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规律与历史研究——兼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之争论文,真理论文,规律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断言，世间本无真理，因此人们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真理。由此类推，历史学家自然也不可能从历史研究中找到真理，他们撰写的历史，就只能像作家写小说，是按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作品；进而断言，历史学不可能是科学，只能是一门利用一些互不关联的历史素材(史料)构建出的首尾连贯的历史图景的艺术。①
可是，“世间本无真理”这个命题，就像一个克里特哲学家说“克里特人总是说谎”那个悖论一样，是一个“自毁命题”，就是说，它自身就否定了自己，因为它意味着，无论你认定“世间本无真理”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它的内涵都是被否定的。
“世间本无真理”这个命题不但在逻辑上是一个自毁命题，而且对于人类为摆脱野蛮、愚昧、黑暗而追求真理和为真理而奋斗、献身的崇高精神，都是蛮横的亵渎，对于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如果相信世间根本就没有真理，那何必去追求它呢？何必需要科学呢？这样一来，大家都只能凭着自我感觉去行事了；历史学家就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探求真理了；那就只能让历史学成为一种凭想象描绘“历史情境”的消闲艺术了。这对于历史科学简直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
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大都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安排，大都还是要力图从历史研究中探寻到一些“鉴古知今”或“鉴往知来”的真理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呢？这是首先需要说清楚却又很不容易说清楚的老大难问题。
《不列颠百科全书》根本不设“真理”这个条目，《微软大百科辞海》(Microsoft Encarta Reference Library 2005)倒是设了这个条目，但只是列举“千百年来”人们提出的4种主要的“真理”论：(1)与实际相符(correspondence)即真理；(2)有用(pragmatic)即真理；(3)逻辑上说得通(coherence)即真理；(4)真理就是“压缩[到最低限度]的”(deflationary)的陈述。②说到底，这四种真理观都很模糊，不能完全让人信服。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说法倒是很明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真理”条目说到，真理是“与谬误对立的认识论范畴，指认识主体对存在于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辞海》的“真理”条目说，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并援引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③中国学者的真理界说大都指明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接着就产生了一个更难说清楚的问题：什么是“规律”？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众多的中外学者的论著中很难找到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答案。
例如，《微软大百科辞海》的“科学规律”(Scientific Law)条目说：“在科学中，科学的规律指的是被认为普遍适用的原理。规律(例如波义耳定律和牛顿运动定律)构成了物理科学的基本构架，因此一个定律被科学界否定的情况极为罕见。有时一个定律可能被修改，例如爱因斯坦证明，牛顿的运动定律对于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是不适用的。”按这样的界说，科学规律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而且就是指波义耳定律、牛顿运动定律或爱因斯坦的E=mc[2]那样的定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其有效性都是由实物实验或“理想实验”的结果来证明和支撑的，在社会历史学科中根本不可能做那样的实验，因此也就不可能确立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这是在西方学者中间获得广泛共识的看法。
《不列颠百科全书》未设“科学规律”条目，但设了含义相近的“自然界的规律”(Law of Nature)这样一个条目，即：“自然界的规律有两种基本的形态。其一，普遍性的规律，它表明某些状况总是会伴随着另一些已知状况出现。其二，或然性的规律，它认定一般情况下显示一种既定条件的事件的一个特定部分，也会在其他某种条件下显现出来。……不过，自然界的规律并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是依赖于经验证据而成立。”④这也是在西方学者中间获得广泛共识的看法。
《微软大百科辞海》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界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其一，都认定“科学规律”或“自然界的规律”仅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即Sciences之中。⑤其二，那些定律并不依赖于逻辑的必然性支撑，而只是依靠直接的实验或经验观察获得的重复出现的经验证据而成立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中不可能有那样严格的定律，在“人文学科”(Humanities或Arts)中更不可能确立那样的定律。因为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都不可能通过直接实验或实际观察获得那样精确的、重复出现的结果。
那么，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的说法呢？《辞海》说到：“规律亦称法则。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在它涉及的范围内是没有例外的和必然的趋势。”⑥《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规律)亦称法则。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规律和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都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方面……”⑦这两种界说的核心内容都认定“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这就引发了一连串使人困惑重重的疑难问题：什么是“本质联系”？“本质联系”怎样决定事物的发展演变呢？用什么标准区分“本质联系”、“非本质联系”呢？等等。人们用了数不胜数的解说词，来回答这些问题，以达到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社会历史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存在着不依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目的。但是，事实证明，所有那些解说都未能让人们解除困惑。
