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炼丹与西土药——中古道教医学与外来文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家论文,道教论文,中古论文,医学论文,外来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2-0048-13
中古时期是中国道教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道教医学在这个时空中也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和繁荣。①因此，从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道教医学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偶有涉及，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早就注意到“我国与西域长生药术之关系”，认为“是时中西交通颇为频繁，故外丹黄白，常用由西域输入之药物”。②虽然有过“外丹黄白常用由西域输入之药物”这样精辟的论断，惜学界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③因此，本文旨在响应陈国符先生所谓“炼丹术中多西域药物”的论点，对道教炼丹术中的外来药物作综合的考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揭示道教医学与外来文明的交互关系。从一个较广的视域，来分析道教医学中的域外文化因素，初步清理炼丹中的外来药物名录，考察在医学领域内道教与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关系，或许有助于揭示外来文明对道教医学发展所起的具体作用。
一 炼丹术与外来药物的使用
1、本草文献中可用于炼丹的外来药物
秦汉以后，随着道家与道教活动的兴盛，对长生羽化的追求以及炼丹术的开展，道教与中医学的发展二者之间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和渗透。《神农本草经》中既有用于长生的“轻身延年、通神明不老”的“上品药”，也有“炼化还成九光”的炼丹术原料(铅丹、代赭、矾石等具有“杀精恶鬼”功能的“下品药”)。汉唐之际，医家与炼丹师兼而有之。葛洪分别撰写了《肘后备急方》和《抱朴子内篇》，专论炼丹术中的“金丹”、“黄白”和“仙药”。陶弘景的撰述更多，包括了《神农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药总诀》、《大清诸丹集要》和《集金丹黄白方》。大医孙思邈则以两部《千金方》和《太清丹经要诀》等经典震烁古今。炼丹药物在汉唐中医家的笔下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成为构成主流本草学著作的分支之一。④
自《新修本草》以下，唐宋时代的本草著作收录的外来药物日益增多，可以被方家用于炼丹活动的外来药物品种也随之丰富。唐开元年间陈藏器编纂的《本草拾遗》，提到“特蓬杀：味辛，苦，温，小毒。主飞金石用之，炼丹亦须用。生西国，似石脂、蛎粉之类，能透金、石、铁，无碍下通出。”⑤郑虔的《胡本草》是第一部专门收录波斯等外来药物的专著。该书早佚，仅六条保存于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中。所散佚的部分可能也会涉及药物的炼丹功能。
五代时期出现了波斯人李珣的《海药本草》，专门收录来自域外的药物。正如罗香林、尚志钧已经注意到，⑥李珣的《海药本草》多处提及方家或者道士在辟谷与炼丹活动中使用的药物，主要有“多入烧家用”的金线矾；“多入丹灶家”的波斯白矾；“今时烧炼家，每一斤生铅，只煎得一、二铢”的银屑；“亦并宜烧炼服”的石硫黄；“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的藤黄；“方家少见用”的绿盐；“方家少用”的天竺桂；方家所使的“陆路呵梨勒”；“方家多用”的婆罗得。烧家、丹灶家、烧炼家、丹灶家和方家均为道流。可见李珣受中土道教的影响，非常注重药物在辟谷或者炼丹活动中的应用。李珣的《定风波》词中，也有受道教思想影响的句子：“经年不见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又“十年逍遥物外居……谁知求道不求鱼。”⑦道教思想、炼丹方术以及传统本草撰述结构对李珣的影响，使《海药本草》体现出了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⑧
2、道教文献中有关炼丹的外来药
道教文献中涉及可炼丹的外来药物，来自波斯、天竺、于阗、南海、新罗、北庭等地，以矿物药为主。常见的有波斯铅、波斯鍮石、波斯盐绿、胡粉、北庭硇砂、大鹏砂、密陀僧、石硫黄等。从药物的性质来看，可用于炼丹的外来药物主要是矿物药类，其次是植物药类。记载外来矿物类药较多的是唐代炼丹著作《金石簿五九数诀》，主要有以下数种：
(1)石硫黄：“出荆南、林邑者，名昆仑黄，光如瑠璃者上。波斯国亦堪所事用特生。”⑨衡岳真人陈少微(字子明)撰《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更进一步标明“石硫黄，本出波斯南明之境。”(D19/24)
(2)石脑：有蒲州等地所出，但“波斯国者为上”(D19/103)。
(3)绛矾：“出波斯国，形如碧瑠璃，明净者则为上好。余所出并不堪用。”(D19/103)
(4)鸡屎矾：“出波斯国，形如鸡屎，色亦带青黄白，于此道中深为秘要。”(D19/103)《太极真人杂丹药方》中的一处注释为“鸡，舶上妙”(D19/371)，即表明来自舶上的鸡屎矾最好。
(5)鋂矾：“出安南及呵陵，形赤黄黑色。”(D19/103)
(6)空青：柳州等地出产。“又出广州，此物多假，世上少有真者。此道之中深为秘要。”(D19/103)所谓“又出广州”，应该是指其来自海外。
