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者论文,左派论文,列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学术界对布列斯特和约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抨击”或“粉碎”上，再加上历史的原因，使得人们对这个派别指责过多，对其性质也认识不清。本文旨在从列宁这个角度来初步探讨有关“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几个问题，着重分析“左派共产主义者”产生原因中列宁方面的因素及列宁对这个派别的批评和评价。
一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产生是由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阶级、思想根源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造成的（注：见拙作：《“左派共产主义者”产生原因探微》，《洛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布哈林等人组织这个派别同列宁相对抗，固然有布哈林主观方面的原因，即其本身的理论缺陷，正如列宁所说：“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6卷第617页。），“他对任何东西都要探究理论根源”（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6卷第28页。），“他们对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的却很少”（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卷第449页。） ，这就是说布哈林等人容易犯教条主义等思维方法上的错误。当我们仔细分析布哈林所探究的理论根源时，就不难发现， 这些“理论根源”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而又有相当一部分更直接源于列宁过去对形势所作的分析及由此得出的结论。
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国际革命”的传统观点占着主导地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获胜（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27卷第305页。），但他又明确指出：一国的革命胜利，也只是一场世界革命的开端。他多次强调，“俄国革命不过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第一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 版）第 21卷第321 页。），他期望着世界革命——“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俄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革命”（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24卷第278页。），“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 27卷第82页。）但是，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指望着不可避免的国际革命，但这却不是说，我们就像傻瓜一样指望革命必然会在一定的短期内发生”，“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或协约来进行的。”（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30卷第148页。）
只要将这一时期布哈林等人在世界革命问题上的言论与列宁的上述有关论述作一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布哈林等人主张革命战争的理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列宁。他们认为，苏俄在当时的任务就是“全力推行我们的发动革命的策略”（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 ），“应当为世界革命而战斗”（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 3辑。），否则，“我们保住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却失掉了国际运动的良机”。布哈林甚至宣称，“我们坚持我们的主张，是以列宁本人阐述过的原则和理由为根据的”（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版。）。“左派共产主义者”也曾经以“我们在党的许多声明中曾公开地答应要进行革命战争”为理由来反对签订和约，认为那样做就是“违背我们的诺言”（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 28卷第56页。）。可见，“左派共产主义者”将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绝对化和教条化了。
当然，我们说“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革命战争的理由来源于列宁，并非要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产生，活动以及他们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只是为了说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某些论点是从列宁那里引伸出来或教条地搬用。
列宁的民主作风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产生的主观环境。对党内存在的意见分歧，列宁历来主张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对党内问题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3卷第533页。），只有通过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才能把问题弄清楚，才能有助于提高全体党员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制定出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所以，列宁历来重视与自己意见相悖的观点，鼓励他们且给他们以充分的机会去宣传自己的见解。
这场争论自始至终，列宁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辩论时，都是从他们所持的错误观点出发去进行批评。列宁还为他们争取了一个个机会让他们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如在1918年2月1日的会议上，“列宁同志提出遵守秩序，好让布哈林对彼得堡委员会的情况作一个实际的说明”（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员会议记录》，1958年莫斯科版，第188页。）；2月3日在召开协商会议前， 列宁还建议把各种意见、观点都在会上提出来，同时每一个持不同观点的派别可以有三个出席（注： 《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10卷第 284页。）；2 月23日的会议上，当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阿·洛莫夫提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不准暗地里或公开鼓励反对签约，列宁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26卷第478页。）。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左派共产主义者”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其中也不乏列宁方面的因素，过去一味强调布哈林等人主观方面的因素，甚至说布哈林的这个派别出于篡夺俄国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目的，是不适宜的，也是与客观情况不符的。
二
列宁从1918年1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始， 就主张立即同德国签约，但遭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为使自己的正确意见为大多数党员群众所接受，列宁就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等反对派进行了公开论战，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对于列宁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问题，过去学术界研究得较多，本文就两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一是列宁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对象问题，二是列宁的批评形式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以笔者的浅陋，认为学术界并没有将它搞清楚。过去的论者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或认为列宁连“左派共产主义者”畅所欲言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容许，对于他们行为本身也给予了批评。我们认为，弄清列宁的批评对象，即究竟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空谈革命的思想作风，还是他们持与列宁意见相左的观点并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去宣传这种观点的行为本身，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的性质和罪责的大小。