我们确信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都存在着客观规律。有些学者认为只有自然界才有规律，也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揭示规律，这是很片面的认识。产生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只有在相似条件下重复出现相似的结果，才能称之为规律；而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总是不重复的，因此就认定不可能有规律。简言之，他们只看到、也只承认一种规律，即“重现律”，看不到、也不承认在“重现律”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因果律”。我们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就是决定其自身存在和发展演变的因果必然性规律，这个规律的最高的抽象表述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实体都总是按照自己本身的特性对一切外部制约因素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相应的产生出某种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最普遍的“因果律”。⑧但是，人类在认识某一具体事物的规律时，总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该事物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因果必然性规律，而是先从外观上对其形态的相似性和出现的重复性进行“单层面”的归纳，由此得出统计归纳性的“相似律”或“重现律”，有的学者称之为“经验规律”。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实践、体验，发现同类现象中既有相似的个案，又有相异的个案，由此激起人们去探索决定其相似和相异的原因，从而发现因果必然性的规律。例如，最初人们从外观形态上归纳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经验规律，后来发现同样是乌鸦，虽然大多数羽毛为黑色，但毕竟有少数为白色，这才去探索决定乌鸦羽毛颜色的因果必然性规律。
由此可见，人们所认识的规律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对事物的外观形态做“单层面”的实证归纳得出的“经验规律”，另一类是把“因”和“果”两个层面的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双层面”的归纳得出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又称“科学规律”。前者是或然性的、不能涵盖“例外”现象的，因而不是普遍有效的。后者是必然性的，在它涉及的范围之内是没有例外的，因而是普遍有效的。⑨如果不对这两类规律加以区分，就可能把前一类规律当作普遍规律，并把它作为普遍适用的“模型”去对照具体事物，一旦发现对不上号，就会导致否认规律的存在，认为世间本无规律，从而也就可能赞成“世间本无真理”之类的谬见。有论者把经典作家“大体上”归纳出来的“五种生产方式”当作普遍有效的“模型”，然后发现它同一些国家的具体历史过程对不上号，就否定规律的存在。这就是误解规律的结果。
实际上，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普遍适用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是，人类谋取生存发展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必然要推动人们的体力和智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能力的增长，从而必然推动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从野蛮向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发展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
这个规律的含义是非常质朴易懂的。它从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中发现了解开整个人类历史之谜的钥匙：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生产供自己吃、喝、住、穿的物质生活资料；要生产供自己吃、喝、住、穿的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年年月月不断地劳动，而且是社会性的劳动；年年月月不断地进行社会性的劳动，必然促使人们不断地积累改造自然和改善社会交往方式的经验、知识和能力，从而必然要推动自己的生产能力、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环扣一环的“必须”和“必然”，就构成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基本链条。请问，谁能否认其中任何一个链环的真实存在呢？
这个规律含有的因果必然性一点也不玄虚，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触摸得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边，看看现在二三十岁这一代人，是不是普遍比父母高了10厘米左右；再想一想，他们比父母身高的原因是不是主要因为营养充足所致，而营养充足的原因是不是改革开放激励了人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民生产力所致；再看看他们的个性、独立性是不是比父母辈强了许多(当然难免带着自发性和非理性)，而那个性、独立性的增强是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他们的生存活动空间空前扩大的结果。请问，这一切是不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生产力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规律的表现？再如，中国谚语“吃一堑，长一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的事实呢？这里是不是就蕴含着人们必然要在克服生产生活困难的实践中增长智慧和能力，也就是人们谋取生存发展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必然要推动人们的体力和智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能力增长的规律呢？
这一规律在许多论著和教科书中被表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说，用哲学语言作这样的表述是对的。只是在一些论著的阐释中，出现了把那个规律描绘成离开人们“吃一堑，长一智”的实践活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运动”的偏颇，使人们越来越难于理解和接受。这不是规律的错，更不是唯物史观的错，而只是阐释的错。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根据他们当时掌握的史学成果，把人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粗略地划分为几个递进的阶段。这本来是有其合理性的。可是后来一些阐释者把那些阶段划分教条化、公式化，把它们视为一切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没有经过其中某一阶段的民族就被视为“变异的”或“不合常规的”民族，不顾那些阶段只是唯物史观创始人所做的“大体上”(in broad outline)的勾画。其结果是，当人们拿着那些“阶段标尺”去衡量各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时，很难完全对得上号，于是就不再信任那个规律，进而主张抛弃按照社会形态性质划分历史阶段，而单纯按“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时段顺序”分段叙述历史。这样就可能导致把历史编纂变成一堆史事的堆积，不但使人们不能从中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还容易让某些历史写作者凭自己的爱好任意摘取自己偏爱的史事、向读者传输诸如“观念决定历史”、“人性决定历史”或“偶然事件决定历史进程”之类的非科学和反科学的历史观，导致科学理性的倒退。
