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多元合力与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合力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依靠多元合力
（一）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是善于集思广益，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吕氏春秋·用众》说得好，“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还说：“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一个有为的人，要善于“用众”、“取众”，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就要善于取诸家之长。中华道德文化形成之初，由于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产生不同的道德意识和流派，使道德教育思想形成多源并流、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的灿烂景象，并融合成为举世瞩目的巍巍中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炎黄子孙凝聚力之强，道德文化水准之高，就是因为有儒、道、释、法等各种道德教育思想，他们虽然是相异的，却是相依的、互补的，多源同归，都在起作用。所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本质上是多元建构，异质互补。
（二）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鲜明特色是视野开阔，能从高处着眼、从小处入手。1.以兼善天下为目标。中国古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德育思想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志不在小，视野开阔，起点很高，始终以天下为视点，致力于追求“大我”，四海归心，天下归一， 道德教育为天下一统的政治追求服务，其目标是“化成天下”，“九合诸候，一匡天下”，这表现为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一统”和高度“文明”，并转化为国家强盛、社会文明的两大追求。中国人虽同是炎黄子孙，却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历代道德教育中的鲜明主旨是强化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以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族的兴旺。在道德教育中，炎黄子孙意识教育很强，民族气节思想教育很深，以此达到凝聚人心、天下归一的目标。所以我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始终着眼于整个社会，以民族整体的道德素质的提升为目标，努力把这种道德文明的教育扩散到各个民族中去，以中华的厚德去融化民族的差异，形成多民族的和谐共处，表现出了古代道德教育很强的异质同化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德育所追求的是扬我中华，提高社会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准，要使中华民族成为道德文化、物质文明最先进的民族，并以化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文明融合到域外文明中去。
2.以贴近生活为起点。中国古代道德教育尽管学派不同，但其教育的思想方法却有共同之处，都主张起点要低，贴近生活，从小处入手。这是古代德育有效性追求的重要经验。道德是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道德教育应从日常生活开始，这一点儒家是比较明确的。孔子曾说过，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能近取譬”。理解人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教育人要以近喻远，以我教人。《中庸》中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说文》解释说：“庸，平常也。”这是《中庸》的基本思想，即从日常生活中去达到“极高明”的精神境界。《中庸》还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作为道德教育也应该贴近人生，与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远看人生、远离生活，道德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中庸》还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道德教育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目标要远，但起点要近。王守仁提出的“顺俗教化”，也是以生活习俗为德育的起点。道家德育的重要思维方法是从细微处着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第63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64章）。道家认为道即常，道德教育要从平常处入手。佛教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其主要原因是，使佛教的道德追求生活化。佛教德育者深深懂得，世俗化才能大众化，所以大力宣传“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把佛教的道德的哲理层次转化为生活层次，把深奥的佛理转化为生活的实在，千方百计使佛教道德教义贴近生活，以增强其可接受性。
3.以多源同归为力点。中国古代德育的视野是全方位的，无论从内容、方法、对象上说，都是如此；而且其思路是开阔的，并非局限于从道德教育本身去达到道德教育的目标。古代贤哲深深懂得，因教成德要以教为本、以教为先、以教育德、以教兴德，无论社会的道德风尚，还是个人的健全人格，都是靠教育来完成的。基本经验是，“善，教化使之然也”（《春秋繁露·实性》），意思是说道德是教育的结果。同时，古代德育思想家也深深懂得，道德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法律的作用，认为德生于威，道德的神圣要靠法制的威严来维护，道德的扩散要靠法制的威严来推动，道德的遵守要靠纪律的约束来保证。光靠耐心说服难以在大范围内达到化众奇效，特别是对有些人来说，没有法纪的威严，难以使其道德回归。从总体上看，古代德育思想家对法制建设与道德教育的互补作用是明确的。古代德育思想家还注意探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认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认定不能忽视通过物质文明去达到精神文明目标。所以古代德育有一条清晰的思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桓宽）”，“礼义之行，在谷足也（王充）”，“民富乃可教（王符）”，“富而教之，则易也（王通）”。孔子明确认定，教之必先富之，道德教育必须以关心其物质生活为基础。孟子也曾明确认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知识分子可以只注重精神追求，而普通老百姓不能不考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总之，古代德育跳出道德说教狭小范围，从更开阔的领域去实现道德教育的宏伟目标。历史证明这是必要的。
