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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0）04－0013－08
党的十七大召开后，我曾讲过“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天，我想讲讲“再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再论”，是因为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尽管不少文章作了阐述，但是至今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今天“再论”，以期将这个问题讲得更周全、更完满些，同时也以此作为对即将到来的党的生日的纪念。
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这是十七大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认识不断升华的必然结论。我曾将这个认识过程作了数字化概括——“三、二、二、二、三、二”。
——第一个“三”，是指党近90年历程分为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30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个“二”，是指党在近90年历程中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二次伟大革命，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大理论成果是在这两次伟大革命中形成的。“两次伟大革命”论，是十四大的理论概括。
——第二个“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十三大最早讲的。那时，对第一次飞跃的时限只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十四大将它延伸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样，第一次伟大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思想就是它的理论成果。
——第三个“二”，是指两条中国特色道路。一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十三大最早的概括，此后的文献重申了这个认识。这里的时限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就第一次飞跃的实践成果而言。若讲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如前所述，由于往往将毛泽东思想看做是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因而所指的时限就延伸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在1956年后还在发展。但这里是讲第一次伟大革命和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限，而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在此后就不发展了）。
——列为第五的第二个“三”，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早作这样的概括，是胡锦涛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根据十六大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后作的表述。
——最后一个“二”，是十七大对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理论整合后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概括。这个“二”，也可称为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将毛泽东思想称为体系呢？首先，这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说法。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稿说：“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是到了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将《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时，才将“毛泽东思想体系”后一句话删去了。第二，这是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时所强调的。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要对它作完整的、准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所以，最后一个“二”，是指两大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就是十七大讲的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容，先是在党的七大作过系统总结，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后，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新的概括，即“六加三”体系——六个方面的理论观点和作为“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
这样，“三、二、二、二、三、二”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党近90年历程的三个时期，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到了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所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可概括为两大理论体系，也可称为两大理论成果。强调这一点，说明什么呢？要说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这个理论逻辑清清楚楚。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含毛泽东思想，是陷入了认识误区，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毛泽东思想，那就否认了这里所有的“二”。按照那种认识逻辑，就是：一方面，不是两次飞跃，只有一次飞跃；不是两大理论成果体系，只有一个理论成果体系。另一方面，不是抬高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而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因为它由平行的并列关系而降为了从属的包含关系。所以，指责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含毛泽东思想，是“非毛化”、否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再从十七大报告本身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界定也是很清楚的。我在当时的文章中作了多方面解读，特别着重指出了两点：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特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所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开宗明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还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功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既然如此，那么“当代中国”是指哪个时段，从何时算起？毫无疑问，指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些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都是这么讲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清楚的。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说明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因此，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不可能包括此前的毛泽东思想。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特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成果。既然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根据这些年来我们党对这两次飞跃成果的界定和表述来看，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事实上是将其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即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基础理论；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视为创新理论，也就是十七大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十四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的许多表述，都是以在事实上区分了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为前提来论述两者的关系的。因此，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当然不包括第一次飞跃成果的基础理论。
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
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关系，并不是说两者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恰恰相反，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前面的“一”，哪里会有后面的“二”呢？毛泽东思想虽然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
这在十七大报告中也讲得很明确。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从政治层面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这也意味着它不是属于这个体系的本体理论。所以这样定位，还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起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渐发展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从实践方面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对建国以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承、纠正和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苏共20大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根据这个“第二次结合”思想，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讲话，党的八大作出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工作中心转移的新任务；并制定了关于民主政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民族事务、国防外交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良好开端。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犯了“左”的错误。在60年代的调整时期，毛泽东重新强调实事求是之后，又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那时制定的一系列条例和政策，深化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但好景不长，指导思想的“左”的趋向再次居于主导地位后，10年“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引向歧途，使党和国家遭受了空前劫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重新开始了新的探索。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P300这段话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
（二）从理论方面言，毛泽东思想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诸多理论观点的源头。1981年的《历史决议》，一方面，在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后，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建设”二字是十二大加的）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初步概括，讲了10条。这就是：（1）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3）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5）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8）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9）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0）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10条内容或者说主要论点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党在那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重新探索取得的初步认识成果。尽管那时还没有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有的内容的理论升华不够，有的目标不符合初级阶段实际，如“高度民主”、“高度精神文明”（在十三大报告中已删掉“高度”二字），但这10条是后来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的“根”。从这10条看，它的不少论点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框架的渊源关系。
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更直接地揭示了这层关系。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将这层关系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此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展开。先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十五大”始简称“邓小平理论”；随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讲到这些理论时，都谓它们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即是昭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这也不应当成为问题。
与此相联系，有一个如何认识曾经非常流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是薄一波讲的，后来人们对它有不同解读。十七大后，有的同志曾以此来非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那时，我讲过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其他创新理论以后，如列宁讲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不仅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对“始于毛”的说法不能泛化，要作具体分析了。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都是从“毛”始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则很难说它们“始于毛”了。