其实，马克思划分的历史阶段，尽管是粗略的，却是体现着他所发现的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的。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做的人类历史“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的划分⑩，把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全都归入“第一大形态”或“第一大阶段”，其共同特征是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以及由此决定人们普遍处在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把人们的生产能力突破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局限而进入普遍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社会”，称为“第二大阶段”或“第二大形态”，其共同特征是人们普遍处在“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拥有了独立平等的人格，但享有独立和平等的程度依赖于掌握的“物”(也就是商品、货币)的多少；然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里就包含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铁的定律”。例如，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只要生产力还停留在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人们就必然是普遍处在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那时的人们就绝不可能普遍持有“人生而平等”的价值意识，而是普遍接受“人生而不平等”的价值意识。中国和西方概莫能外。例如，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肯定把“低等”民族的人掠为奴隶，是天经地义的。柏拉图还认为，即使是自由的城邦公民，也因为神用金、银、铜、铁四种不同的材料造就了统治者、军人、农民和工商业者，从而形成四个等级，决定了他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世纪的神学家更是畅言人间社会分为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就像动植物也有高低等次划分一样，是“自然法则”决定的。在上古、中古时期，中国和西欧都出现过主张个人自由独立的声音，但都很短暂微弱，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直到启蒙时代来临，摆脱了自然经济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在商品市场上以平等身份讨价还价的人群大量涌现之时，才出现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些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存在决定意识的因果必然性的“铁的定律”的表现。
就以人们议论最多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划分来说，只要不把它当作“普遍必经”的公式，就是指引我们认识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的有用指针。如，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但从人身依附强度来看，战国秦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形态确实有明显差别，劳动阶级从毫无个体独立性(连个人姓名都没有)的“众人”、“农夫”成长为少许有了一点独立性的个体农民，而且确实能够看出耕牛和铁制农具的应用促进前者生产能力提高和向后者转型；并且还能看出生产力和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促成了国有土地“授田制”和实际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井田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变化。这样，我们把前者称为中国特色的“普遍奴隶制”或“宗族奴隶制”社会，后者称为中国特色的封建制社会。这就使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当下，有人对历史发展规律产生怀疑，这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取代这一历史事实引起的。这一历史剧变难免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对“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规律产生怀疑。但是，痛定思痛，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只是一种没有及时进行改革的僵化的社会模式的失败，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证伪。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再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变迁来看，也能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通过自我扬弃而走向根本性变革，最终必然要走向第三大阶段的趋势。早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就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已开始出现自我扬弃的过程。其具体表现，一是股份公司的发展，一是合作工厂的发展。关于股份制，他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关于合作制工厂，他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11)
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过程比马克思在世时已经推进得更加深远了。除了合作企业进一步发展外，股份制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据世界银行统计，在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占GDP总量的百分比，在1990年为51.6％，2001年上升到103.9％。(12)西方股份制的这种发展态势，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马克思把西方股份制企业称为“联合资本家”的企业)，但却增强了马克思说的那种“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而且，千百万普通劳动者成为股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资产阶级对资本所有权和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垄断，还直接投身到资本主义经济漩涡中去体验其深层的利弊得失，最终有利于广大劳动者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为寻求根本性的变革取得共识。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称为“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13)的深层含义吧。
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扬弃，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主要是：
(1)在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下，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不但正在成为劳动生产的主要力量，而且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知识正在代替资本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传统的资本家阶级正在成为恩格斯说的那种“多余的阶级”。
