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再现——詹姆逊对《资本论》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2；B71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4)07-0018-07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于这种双重身份，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往往感到这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结合，是缺乏稳固基础的，以致有些人认为，当我现在‘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时，必须不再做任何含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了。”[1]202在现代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已被理解为列宁和苏维埃革命时期泛黄的老照片，而“后现代主义”则产生的是最豪华的大酒店的想象。正是在这两种看似格格不入的思潮中，詹姆逊却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称为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是继古典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整合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框架当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来分析并批判当代的文化和理论。因此，“詹姆逊看起来展现了两个领域的最佳情形：他一方面是坚持历史确定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敏感于正统批判的激进的当代理论家。”[2] 正是詹姆逊的这种双重身份，客观上使得他能够致力于让马克思的思想获得一种现当代的意义。基于这种研究策略，詹姆逊对《资本论》的解读并不仅仅是把《资本论》当作研究对象，而是试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再现或者说复活《资本论》。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如资本本身一样，总是说不完的，对于资本的每一次调整或变化，他的文本和思想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重点予以回应——用法语说，就是inèdits——富含新的意义。”[3]1实际上，《资本论》的伟大就在于此。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著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的“伟大的创作”。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依然生活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征的时代延长线上，《资本论》仍然是洞穿现代社会最深刻的著作。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化时期，形成了全球性构架。詹姆逊的著作《再现〈资本论〉》①就是试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激发《资本论》的生命力。因此，詹姆逊指出，“今天对《资本论》的任何创造性解读都是一个翻译过程。这个过程把为维多利亚社会第一个工业时代创造的语言和概念在忠实于原初构建的状况下转换成了另一种代码，还通过对初次再现的抱负维度和精巧结构的坚持，保证了它在当代的可再现性。”[3]7“再现”成为了詹姆逊解读《资本论》的独特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詹姆逊实现了《资本论》的当代阐释和符码转换。需要注意的是詹姆逊对《资本论》的解读立足于第一卷，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并且能够代表《资本论》的全部思想。 一、《资本论》的方法论 雷蒙·阿隆曾经批评马克思的《资本论》“含混不清”。他认为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的角度都可以把资本主义说清楚，而马克思的《资本论》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只能陷入“模棱两可”当中。经济学家们试图为通货膨胀和滞胀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提供实际解决方案，政治学家们通过重新确立“正义”原则试图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而社会学家们则试图通过“高福利国家”的构想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等等。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学者们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矫正资本主义系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进行思考，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抱负。也就是说，在雷蒙·阿隆批判马克思含混不清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真正的历史科学”开始的地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关于“总体性辩证法”的论述，表明他已经把握到了马克思这一研究方式的致思取向。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问题，只有哲学的辩证法才能把握到。詹姆逊指出，谁都不曾见过那个总体，资本主义也不曾以这种面目示人，而只表现为“症候”。“因为资本主义不可再现，所以是不可言说的，是语言和思维之外的一种神秘现象。相反，人们必须加倍努力，从这个角度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马克思的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辩证地完成这项事业的绝佳榜样。也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赖以取得成功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来说既重要又迫切。”[3]5-6 《资本论》如何言说这一不可言说之物？无论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还是通过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方法是辩证法，这是确切无疑的。詹姆逊指出，“事实上《资本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个巨大的二重性或二元对立——全书根本的或绝对的起点，总有许多人斥之为形而上学预设——那就是性质和数量之间的鲜明对立，偶尔我们会发现其变成甚至更可疑的身体与精神或灵魂的对立。”[3]13-14虽然后世学者对这种二元对立或二重性褒贬不一，但是二重性的确构成了《资本论》的根本的或绝对的起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7从商品开始就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开始。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个依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物的有用性构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交换价值则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同《资本论》的一般研究者不同，在詹姆逊看来，这种二元对立不仅仅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并且贯穿于全书始终。 表面上看来，这种辩证法的二元对立与黑格尔辩证法并无不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如何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似性掩盖下的本质性区别揭示出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只有站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所达到的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也才能将马克思和黑格尔真正区别开来。詹姆逊对《资本论》辩证方法研究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做到了这一点。詹姆逊指出，“数量和性质的绝对对立，即他的《资本论》思想的基础，也不是作为简单的二元论发挥作用的，相反，它会产生某种奇怪地超越了身体和灵魂的相互转换的东西，那是一个迥异于人们通常预料的庸俗黑格尔主义第三术语或‘合题’的维度。”[3]14这一维度是一个关键的维度或者说是一个关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辩证逻辑与马克思理论构建计划的结构性难题相交的关键点；在这个点上，我们无可避免地需要援引黑格尔。”[3]18当列宁做出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懂得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断时，绝对是一语中的的真知灼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二重性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使用价值悬置起来，声称他对资本的分析不会再涉及这个方面。