(7)硝石：“今乌长国者良。”(D19/103-104)又，隋代苏元朗《太清石壁记》卷下：“又按《岐婆论》云：硝石本出乌场国。”(D18/775)孙思邈《千金翼方》卷21“万病”云：“青硝石者，至神大药。出在乌场国，石孔中自然流出，气至恶，大臭，蜂蛇飞虫皆共宗之，其气杀虫。……此青消石体状也。如似世间胶漆，成时亦如陈蜜，亦如饧餔，少必枯，体泽，又似尘污脂蜜，气味至恶。此药道士贵，服则去人身中横虫，不能得……。论曰：黄、青、白硝石等是百药之王，能杀诸虫，可以长生，出自乌场国，采无时。此方出《耆婆医方·论治疾风品法》中。”⑩《耆婆医方·论治疾风品法》与《岐婆论》或许指同一部著作，二者与印度大医耆婆(Jivaka)的名号应该有密切的关联。
(8)天明砂：“出波斯国，堪捍五金器物。此药尤多假伪，但自试之，辨取真伪。”(D19/104)
(9)黄花石：“本有名无用，中有黄花石，出波斯国者上……波斯国生即是真也。”(D19/104)
(10)不灰木：“出波斯国，是银石之根，形如烂木，久烧无变。烧而无灰，色青似木，能制水银。余所出处，不堪所用。波斯者为上。”(D19/104)
(11)石盐：“波斯国者为上”。(D19/105)
《庚道集》提到的外来炼丹药物如下：
(12)舶上硫磺：是指从海路进口的硫磺。《庚道集》中有多种说法：其一，舶上黄，卷八的“贴身药”用“舶上黄”。(D19/491)其二，舶上硫磺，卷9的“九转十六变灵砂大丹”的第一转就用“舶上硫磺半斤，打成块子”。(D19/501)其三，舶上生硫，卷2的“神仙大药四神匮”中使用了“舶上生硫一觔，透明无砂石者，凿成荔枝核大块子”(D19/445)。其四，舶上者，卷3的“第一炒灵砂法”中使用“硫磺四两，舶上者，选透明不夹石最好者”(D19/449)；又，同卷，“第五炼道华池铅硫匮法”中使用“硫磺二两，舶上者，透明，恐水田煮熟者”(D19/450)。舶上硫磺使用甚广，《神仙养生秘术》等书中常见也。
(13)北卢甘石/脱梯牙。宋岘指出，脱梯牙是波斯语Turdiya(Tutiya)的音译。《庚道集》卷2“关庚法”中“用北卢甘石一两，即回回名脱梯牙”(D19/444)。又，卷4“丹阳换骨法”的“又法”中“以脱梯牙即北回回卢甘石为末，和北枣肉捣匀为膏”(D19/459)。这两处对卢甘石的来源进行了解释，(11)还有该书卷6“出骨法”等处直接用卢甘石(D19/472)。
(14)无名异：这是宋初从阿拉伯帝国——大食传入我国的药物。(12)《庚道集》卷3的“第六立艮硫匮法”使用了无名异(D19/450)。
(15)蜜陀僧：《庚道集》卷7的“朱砂金法”中使用了蜜陀僧末(D19/485)。《神仙养生秘术》、《太古土兑经》等多处用蜜陀僧。蜜陀僧还可以作面药。《千金翼方》卷5中就有“令面生光方：密陀僧，研，以乳煎之，涂面即生光”。(13)
(16)柳絮矾：《庚道集》卷9的“葛仙翁长生九转灵砂大丹”、“三圣法”(小九转)、“长生匮丹砂”等多方中使用了柳絮矾(D19/500、503、506)。
《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提到的外来炼丹药物，还有以下两种：
(17)麒麟竭：“出于西胡。禀于萤惑之气，生于阳石之阴，结而成质。”(D19/23)《太古土兑经》卷下指出“麒麟竭亦能驻色”(D19/395)，所以，该经卷上的“染药术”方中就有麒麟竭(D19/387)。
(18)赤戎盐：“所出西戎之上味，禀自然水土之气，结而成质。”(D19/24)
《太极真人杂丹药方》中的外来药主要是矾类，共有十余种，如下：
(19)舶上红矾：《太极真人杂丹药方》中有一药使用了盐花、硝石、舶上红矾、鹏砂、大期矾舶上者、黄丹，共6味药，“皆是州土者为妙，真者万不失一”(D19/369)。
(20)大期矾舶上者：出处同上。
(21)波斯矾：《太极真人杂丹药方》中有一药方为：“红、大期、波、玉、黄、血、石、金线、鸡屎、昆仑、紫，右件药出在广州。白铁出晋州，瓦子在池州，柳花出舶上。”(D19/372)此处所指药物分别为红矾、大期矾、波矾、玉矾、黄矾、血矾、石矾、金线矾、鸡屎矾、昆仑矾、紫矾，它们均出在广州。《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的“合六一泥法”中，加入的“红矾、大期、玉、黄、血、金线矾、柳絮矾、鸡屎矾、昆仑、紫矾等药，出在广州”(D19/373)。这些矾类药物多是从海上红绸之路进口的。《太极真人杂丹药方》中有时候用简称“波”或“波斯”来表示波斯矾。《大还丹照鉴》的“真水异号”：“曰白金……曰玄武乌驴乳，曰波斯矾。”(D19/304)可见有真水被称作波斯矾。
《丹方鉴源》中也提到不少的外来药：黄矾、紫矾、波斯白矾、戎盐、新罗黄盐、婆罗门灰等。具体如下：
(22)黄矾：《丹方鉴源》卷上的“诸矾篇第四”指出：“黄矾舶上者好，瓜州者上，文会者次西川。于皂矾中拣黄者，将出不出，堪引得金线起者为上。”(D19/299)
(23)紫矾：《丹方鉴源》卷上的“诸矾篇第四”指出：“紫矾波斯者如紫石，能化银为金，亦干汞。文州者，如黑锡块。”(D19/299)可见出自波斯的紫矾质量最好。
(24)波斯白矾：《丹方鉴源》卷上的“诸矾篇第四”指出：“波斯白矾形如棘针，能干汞。”(D19/299)
(25)戎盐：《丹方鉴源》卷中的“诸盐篇第九”：“戎盐赤、黑二色，出西戎。”(D19/300)唐人重辑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8的“戎盐”条指出：“臣按：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芮芮河南使及胡客从敦煌来，亦得将来。……可取胡将来者为上。”(D18/849-850)(14)此处的“胡客”和“胡”是指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药物贸易的域外商人，可能就是粟特系的胡商。
(26)新罗黄盐：《丹方鉴源》卷中的“诸盐篇第九”：“新罗黄盐化汞成金，可养丹砂，煮汞。”(D19/300)
(27)婆罗门灰：《丹方鉴源》卷下：“婆罗门灰煮汞。”(D19/302)
其它道经中的外来炼丹药物则有：
(28)波斯折鍮：即波斯鍮石，(15)《参同契五相类秘要》：“波斯折鍮五斤，入素白霜而同类。”(D19/87)白霜，是银的代称。
