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发展之路——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中国论文,之路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话剧的战斗历程
中国话剧艺术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坎坷的道路。如果不算它的萌发时期，而是从它已成雏形算起，也就是说，从我们通常所说的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话剧演出活动算起，已经整整90年了。
上世纪末，我国爱国知识青年为了吐露他们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怒，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引进和初步运用了话剧形式，把它作为直接表达自己政治情感的新的武器。在这前后，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学校曾经有过介绍外国经典作品的演出活动，汇同一些民间戏剧工作者的文明新戏一起，谱写了中国现代戏剧史壮丽的一页。
三四十年代，阶级矛盾激化，民族危机加剧，一批先驱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国话剧一直处于时代的前列。从“普罗戏剧”、“左翼戏剧”、“苏区红色戏剧”、“国防戏剧”到“抗战戏剧”，它们奠定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中国话剧工作者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畏艰险，前赴后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统区的进步戏剧工作者和解放区戏剧工作者汇集在一起，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新进军。这一时期，虽然有过几次“左”的因素干扰，话剧艺术仍获得迅猛的发展。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样的大剧院，逐渐形成了中国演剧学派。与此同时，儿童戏剧事业也显露出勃勃生机。到“文革”前夕，话剧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设计家。
新时期是我国话剧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我国话剧工作者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掀起了一次探索、革新与创造的浪潮。话剧界同行们细微地体察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和审美心态，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主体，重视对历史与文化内蕴的开掘，重视人学研究，话剧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话剧呼唤戏剧的哲理、诗情和美的形式。话剧界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热情创造，使话剧艺术在戏剧功能、演剧观念、美学原则、艺术方法以及表现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如戏剧“假定性”美学原则、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的理论、文学上的意识流方法等，在我们的创作中被多样地运用；象征、隐喻、荒诞、变形以及抽象美学与语汇的借鉴，戏剧结构的散文化，戏剧叙述成分的引入，戏剧时空的自由组接；歌唱、舞蹈因素的增加，舞台机械被系统地采用，等等。80年代后期，产生了一批标志着话剧探索、创新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品。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以小剧场戏剧为主要形态的“实验戏剧”，活跃了新时期话剧艺术的思维。新时期为话剧艺术家创作理想的驰骋、创作个性的展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我国话剧史上创造活力最旺盛的时期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部队戏剧工作者以旺盛的热情和执著的追求，在各个时期创作了许多题材与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话剧艺术作品，我国部队的话剧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少数民族话剧的发展和提高，是中国话剧艺术极重要的成就。各兄弟民族几十年来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丰富了祖国话剧的艺术宝库。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我们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行的戏剧交流活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现在香港已经回归，希望我们在话剧创作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共同奋斗！
经过90年不断民族化的历程，中国话剧艺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90年来，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们和奠基人，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话剧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家们，为话剧艺术在中国大地扎根、发展，奉献出了他们的才华和青春。他们是：李叔同、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夏衍、阳翰笙、曹禺、李伯钊、郭沫若、老舍、沙可夫、丁西林、熊佛西、余上沅、于伶、应云卫、贺孟斧、陈鲤庭、马彦祥、宋之的、李健吾、陈白尘、阿英、焦菊隐、黄佐临、孙维世、夏淳、丁里、金山、赵丹、白杨、舒绣文、石挥、兰马、刁光覃、刘露、孙浩然等等，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音容笑貌，依然回荡在我们心中；他们的笔墨春秋，已经进入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他们的成就，已成为中国话剧的基石；他们的名字，业已成为中国戏剧的光辉象征！