于是，“交换价值”的问题就成了关注的中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举出了“上衣和麻布”的例子。如果不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仅仅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出发永远无法揭示出马克思这个例子的真实意义。詹姆逊指出，“黑格尔著作中同样原始的神话一跃而出，让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最惊人的比喻性推演成为可能：宏大的承认场景，不是未来的主人和奴隶为承认而斗争的黑格尔版本的场景，而是如同魔术玩具商店的场景。”[3]23在詹姆逊看来，《资本论》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实际上就是把黑格尔版本的主人和奴隶的承认场景转换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场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拥有了人格关系的所有权。上衣和麻布之间一次真正喜剧性的发现，只不过是“一次恶意而滑稽的对黑格尔的主人和奴隶为承认而进行的悲剧斗争的重演”。[3]23 “上衣和麻布”的关系进一步被马克思规定为“等价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4]80-81这样，麻布就具有了一般等价形式，或者说就成了一般等价物。而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实际上，“上衣和麻布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优先性；这里被戏剧化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到我们最后触及货币形式，触及这个一般等价物中的那些多变而看似无止境的对立的更明确的物化的时候，这一关系才会被还原、被送回到单个物品的状况。”[3]26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从商品到价值形式的分析称为第一步的话，那么从交换价值到货币便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的第二步。詹姆逊把马克思的这些分析称为“一”与“多”之间的范畴游戏，并且指出只有引入“货币”，“一”与“多”之间的范畴游戏才能得到控制，或者说更加明确起来。这是因为作为“一”的货币和作为“多”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真正形成。“在这里，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个别商品的‘多’，畏惧而景仰地张着嘴，围绕在等价的‘一’的四周。等价物便真正成为‘价值体’，其偶然特征随每个生气勃勃的接续者而变化，但它在等式中的位置确认了它的神秘性和符号力量。”[3]27 “货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马克思和其他乌托邦式的思想家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看来，货币是解决资本主义困境的乌托邦路径的根源。从莫尔到蒲鲁东概莫能外，莫尔主张完全取消货币，蒲鲁东主张用劳工证作为劳动时间的公平价格来控制货币和净化货币，以期达到消除剥削的目的。马克思在《大纲》中激烈地批评了这一做法。纠缠货币问题，将其作为原因或症状，都将导致我们停留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即流通领域内，让我们的知识、科学问题和对问题的解答遭到无法突破的禁锢，即我们无法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货币上，而是迈出了从货币到资本的第三步。马克思区分了货币的三种规定：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和雇佣劳动。“因为用货币同样可以交换和购买劳动，也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潜在的财富。”[5]这就是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作为生产因素的规定可以购买劳动力。马克思指出，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以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并且是它们的统一。正是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才会指出，“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货币被否定了。”[5]就此而言，货币只是“第三种东西”或者说“第三个维度”的起点。从货币到资本，一直到拜物教构成了第三个维度的具体内容。 可见，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的第三个维度已经迥异于黑格尔辩证法正一反一合中“合题”的维度。詹姆逊指出，“在这种二重性中，还有一个‘第三种东西’。这个‘第三种东西’与另外两个维度不一样：另外两个维度(身体、个人意识)必然是个人的，它却不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社会的。第三种东西也可称作客体性，它与纯粹物质的东西不是一回事：的确，客体性是一种独立的清楚可辨的形式或范畴。”[3]18-19马克思的第三种东西——交换价值的客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推论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把“交换价值的客体”称为一种“幽灵般的客体性”，它绝不是什么纯粹主观的错觉或个人的胡想乱想，而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我们危险地忽略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正是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真正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黑格尔客观表现领域，或马克思所说的Erscheinungs form，即‘外在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现实不真也不假。”[3]19 《资本论》之所以具有“神奇的洞察力”，根源就在于这种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站在詹姆逊的立场上来看，马克思如果没有运用辩证法，没有对辩证法“第三种东西”的分析，是无法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无法表征资本主义总体的。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就此曾经高度赞扬马克思。他指出，“马克思的重要性正是源于这样的成就。他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堪与柏拉图和弗洛伊德的贡献相媲美。这一贡献就是，他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发现的深层次现实，首要的是，他发现了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阶段背后的现实。”[6]2 二、《资本论》再现的核心 《资本论》的再现，就是马克思所把握到的“幽灵般的客体性”——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在当代社会中的再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詹姆逊的立场来看，马克思通过对辩证法第三项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背后的社会现实。这个第三项是真正的社会现实，绝非身体与灵魂、物质与心灵等等过去因素的任何类型。它把商品拜物教现实标为集体的、历史的或者说标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在此意义上，詹姆逊明确了《资本论》的价值所在，明确了《资本论》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高明之处。正如海尔布隆纳所指出的，“我们阅读《资本论》，不只要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运行，而且要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没有人提出，而马克思以深刻、令人难忘的方式回答了的问题”。[6]3-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洞察，也就是詹姆逊所揭示的马克思对辩证法“第三项”的分析，使《资本论》的再现或复活成为可能。 詹姆逊通过“再现”的方法将《资本论》解读成了一部关于“失业”的书。他指出，“我将说明，《资本论》——从现在开始，我省略‘第一卷’——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它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这是一个诽谤性的观点，我准备通过细致分析全书的观点和失业的阶段及逐步发展来证明。”[3]2詹姆逊对《资本论》解读正是围绕这一核心观点展开分析的。 詹姆逊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找到了“规律”这一概念，并以此为突破口开始了自己的逻辑论证。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很不愿意使用“规律”一词。