我认为，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批评活动主要是针对他们空谈革命、“拿着架子唬人”这种思想作风的，而绝没有对他们提出与自己不同意见这种行为本身提出过任何指责。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列宁的批评活动来看，列宁所写的文章，在会议上的发言等均是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只要浏览一下这一时期列宁的有关言论即可明了；另一方面，从当时俄国党内部的生活准则看，“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派别，虽没得到中央和列宁的明确允许，但也并未因此而受到批评，说得明了些，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默认了此派别的存在。如果说“左派共产主义者”是机会主义派别，那么，列宁岂不成了后台老板？若说列宁连他们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都要干涉、批评，岂不与列宁一贯的民主作风相悖？在当时条件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默许“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派别的存在和活动，是与俄国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主传统有关。派别林立、斗争纷繁是俄国党自成立以来党内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十大”（1921年3月）以前， 俄国党内并没有禁止不同派别和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布哈林等人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违背俄国党的有关决议或文件，列宁自然无须也不能去指责他们组织派别。在这一时期的言论中，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哈林都把派别这个词作为中性词来讲，并不具有像现在所讲的是“分裂”、“机会主义”的代名词这种含义。历史地看待事物，把事物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一马克思主义治史原则在这里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因此，组成派别并且活动绝非布哈林等人的过错，列宁也没有对此进行批评，列宁所批评的仅是他们的“左”倾思想。
关于列宁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过程和斗争内容已有不少论著专门论述过，然而却忽视了研究列宁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形式。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去批评反对派，争取群众，也是列宁同“左派共产主义者”斗争艺术中的重要内容。
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次交锋是1918年1月21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60余人，列宁在会上坚决主张立即与德国签约，与会者围绕列宁的提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分为三派：“左派共产主义者”坚决反对列宁的意见，提议立即中断与德国的会谈，宣布对德战争；托洛茨基则主张“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又不签订和约”；列宁则力主同德签约。会议表决的结果是：拥护战争观点的有32票，拥护不战不和观点的有16票，拥护列宁意见的只有15票。由此可见，在起初，列宁的意见只得到不到四分之一的与会者的拥护。列宁如何力排众议，使大多数人转而支持自己，同意自己的主张，这应该是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以后的1月24日、2月1日、2月3日、2月18日、2月19 日、2月24日会议以及党的“七大”和全俄苏维埃“四大”上， 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都提出了与列宁针锋相对的看法，指责“签订和约就是失掉无产阶级”，“是放弃了我们的路线”（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58年莫斯科版，第 177页。），说列宁“片面地把情况描写成漆黑一团，断言我们不能作战”（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版。），鼓励人们反对列宁。从1月21日到3月党的“七大”和全俄苏维埃“四大”期间，列宁为了争取群众，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具体说来，列宁这一时期的活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会议上利用一切时机努力阐述自己的策略方针，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辩论。列宁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在《列宁全集》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在1918年2月19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长达两小时（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27卷第40— 41页。） ，在党的“七大”上，列宁先后发言达17次之多，这种短兵相接的方式更容易产生效果。
第二，列宁从事了大量的理论工作，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和约，即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3卷（第2版）第350页。）。从2月21日起，列宁接连发表了《论革命空谈》、《论疥疮》、《和平还是战争》、《不幸的和约》、《错在哪里》、《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奇谈与怪论》、《脚踏实地》、《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当时的《真理报》上，影响面很广，对于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争取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列宁还派一些同志到各地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帮助基层的同志转变观点。如莫斯科地区委员会在1918年1月底曾通过决议， 认为“缔结和约的路线是放弃原则立场、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版。）。3 月初，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深入莫斯科的各级组织中去，阐明了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列宁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3月4日夜与5日晨，莫斯科市举行了党员代表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16人，斗争十分尖锐，最后会议以65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支持中央立场的决议，“表示信任中央，委托自己的代表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坚持党的统一”（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2年莫斯科版。）。乌拉尔地区的许多党组织、哈尔科夫市委、顿涅茨区委联席会议原来听了奥辛斯基的宣传，一致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来谢尔盖耶夫到那里做说服工作，他们便转变了立场，支持列宁的主张。
列宁采取多种形式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争取群众，为我们处理党内意见分歧作出了典范。
三
要对一个历史派别进行评价，后人根据当时的客观史实做出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固然必要而且应该，但公正的当事人的有关论述更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在这里谈谈列宁是如何评价“左派共产主义者”的。
综合考察列宁评价“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有关言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客观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3卷（第2版）第378页。），是有罪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
