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该书卷二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揭开了文体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略晚于蔡邕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略举四科八种文体，以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初年陆机著《文赋》又标举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外，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注：中华书局影印元刻《山堂考索》本。其真伪颇多争论。同门傅刚《〈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及〈文章缘起〉的比较》（收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迎平《〈文章缘起〉考辨》（收在《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均认为《文章缘起》为任昉作，其说可从。）、《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注：通行本三十七类，但是根据南宋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文选》，还有“移”、“难”两体，这样就有三十九体之说。）加以编录，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
《独断》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南齐书·礼志上》：“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据此，蔡邕《独断》至少在晋宋以来已广为流传。唐代《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类著录《独断》一卷。注云：“今案蔡邕撰。”（注：《古逸丛书》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影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据此推断说：“《独断》集外别行见于著录者，莫先于此。其云‘今案’者知其前不著录撰人也。”说明唐代已经有了单行本。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经解类著录：“蔡邕《独断》二卷。右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王莽无发，盖见于此。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乃阁下所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礼注类著录：“《独断》二卷，汉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记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舒、台二郡皆有刻本。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因并存之。”《玉海》卷五一“艺文”类著录：“《蔡邕传》著《独断》、《劝学》。《书目》二卷，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其书间有颠错。嘉祐中，余择中更为次序，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光武纪》注引之。”《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著录“淳熙庚子（七年），舒州泮宫刻蔡邕《独断》二卷。”此本或即陈振孙著录的“舒、台二郡皆有刻本”中的一种，说明宋代流传的刻本《独断》，均署名蔡邕，没有异议。历代著录，或经解、或礼注、或杂家，显示其内容颇为驳杂，但是，大多言而有据。《四库提要》以为“是书礼制多信《礼记》，不从《周官》。若五等封爵，全与《大司徒》异，而各条辞义与康成注合者多，其释六祝一条，与康成六祝注全符。则其所根据当出一书。又《汉书·舆服志》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是书则谓高七寸，前后出四寸，此词小异。刘昭《舆服志》注引《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则作三公九，诸侯卿七。建华冠注引《独断》曰：‘其状若妇人缕鹿。’今本并无此文。又《初学记》引《独断》曰：‘乘舆之车皆副辖者。施辖于外乃复设辖者也。’与今本亦全异。此或诸家与人援引偶讹。或今本传写脱谬，均未可知。然全书条理统贯，虽小有参错，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证之渊薮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可以证明《四库提要》的论断是有其根据的。如《独断》记载：“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根据敦煌汉简：(1)“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2)“名状，其秩命士以上，先以闻，以明好恶，臣稽首以闻。”王莽时有五威将军、五威将帅等职，又称五百石官曰命士，所以根据简文中的职官名称，知其乃新莽时之简。这两支简出自敦煌，从行文看，前一简是臣下对皇帝的章奏文书，当属边塞官吏奏章的草稿，边塞官吏不在朝官之列，故言“稽首再拜”。后一简止言“稽首”，或是朝官奏章经王莽批准，然后以诏书形式下达至边郡的。两份奏书中皆不再用“昧死”一词。这里足以证明蔡邕《独断》所论为完全准确可信（注：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薛英群《汉简官文书考略》，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独断》的文献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
