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黄山谷、朱子、项穆与王铎（上）——书论史上的一个圆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论论文,史学论文,史上论文,圆圈论文,山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法雅言》，至少万历二十七年已经写成了（见“万历已亥孟夏既望华平支大伦”序）。前此，万历十八年，王元美去世了，二十一年，徐青藤去世。当二十七年时，正是董其昌活跃的时代。这三位大批评家，其智慧，都远远高出于项穆之上。元美的博大，青藤的猛锐，思白的精能，都驾项穆而上之。就是同时而稍前的丰人翁，也不像项穆一样小家气象。这从他们对苏、黄、米三家的评论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反中庸的。反中庸，尤其是万历艺术的灵魂。后起的王铎，则把这种“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的反中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成了中国美学史上最辉煌的异端。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铎是中国美学的殿军。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王铎是有理论的，这就是一卷《文丹》。海内孤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所藏顺治十年刊本《拟山园选集》，共有八十二卷，第八十二卷，即《文丹》，共有一百六十余条，这是王铎美学的核心。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书法》，发表了我的《王铎论——王铎美学的矛盾》，第一次把这些材料公诸于世。海内外学者无不惊愕，原来王觉斯还有这些理论！这里，我要顺便订正一个错误。我在注六说是“崇祯刻本”，不过沿袭目录之旧不确。据《拟山园选集》第十四篇序，即“癸已玄月胞弟
子陶氏题于虎丘僧舍”者，说道：“其寿梨也，一举金阊，再镌白下。余令昆山时复锓之署所。——兹癸已秋仲，兄仲和与余假寓吴门，再取成书，详为校阅，……汇为一集，名曰《拟山园选（集）》”云云，则“癸已”者，顺治十年，是书四刻矣！其非“崇祯刻本，没有问题。之后，刘君正成编辑《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荣宝斋版一九九三年）时，又广搜博采，收集到王铎书论四十五条，其中包括《草书颂》这样重要的文章。王铎美学，至此大备。但尚未大行于天下。这是因为，资料收集起来了，但这些资料如何理解，还有困难。我则以为，反中庸是其菁华，而最终折伏于中庸之下，则又是其局限。而无论如何，朱子、项穆的中庸论，至王铎而土崩瓦解，则是无庸置疑的了。
王铎与项穆不同。项穆紧接程、朱之绪，而大放厥辞，建立了一整套中庸论。王铎则处处以“宋儒”为的，箭不虚发，在在宋儒针锋相对，这是理解《文丹》的关键。
王铎说：“风行水上为文”。不善解之迂儒，只以水平箭言之，误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不知风行水上，不是平平说也。风水相遭，小则涟漪，大则澎湃。风之所行，崩浪拍天，惊涛摧岫，鼋鼍蛟龙，骇跳怒激，皆风之为也，皆风水之为也。——宋儒之不善解书，类如此。（《文丹》）
王铎死书读得活，这是一例。所谓“不善解之迂儒”，即“不善解书”之“宋儒”、程、朱是也。王铎从“风行水上”看到了波涛，而宋儒却只看到了平静。谁对呢？当然不是宋儒了。“误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感叹是深长的。这是对宋儒之学的总的论断，不仅仅是“风行水上”而已。明白了王铎发难的所由生，即宋儒，则下边的抨击，又在在无非是“风行水上”了。
朱子说过：“字被苏、黄胡乱写坏！”项穆也反对“胡行乱语”。这“胡乱”二字，实在刺眼，但又“误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那么，怎样反驳它呢？王铎说：
《史记》敢于胡乱！《前汉书》如彼洗练，如彼精神，一毫不敢胡乱。（《文丹》）
原来，“胡乱”是大美之所在！自古以来的大写意，在方法上，无不以“胡乱”为指归，所谓“世间无物非草书”是也。“胡乱”做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胡乱”就是草书，就是潦草，就是草化，没有不研究草书之理，即“胡乱”，即“潦草”而能通晓写意者。对“胡乱”的肯定和歌颂，特别是将其锋芒直指朱子，是王铎对美学的一大贡献。这声棒喝，又救了“多少奇才”，使他们“敢于放手”啊！这就从一切艺术的源头上，从一切艺术的最高水准上，驳倒了朱子，朱子若在，也将难以置喙了。明人早已说过，（《史记》）“胡乱倒好！”清人也说过：“《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卷三，页三。）这“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即“胡乱”的说明。当这种用笔变成线条形象时，只有一个“胡乱”，一个“潦草”可以得其神了。山谷《李白〈忆旧游诗卷〉》“楼”字，就是这胡乱美的传神之笔。“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胡乱”意味着勇敢，也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创造。可惜，它的神怪性，还远远没有被认识，这又是宋代迂儒之罪了。书评之始，也说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就是说，以势为主，以线条的胡乱为主。因此，张旭狂草是民族魂。相反，“端楷”的艺术，“端美”的艺术，如《关睢》，不过“不死不活”（郭绍虞先生语）罢了。