（二）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经验
中国话剧90年的历程，形成了有我国历史特点的传统，即：战斗的传统；借鉴、消化和融会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戏剧文化的传统；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多元并存的传统；以及不断民族化的传统。我们在这些传统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
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
回顾我国话剧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每当话剧与时代、人民，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它就欣欣向荣；否则，就会凋谢枯萎。从30年代开始，伴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我国的话剧不断强化社会功能，使“五四”时期话剧对思想价值的追求转向对更鲜明的政治倾向的追求。中国话剧工作者在揭示现实生活的实质、鼓舞革命热情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战斗作用。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话剧工作者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但是，对战斗性特点的片面强调，容易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理解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往往用缺乏独特创造的艺术形式对设定的思想、观念、政策加以图解，这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非艺术化倾向的出现。当然，从我们戏剧工作者来说，可能为此真诚地劳动过，然而，这种疏离群众的创作现象，使群众疏离了话剧。这种后果，在疾风骤雨式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过去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这是要引以为训的。但是，在对“从属于政治”的观念进行拨乱反正时，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或者像某些潜心探索人性隐秘的作品那样，远离群众关切的现实，那么，群众也会远离话剧，使话剧丧失群众基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党的这些要求是我国话剧工作者肩负的崇高使命，我们一定要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反映改革开放的生活主流，同时也要敢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批判腐朽落后的思想倾向，保持话剧同群众，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尊重艺术规律，使话剧艺术永葆青春。
中国话剧借鉴、消化和融会的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我国新文化的先驱者们作为主要戏剧美学接受的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在这个创作时期倾向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戏剧，给中国话剧以深刻的影响。但是，后来一些同志误认为这种封闭的编剧结构、遵循“再现美学”原则、追求逼真性效果、倾向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是话剧艺术的普遍美学原则。事实上，中国话剧在历史上并不封闭、排他，而是具有开放的肚量。且不说50年代对俄罗斯表演、导演学派的引入，突出的例子是20年代和80年代话剧的“两度西潮”。伴随着“五四”思想解放、“收纳新潮”的时代风气，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在“新浪漫主义”的名义下，把当时西方兴起的诸如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来。整个20年代，中国话剧呈现出各种思潮、流派错综并存的生动局面，出现了一批受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影响的剧作，如田汉、郭沫若直到30年代曹禺的剧作。后来，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国话剧逐渐从对各种思潮流派兼收并蓄的情形中抽身出来，把侧重点转向现实主义；与此同时，也一扫某些艺术流派中的那种浪漫、感伤的情调，而变为悲愤、抗争，更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祖国的重任。遗憾的是，当时对现代主义戏剧的各种流派缺乏深入地研究和全面地评价，到了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艺术成为被批判对象，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
70年代末，我们的民族处于新时代的入口处，人们要求对客观世界乃至对人自身进行反思。新时期我国话剧与文学同步，要求加强“人学”研究，提高戏剧的思想品格，这成为话剧本体的内在原因，推动了新时期话剧艺术的探索和革新。我国话剧在经过“左”的思想禁锢，话剧美学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封闭之后，又一次敞开了自己的胸怀，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思潮、流派再度引入。80年代向西方现代戏剧的学习借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话剧工作者对一切外来的戏剧美学和流派，既不盲目崇拜、囫囵吞枣、全盘照搬，也不在尚未认识清楚前就轻易否定，而是一切通过研究与实验来决定取舍，思想方法比较辩证。一些话剧工作者不仅把眼光盯着西方，而且也自觉地学习民族传统，所以艺术视野比以往更为开阔。他们努力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种借鉴、消化和融会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也应该看到，在有的实验性演出中，编导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美学的某些艺术主张、表现方法，缺乏研究、鉴别，未能“以我为主”进行消化、融会。这种“借鉴”往往使群众离开我们。