蔡邕生活在东汉末期，年青时曾从东汉一代名儒胡广问学，年近不惑又进入东观，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注：参见拙文《蔡邕行年考略》，将刊于《文史》总62辑。）。诚如蔡邕本人自述，对于秦汉史料，他可谓穷尽“二十年之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续补《汉记·十志》。六年中，他潜心研读，与当时大儒卢植等人商讨学问，最终接近完成了有关东汉典章制度的重要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十意》（注：《十意》见《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蔡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或许还有《地理意》，然只字未传。《十意》，《隋志》已不著录。但是，唐宋典籍尚多征引。）。因此他的有关秦汉史料的论述，包括文体的分类和文体的界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本文立论的基础。
需要有三点说明：第一，一种文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趋同分化的变异。因此，研究文体学，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其材料的取舍论证，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不能没有根据地利用后代材料来推断前代的文体特征。具体说到秦汉文体研究，虽然《三国志》、《后汉书》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两书的作者（包括注释者）已经生活在文体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传主的著述情况，往往是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很难反映秦汉士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秦汉文体材料的取舍，只能参照秦汉时代的著述，譬如《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以及秦汉时代流传于后世的单篇文章。第二，文体的分类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可以依据功能上划分，比如说实用性文体或非实用性文体；也可以参照授受对象上划分，譬如发布对象，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平辈之间；也可以从不同的应用场合来区分，甚至还可以从发表的不同方式来确定。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对于各种文体的要求和重视程度是颇多差异的。就秦汉时代而言，文体的观念还没有后世那么明确，大多数文体还是以应用为主。《独断》所论有两大类，一是皇帝发布的诏书，二是大臣呈递的章表书记，这两类之外的一些重要文体，《独断》没有论列，我们就只能根据蔡邕本人的创作并结合有关史料钩沉索隐，略作商讨。第三，明清以来，《独断》版本较多，可惜迄今未见今人整理本出版，本文所论，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独断》（注：对于此书版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见拙文《蔡邕著述摭录》，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为基本史料，同时，以蔡邕的创作为参照，进而推论秦汉主要文体的源流及其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二
天子独用的文体有四种，《独断》卷上记载说：“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这四种文体始于汉初。《文心雕龙·诏策篇》：“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所谓汉初定仪则，始于汉高祖刘邦五年，叔孙通制定礼乐制度，至七年始成定制。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陋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其具体内容多已失传。孙星衍《平津馆丛书》辑录有汉官七种，其一即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汉官》一卷。但是没有关于官文书的记载。《汉书·高帝纪》五年诏注引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诏下有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从下引蔡邕文字来看，《汉制度》与《独断》颇多相近之处。蔡邕的老师胡广著有《汉官解诂》、叔父蔡质著有《汉官典职仪式》。这在《后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及《太平御览》等书中多有征引。蔡邕的论述或许参考了他们的论述（注：按：《汉制度》之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续汉志》补注引谢沈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因以为志。”说明蔡邕的论断多借鉴胡广、蔡质等人的论断。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汉官七种》辑录有胡广《汉官解诂》一卷、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
1.策书
《独断》曰：“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释名·释书契》：“策者，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可见策书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对于形制颇有讲究。“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其次，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再者，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主要功能是封赏大臣就国时用的文体，“约敕封侯”犹如后世策封。《汉书·武五子传》载武帝于元狩六年立齐怀王刘闳、燕刺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时有“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诫焉”。