(29)波斯铅精/西国流沙铅：《阴真君金石五相类》的“配合波斯铅精相类门第十八”云，“波斯铅不损三才，为五符天镜，成我大丹，为黄芽，是毕天之上法。波斯铅是白虎庚辛金铅，号西国黄芽。”(D19/99)波斯铅精被称作“西国黄芽”外，还有一个别称“西国流沙铅”。《阴真君金石五相类》“配合同炁别名相类门第二十”指出，“[东方]汉国铅虽有华轻，不得纯体，不同西国流沙铅。太上因度流沙，认其真铅，得流沙铅为三品丹金上仙第一真铅也。元教玄胎之化，号名流沙铅，此波斯铅是也。”(D19/100)
(30)吐蕃紫矾：《太古土兑经》卷下：“夫硫磺，用吐蕃紫矾一味，立制汞为黄金。波斯赤盐亦然。俱不用诸药，并成上宝。”(D19/395)吐蕃紫矾也可能是来自波斯的紫矾。
(31)波斯赤盐：出处同上。波斯赤盐可能是前引《金石簿五九数诀》中的“波斯国者为上”的石盐之一种。
(32)鍮石金：就是鍮石，多来自波斯。鍮石有氧化锌、铜、黄铜诸说，实则硫化铜也。《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4的“金二十种论”中就有鍮石金(D19/266)。(16)初唐《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9收录了“杀鍮石毒法”，使用了真波斯马舌色上鍮(D18/851)。
(33)北庭硇砂：西域出产的硇砂，以北庭的为上首，有时又称作北庭砂，炼丹时最为常用。(17)
(34)悉悋脂：“悉悋脂”可能是音译词，又写作“锡吝脂”、“悉蔺脂”等，是一种锑矿石。晚唐布衣沈知言编纂的《通玄秘术》有“走马四神丹”，主治丈夫女子一切冷病，就使用了悉悋脂(D19/359)。(18)李时珍《本草纲目》曰：“此乃波斯国银矿也，一作悉蔺脂。”
上述的34种药物，有三个特点：其一，主要来自波斯(或谓包括南海的波斯)和海舶运输；其二，品种以矾石居多；其三，质量比本土的好，有“波斯者良”或“舶上者好”的令誉。
唐五代时期的道教炼丹活动中，炼丹家们使用了不少西域的草药(植物类药)，主要见于《蓬莱山西灶还丹歌》等书中。《蓬莱山西灶还丹歌》是唐代黄玄钟撰写的，经过宋人改窜数处，记载了用于炼丹的多种草药，包括少数可能得自药商的外来药物。(19)《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序中指出，设炉安灶“须合天道，其石药等，并须上好草药，勿令错误。其药皆是州土进上，唯三般出臣此山，以人间六味替用，并列如后。”(D19/185)比如，出自蕃中的草药千灵(水蒿/白章支)和同阳糜(人苋/结针)、西天的同变春(昆仑葵/紫阶)、安南府的逻春(哲芝)和金镜寒(人芝)、南天竺的凤凰窠(山竹/负雪容)、中天竺的白莺相(三叶草/紫余)、新罗国的赤萝藤(赤蕦草/地心)、石紫蔓(努头草/示见)、以及于阗的三种草药：玉展春(山斛/江春)、稍红(穿崖布/紫天天/武容朱芝)和青天心(白微/单蒿)等。以西天的同变春为例，可以明了该书内容的体例：
同变春第九十
俗为昆仑葵，书为紫阶，性温，出西天，叶圆成角，花紫，治油瘇。
巅巅孤上占崖栽，每在人间院内开，恰至还丹能计会，硫黄争得不当灰(D19/194)。
《蓬莱山西灶还丹歌》所列的药物都是“州土进上”，每味有隐名、俗名和书名，但很奇怪的这些药物基本上在别处都未见记载，偶尔有同名者，也是不相干的两种药物。因此，这些药物是否确实存在或真正使用过，还是一件十分值得怀疑的事。不过，道经中还是有确实用于炼丹活动中的外来药物(包括植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余甘子：梵名āmalaka，波斯语作amola，amala，音译“庵摩勒”等。《丹方鉴源》卷下写成“榆甘子”。《庚道集》卷二的“黄芽大丹后煅诀”中使用“余甘子一二十枚”。(D19/443)《悬解录》的“守仙五子丸方”中也以余甘子入药(D19/318)。《太古土兑经》卷下的“铁粉法”中用了余甘子末(D19/393)。除入药外，余甘子还有其它的功能，《太古土兑经》卷下指出“栀子能染色，余甘子能去不净”(D19/395)。《雁门公妙解录》指出“余甘子制河车”(D19/366)。
(2)诃利勒：通常译作诃黎勒、诃梨勒，略称作诃子、呵子。其梵语名为harītakī，波斯语作halīla。《修炼大丹要旨》卷上“养白雪要诀造成五行法”，用诃利勒等五味药通固(D19/139)。《庚道集》卷一的“煮砒法”中使用诃子(D19/438)。《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的“第二十五乌石水”，用呵子二两，再用井水飞去呵子末(D19/321)。
(3)荜拨，即长胡椒，梵语名为pippalī，波斯语作pipal。《庚道集》卷三在制作九转丹的第二转过程中，使用了荜拨一两(D19/451)。
(4)阿魏：梵语名为hi
gu。《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造丹法”中提到了阿魏的用法(D19/268)。
(5)铁脚婆罗门草：具体所指不明，从“婆罗门”一名来看，应该是外来的一种草。《庚道集》中有多处用到了此草。卷四的“草匮法”用“铁脚婆罗门(草)一两分细”(D19/457)；卷五的“死砒法”、卷七的“伏粉霜法”中亦用之(D19/471、483)。
(6)郁金：即藏红花。《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造丹法”中提到了“郁金灰可结砂子”(D19/268)。《庚道集》卷二的“灸金法”也用了郁金(D19/444)。
(7)白胶香：《庚道集》卷三用白胶香来起固济作用(D19/451)。
(8)梧桐律/胡同律：《金石簿五九数诀》“本自西域。树中而出，有津流出，化为此药，亦名胡同泪”(D19/104)。《庚道集》卷四等多处使用了梧桐律(D19/455-460)。“梧桐律”又作“胡同泪”、“胡桐律”等名。《太古土兑经》卷下亦使用了胡桐律(D19/387)。
(9)青黛：来自波斯。王焘《外台秘要方》所引治豌豆疮，云“又方：真波斯青黛大如枣，水服之差”。《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形容曾青的形色“色深如波斯青黛”(D19/23)。又，《神仙养生秘术》的“第二七宝温凉硫黄盏”，合用舶上硫黄与青黛等药(D19/384)。
(10)曼陀罗花：《神仙养生秘术》的“聚八仙点阿”，其四法中用了曼陀罗花(D19/383)。