但是却在《资本论》达到高潮的一章中在非常肯定地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语。“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他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下述这段话作为其立论的根据。“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4]742 詹姆逊认为，这段话就是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的、规律性洞察的核心内容。“在我们的解读中，‘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被看成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系统的表征的核心，或更准确地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系统的构建的核心。”[3]102詹姆逊对《资本论》的解读正是围绕着“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展开。他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他从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正是这个“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换言之，詹姆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并不感兴趣，甚至在他的整个解读中都没有怎么提起。詹姆逊明确指出，“我已经勾勒出来的对《资本论》的解读的确是围绕马克思所说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失业相统一——组织起来的。”[3]118 这是关于贫困化的著名观点。贫困化的明显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比例越来越小的非常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比例越来越大的收入逼近官方贫困线的人口。实际上，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到财产或资本集中的时候就已经指明了这一规律。恩格斯指出，“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果必定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7]詹姆逊放弃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核心思想——剩余价值规律，转而对这个“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大加赞扬。詹姆逊指出：“这条特殊的马克思‘规律’——‘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在战后富裕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是大肆嘲笑的对象。今天的人们不再嘲笑它了。现在这些分析与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宣告一道，似乎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肯定了《资本论》的正确性。”[3]57 大量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得资本家与工人雇佣劳动关系更加牢不可破，并且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最大程度的恶化。詹姆逊指出，“带着这种辩证法的最新形式——对工业生产会同时导致超负荷工作和失业的‘一般规律’的揭示——我们最后一次巡览了这些资本主义终极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赤裸的生活’，这生活比阿甘本的集中营中绝望的居民所面对的还要更深地植根于经济系统。”[3]100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这一概念所昭示的不仅仅是工人恶劣的生活状况。马克思在“工作日”和“机器大生产”章节中关于工人劳动状况的描写，表面上看起来是讨论劳动，是对工人生存境遇的一种控诉，但其最真实的目的是对所谓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因为，马克思并不是狄更斯式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詹姆逊指出：“当我们记起这一正式的响亮的表达——‘产业后备军’——仅仅指失业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更具戏剧意味、更容易获得的辩证悖论。它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是：增加财富和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8] 产业后备军于是成为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概念。在资本主义阶段，失业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无关紧要的表象问题，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而与生俱来的本质性事实。资本主义“不再把失业或缺乏经济能力从资本中排除出去，而是将其留在里面。当一切都被包含在资本主义之中，资本主义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失业者——或这里的穷人，贫民——可以说是被资本雇来失业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无为完成了一项经济功能(即使没人为此付给他们报酬)”。[3]57“被资本雇来失业”，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失业者通过自己的“失业”完成了一项经济功能：他使得雇用工人要么接受自己的微薄的工资，要么失业，从而在与资本家的对峙中，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产业后备军能够随时递补上去，使原有的工人失业。通过对“产业后备军”的分析。詹姆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整部《资本论》的意义了。这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抵达《资本论》概念顶端的是以下命题，即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资本——这种资本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无法投资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数不断上升的失业人群：当前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的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情况。”[8] 三、《资本论》的政治后果 马克思从来都不想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学说也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革命理论。因此，《资本论》从形式上看来是一部经济科学著作，就成了一件值得认真思考的事情。 詹姆逊抓住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资本论》并不是一本政治著作，除了建议工人组织起来之外，他关于资本的说明并没有任何政治后果。除了在第一部分举了一个假想的例子——联合起来的工人社会——之外，它并没有描绘社会主义的样子。然而，还是让我在这儿更为充分地来解释一下：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大概除了列宁之外，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与政治思考无人能及。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主义者，这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良好的机会主义。为了改变和废除资本主义，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开放：联合、暴动、议会选举中获胜、回到农村公社，甚至是资本在危机中自我毁灭等等。如今每一种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社会民主派到列宁主义、毛泽东和无政府主义——都是马克思整个方案的可行的候选者，而他的议程则是随历史情境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改变的。然而，在《资本论》里，却没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资本论》依然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科学而非意识形态。”[8]正是基于上述理由，詹姆逊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3]111 其实，认真想一下《资本论》中没有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并不奇怪。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公开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9]66在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文章。