后来策文多所分化，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策析为十类：祝册、玉册、立册、封册、哀册、赠册、谥册、赠谥册、祭册、赐册、免册。这种分析的确有些琐碎，就文体学意义上说，有些是可以合并的，但是从这种分体也可以说明策书的变化。但其基本特征不变，如哀策文依然要用篆体。《后汉书·礼仪志》为皇帝送丧礼：“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李贤注：“晋时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之，台中外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也。’检校果然。是知策用此书也。”但是赐策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譬如策文大约就是如此。《文章缘起》以为始于汉武帝问三王策文。由此衍伸，又有大臣的对策，如汉太子家令晁错的贤良对策，董仲舒的对武帝策问等就是。《文选》特辟策秀才“文”一类，推终原始，均由策书而来。
2.制书
《独断》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宫，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者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如章怀太子李贤注引《独断》曰：“制诏者，王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诰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裴骃《集解》引蔡邕的话说：“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张守节《正义》：“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珊瑚钩诗话》：“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谓之制。”据此，具有法度意义的命令称为“制”。不过，对于现存史料考察，秦代和西汉，制书往往与诏书并称，称“制诏”。如《汉书·文帝纪》：“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从现存材料来看，区别在于发布的对象和发布的方式。《史记·秦始皇本纪》所称“命为制，令为诏”，前者以公告形式颁行天下（如《文选》所载武帝两篇诏书），在各地方州郡及中央所直属的部门均可以见到这种诏书。如汉简中见存大量诏书多是这种作为法律条文保存下来的。后者以帝王命令形式通告某官（如武帝《诏李陵》），当时也称曰“手诏”。《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有《高祖手诏》一卷。这类手诏中的部分内容被认为有教化功能的，也可以传布天下，如酒泉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制诏皇太子书，据考证是汉武帝遗诏（注：参见《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宋明帝给王景文的《答王景文手诏》和《赐王景文死手诏》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大约如此。故《文选》收录诏书，并没有制书，是可以理解的。
3.诏书
《独断》曰：“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可见是告百官的文书。任昉《文章缘起》：“诏，起秦时。”这是对的。张守节就曾指出：“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说文》无诏字，当是后起字。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称：“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历代因之。”吴讷之书尽管博而寡要，而这段话是对的。《释名·释典艺》：“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汉书·高帝纪》五年诏下颜注：“如淳曰：诏，告也，自秦以下，唯天子独称之。”西汉诏书多由皇帝自己起草（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专论“诏”体，以为始于汉代。《廿二史劄记》卷四“汉帝多自作诏”条也有详尽的考证。）。后来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诏书多由尚书来负责起草。诏书的收集整理最早是秦代中央机关保存。《汉书·杜周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陈梦家《汉简缀述》记载居延地湾出土的甲2551扎，是施行诏书的目录。敦煌HH.1448号诏书，又见于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只不过抄写了半篇多一些，说明当时诏书在不同州郡都存在着有关的档案。到了曹魏，诏书的收集与整理应归于秘书监。
4.戒书
《独断》曰：“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又称戒敕。《文心雕龙·诏策篇》：“戒敕为文，实诏制切者。”可见是对于各地太守的命令。
此外，《独断》还记录了“天子命令之别名”，即命、令、政：“出君下臣名曰命”、“奉而行之名曰令”、“著之竹帛名曰政”。可见当时各种文体的区分十分明晰。
三
蔡邕《独断》卷上记载大臣呈递文书也有四种：“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文心雕龙·章表篇》：“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1.章
《独断》曰：“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当是谢恩时作也。《文心雕龙·章表篇》称：“章者，明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其特点是“对扬王庭，昭明心曲”。任昉《文章缘起》认为上章始于“后汉孔融《上章谢太中大夫》”。其实蔡邕有《戍边上章》就是这种“昭明心曲”之作。这篇文章作于光和元年，蔡邕四十六岁。由于犯颜直谏，被流放朔方，故作此文，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这篇文章披肝沥胆，近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2.奏