“敢于胡乱”，是写意之胆，也是写意的诀窍。无论什么艺术，无论什么时代，只有坚持这“胡乱”之美，才有看头，才有味道，才能使人奋发，使人惊竦，才能收到写意的大效。一切艺术，无不“敢于胡乱”，就是说，无不把“端楷”踩在脚下，使人昂头天外，这才是写意。而写意史上，首发此秘的，正是王铎。——对于如此辉煌的棒喝，不惊不耸，却轻轻纳入中庸教条即“不乱之乱”云乎者，我知其有头无脑而已矣！
王铎的“胡乱”说，以线条的“胡乱”为面目，而又以“力”为依据。他对“力”的讴歌，也是空前的：
锷刿力勇，有猊撼树，蛟抶石之势。（《黄山谷为〈为张大同书韩愈赠孟郊序后记〉跋》），《古书画过眼要寻》，页二七六。）
赞美“力勇”，比作“猊撼树，蛟抶石之势”。按：“猊撼树，蛟抶石”者，即传统所谓“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之谓也。“蛟抶石”已经不好懂，“猊撼树”，则未之前闻。佛典浩瀚，以待高明。
他说，草书，不仅“扩于鸾折，睽以虵瞿，”“瞿”者，《诗》云“狂夫瞿”是也。这个虵（蛇）是眼镜蛇，比萧衍的“惊蛇失路”，更有思致。中华版《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页四《瞿父鼎》可以参看。
而且狮吼猊怒，顿挫于诸。（《草书颂》），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卷十五。引自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卷六十二《王铎》（二），页六五二。荣宝斋，一九九三年。）
狮，猊也。这“猊怒”，直接山谷。狮子愤怒了，咆哮了，发作了，——线条出现了；但这“吼”，“怒”的线条，不是直的，而是有顿挫的，“顿挫于诸”，即无往而不复，无往而不顿挫之意。这里，力与势结合在一起了。只有狮吼猊怒，才有顿挫；讲顿挫，也必须“狮吼猊怒”才能成功。这不是力的美学，力的讴歌吗？推崇大力，又标举顿挫，这说明王铎是真得到“胡乱”的要领了。他说：“文能用逆，用倒，此是玄而又玄之门。”（《文丹》）也是这个意思。“逆”“倒”，“顿挫”，不使一死笔，在在有“偏侧出王”之势，不是“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吗？
他说：
文要深心大力。大力，如海中神鼇，戴八纮，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文丹》）
兔之力不如犬，犬之力不如马，马之力不如狮，狮之力不如象，象之力不如龙；龙之力，不可得而测已！（《文丹》）
神龙能大能小，入天入海，入木入石，而云雷随之。——文之第一义，莫可名言，其犹龙哉！（《文丹》）
对“大力”的讴歌，至“龙”而极。龙什么样？谁见过？这个“龙”，就是袁昂、萧衍所谓“龙跳天门”之龙，论年辈，比山谷的“饥鹰”，“怒猊”，“渴骥”，早多了。王铎不用“饥”，“怒”，“渴”者，《文丹》写于早年，还没有经过沧桑巨变罢了。也可能他想再标举一个形象，应当说，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但“神龙”之说，却直接启发了王渔洋，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也。其美学意义，又是昭然的”。文之第一义，莫可名言，其犹龙哉！”又包含丰富的思想。《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艺术与美学则尤其如此，王铎是在把握了这“第一义”，即“不可道”的前提下，唱出“其犹龙哉”的，这又说明，他确实有点大彻大悟的了。
但，力的美学，却站住了。力，表现为各个领域，各个侧面。
他赞美“狠”：
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鸷深刻。（《文丹》）
赞美“胆”：
文要“胆”。文无“胆”，动即拘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文丹》）
赞美“怒”：
笑文令人亲，怒文令人怕：（《文丹》）
赞美“气”：
文要一气吹去，欲飞欲舞，提笔不住，何也？有生气故也！（《文丹》）
文有矜贵气，有壮丽气，有兵戈气，有寒酸气，有颓败气，有死人气。——全无气，不名为文。（《文丹》）
他赞美“斩钉截铁”：
如临阵者提刀一喝，人头落地！（《文丹》）
寸铁杀人，不肯缠绕。（《文丹》）
风来雨至，陡然莫测（《文丹》）
虎跳熊奔，不受羁约。（《文丹》）
他歌颂敢于“放手”、“撒手”的“神通”，他向往着“掀起脚，打筋斗，驾云雾向空中行”！
这就无怪乎他要“创”了：
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文丹》）
他用河南乡间的口语，反而说明了创造的必要性，从而对反创造反革新的中庸下了战表，于是乎中庸只有“于穆不已”了。
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讴歌“奇怪”！
文中有奇怪，浅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
……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文丹》）
奇奇怪怪，骇人耳目，奇矣！（《文丹》）
……