(11)鹤虱：来自波斯。《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的“第八玉石水”、“第十银金石水”均用了鹤虱(D19/319-320)。《广济》第4卷“疗蛔虫、寸白虫方”，使用了槟榔十二分、当归、鹤虱等药。
(12)胡椒：梵语名marica。《庚道集》卷三在制作九转丹的第二转过程中，使用了荜拨一两、胡椒一两(D19/451)。(20)
这十几种药物中，余甘子、诃利勒、荜拨、阿魏、胡椒、鹤虱、青黛等在隋唐中医的一般药方中，也是使用极为广泛的。早期好用矿物药炼丹，到唐末风气有所转变，兴起用草药炼丹。《金液还丹百问诀》，别本题曰：《海客论》，疑五代人所撰。“切见世人多求草药，将结水银，指岭南不是远途，言塞外只是户外”。(21)这正是好用海外植物药的一个例证，也可作为五代李珣《海药本草》得以撰写的时代背景之一。
3、加诸胡药：实用炼丹方的改造
使用外来药作为丹方，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外来药与本地药合并，制成一个新的丹方。另一种是在原有丹方的基础之上，添加一些外来药物，即所谓的“加诸胡药”。这两种情况并不太容易分辨出来。席文指出，《云笈七签》中的《太清丹经要诀》载有“波斯用苦楝子添鍮法”。《云笈七籖》卷七十八“方药”，收录了苏游《三品颐神保命神丹方》，其中有铁胤丹，云：
常有人服胤……又近代有增损此方，加诸胡药，云益心力，不强阳道。余观其方，多用胡椒、毕拨、酥蜜、干姜、毕澄茄等总十余味，和胤丹服。寻其药性热而且补，又兼下气，宁有不强阳道乎？应是矫俗之人，故述斯诈，以惑凡庶矣。嗟乎！莫不由贵远贱近之所致也。余制《开性闭情方》，药既中华，不俟边城，频经试验，今故出之，拟昭学道之贤，不传矫俗之子。凡此功效，实珍奇异，合和等法，列之如左。(22)
苏游是唐代人，生平未留记载，可能属于道流人物。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苏游著有《玄感传尸方》、《太一铁胤神丹方》三卷、《铁粉论》一卷。敦煌本《玄感脉经残卷》当与苏游有关。《外台秘要方》亦引“苏游《玄感论》云：主肺气咳者相当。余同。”和“苏游疗骨蒸肺痿，烦躁不能食，芦根饮子方。”非常有意思的是，苏游在此对“加诸胡药”的现象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这是“矫俗之人”所述的诈术，目的在于“以惑凡庶”，其内在的原因是出于“贵远贱近”的盲目崇外心态。因此，苏游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在多次试验的基础之上，采用中华(本土)的药物，而不用边城(异域)的药物。苏游的观点应该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持本土立场的道士们的看法。所以，我们不能将隋唐道流均当作热衷殊方异药之辈。
4、“此是西方术”与“戎胡授方”
唐代炼丹是比较时髦的行为，考古资料中以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丹药最有代表性，(23)此不赘言。略举一例，晚唐石彦辞的墓志描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爱好。《石府君(彦辞)墓志铭》云：
先是公以许国之暇，官守之余，率以浮屠氏及玄元太一之法，志于心腑间。每清朝朗夕，佛谛道念。恒河指喻，俨究于空王；真诰取征，颇齐于羽客。而且常精药诀，每集灵方。天外星辰，必通香火；鼎中龙虎，实变丹砂。惠周应病之仁，情极恤贫之爱。(24)
石彦辞生活于晚唐，其先祖“出五帝之初”，这是胡人自高身价的惯用手法。他的炼丹活动以自身的长生为目的。他将佛教(浮屠氏)、道教(玄元太一之法)与药诀、灵方混合在一起。他还“惠周应病之仁，情极恤贫之爱”，将药物周济给了其他贫穷的患者，体现了慈悲为怀的心态。
以往的研究者多注重讨论炼丹术的西传问题，而实际上，中土的炼丹术吸收外来的养分也不在少数，不仅包括药物，可能还有成型的丹药。《龙虎还丹诀》中列举的还丹之法，所谓“自古还丹有黄帝九鼎丹、老君还丹、琅玕、曲晨、神符、白雪、五灵、二十四丹等，亦有从西国而来者”(D19/111)。可惜此处没有指明“从西国而来”的到底是哪些东西。
对于西方的还丹之法，以往的学者颇有注意者。李约瑟、何丙郁指出隋唐时期印度的金丹术知识曾有部分传入中国。李约瑟指出，《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有类似梵文音译的咒语。(25)
宋人俞琰《炉火监戒录》记载依“《华严经》七十八卷”之方法，用“呵宅迦”(胆矾/硫酸铜)变铁成铜(金)。(26)唐代金丹家的《平龙认》提到“痕都斯坦”、“锡兰山”和古代印度“金与五金”。(27)这是有关印度的炼丹药物的一些点滴记载。《稚川真人校证术》中的“真一子金丹歌”明确吟出“修成阴中神，此是西方术”这样的诗句(D19/69)。《抱朴子神仙金勺经》卷下有“康风子丹法”(D19/211)。这位康风子可能是粟特系的胡人或者胡裔。不过，他的丹法内容也是中土的。
道教的神话或者传说，虽不能当作信史来使用，但在传说中隐含着具有一定真实性的历史信息。《云笈七籖》卷85的“戎胡授舜十转紫金丹叙”，(28)引自《集灵经》，讲述了一段舜路逢北戎之胡，被授予十转紫金丹方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素，其一，圣人/帝王西游的情节。比如，《太上混元真录》：“或云吾闻大秦有古先生，其道无为，故往观焉。”(D19/508)又云：“是时太上复命老君开化西域、天竺、维卫、大秦、安息、罽宾诸国，以八天隐文授于昭王。”(D19/507)六朝隋唐时期的道流多编造太上老君等圣人西游化胡的传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与佛教对抗，后来，道流就逐渐热衷于编造或者沉溺于这种前朝梦幻之中了。
5、道士采购“西土药”的史实
《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4云：“炼石，号八石：神水、华池、圣无知、诸帝、佑味、胡药、泼施、云坑根，已上是八石，是八石异名。”(D19/269-270)将“胡药”当成了八石的异名之一，是因为炼丹或者制作长生药经常需要“胡药”，它已成为一个熟悉的概念了。