《独断》曰：“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当是按劾时作也。《论衡·程材篇》：“进退失度，奏记言事。”《后汉书·班固传》注：“奏，进也。记，书。”这种文体，秦时称奏，《文心雕龙·章表篇》：“秦初定制，改书曰奏。”奏以按劾。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奏事二十篇，原注：“奏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同时，或曰奏记，或曰上书，或曰奏札，或曰奏状。如汉代董仲舒有诣公孙弘奏记，任昉《文章缘起》以为奏书之始。此文仍存于《古文苑》卷十，题《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后汉书·百官志》：“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汉官仪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
3.表
《独断》曰：“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口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当是陈请时作也。《释名·释书契》：“下言于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任昉《文章缘起》以为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表》为这种文体的最早创作。让表，始见于汉东平王刘苍《上表让骠骑将军》。表的核心还是表明心迹，故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称：“表者，标也。”用“表以陈请”最为明晰。多数奏表是以公开形式上呈的，或陈请，或让封，或推荐。如张溥编《蔡邕集》中《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表》、《尚书诘状自陈表》、《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等就是陈请表；《荐皇甫规表》、《荐太尉董卓表》等就是推荐表；《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再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让尚书乞在闲冗表》等就是让封表；《巴郡太守谢表》、《辞金龟紫绂表》（阙）等就是谢恩表，等等。大臣奏表还有一种更加公开的上书方式，就是露布。《三国志·王肃传》注引《世说》：马超反，劫贾洪作露布，钟繇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文章缘起》引此以为露布之始。其实，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而是一种公开上书的激烈方式。《汉书》记载，何武为刺史，劾奏属吏，必先露章。《后汉书·礼仪志》：大丧则“诸侯王遣大夫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又汉桓帝时地震，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露布又谓之露版。《文心雕龙·檄移篇》曰：“露布者，盖露版不封，播诸视听也。”（注：有关露布的研究，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一“露布”条。）还有秘密上奏的形式。《后汉书·蔡邕传》：“又特诏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郡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史载：“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就是说，“其言密事得皂囊盛”者，近臣也不得而闻。但是曹节却偷看了蔡邕的奏章，结果，蔡邕以此获罪。在《尚书诘状自陈表》中，蔡邕抱怨说：“臣实愚赣，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公孙瓒初平二年上书讨伐袁绍文中有“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之句，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表启的特点诚如《文心雕龙·奏启篇》所言：“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其文体除开头结尾有所要求外，行文用散体，唐宋以后多四六体。
4.驳议
《独断》曰：“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赣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当是执议时作也。《文心雕龙·议对篇》：“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这种文体是否始于汉代，尚可讨论。《韩非子·存韩篇》在韩非上书秦王后，“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李斯作《上秦王驳议韩非书》。题目虽然是后人所拟，但是，其内容正符合驳议的要求。《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设五不可反对出兵征讨，用来反驳夏育的《上言讨鲜卑》表。《宗庙迭毁议》等均属于驳议一类。此外，蔡邕的《历数议》、《答斋议》、《和熹邓后议》、《朱公叔谥议》等可谓事切情举，文洁理辨，符合《文心雕龙·议对篇》“动先拟议，明用稽疑”的要求。
除上述四种文体外，还有所谓的笺、启、封事等。据《宋本东观余论·跋钟繇贺捷表后》考证，“古人笺启多不用年，至表奏则与笺启异，其称年无疑”。《东观汉记》卷一：“（建武）七年正月，诏群臣奏事无得言‘圣人’。又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里封事，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诣北军待报，前后相尘，连岁月乃决。上躬亲万机，急于下情，乃令上书启封则用，不得刮玺书，取具文字而已。奏诣阙，平旦上，其有当见及冤结者，常以日出时，驹骑驰出召入，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既罢去，所见如神，远近不偏，幽隐上达，民莫敢不用情。”王益之《西汉年纪》卷十九：“又故事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章怀太子注：“宣帝始令群臣奏封事宜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后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拥蔽。”其形式大同小异。大臣往下发布的文字有教、令、文等。《文选》卷三十六引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文心雕龙·诏策篇》：“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珊瑚钩诗话》：“出于上者谓之教，行于下者谓之令。”《后汉书·荀韩钟陈传》：“时中常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陈）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李贤注：“檄，板书。谓以高伦之教，书之于檄而怀之者，惧泄事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通鉴》胡注曰：“郡守所出命曰教。”