在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1848年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完全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马克思的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马克思之所以撰写《资本论》，其目的并不在于探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策略，而只是想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为其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坚实的实证科学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释了这一写作动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591因此，《资本论》中没有明确关于政治方案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在《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已经亮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而《资本论》的使命就是为其政治立场提供坚实的科学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政治立场，在其所有著作中都一以贯之。毋庸置疑，虽然《资本论》没有明确地关于政治方案的讨论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没有政治立场。和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保持着一致，《资本论》的政治立场鲜明而坚定：否定和推翻资本主义。那么，詹姆逊为什么要把《资本论》没有政治后果看成是一个悖论，并且坚持去追问这一问题？实际上，当詹姆逊认为《资本论》没有政治后果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放弃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案，詹姆逊在解读《资本论》时，对剩余价值理论避而不谈，却大谈特谈导致两级分化的“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就已经预示了詹姆逊对马克思暴力革命立场的放弃。放弃了“剩余价值理论”，就等于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基础。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格格不入。詹姆逊放弃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其实是想寻找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其他制度可供选择，甚至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家对它的危机和不公正的反应都仅仅是修改它，由此希望改良它。”[3]117“历史终结论”的思潮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因而只能让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不平等逐步减少。“但《资本论》的力量和架构成就无疑说明，这种‘不正义、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总体系统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并且永远不能被改良。”[3]118根据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不正义是与生俱来的，是植根于其生产关系本身的。 如何找回失去的革命，确实是摆在当代西方左派面前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只能放弃左派立场，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詹姆逊如果不想放弃自己的左派立场，就必须转化包括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标志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策略。如果说马克思的思考视域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场景，詹姆逊则将其转化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场景。他认为，文化领域的真实功能，在于把具体世界里的诸般现象以镜映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为此，詹姆逊提出了“认知绘图”的概念。詹姆逊的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凯文·林奇的“都市形象”理论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不少意义重大的巧合之处”。“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重新界定为一种再现，它表达了‘主体及其真实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关系’。无可讳言，这也正是认知绘图功用之所在。”[10]510可见，“认知绘图”所执行的依然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功能。詹姆逊指出，“认知绘图”作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标志，“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像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1]217詹姆逊寄予“认知绘图”以非常高的理论期望。他认为一旦我们在美学和理论上完成对世界的测绘，我们就能发明出新的政治方案和政治策略。就其本性来讲，“认知绘图”只不过是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空间应用和美学想象。詹姆逊也承认：“我们在绘图法上大做文章，最后发现了一种辩证关系”。“‘认知绘图’的美学，必须正视此一巨大难题，掌握极其繁复的再现辩证法，创造出全新的形式。”[10]514表征资本主义总体的只能是辩证法，“认知绘图”是一种后现代版本的辩证方法。 詹姆逊虽然提出要通过“认知绘图”的方法重构“阶级之图”，但是这个任务在他看来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早期的经济形式正处于全球化规模的重建过程中，包括劳动者的原有的形式和它的传统组织机构和观念。一种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我们一时还未能想像出它们的面貌)将在这种激烈的变化中重新出现而不需要事先预言：然而，我们自己仍处在这一潮流中，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我们将在这里呆多久”。[1]217詹姆逊是否要放弃其左派立场，我们无从判定。但是，他在2012年底关于《资本论》的中国演讲中，却建议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要把精力从政治转移到寻求更好的经济体系上来，因为政治不是任何理论和哲学的事务。詹姆逊指出：“人们常常哀叹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是纯粹的经济理论，没有为合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留出足够的空间。而我却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总是附带性的。政治只应该是永远警惕的机会主义的事务，却不是任何理论或哲学的事务。在我看来，甚至当前以种种方式重新定义大众民主的努力也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与结构这一核心议题。永远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政治解答或政治体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需要把精力放在后一方面。”[8]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詹姆逊解读《资本论》的理论效果——究竟是不是一部关于失业的著作？詹姆逊解读《资本论》的贡献在于他的解读方法。詹姆逊对《资本论》的“再现”解读路径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任何一种解读都不是一种重复或解释，而是一种复活或再现。詹姆逊以一种后现代理论姿态，或者说以一种现代人的身份返回到了马克思的文本当中，激发了马克思在现时代的生命力。“我们不再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10]190-191詹姆逊的这种阅读方式促进了一种开放并且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出现，《资本论》也得以再现人间。 ①詹姆逊的《Representing Capital: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一书中译本翻译为《重读〈资本论〉》，将“Representing”一词翻译为“重读”，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抹煞了詹姆逊解读《资本论》的独特方法“再现”。标签：资本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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