(2)“白领”或“中间阶层”的增长正在引起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之一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0.3以下，而当今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的经济学家发现，随着现代化从起飞到高度发展的推进，基尼系数有一个从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即倒U字形走向。他们没有说明出现这种走向的原因。在我们看来，根本原因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白领劳动阶层力量的增长，迫使雇主阶层和政府采取某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空前增强，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拥有实际特权的阶级的稳固性在削弱。
(3)劳动阶级力量的增长迫使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保障和相应的政府支出。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正是从这里看到了西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1998年，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华盛顿邮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作者是“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曼。他写道：“不错，马克思主义——在苏联、阿尔巴尼亚和一些东方国家实行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确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马克思的影响力依旧相当大。实际上，包括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是极其恭维马克思的。”他举例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征收累进所得税，“也就是美国今天实行的这种所得税”。2000年11月，正当布什和戈尔竞选总统难分胜负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向媒体表达了他对美国前途的忧虑，说道，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遛向社会主义(‘creep toward socialism’)”，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遛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遛得快一点。他这样论断的理由是，他们两人都要增加而不是减少政府开支。据他估计，美国实际的政府开支(包括纳税人按政府指令支付的钱，例如政府下令每个车主必须在车上安装一个反污染装置，这笔费用虽然不是由政府收税后支付，但性质与政府收税后支付相同。弗里德曼估计这部分开支在西方国家大约占GDP的10％)已占到GDP的40％。(14)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3～2001年间，加、意、英、美、德、法的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百分比总趋势是不可逆转地增加的，增幅最大达67％，最少也增加了13％以上。
那些数字都没有包括弗里德曼所说的纳税人按政府指令支付的钱，如果加上这笔约相当于GDP的10％的开支，2001年加、意、英、美、德、法六国政府支配的国民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为30％～5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总岁入中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占有很大比重。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加、意、英、美、德、法六国政府2001年的总岁入中，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所占比重，高者达50％以上，低的也占2成左右。这两类税都是按累进制征收的。它们确实具有《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5)的意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保障税在政府岁入中所占比重很大。据世界银行统计，社会保障税在加、意、英、美、德、法六国政府2001年总岁入中所占比重，高的达四五成，低的也在二成左右。
把以上三个方面的数据合起来看(16)，可以清楚地看到，私人资本对国民收入和剩余劳动的支配权力已被大大削弱，政府的支配权力却大为增长。不能否认，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府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它对国民收入和剩余劳动的支配权，代表着资产阶级的集体支配权。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与之相应的劳动阶级力量的增长，劳动阶级向资产阶级对国民收入和剩余劳动的垄断支配权发起了愈来愈强有力的挑战。这突出表现在每次大选中，“增税”还是“减税”，增加社会保障还是减少社会保障，都成为保守党和社会党之间或所谓“中左”或“中右”政党之间的竞争焦点，其中既包含着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争夺国民收入与剩余劳动份额的斗争，也包含着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争夺国民收入与剩余劳动份额的斗争。总的趋势显示，劳动阶级争得的份额在逐步增加，资产阶级对国民收入和剩余劳动的支配权在逐步削弱。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一个重要表现。
由此可见，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表现，恰恰是资本主义被扬弃过程中焕发出来的生命力的表现。推动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根本力量，是体力和脑力劳动大众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自身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展。可见，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但没有“证伪”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的规律，反而在不断证实着这个规律的真实存在。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坚持用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这样才能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一些学者担心，运用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就会使历史研究者成为证实理论的工具，使历史著述成为千篇一律的“经典”注释，失去绚丽多姿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我们不这样看。正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遵循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定律进行研究从来不会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失去丰富性和生动性一样，历史学家在唯物史观揭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的指引下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不是“注经”式的扒疏，就永远不会使历史著述失去绚丽多姿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我们深信历史学家应该而且能够从历史上探寻到真理，那真理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只要不是把规律视为僵化的公式，而是深藏在千差万别、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种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形态之中的内核，而且只有透过那些千差万别、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种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形态，才能生动揭示出那个内核，历史学就永远不会失去它那婀娜多姿的风采。