这类章奏等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格式要求。《隶释》卷一著录《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即《乙瑛碑》）后考证云：“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见汉代文书之式者，又《史晨祠孔庙碑》、《樊毅复华租碑》、《太常耽无极山碑》，与此为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高文《汉碑集释》称：“奏牍文移，每言一事，再三繁复，钞录原文，汉时已然，可与《史记·三王世家》参看。”《敦煌汉简释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收录奏书103枚，大约就是这些奏书的副本。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综论》有“居延简所见汉代典章及公牍中习俗语”，对于敢言之、敢告卒人、粪土臣、唯官移、状辞、劾状、上言变事等常用台头作了较详尽的考释，此不赘述。
大臣奏书不一定都要自己写作，捉刀代笔在两汉并非稀罕。因此，两汉就出现了一些以写奏书出名的文人。《东观汉记》卷十九：“蒋迭字伯重，为太仆，久在台阁，文雅通达，明故事，在九卿位，数言便宜，奏议可观。”《后汉书·文苑·葛龚传》：“葛龚字符甫，梁国宁陵人也。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著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注：“龚善为文奏，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不过，这终究不是办法。阳嘉元年左雄上书就要求“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说明对于文吏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能笺奏”。
四
《后汉书·蔡邕传》称其“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虽然成于刘宋时代，其中所涉及的文体观念，难免有后人附加的成分。但是，《蔡邕传》中所谓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等文体在秦汉时期确实已经为当时士人所熟知，所掌握，可以说是当时的主要文体。
诗赋同源而异流（注：《释名·释典艺》：“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兴物而作，谓之兴。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相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均源于先秦。《文章缘起》说四言诗始于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诗当然是不妥的，因为四言诗体早就见于先秦，这是文学史的常识，不必赘议。同时，任昉又说：五言诗始于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六言诗始于汉大司农谷永，七言诗始于汉武帝柏梁殿联句。这三种诗体具体始于何时，目前还有较多异议，但是其盛行于两汉，则是毫无疑问的。五言诗起源于两汉，材料斑斑，不胜枚举。孔融《六言诗》共有三首。七言诗即使不是始于汉武帝柏梁殿联句，也不会晚于张衡的《四愁诗》（注：参见拙文《七言诗渊源辑考》，见《玉台新咏研究》上篇，中华书局2000年版。）。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专论上述诸体诗的缘起，认为多兴于两汉，此说是可以成立的。《蔡邕集》中有四言诗（如《对答元式诗》）、五言诗（如《翠鸟诗》）、六言诗（《初平诗》）的创作，一般的文学史多有论列。其它文体，就蔡邕的创作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等。
古代帝王祭天时刻石纪功，碑文或始于此。作为纪事之碑似乎始于秦汉。李斯刻石曰碑。汉惠帝有四皓碑。见任昉《文章缘起》。与此相关的有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墓志铭等，大多始于秦汉，《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庐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赵翼《陔余丛考》“碑表”条认为始于秦汉。汉代碑碣，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发端起例，辑录考释，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踵武前贤，集其大成。近世发现的碑碣文献，又有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高文《汉碑集释》等，将汉碑文献网罗殆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读过之后，我们发现汉碑大多有这样几个相近的特点：第一，叙事简略；第二，文字古朴；第三，格式定型。这也难怪，倘若碑板文字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势必给镌刻者带来难度。故文字尚简，是其基本要求。然而，时易世移，蔡邕生活的时代毕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浮华相尚，雕丽为文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蔡邕的碑板文字也不免染上浓重的时代色彩。譬如在行文中注重隶事用典，遣文造句追求工丽华美。诚如《文心雕龙·诔碑篇》所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根据张溥编《蔡邕集》，今存蔡邕碑文凡三十六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勰提到的《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等，将其视为蔡邕碑文写作的代表。对此，笔者另有《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专门论述。