4.以厚德载物为归宿。厚德载物，即胸怀博大，器量恢弘。这是中国道德人格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格调和基本追求。从历史长河看，这种厚德载物意识在道德教育中表现为坚持统一性，多元融合；稳定性，一以贯之；灵活性，以和应变；包容性，差异共处。薛瑄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薛文清《公读书系·器量》）。我们中华民族有像大地一样的博大胸怀，能容受万物。古代德育家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人的类存在，人的本能是对群体、对社会的认同，人只有到群体生活中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厚则宽，宽则得众，宽则和人，为人在世，要容天容地，容人容物。道德教育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人心的宽厚。厚则恕，恕则不怨不怒，严己宽人，博爱万物。作为一个民族也只有融入世界潮流，取众之长，才能生机勃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旨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中华道德的最佳诠释。中国几千年来道德教育的基本追求和经络，是致力于培养人们像天，有顽强的进取心；像地，有开阔的承受力；追求的是人既刚健又柔和的优良品性。中华儿女生存于世，要自强不息、勇于进取、认准目标、坚忍不拔、孜孜不倦、勇于“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中华民族有开阔的视野，坦荡的胸怀，有容人容物之量，能够正视、承受、融化各种差异，在正反、优劣、同异的比较中，寻求共同点，营建异质同构的道德文化。试想儒家德育思想如果没有吸收道、释、法等诸家之长，那要苍白得多，那就不会有绵延几千年的顽强生命力。
二 寻求新的张力
（一）传承与革新的异位：德育热情应从维护已有转换到呼唤应有上来。道德教育者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面向未来的热情，以应对理想道德的呼唤，坚持对社会性道德的有力导引。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保证社会安全稳定，而且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认为德育的品性只是传承性，稳定性，那是一种误解，而且往往会因此导致德育的保守性、封闭性的延续。生命在于运动，德育的生命力在于对社会变革的热情。任何一种进步都不是静态追求，而是一种动态发展。道德扬弃与社会变革往往是一对孪生姐妹，甚至于是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的。社会进步的复杂性在于甚至需要道德的代价，“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52页）。一种道德的沉沦，往往是一种新道德意识出现的前奏。一场社会的变革，必然产生对旧道德意识的抛弃、改造和提高。因此，在社会变革、世界激荡的今天，一要勇于扬弃，有弃才有扬，有舍才有取，道德观念应随着时代的步伐作自我调整；二要突破传统，中国历史上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是历史的宝贵遗产和精华，它不是历史的包袱，而是新的创造力的营养；三要呼唤应有，我们今天应该欣赏的是历史上道德教育中的生气和活力，而不是那种老成持重、步履蹒跚，我们今天应该呼唤的是适应新时代的理想道德，而不是对传统道德的照搬。只有对思想道德的呼唤，才能对现实道德有导向力，才能对现实存在的不道德具有威慑力。
（二）主体与客体的失重：德育应从以我为主转换到尊重客体上来。道德教育应是一种超越。道德教育者不仅要有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责任意识，而且要有超越自我、尊重客体的道德意识。今天，由于人们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主体意识在不断强化、生活内容在不断丰富，由于社会上思想道德影响的多源存在，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尊重客体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应该允许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存在，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智能状态、人生价值追求、环境条件等因素，对自己的个性发展、道德文明方向等，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作自主选择、自我完善。道德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上下灌输的刚性过程，而是一种细致的双向沟通的韧性过程。德育不能只是一种主体对客体施行道德禁律、道德规范的约束性行为，德育的目的是使人的主体性凸现、人的潜能焕发、人的合力优化。营造和构建受教育客体道德文明的互动体系，是道德教育的本质追求，也是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因此，德育实践要有效，道德教育要有渗透力、吸引力，这就要尊重客体，增强主体的透明度，强化主客体的融合度、知心度，鼓励受教客体的主体性的高扬。
（三）道德与法律的断裂：德育应从德与法的对立转换到法与德互补上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道德至上、以德代政，导致政体缺陷、以德代法，其结果是法治式微，人治顽固。孔子有个权威性的论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分明是说，行政与法律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道德教育才是万能的。这种教育至上的结果是，当出现社会性的道德问题时，当社会性矛盾激化时，人们往往不是从政体、法制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而只是从强化德育的呼唤中去寻找出路。因此，在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不是致力于完美政体、健全法制的社会变革中去作化解社会矛盾、淳化道德风尚的追求，而仅仅是以强化道德教育去作弥补政体和法制的缺陷的努力。更为严重的是，道德至上的结果是，以德制刑，“论心定罪”，导致以礼杀人，法律为道德服务，人情大于王法。这种道德教育的努力，有时实际上是转移人们对变革政体、健全法制的注意力，虽然一时减缓了社会的矛盾，但也延缓了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是以为法律是万能的，以法律代替一切，完全蔑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尽管社会道德秩序只能建立在政体完美、法制健全的基础上，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有一个法律之外的开阔空间，需要道德教育来调节，而且法制的完善与施行，也具有深刻的道德意蕴，以德制法、以德执法同样是社会的要求，法制的健全、执法的公正，都需要道德教育来保证。以道德教育来弥补法制的缺陷的，那是失之于善良，而以法制建设来代替道德教育的作用的，则是失之于无知。因此，道德教育一定要高度重视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同向追求，高度重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互补作用。
