权力家搭起的框架才能抛出来的，并且，也全都以落进政治家、权力家的锦囊为归宿，别处的闲事绝对不乱管，与座椅、锦囊不相宜的话绝对不乱说，万一管错了，说错了，也懂得自动改正，决不顽固不化。从整个社会格局上来看，这类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整个儿变成了国家机器里的一颗颗螺丝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被利用不被利用呢？
鲁迅曾留下这样的提示：在中国，一旦人生失败了，则连人带文都被看不起。如果对鲁迅的生存方式能有稍微深刻一点的体察，那就容易看清楚：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乃是在生存方式上选择了投降之路，在人生上完全失败了，而且自甘失败的文化人里的聪明分子精心挑拣来为自己遮羞的幌子。他们总是一边喋喋不休地诉苦求饶，以此卖弄风情、炫耀文采，一边又时不时地说几句硬气的话，摆出几个胜利者的姿势，给人鉴赏——因为他们害怕太多的人发现他们的失败——但政治家和权力家对这一点却总是心明眼亮，所以十足的贱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捧则上天吃糖果，按则入地蹲监牢的一整套待遇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他们头上。曾做过鲁迅的学生，而后又跟鲁迅闹翻的高长虹，40年代因为不肯乖乖地接受政治家的提拔和任命，结果当场被轰出门外，从此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他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呢？还是鲁迅的老学生呢？
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一个不倚任何集团势力的门户而赢得文坛领袖地位的文化人。他生前活得很不容易，但他自己从不叫苦，偶尔讲起生存的艰难总是打着折扣轻描淡写，这也是鲁迅人格上闪现着强者光彩的一个细部特点。有心的社会群众和政治家、权力家都知道，鲁迅是在人生上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人——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概括是清晰而准确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旧时代的专制者何尝“首肯”过他？罢官、胁迫、围攻、通缉、恨得要死，却不敢杀害他，新时代来了，部分地感于他曾在危难之际以希望相托的情义，更主要地是因为他足以在文化方面充当胜利者的象征，所以将他的名字写到旗帜上，不过，同时也就一前一后有两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发了话：鲁迅没有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光荣，要是鲁迅还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给适当的工作。以后的事，譬如，政坛文坛双栖健儿“四条汉子”被打倒之类，与鲁迅本人及其思想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鲁迅早早地死了，如果非要从后人中寻找他的影子，那么，无论转换多少种花样的角度和尺度，只要操作者的人品和见识没有跌破“底线”，同鲁迅精神关系密切的人选就只能是解放前后屡次挨批判的萧军、解放后蒙受20多年劫难的胡风，而绝对不是长袖善舞、大棒横飞的姚文元之流。
将自己一古脑儿卖身给旧的国家机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随着旧政权的垮台，必然不由分说地付出陪着旧的国家机器一道挨骂的代价，并且越是在旧的国家机器里位置关键、功能重要的人，挨的骂也就越多越严厉。胡适既然攀上了旧时代官方知识界的首席宝座，当然不可能被轻易放过。换句话讲，随着国家机器的推陈出新，必然领受荣辱交变的遭际，是包括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螺丝钉式文人的命运定律，胡适及其学问在新时代开初的那些年里被大骂特骂，只是印证这条定律的一个小小的实例。
鲁迅不委身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机器之中苟且偷安的生存方式，超出了螺丝钉式文人们想象和认知的边界。鲁迅活着的时候，他们当中就总有人以为鲁迅准是领了卢布津贴或日元薪水。鲁迅死后，他们当中又有一伙人断定鲁迅应该跟他们的老前辈一样，随着国家机器的更换，像一枚旧螺丝钉似的，因为不能见容于新机器而被丢弃，甚至最好是因为在旧机器里发挥过紧要作用，所以被扔到新机器的齿轮间碾个粉碎。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的眼力极限和心力极限之外，还能有别的生存方式。他们无法懂得，鲁迅根本就不是那种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把尽职尽责充当好一颗螺丝钉作为自己人生宗旨的文化人，所以，他们的老调一再弹响，他们指望鲁迅及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的心愿却一再落空。
以鲁迅的深邃和敏锐，他竟会对专制力量的萌芽视而不见吗？与“两个口号”的论争相关的一系列史实，足以消释这个小小的疑问。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坏事的那些红卫兵是不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是不是从鲁迅的书里找到了行凶作恶的灵感？是不是因为读鲁迅的书所以发现了学生打死老师的合理合法性？除了已经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只要不疯不傻，又有一定的岁数和阅历，就可以马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固然，“四九年后”，鲁迅是属于“没有被禁止的作家”之列的，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书也没有被当作“毒草”烧掉，但只要是搞“深入研究”而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宠客串“学者”的人，就不会掉到“把沉重化为一笑”的陷阱里，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八个样板戏一个半作家”之类的俏皮话照搬过来，奉为如实概括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状况的警句箴言，当然也就不会三番五次地强调鲁迅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被否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鲁迅的书幸免于禁毁之难，但“完整地”读过鲁迅作品的又有多少人呢？不说“文化大革命”那么久远的年代了，就说90年代吧，前两年我还看到一份读书界有名的大报上刊出一条新闻说，有个1960年生人的著名先锋作家深悔自己过去轻慢了鲁迅，所以赶紧购置了一套《鲁迅全集》搁在案头，预备好好读一遍。而在“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时期，即使是奉准专门“读点鲁迅”的研究者，又哪里能够自由自在地披露鲁迅书中许多足以醒世的话语？更不必说对鲁迅作品“另有所解”了。在那样的岁月里，鲁迅的书倒是称得起“没有再阐释的可能”了，不过，毕竟是强加的规定，未能彻底奏效。抛开政治上的“思想解放”不谈，进入80年代以后，真正地推动并造成了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思想解放潮流的王富仁、钱理群等诸位先生，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蛰居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之地，坚持与鲁迅著作为伴，并且坚持用自己的头脑去领会鲁迅作品，从中汲取为人为文的道理和力量的。历史不容人再度编排，但是假如我们设想一下：“完整地”读鲁迅著作，“完整地”阐明鲁迅著作的意义，“完整地”辨析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命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如果发生得早30年、40年，那么，“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的”中国人是不是有可能少一些呢？“最黑暗的年代”和“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延续得短促一些呢？
1936年11月，鲁迅去世后不久，一位与鲁迅素无任何亲近往来的、英美留学生出身的大学教授曾撰文慨叹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的确，六、七十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故。明骂也好，暗贬也好，在思想和人生双重境界上，与鲁迅相比，我们实在还是差得远。纵使抬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民间立场”、“反体制”之类的金字招牌，到底也还是于事无补。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