诔，作为一文体，早在先秦即已出现。《周礼·大祝》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茕茕予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汉代之诔，任昉《文章缘起》认为始见于汉武帝《公孙弘诔》。此篇已经失传。《东观汉记》卷七：“平原王葬，邓太后悲伤，命史官述其行迹，为作传诔，藏于王府。”无论谥与诔，均由朝廷出面，故《白虎通·谥》曰：“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会其葬而谥之何？幼不诔长，贱不诔贵，诸侯相诔，非礼也。臣当受谥于君也。”《汉书·景帝纪》载，中元二年（前148）“癸巳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应劭注：“皇帝延诸侯王宾王诸侯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迹赐与谥及哀策诔文也。”颜师古注：“诔者，述累德行之文。”本来是帝王重臣所作，后来则下移。这些都是有制度保证的。但是到了东汉后期，私谥之风盛行。如蔡邕等人为朱穆议谥就是典型一例。
铭的本意名，即将祖先功德警语等刻于器物上，用以借鉴。故《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释名·释典艺》也说：“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汉书·艺文志》有《皇帝铭》六篇。《孔丛子·巡守》：“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泰山而观，见古天子巡守之铭焉。陈子曰：我生独不及帝王封禅之世。”任昉《文章缘起》认为铭文始见于秦始皇登会稽刻石铭。《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志铭”认为始于汉代。在汉代，铭文最多的是李尤、班固、崔瑗等。而最有名望的是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蔡邕集》中有十篇：《黄钺铭》、《东鼎铭》、《中鼎铭》、《西鼎铭》、《朱公叔鼎铭》、《胡太傅祠前铭》、《京兆尹樊德云铭》、《樽铭》、《警枕铭》、《盘铭》等，其中《朱公叔鼎铭》“全成碑文，溺所长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说的蔡邕的碑、铭、赞等文，实际上文体大体一致，于此可以得到印证。蔡邕另有《铭论》专论铭文的特点。后来陆机《文赋》更明确概括为“铭博约而温润”，李善注：“博约谓事博文约也。”即纪事简约，文辞温润。
赞，《释名·释典艺》：“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文心雕龙·颂赞篇》：“赞者，明也，助也。……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文章缘起》也以为司马相如《荆轲赞》为赞体最早创作。《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荆轲传》五篇，班固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惜此文已经失传。此外，刘歆还作《列女传赞》。赞的特点是四字韵文，“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蔡邕集》有《焦君赞》、《太尉陈公赞》、《琴赞》等三篇。
连珠，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历历如贯珠，故谓连珠。傅玄《叙连珠》称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文心雕龙·杂文篇》谓“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此后，这种文体在东汉章帝之世盛行一时。班固、贾逵、傅毅三人受诏而作，而蔡邕《广连珠》又踵事增华。班固喻美辞壮，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蔡邕言质辞碎。在文学史上，连珠体创作最有名的莫过于陆机《演连珠》五十首，见《文选》收录。此后，谢灵运《连珠集》五卷，刘祥《连珠》十五首，陈证《连珠》十五卷，黄芳《连珠》一卷，梁武帝《连珠》一卷，和者数十人。台湾学者廖蔚卿在《论连珠体的形成》、《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艺术及其影响》（注：廖蔚卿的系列论文见所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大安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对这种文体的缘起、特点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等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很值得参看。
箴，《文章缘起》谓这种文体始见于扬雄《九州五官箴》。《文心雕龙·铭箴篇》称：“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蔡邕有《衣箴》、《女箴》。此外，还有《女训》、《女诫》也是这类作品。
吊，也始于汉代。《文心雕龙·哀吊篇》：“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可见，吊体，均本于贾谊之《吊屈原赋》，皆有感而发。蔡邕有《吊屈原文》，也是这样一篇作品，称得上“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
论，《释名·释典艺》：“论，伦也，有伦理也。”这种文体虽然始于先秦，而且《文心雕龙·论说篇》也认为先秦文字优于两汉，但是蔡邕的《正交论》、《桓彬论》、《明堂月令论》等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朱穆著有《崇厚论》，以老庄为核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与此相似的还有《后汉书·朱乐何传》李贤注所载之《绝交论》，亦矫时之作。“蔡邕以为（朱）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李贤注详引蔡邕《正交论》。梁冀当权时，延笃也作有《仁孝论》。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这些作品，风清骨峻，堪称一代名文。