（四）道德与经济的疏离：德育应从远离现实转换到围绕经济中心上来。贴近生活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道德教育要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当前的现实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益最大化是经济生活的最高追求，道德教育就要转到围绕中心运转的轨道上来，面向现实，贴近生活， 勇于正视人们的利益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不能回避人们的经济生活，回避人们的利益关系。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教育要正视人们对利益关系的敏感。王充《论衡·治期》中说：“为善恶之行，不在人之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这是说人的道德不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生活条件决定的，这是很有见识的。记得费尔巴哈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条件取得幸福，那就缺乏条件维持德性。这也说明人的生活条件对人的德性的重要意义，道德离不开人的利益关系。马克思说得更加明确，“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把市民社会连结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页）。马克思主义承认利益是人们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任何道德教育都不能回避经济生活和利益关系，要从历代义利之争的迂腐中解放出来。疏离经济生活的道德教育是空寂，脱离利益关系的道德教育是迂腐。促进经济改革的成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今天道德教育的基本追求。在今天，道德教育脱离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脱离对经济利益的关心，都是不得人心的。
（五）道德与政治的扭曲：德育应从单一目标转换到丰富性追求上来。在今天，德育的目标和方法的单一性作用已经弱化，要建立目标与方法的立体性机制，寻求诸种德育目标和方法的共向效应和互动作用。道德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应自觉地为政治服务，德育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决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德育功能是多元的，同时具有思想、心理、思维素质优化的功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德育对象千姿百态，德育只有打破僵化模式，才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得到各种人的认同，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道德教育的单一化，必然导致人格目标的模式化，从而扼杀社会活力。德育要多层次展开：一要重视政治层次，坚持政治导向的功能，促进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和稳定；二要重视规范功能，促进社会政治生活，搞好社会公共道德建设；三要重视人生观教育，确定人们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四要重视哲学层次，注意思维方式的引导；五要重视心理层次，要细心地对人的无意识领域进行道德感化；六要注意美感层次，要在人们的美的享受中进行道德熏陶。德育要作多功能的追求，除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之外，还应重视促进经济发展功能，优化社会风尚功能，优化人们心理、思维素质功能等等。进行无特色教育，追求无差别境界，那不是我们今天道德教育的目标。
（六）道德与时代的迟滞：德育应从内封闭转换到外开放上来。道德的本质特点是容他，时代的本质特点是开放。道德的内涵是丰富的，和谐即美德（罗马时代的训诫），知识即美德（苏格拉底），自然即美德（赫拉克列特），自制即美德（费希特），还有认识自己即美德。中国的儒、道、释、法也有不同的理解，儒以中庸为德，法以强者为德，道以自然为德，释以超脱为德。可见道德涵义宽泛，其基本品性是宽容，道德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宽容度，表现为纵向新的容纳，横向异的吸收，承认动态变革（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必要性，承认世界多元存在的合理性。德育应该有相当大的思维宽度：恶，产生于认识的偏颇；善，是比较中的存在；孤陋寡闻，与世隔绝，难以达到道德文明的高境界。因此，道德教育要改变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方式，要从排他性中解放出来。中国古代遵从权威，恪守经典，“六经之外无学问”，无视六经之外的开阔领域、中国之外的博大世界，囿限了人们的视野，窒息了人们的思维。后来的“夏夷之辩”，更把域外的道德文化都鄙视为“夷”而加以拒斥，人为设置了学习先进、充实自我的障碍。虽然曾经热心宣扬“和为贵”的道德哲学，突出了道德本性的宽容与开放，但却因此贬抑了“竞争”的道德价值，忽视了两极之间有一个亦是亦非的开阔地带，而这正是道德教育的最活跃的舞台。一方面，德育不能只是狭义的政治行为，仅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目标，而应该是广义的文化行为，以追求精神生活健康为力点。因此，德育有规范性的要求，也有不规则的模糊性的需要。道德不只是善意范围内的存在，它有一个开阔的人文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心态问题，要扩大德育的容他范围，创造个性发展、道德提升的广阔空间，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德育不能只是沉湎于华夏文明的自我陶醉之中，对国外文明盲目恐惧，缺少开放心态。历史的教训是：一种学说一旦产生排他性，就意味着活力的丧失、生命力的结束。在道德教育中，为了维护自我的神圣，以惟我独尊，拒斥外部为满足，必然导致腐败与解体。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因此，道德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要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在今天，全球化趋势使人类道德文明的相互融合程度加深，信息化浪潮使人类道德文明融合速度加快，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异质性淡化、单一性减弱、整合性和复合性加强。我们的德育应该顺应世界潮流，随着世界文明的进程的节奏弹出最新最美的德育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