这里就涉及到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此，让我们先看看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作的一段著名的评论：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进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的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17)
《人间喜剧》无疑是属于艺术创作的作品，但是它却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了1816～1848年这个时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阶级统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使它同时具有科学作品的品格，它同一般具有科学品格的学术著作的区别只是在于它是通过一群各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一个阶级灭亡、另一个阶级兴起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运用“法则归纳式”或“科学式”的论证来揭示那个必然性。恩格斯在评论敏·考茨基的小说《新与旧》时也说到，她把不同环境里的人物都用她“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的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18)。这里的意思也是表明，好的艺术作品总是在一个个独特的个性里内含着他所属的那个“类型”的共性。其实，古今中外一切有深度的文学艺术作品莫不如此。
那么，究竟怎样认识科学和艺术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呢？我们在此冒昧提出这样一个看法：科学是在“一般”层面上显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而艺术则是在“个别”层面上显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关系是：科学是从“个别”推出“一般”的艺术，艺术则是从“一般”推演出“个别”的科学。
把这样的认识运用到历史学，就可以说，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为它既要从“一般”或“类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共性层面揭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也需要在“个性”层面(如独特而不重复出现的历史人物、事件、过程等等)上揭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归根到底，它应该是一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规律的科学。
或许要问，既然认为马克思已经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出来了，还有什么可揭示的呢？至多不过是给它增加一些例证或注释罢了。过去确实有些人犯过把唯物史观当作公式套用的毛病。但这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是揭示了一个总体框架，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和不同的民族历史进程中，以及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新进程、新境界中，怎样起作用，有哪些表现形态，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在深入探索过程中，不但有可能发现许多“子系统”的规律，还可能发现总体规律的表述本身的缺陷，从而加以补充或修正。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要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历史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能证明，历史科学要发展，就只能沿着深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前进，才能发展。如果放弃对规律的探索，让历史学重新成为单纯“叙述”历史往事的“人文学科”，那就只是走回头路，绝不可能发展。
注释：
①其实作家写小说也不可能完全凭空虚构，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科学与艺术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表达形式。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再谈。
②Encarta Reference Library Premium 2005 DVD,Article "Truth".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61页。
④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Deluxe Edition 2004 CD-ROM,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4,Article "Law of Nature".
⑤不过《微软大百科辞海》和《大英百科全书》都提到人类社会中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或译为“自然法”)思想，但并不把它们视为科学规律，而只作为法权观念或伦理观念论述。
⑥《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数据光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WS-04。
⑧参见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6页。
⑨赫胥黎、波普尔、亨普尔等人都认识到实际上有两类规律，但他们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因果规律。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曾对“科学规律”和“经验规律”区别和联系作过精辟论证，可惜没有展开，也未把那两个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科学。参见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第一、二节。
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11)(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498、494页。
(12)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 CD-ROM,5.4 Stock Markets.
(14)Keeping the Small-Government Faith,by Reginald Dale,Intem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17,2000.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6)以上引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均出自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 CD Rom。
(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684、673、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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