五
根据张溥编《蔡邕集》，除前面论列的文体之外，还有书、颂、记、祝、诰、对问、设论、章句等文体也应提出来加以讨论。这些文章的命名虽出于后人之手，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相关资料足以证明这些文体也多盛行于秦汉。
书札是一种古老的文体。《释名·释书契》：“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西侧睡虎地发现古代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秦代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另残片八十余片），内容大部分是秦的法律条文和公文程序。墓主据推测是一个叫“喜”的男子，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并曾治狱于鄢，是秦的地方官吏，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注：详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经过整理编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四号墓出土了木牍两件，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其中一件保存较好，另一件下半残缺。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字考释以及法律文书方面，这的确是全新的内容。周凤五《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着重分析了四号墓中《黑夫尺牍》和《惊尺牍》内容及形式上的特点，具体而微（注：详见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居延汉简中很多书信，表现了戍守西北边地士卒的心声。如《居延汉简合校》10.15：“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甚苦。塞上署时，愿幼孙少妇足衣强（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综论》作“弥”）食，慎塞上，宣幸（陈直作“毕”）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幼孙（陈直作“都”）以润月七（陈直作“十”）日，与长史君俱之居延，（陈直有“言”字）丈人毋它急，发卒不审（陈直作“得”）得见幼孙不（陈直有“也”）。它（陈直无此字）不足数来／记，宣以十一日对候官未决，谨因使奉书，伏地再拜，幼孙少妇足下。朱幼季书，愿高（陈直作“颜亭”）掾幸为到临渠燧长，对幼孙治所□书，即目起，候官行兵（陈直作“矣”），使者幸未到，愿豫自辩（陈直作“辨”），毋为诸部殿……”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综论》“西汉书札的形式”云：“两汉人的书牍，现两《汉书》各列传所载主要在保留文章，对于书牍上下款式，皆被删除。只有《文选》，尚保存一部分原形，例如《太史公报任安书》，首云：‘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末云：‘谨再拜。’至曹魏时，笺启用于长吏，笺皆称某死罪死罪，启皆称某某启。《文心雕龙·奏启篇》云：‘启者闻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奏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云云。《流沙坠简考释》释二、杂事类八十七有‘时尽有入出复白谨启’残简。《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54页第二十有‘掾杨善谨启’残简，皆属吏用于长官者，包含有章表性质，与私人往来书牍，尚不相同。友朋通讯，则改称某白。”而且汉人比较重视书写较好的书信。《汉书·游侠列传》：“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至于居延简书牍上下款形式，与古籍所载不同之点，亦分别如次：一伏地再拜，二称白，三称叩头，四称坐前及叩安。“从上列四种形式分析，以某伏地再拜，或某伏地再拜请一种最为普遍，敦煌简亦然，知为西汉中晚期书牍之通例，为汉代古籍所未详。坐前及上叩大安，已与后代之称阁下及书尾问安之习惯相似。”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一云：“古人往来书疏，例皆就题其末以答，唯遇佳书心所爱玩，乃特藏之，别作柬以为报。晋谢安轻献之书，献之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汉人藏遵尺牍，亦爱其笔画也。”
颂，渊源于《诗经》颂体。诚如《诗序》所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屈原有《橘颂》。《论衡·须颂篇》：“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邪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汉代颂体始见于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已经录入《文选》。蔡邕的颂体创作《京兆樊惠渠颂》最有名，特别是序，比正文长两倍，论述农田水利的重要性，歌颂了京兆尹樊陵命伍琼开掘樊惠渠、使卤地化为良田的事迹。所以《文心雕龙·颂赞篇》称：“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此外，《东巡颂》、《南巡颂》、《陈留太守行小黄县颂》、《颍川太守王立义葬流民颂》、《胡广黄琼颂》、《祖德颂》、《五灵颂》、《麟颂》等九篇也多文辞清烁，敷写似赋。
记，是先秦史学的著述形式。《释名·释典艺》：“记，纪也，纪识之也。”这种文体，记载各国大事，以祭祀和故事为主。关于战事以及政事的记录，便是“史”；关于祭祀仪式程序的记录，积累起来，形成通例，便是“礼”。《礼经》原有“记”的性质，因而战国秦汉的学者解释《礼经》的书籍通称为《礼记》。礼乐密切相关，记录典礼仪式必涉及乐歌，因而又产生了《乐记》（注：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记，通常有两种格式，一种前书月、日，不录发文官府的全称和首长人名。另一种前书月、日、官职、人名等（注：《敦煌汉简释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辑录记体凡96枚，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蔡邕有《车驾上原陵记》属于祭祀仪式程序的记录。