除了对“始于毛”的那个“毛”的思想，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讲的还是在具体理论观点上讲的要作分析外，还有一个对“始于毛”的“始”，也要作分析。如果这里的“始”，不是讲的时间初始（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提前至建国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是指思想肇始（即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那么，“始于毛”的说法还是能成立的。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不矛盾。就此而言，也不能将“始于毛”作为非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的根据。其实，薄一波讲这句话的本意也是这个意思。我查了他在1994年回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的原稿。他说：经过10多年的实践，全党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继承了毛主席探索的积极成果，扬弃了他老人家探索中的失误，并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这就是我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探索相互关系的理解。上述薄老讲的意思，显然是讲的渊源关系，从这里得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结论。
另外，对“成于邓”的“成”，也要作科学解读。即它不是完成意义上的“成”，因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都不能说完成了，我们对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这里的“成”，只能说是成功的“成”，即找到了一条基本正确的道路，有了一个大体科学的理论，初步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作的“完成时态”的时间判断，而是对正在作的“进行时态”的价值判断。
我以为，根据历史的发展，对过去的一些说法作规范解读，或作新的解读，或加以修正，都是正常的。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这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层关系。第一个问题是讲并列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讲渊源关系，这里是讲根植关系。渊源关系是横向维度，根植关系是纵向维度。毛泽东在1955年说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2]P396这里，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仅仅视为阶级斗争学说，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意的。这也种下了他后来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源。但就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而言，还是正确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样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因此，讲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不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是不完全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乍听起来，不好理解。讲明以后，没有什么玄机。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维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一般的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特殊地说，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因为无论从党的近90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还是从党成熟以后的几代主要领导人来看，既有专门讲哲学理论的著述，又有独特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当数毛泽东。以《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不仅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而且也只有毛泽东才能称得上“世界级”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这既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偏颇之处，也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没有哲学思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应当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的重大的贡献。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就邓小平言，他与毛泽东可谓直接的师生关系，无论从其成为“邓、毛、谢、古”后的革命经历看，还是就其“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言，邓小平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所以，他在“南方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3]P382建国以后成长的我们这些人，包括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负责同志，无不读了毛泽东著作，吸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乳汁。讲话、写文章，凡涉及哲学思想方面，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话语多来自毛泽东。事实上，就连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称谓的初始表达方式，也是毛泽东式的。如邓小平讲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就此而言，在哲学理论上，无论邓小平哲学思想，还是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历史提出什么任务，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随心所欲，想要怎样就怎样的，而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反复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4]P284“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4]P337～338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历史决定论。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在遵义会议后的历史环境大不一样。毛泽东为什么要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而创立党的哲学理论体系呢？这是历史的要求。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本人也深受其害。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成为事实上的核心，到了延安时期，不仅要纠正过去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且还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个要求反映在哲学上，就是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两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通过延安整风到40年代中期，还有1956年八大前后这两段时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哲学理论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这个哲学理论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后来，党和毛泽东犯错误，不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错了（就根本上和总体上言），而是在探索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好，毛泽东晚年的哲学观点背离了他的正确哲学思想。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去建构一个区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理论，而是如前所述，“恢复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党在政治路线上首先是这个任务，在思想路线和哲学思想方面也是如此。这样讲，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新的哲学理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是说在相当长时间，还不可能提出一个去创造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的历史任务。就此而言，当然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第三，哲学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管用”的时间更长。哲学理论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理论不存在对应关系。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丝毫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都是政治理论，既然是政治理论，它的许多具体结论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才不断增加，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不会有目前这么多的指导思想理论。而哲学作为研究世界根本规律的科学会比较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很大的普适性，其根本理论自然比较稳定。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载体，在总体上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对最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高度的阐发，其“管用”的历史跨度时间会长些，比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要稳定得多，不会在短时间丧失其真理性。政治理论与哲学理论是两回事，这里无须有对应关系。那种要求“对称”、“匹配”的认识，是一种简单化倾向。我们决不能因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增加，就去生硬地“制造”出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体系，作为其哲学基础。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无疑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但这主要在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和实践方面，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因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创新的政治理论。
多年前，我曾提出一个观点：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但表现为两个应用发展阶段。即一个是毛泽东思想阶段；再就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性运用发展到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阶段。这里要纠正一种不正确的观念，似乎哲学理论的发展高于哲学应用的发展。这是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导。哲学理论与哲学应用不存在高低贵贱优劣之分，两者只是研究的对象、解决的任务有区别。正如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关系一样，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应用科学方面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基础理论科学方面的贡献。因此，不应当为了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理论相对应，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之外，再论列出一个又一个与之相并列的新的哲学理论体系。
当然，毛泽东哲学有的思想观点，也需要重新审视。如他的矛盾理论，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关系的阐述不完全，将斗争性太绝对化了。但《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精辟阐发，提出了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完全摒弃了学理主义习气，使人们掌握了如何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创新。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部在立论的高度、分析的深度、底蕴的厚度和影响的力度上，能够与之相媲美的新矛盾论著作。
第四，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说明。2007年8月，我在第14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上讲过毛泽东哲学思想怎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观点，从传统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大板块来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关系。那时还没召开十七大，也不知道将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但我一直主张，要将一个又一个创新理论加以整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在那篇讲话中，我以形象比喻讲了三个观点：一曰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这主要是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内涵的丰富，从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和丰富，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二曰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这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以“解剖”，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加以“解剖”，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事实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主体论”；对世界的形势格局进行“解剖”，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三曰毛泽东的群众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石”。这是分别讲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怎样以毛泽东的群众史观作为哲学基石，来创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归结起来，能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根，在党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结出了两大政治理论之果呢？我以为是可以考虑的。
［收稿日期］201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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