开元、天宝年间，粟特胡商也从事长生药物的贸易。《太平广记》卷28《郗鉴》(出《纪闻》)记载，天宝五载(746)，魏郡有人专门求购长生药，“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29)胡商贩卖的是比较难求的胡药，物以稀为贵，其价格和利润自然不菲。这与粟特商人的特点正相符合。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载会昌五年(845)正月，
筑仙台，欲成就，敕令道士飞练仙丹。道士长赵归真奏云：“有一般仙药，此国全无，但于土蕃国有此药。臣请自向土蕃采此药。”两军中尉不肯，仍奏云：“差别去，即得。然赵归真求仙之长，不合自去。”敕依中尉奏，不放去。有敕，问：“求仙用何药？具色目申奏者。”道士奏药名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因此通状，被打，烦恼不彻。遂于诸处求，亦不可得。(30)
这些药物纯属是道士赵归真向壁虚构的，他能这样虚构，也是因为当时的市药行中确实有胡药的买卖。唐武宗师赵归真，饵金丹药，损伤身体，早致崩亡。这样的结局在佛教徒眼里，被视为武宗灭佛所得的报应。
唐代笔记《三水小牍》卷上的“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条中，记载了一个道士购药的故事。《太平广记》卷85“赵知微”条，故事如下：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皇岭前，讽诵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赵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即申弟子礼，殷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871)，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惰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駚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蓧，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要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牍》(31)
道士赵知微是在九华山炼丹，派遣门徒皇甫玄真到京师来购买炼丹用的“西土药”(即胡药)。京师是胡商的最大集散地之一，也是胡药贸易的中心之一，因此，皇甫玄真能轻易完成了师命，从而也掌握了黄白术的精妙之处。
不仅唐代的道士炼丹要向胡商购买药物，当时的密教翻译文本中也透露了佛教徒在建立曼荼罗坛场时，所需要的域外药物也要向胡商求购，只有在求购不得的情况下，才用本地的药物去替代。上都大兴善寺沙门慧琳依诸大乘经集《建立曼荼罗及拣择地法》云：“又取五种药：所谓娑贺揖啰、娑贺祢缚、建吒迦哩、儗(霓以反)哩羯啰拏(二合)、勿哩二合贺底，当于外国估客处求觅。若无此药，即以唐国所出灵药替之，所谓赤箭、人参、伏苓、石昌蒲、天门冬。”(32)此译文中的“当于外国估客处求觅”以下的句子，应该是慧琳自己所做的注释，而不是原文的直接翻译。
为什么道士要搜购胡药呢？因为“药生远方”，这些药难找。《太清金液神丹经》被陈国符考证为约成书于两汉之际，其卷下有关南海诸国的炼丹药物之产地情况，当为后世所添加。其文云：“自扶南、顿逊，逮于林邑、杜薄、无伦，五国之中，朱砂、琉黄、曾青，石精之所出、诸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不能复缕其别名也。”(D18/757)(33)又《诸家神品丹法》卷1云：“经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还丹成金亿万年也。古人岂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贫，而药生远方，非乱世所能得。若戎盐、卤咸，皆清平时了不直价，今时不限价直，而买之无地。羌里石胆，千万求一斤而得。徒知其方，而与不知者正同，可为长叹也。”(D19/216)可见，时局与药物流通有一定的关系，清平之世，购胡药较为容易，药价可能比较平稳，而乱世的药物流通不易，药价往往也会虚高。正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8所云：“当今四海清通，诸药皆足，唯硝石一药不能得之。俗人乃有不假硝石成水者，亦有假以别药合成硝石，仍云变化成者，其力乃神。”(D18/818)在国泰民安的时期，“地不藏珍，山不秘宝”，贸易畅通，以至于“大药不求而自至”。(D18/837)
《金液还丹百问诀》约成书于五代或宋初，(34)作者激烈地批判胡乱炼丹的好事之徒，他们为了求得炼丹，而用尽各种手段，最后落得个悲剧收场：
殊不知己之非理，但将怨恨于真仙。如此之流世间满目更有，用尽寰中众石，海内诸矾、铜精、铁精、石绿、土绿，罄竭资金，皆无所就，情意稍迷，心神益乱，不信仙方宁远，岂知大道无烦？谓灵丹不在此间，言至药生于海外，便向波斯国内而求白矾、紫矾，或向回纥域中寻访金刚、玉屑，动经多岁，惑说万途，纵饶觅得，将来亦无用处。愁发因兹变白，苦心为此归泉，如此皆为不晓药之情性，不知药之类聚。(D4/898)所谓“至药生于海外”，就是时人相信好的可用于炼丹的药物都在海外，需要“向波斯国内而求白矾”等物，当然，不止是向波斯一地求药，而包括了印度、中亚、南海等多个地区。《金液还丹百问诀》中虽然用的是批判性的文字，但反过来看，这些行为正好说明了当时向海外求药来烧炼长生金丹，确实是一个很流行的社会恶习。
6、胡商、药金、炼丹术与胡人的关联