祝，祭词。《说文》：“祝，祭主赞词者。”《玉篇》：“祝，祭词也。”也认为是祭祀之文。《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孔颖达疏：“王命有司作策书，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读此策，唯告文武之神。”《周礼·春官》：“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卢：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这种文体的特点，刘勰概括为：“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蔡邕集》收录的《宗庙祝嘏辞》、《九祝文》、《祝社文》、《祖饯文》、《禊文》等六篇多作于迁都长安之后，乃奉董卓之命而作。按照《文心雕龙·祝盟篇》的要求，颇有距离，难怪要为后人诟病。
诰，任昉《文章缘起》云：诰，汉司隶从事冯衍作。按《后汉书·冯衍传》：“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禄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李贤注：“衍集有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李贤又云：“衍集有《问交》一篇、《慎情》一篇。”蔡邕《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也是这类作品。
对问，这种文体始于宋玉《对楚王问》（注：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有《策问与对策》一文，对此论之甚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蔡邕集》有《答诏问灾异八事》、《对事》等。《文心雕龙·杂文篇》论三种文体，其一即对问，其二为七体，其三为连珠。在对问下，所列举的是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达旨》、张衡的《应闲》、崔寔的《答讥》、蔡邕的《释诲》、郭璞的《客傲》等。而刘勰所论的前三篇，又都收入《文选》，归入“设论”体，紧接在“对问”之后。可见，《文选》与《文心雕龙》对于这两种文体的认识是有区别的。所谓设论，也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就形式而言，对问与设论没有多少区别。蔡邕的《释诲》，“体奥而文炳”。即文思深刻，文采粲然。其实刘勰所列举的这些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的情绪。蔡邕二十七岁被迫应征到京城为新贵鼓琴，霖雨泥泞，心绪黯然。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述行赋》，称病而归，继作《释诲》来用老庄思想自慰。
此外，汉代为儒家经典作注疏的新文体，即注疏体，主要有故、传、说、记、章句、笺等，而蔡邕只有《月令章句》一种。《说文》：“章，歌所止曰章。”“句，曲也。”钱穆谓家法即章句，是汉宣帝时兴起的一种著作形式。徐防作《五经宜为章句疏》，见《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永元十年，迁少府、大司农。防勤晓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诏书下公卿。”而汉人最为重视的故、传、说、笺等，蔡邕反而没有著作。从文体的写作可以推断蔡邕是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并不是一个恪守传统矩矱的经学家。诚如洪业《礼记引得序》所称：“蔡邕长于文史，不以经学名家。至其所为《明堂论》，征引及《周官》及《礼记》古大明堂之礼，则非笃守《今礼》者也。夫校订官立《今礼》而委之好习古学之人，则笃守二戴之经者时无闻人，而贯通今古之学已成风气欤？”
从秦汉文体学，甚至还可以扩大一点说，从先唐文体学的发展来看，至少可以注意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古代文体在秦汉时代已经初具规模。《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文体多达五十余种，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将各种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注：二十一篇中，《杂文》中细分“对问”、“七发”、“连珠”；《诏策》中细分“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教”；《书记》中细分“谱”、“籍”等二十四种。）。这种观念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看法。甚至像《文章缘起》论列八十五体，就明确标明始于秦汉者六十七体（注：除前面已经论列之外，尚有玺文、反骚、白事、移书、序、志录、誓、明文、解嘲、训、辞、旨、喻难、谒文、悲文、祭文、哀词、离合诗、图、势、约。）。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文体的分类不尽合理，譬如将扬雄《解嘲》与崔骃《达旨》分列两种文体，似乎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是他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秦汉以后，文体观念日益明确。第二，在唐前士人心目中，实用性文体与抒情性文体并没有明显的泾渭之分，都为他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应用性文体更能得到时人的重视。第三，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尽管其形式多有变化，但是对于文采的要求始终是一贯的。如前所述，就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文体也多讲求文采。
综上所述，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代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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