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认识到，要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必须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他坚持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认为“我们不可能得到比布列斯特和约更有利的和约”。由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等人一意孤行，强烈反对签约，使得列宁被迫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他们进行说服和批评，争取群众，并用严酷的战争事实去教育他们，到1918年3月的“七大”上，终于在全党内获胜。可是， 这时德国提出的条件显然比先前苛刻多了，但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又必须去签订这个“不幸的”、“屈辱的”、“最沉痛的和约”（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1卷第127页。）。根据和约，德国占领了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占领了整个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乌克兰变成了德国的附属国，共计约 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要付给德国的6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并且强迫俄国与其签订极不平等的贸易协定（注：参阅《国际条约集》，1961年中文版，第5— 6页。），这些显然要比1918年2月他们所要求的大约1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亿卢布赔款要苛刻得多。
列宁严正地指出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等人的罪责：“给过你们布列斯特条件，而你们却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以至弄成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在这点上应负的罪责是推卸不掉的”（注： 《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4卷第25页。），“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工具”（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27卷第 39页。）。“左派共产主义者”给新生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损失，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困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评价是与史实相符的。
第二，“左派共产主义者”虽然在客观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但这并“不是他所愿意的”，他们“本来向这间房里走，却走进了那间房间里去了”（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27卷第299页。）。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客观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损失，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若据此推断出“左派共产主义者”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妄图借帝国主义战争置苏维埃政府于死地，则显得过于草率，更不能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样力主战争，就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左派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希望进行战争是想通过战争打击德国资产阶级，进而保卫苏维埃政权，推动世界革命。他们认为“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 27卷第68页。）。虽然这样的言辞中充满了冒险主义精神，但可以看出其主观愿望是好的，正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革命者缺乏革命经验”（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0卷第 42页。），“才上了资产阶级的圈套”（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34卷第435页。），干出了亲痛仇快的蠢举。
在这场争论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强烈反对签订和约，要求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表面上看，“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其所持的观点是一样的，但在主观愿望上却大相径庭。列宁敏锐地洞察出说出同一话语、做出同一事情的两个派别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蠢举和“奇谈与怪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却能严格区分敌我，同时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客观后果与主观愿望区分开来，得出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忠诚方面和知识方面远远超过了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27卷第304页。）的结论。
第三，“左派共产主义者”根据自己的思想畅所欲言，甚至形成派别同列宁辩论，这都是“党员极其正当的权利”，但在中央通过决议后拒不执行中央决议而提出辞职，则是“不正派的、非同志式的、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
由于看问题的方法、侧重点和每个人经历方面的差异，党内意见分歧和争论也就成为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一个在坚如磐石的共同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这是在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而不是老年人的衰颓”（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30卷第37页。）。“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其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34卷第316页。）
列宁虽然严厉地指责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行为，但并未把他们推向敌对方面去。就“左派共产主义者”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动机来说，并不像后来有关论著中所述的是妄图瓦解苏维埃政府。他们之所以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为了表明他们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他所不赞同的步骤不承担责任”（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58年莫斯科版。），对此， 列宁曾审慎地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同志们可以为自己的观点申辩……可以申明下面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完全有权作这样的声明，丝毫用不着担心历史会由于乌里茨基和洛莫夫没有放弃中央委员的称号而把责任加到他们身上”（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1版）第34卷第62页。 ）。由此可见，列宁也是了解“左派共产主义者”退出中央委员会和辞职的缘由的。
总之，列宁虽然严厉地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但始终将他们看成是自己方面的人，并且能够实事求是地将其主观愿望与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区分开来：“我们在一起这件事说明，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注：《列宁全集》（除注明者外，均为第 1版）第24卷第24页。）。一句话，列宁将“左派共产主义者”看作是犯有严重错误的、给新生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严重损失的布尔什维克。
“扰攘风云数十年，难从文字悟真鉴”。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和科学研究的深入，蒙在80年前这场争论上的雾纱会逐渐被揭去，加在有关当事人名下的不实之辞终究会被历史的潮流冲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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