在《太平广记》等笔记之中，有不少胡人识宝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类型，就是胡商选购中土的药金和药银。这类故事反映了中土炼丹术与胡人有着一定的关联。李珣《海药本草》“银屑”条引《南越志》云：“出波斯国，有天然药银。波斯国用为试药、指环。”(35)《太平广记》卷16的“杜子春”故事中的“炼丹老人”就住在“波斯邸”。牛僧儒《玄怪录》卷4的“华山客”故事，有这样的情节：元和三年(808)，党超元偶得“药金五十斤”，“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后数年，忽有胡客来诣曰：知君有异金，愿一观之。”(36)胡客以高价购买了此药金。李复言《续玄怪录》卷3的“苏州客”故事中有一个宝碗，“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疠。……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大喜”。(37)《太平广记》中还有著名的王四郎药金、大唐成弼金流散到异域的记载。这说明胡商对中土的药金是有很大兴趣的。
二 道教与外来宗教在医学领域内的相遇
1、佛教文献中的炼丹内容
(1)佛教僧人对硝石的用法
1966年，何丙郁曾经指出《金石簿五九数诀》书中有“婆罗门僧”支法林教中国人辨认硝石的记载。姚宽《西溪丛语》也载有乌苌国出产消石，“能够消金石为水，服之得长生。”支法林很可能有月氏(贵霜)文化遗传的背景。
(2)佛教文献中的丹药与炼丹方
唐代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
ikshānanda)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8《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九》云：“善男子！如有药汁，名诃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两变千两铜，悉成真金，非千两铜能变此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菩提心回向智药，普变一切业惑等法，悉使成于一切智相，非业惑等能变其心。”(T10/432b)罽宾国三藏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6《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中有相同的段落，仅将药汁名称写作“诃樀迦”(T10/828b)。此处能将铜变成真金的药汁“诃宅迦”和“诃樀迦”，均是梵语Hātaka的音译。(38)唐代所译的密教经文《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卷3的《大佛顶无畏广聚如来佛顶造珍宝品第十一》中还有两个丹方，分别如下：
作金方及药：铜百两(成练好者)、合灰一分、延寿药一两、诃利多罗(黄如金色，好者新明为上)、坚故瑟吒一两、摩吒罗娑一两、蜜二两、膏油一两，并向土堣中，取前膏油及延寿药，涂铜上及诸药上，取前咒竟。芥子膏油一分，并不在处，蜜覆之。取合灰一分，梵云菩脂迦灰，亦云乞沙(二合)罗，总和着。即须结界作坛，祭火神，种种饮食、奶酪、杂果，及供养佛顶。咒师着新净衣裳，坛前诵咒守之。妇人、孝、六畜、狗等并不得见，见即不成。慎之大吉。欲熟之时，即点延寿药少许。欲熟时，状如日色，即出向郁金汁中写(泻)着，变金色如日，即成紫磨金。作任意所用，千练不坏。随铜多少渴后本。
作白银方及药：锡百两、铜三百两、延寿药三两、螺贝五两、油王三两、金矿三两(好者)、银矿二十两、合灰三两、阿迦吏罗三两、罗娑嚩吒二两、多罗二十两，右以上准前和合。欲熟时，光如月色，即知是熟。于器中着牛乳一升，写置具紫矿三两(取汁)、蚌蛤末百两(杂明好者)、白琉璃末百两(明净者)、延寿药一两、膏油王一两、多罗一分，细捣为末，密和化丸。取多罗一分，相和作珠。随意大小，置土堣中，微着火令熟。欲熟之时。有紫色光。出即写(泻)向石密(蜜)水中，即成，好如宝珠，任意所用(T19/165b-c)。
从这两个丹方可以窥见印度密教金丹术的特点，以及用药方面与中土的差异。在密教经文中还有丹方，即《佛说金毗罗童子威德经》中的《祁婆变七宝方第二》，云：
世尊，若有诸善男子，欲变瓦石为摩尼宝者，取赤石如鸡卵许，取铜铛一，取水银五两，安置铛中，及石亦铛中盘盖之。以柏木灰，水煎三日烧之。令水银尽入石中，变成火色。然后灭火，渐渐令冷，取向佛前诵咒一万遍。其宝光明，照三千里。此宝力能坏诸魔王，摧其地狱。行人起心动念，即七宝随意满足，亦能无火之处，能出大火。
复次，世尊，若有众生作诸法术，令瓦石变成明月宝珠者，取白石如鸡子许，水银三两，米粉二两，乌牛乳半胜，和向铜铛中，煎之令尽。然后取荏油一合，置铛子中。砖石令燋，油尽，以渐渐令冷，即向佛前诵前咒之百遍。其石色如日月，表里明彻，斯宝然得万里。又其珠力，能出种种珠宝、金银、珊瑚，又能令人自在，求者如意。
又法，欲变瓦砾成如意宝珠者，取金色石，如雀卵许，取水银三两、生金半两、慈石一大两、桃人八颗，去皮，取如上等物，并置一处。向生铁热中烤之，其石并食彼上四物，着温地之中。三日乃取看，其色如紫摩黄金。向佛前咒之，一百八遍，其量珠威力无量无边。彼行人意欲去处，其珠兑充前，腾身而去，亦能出种种妙宝。行人者但发大悲，亦能令三界有情常得安乐随意，一切众生愿悉皆充足(T21/373b-c)。“祁婆”就是天竺大医耆婆(Jīvaka)的异译。此变七宝方保持了密教方的最大特色，就是充分强调了咒语的作用。其制作的过程与中土丹方有一定的差异。
2、道教文献中改写的佛教医学内容
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一开始，佛道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热闹，既有互相攻击，也有互相吸收的情况。佛经翻译时，借用儒道两家的词汇，被称为“格义”手法。而道经也抄袭、模拟或者改写佛经的内容，用来证明中土早已有之，从而削弱佛教存在的正当性。道书中既有一般袭用，仿制了佛教书籍的论述段落；也有改动较大的段落。佛道两家之间文献的借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不过，在医学领域中，道教对佛教的吸收还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卷之七《观行品下》云：