坚持不断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话剧在它被引入时是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30年代关于“大众化”的探讨，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五六十年代以及新时期舞台艺术民族化的实践，都表明我国话剧工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探索着话剧民族化一个又一个的新课题。焦菊隐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学、戏曲修养的老一辈艺术家，披荆斩棘地实践着戏曲传统美学与话剧固有美学的嫁接，用于表现近代生活；而新时期话剧工作者则更多的是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美学和民族传统美学的碰撞。几代话剧工作者所作的话剧民族化的实验，逐渐走向发展、成熟，并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话剧需要学习戏曲，但不是照搬其形式和手法，而应该是将它的美学原则、美学思想、美学精神以及艺术方法，融会贯通在自身的艺术创造之中。如对戏曲的“写意”美学（或表现性美学）、舞台“假定性”原则、“情”“理”观、程式中透出的美学精神和艺术方法、对精湛技艺的锤炼、对形式美的追求等的继承，会给我们带来广阔的天地。现在，我国话剧即将迎来新的世纪，只要观众的审美心态不断日新月异，只要我们不断发展与世界话剧的联系，只要存在着继承与借鉴，中国话剧就永远要面对不断民族化的新课题！
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元并存
在过去90年中，为使话剧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与广大群众进行对话，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别的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根据我国话剧的传统和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不排斥其他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前提下，继续坚持和发展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仍是我国国情所需要的。
国际戏剧和我国话剧90年的经验证明，现实主义历来不是自我封闭的美学原则；现实主义美学是一个宽容的、能够吸收多种美学因素的美学体系，是一种可能发展和拓宽的美学体系，它善于吸取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世界上一切艺术流派中对它有价值的美学精神、艺术方法，不断革新自己的面貌。经历过近一个世纪战斗历程的中国话剧，既有坚实的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根基，又有传统艺术中深厚的“写意”、“表现美学”的传统；两度引入过西方现代主义戏剧中对我有益的某些美学因素，那么，我们追求这样一种戏剧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戏剧能够深刻、敏锐地反映现实，深刻地剖析人物心灵，揭示无限丰富和深邃的人的精神生活；它把现实主义提高到“象征”，并能引向哲理的概括；它充满时代的诗情，在具体演出中对美学原则、艺术方法又能采取宽容、吸收的态度，这是现实主义美学在我国话剧艺术发展中已经在走着的道路。这种已经发展、拓宽的现实主义，我想可以借用高尔基曾经使用过的概念，称它是新的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创作方法多元并存的戏剧，一定会给我们的话剧艺术带来新的生命力。我们可以期待：我国话剧将迈向这样的戏剧！
（三）关注时代 开拓审美走向大众
目前，我国话剧事业从总体来说面临着一些困难：优秀话剧剧目还少，受影视艺术的冲击严重，话剧队伍在流失，话剧观众在减少，话剧阵地在缩小；然而，话剧事业更大的困难是，如何才能在新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格局中发展并争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固然，话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扶持与关怀；也需要社会的支持与理解，但是话剧界需要做自己的努力！
话剧工作者需要进一步关注时代，在戏剧美学、艺术观念方面，需要在新的继承、借鉴基础上继续有新的创造。
我们话剧界需要自己动手来开展话剧新的普及与提高，辅导业余戏剧、校园戏剧，培养新的观众，呼吁社会都来支持和发展儿童戏剧。青少年是祖国的明天，也是戏剧的明天，话剧艺术的发展要求培养自己的新生力军，让我们下大功夫培植话剧艺术的明天。我们多么需要有原则性的、健康的戏剧批评，反对戏剧批评的庸俗化，使我们的戏剧评论真正成为戏剧的良心。我们需要建立科学的戏剧经营管理学，培养有才干的戏剧经营管理人才。我们话剧界的同志需要加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业务，使自己成为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人格魅力的德艺双馨的话剧艺术家。
从事话剧事业的人，相对于其他艺术来说，是既无名，又无利；他所有的只是耐得寂寞、安于清贫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中国话剧的许多先辈都对自己的事业怀着苦恋。曹禺同志去世一年了，他在病房里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四个字：“热爱话剧！”可能，这就是他对话剧的苦恋，并以此激励我们去苦恋话剧。
诗人说：假如戏剧没有脊梁，就难以塑造顶天立地的中华山魂；假如戏剧没有热血，就难以塑造澎湃万里的中华海魂。戏剧，有了自己的灵魂，才能走进人们的心灵深处，才能塑造出我们的民族之魂！
中国话剧有过辉煌的历史，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我国话剧、我国话剧工作者，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一定会对自己的祖国、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