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梦齿发堕落，裸形露体，卧粪秽中；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噉，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是人梦觉，心生烦恼。以烦恼故，身病转增。以病增故，家人遣使迎医，贫乏无可遣使，形体短缺，六根不具，语其良医：速随我去。尔时良医，即自思维：今见是使，相貌不吉，当知病者难可疗治。于是占日候星，皆非吉祥，如是病人，亦难可治。复作是念：占日候星，虽复不吉，应当观时，秋时、冬时、日入、夜半时，又不吉，当知是病，亦难可治。复作念已：众相不吉，虽复众相不吉，或定不定，当观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疗治。若无福德，虽吉则不可治。思维事已，寻与使俱。在路复念：若彼病者，有长寿相，则可疗之；如无长寿相，则不可治。作是念已，即于路中，逢二童儿，斗争骂詈，头面流血；或见人持大炬火，忽然自灭；或见有人斫伐树木；或见虎狼恶兽，见如事已，复作是念：所见诸相，皆非吉祥，当知病者，难可救济。复作是念：我若不往，则非良师，如其往者，不可救治。复更念言：如是众相，虽复不祥，我今既为良医，当往救济。思维事已，复于前路，闻有哭声，号天叩地；复闻犬鸣、鸟噪恶兽之声；种种声音，喧动土境。闻是事已，复作是念：当知病者，难可疗治。既至病家，即观是病。(39)
此段经文实乃抄自北凉昙无谶所译佛典《大般涅槃经》卷20《梵行品第八》，原文内容如下：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梦升一柱殿，服酥油脂及以涂身。卧灰食灰，攀上枯树。或与猕猴游行坐卧，沈水没泥。堕坠楼殿高山树木象马牛羊，身着青黄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见乌鹫狐狸之属，齿发堕落，裸形枕狗，卧粪秽中。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噉。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或复梦与被发女人共相抱持，多罗树叶以为衣服。乘坏驴车，正南而游。是人梦已，心生愁恼。以愁恼故，身病踰增。以病增故，诸家亲属遣使命医。所可遣使，形体缺短，根不具足。头蒙尘土，着弊坏衣，载故坏车。语彼医言：速疾上车。尔时良医即自思惟：今见是使相貌不吉，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复作是念：使虽不吉，当复占日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日虽不吉，当复占星为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阎罗王星湿星满星，如是星时，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星虽不吉，复当观时。若是秋时冬时及日入时夜半时月入时，当知是病亦难可治。复作是言：如是众相虽复不吉，或定不定，当观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疗治。若无福德，虽吉何益？思惟是已，寻与使俱。在路复念：若彼病者有长寿相，则可疗治。短寿相者，则不可治。即于前路见二小儿相牵斗诤，捉头拔发。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见人持火，自然殄灭。或见有人斫伐树木。或复见人手曳皮革，随路而行。或见道路有遗落物。或见有人执持空器。或见沙门独行无侣。复见虎狼乌鹫野狐。见是事已，复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见诸相悉皆不祥，当知病者定难疗治。复作是念：我若不往，则非良师。如其往者，不可救疗。复更念言：如是众相虽复不祥，且当舍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复于前路，闻如是声。所谓亡失死丧崩破坏折剥脱堕坠焚烧，不来不可疗治，不能拔济。复闻南方有飞鸟声。所谓乌鹫舍利鸟声，若狗若鼠野狐兔猪。闻是声已，复作是念：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尔时即入病人舍宅，见彼病人数寒数热骨节疼痛、目赤流泪、耳声闻外、咽喉结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头不自胜，体枯无汗。大小便利拥隔不通。身卒肥大，红赤异常。语声不均，或
或细。举是斑驳，异色青黄。其腹胀满，言语不了。医见是已，问瞻病言：病者咋来意志云何？答言：大师。其人本来敬信三宝及以诸天。今者变异，敬信情息。本憙惠施，今者悭悋。本性少食，今则过多。本性和善，今则弊恶。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于父母无恭敬心。医闻是已，即前嗅之，优钵罗香、沈水杂香、毕迦多香、多伽罗香、多摩罗跋香、欝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蒱桃酒臭、烧筋骨臭、鱼臭、粪臭。知香臭已，即前触身。觉身细软，犹如缯绵劫贝娑花；或硬如石，或冷如水，或热如火，或涩如沙。尔时良医见如是等种种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当死。语瞻病者：吾今剧务，明当更来，随其所须，恣意勿遮。即便还家，明日使到，复语使言：我事未讫，兼未合药。智者当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T12/481b-482a)。这些文字与后汉安世高译《地道经》的“五种成败章第五”、西晋竺法护译《修行地道经》卷一的“五阴成败品第五”中的一些内容可以比对。这是一段比较典型的对佛教医学内容的改写。
道经中也有直接抄录佛教医学理论的文字。敦煌本P.2860《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六：“众病切身，四大违反，四百四病薄福德故，无救护者，纵有医药亦不能治。”又，卷第九云“有大明医授以妙术，为开耳目，一切声色无不闻见，我亦如是。”其“四大”和“四百四病”的观点就是典型的佛教病因论述。在道教炼丹文献中，同样有一些直接来自印度的内容。梅彪《石药尔雅》(806年成书)卷下提到了《五明论》的名字(D19/65)，《五明论》就是印度式的名称，五明中包括了医方明。《灵砂大丹秘诀》中有“三车门外宜般(搬)运”，就使用了佛教中有名的“三车宅喻”(D19/251)。《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一中还有梵语音写的咒语：“嚩谜嚩呢唫吒唫
呜
哜
，婆(娑)诃”，(D19/251)这也是来自印度密教的。
3、景教与道教的可能纠葛
《海药本草》中有不少的炼丹药物，其作者李珣可能是受道教影响的景教徒。笔者前引文已经有所论述。对叙利亚或者波斯景教与中土道教的关系，或者说道教徒与波斯人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除金丹方之外，前文所述“加诸胡药”实际上还暗含了另一个话题，即强阳道的房中术所用的外来技术和药物，可能也与波斯景教有关。
4、外来的长年师与炼丹师
隋唐时期的炼丹文献较多，方法也多种多样。《太古土兑经》卷下云：“诸方家合炼，皆有异同。”(D19/392)不仅有外来的药物，还有外来的长年师和炼丹师。比如，唐太宗和唐高宗时代来华的印度长年婆罗门那罗迩娑婆(那罗迩娑婆寐，Nārāyanasvāmin)、卢迦溢多(卢伽阿逸多，Lokāditya)。(40)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在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富安敦(Antonino Forte)在《法藏与七世纪唐宫廷中的师子国炼丹家——释迦弥多罗》一文中指出，康法藏请求授戒的这位长年(或长季)婆罗门，就是来自师子国的释迦弥多罗(ākyamitra)。释迦弥多罗曾经与卢伽阿逸多一起住在蓬莱宫中，康法藏当时也是他们在宫中制药活动的参与者。富安敦还认为巡礼五台山的释迦弥多罗与在汾州灵石县采过硝石的支法林是同一个人。(41)又，何丙郁考证《丹方鉴源》的作者孤独滔是晚唐(或南唐)时期的外国药商，也是一位熟悉炼丹的人才。(42)这几位在中土的炼丹师分别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和中亚(康国)等地，应该还有一些外来炼丹师的事迹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云：“欲学道者，何不抱灵方游其地，则何忧丹石之匮乏也，意力之不集耶？”(D19/758)这是强调带着中土的灵方，畅游那些出产丹石的域外，就可以在炼丹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再者，所谓“抱灵方游其地”，存在着另一个可能：即金丹方的外传。有关金丹传到印度、波斯或者阿拉伯地区，已有一些讨论，(43)此处暂不赘述。
六朝时期的佛道持续论衡，催生了“老子化胡”之说及其经文。在追求长生、炼丹的背景下，中古时期的方家道徒与入华的胡商、胡僧等多有往来，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就药物而言，一者出于对新奇、珍稀材料的需要，道徒直接采购“西土药”；二者在原有的炼丹方的基础上，道徒“加诸胡药”，进行改造。在实践的过程中，炼丹家积累了对外来药物性能真伪的知识。因此，这些胡药要么被编进了道书之中，要么被中医家贴上了方家道徒的标签而汇入本草著作。中土道教徒对外来药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拿来为我所用，一种是在排斥中有所吸收(药既中华，不俟边城)。道经中往往强调要用外来真药。《太白经》“十全者”云：“六全：须识真药，既识真药，须知收采之时。”(D19/339)《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中指出：“霜雪所用曾青、戎盐、凝水石，皆贵药，不可用交代，非真则药不成也。”(D18/754)《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9中的“金铆法”亦说：“真物可得，其药分中骐驎竭不可得者，以紫铆代用亦得矣。”(D18/822)道经中多处辨别假药，《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8中有“假别药作硝石、戎盐等法”(D18/818)，其后列出了试验硝石真假的方法(D18/820)。
一方面，道教徒吸收和改造了外来医学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们也向外传播道教医学(特别是炼丹术)的知识，不仅道教徒所炼制的药金也往往成为胡人(胡商)的追求，收购之后再贩卖到西域胡国，而且，炼丹的技术也部分西传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对域外的医学产生影响。特别是南印度泰米尔的悉昙医学文本中记载，十八位医祖(Siddhars)中居然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道士(Bogar和Pulipari/Pulipanni)。(44)泰米尔金丹术与道教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新课题。
本文初稿曾以《方家、炼丹与西土药——中古道教医学与外来文明》为题，在2008年11月7-8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举办的“隋唐五代的社会与宗教”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王永平、王承文、范家伟等先生提出批评意见，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