气势是如此威猛，锋芒是如此锐利，壮年王铎的叛逆思想的光焰是如此辉煌，如此灼热，确实，真使人“咋指而退”了。所谓“始而惊且怪，终而笑且排”者，不就是这种美学吗？这种美学，儒家、道家都没有——要有也只是一些苗头——它来自禅宗的临济宗，那是多么惊天动地的狂怪怒张之学啊！
临济门记：
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驶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杀活自在。”（《人天眼目》）卷二，转引自郭朋《隋唐佛教》页五五七。齐曾书社，一九八一年。”
这种哲学，本身就是美学。我说王铎美学是“魔鬼美学”，就在于此。在王铎时代，临济宗禅学与陆、王心学早就合而为一了。这是“满街都是圣人”——满街都是狂人的时代，诃佛骂祖，无所不为。天才创造，一意孤行。中庸与反中庸的争斗，至斯而极。从万历开始的这个时代，即明末清初时代，是我国艺术史上一个空前的高潮，也是写意理论的又一个高潮，这在美学，就是狂狷的高扬，中庸的跌落。惟其高扬，所以出现了魔鬼美学；惟其跌落，所以出现了项穆的反扑。封建末期两种美学的搏斗，是壮观的。
《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章句集注》页一七，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
朱子曰：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同上）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同上，页一八。）
论者已经指出：
“中庸本义，自程朱理学之兴而大失。”“中庸自朱熹之后，逐渐流变为一种既不靠左也不靠右，既不可出前亦不可落后，保持平常庸碌的庸俗哲学。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庸之道”，实在指的是朱熹等人的曲说，而不是中庸本身”，“而朱熹以后的“中庸之道”反而变成了孔子所痛骂的“德之贼”了。可见后世所谓“中庸之道”早已背离了中庸本旨”。（李德仁《中国书画与中庸》《道与书画》页三一，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将“中庸”分为原始中庸与程朱中庸，这思路是正确的。不妨说，李先生此说，是近百年来中庸研究的一个突破。这种研究，还应当深入下去。人们看到，王铎也像一些思想界的翘楚一样，极力挣脱而又挣脱不得的那个中庸，原来是原始中庸与程朱中庸的合二而一，他还不知道一分为二罢了。
自从程朱对中庸做了新的解释以后，特别是《中庸》成了《四书》之一，读书人不敢不，也不能不读以后，中庸，就必然地，也是自然地侵入了美学。上边所引项穆的“中行，狂狷”说，就是一例。因此也必然会引起抗争。王铎作为狂狷时代的弄潮儿，就不能不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他说：
文有
（时）中，有狂，有狷，有乡愿；有异端。（《文丹》）
这是王铎从伦理学——美学的高度，对艺术所作的基本的划分。“中”即中庸，子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中庸》）是也。时中，即随时用中之意，时，也即孟子所谓“圣之时者”，鲁迅所谓“时髦圣人”。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是无棱无角，“阉然媚于世者”，“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也即真正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者，故孔子对其深恶痛绝。“异端”者，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杨伯峻先生译作“不正确的议论”一般译作“从事于不正确的学术研究，这是祸害哩。”杨先生说，“虽能文从字顺，但和《论语》词法和句法都不合”。因此他译作“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论语译注》页一八。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这里指出“异端”是“不正确的学术研究”或“不正确的议论”，可以。但，“异端”与“两端”什么关系？两者应当是有关系的，能不能说，其意若曰，“两端”（阴、阳）之外，别有思绪，就是“异端”呢？不能。“两端”者，一阴一阳，一正确，一错误，然则“两端”又包含“异端”在内了。记下这个疑问，以待高明。这“异端”艺术，在《论语》里没有实证，但它在整个封建社会艺术史上，却是浩浩荡荡的。
把“异端”与“中”，“狂”、“狷”，“乡愿”并列，是王铎一大发明。王铎总结艺术史的时候，确实看到了这五种艺术。他的概括，可以说是最全面的了。“中”，“狂”、“狷”、“乡愿”，是孔子美学的三部曲，“中”一也，“狂”，“狷”二也，“乡愿”三也。这与“异端”不同。按一般理解，“异端”即“狂”、“狷”，与“中”相对，盖不狂即狷，不狷即狂，不狷不狂即乡愿，艺术史上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异端”存在。我想，这样讲，或许更通达吧！
王铎的五分法（中；狂；狷；乡愿；异端），比项穆的三分法（中行；狂；狷），是一个进步，这更符合艺术史，美学史的真际。就是说，从孔子开始，古代有此五种人品，因而也就有此五种艺术和美学。只要把“异端”与“狂、狷”合并，问题也就很清楚了。他的“中庸之理”，就是建筑在这个五分法之上。
文喜凌驾，不喜怒骂粗莽之凌驾；喜虚婉，不喜浅薄无味之虚婉；喜奇峭，不喜迂阔谬僻之奇峭；喜簸弄，不喜枝叶旁出之簸弄；喜悠远，不喜缓漫无关切之悠远；喜酣战，不喜赘疣添续之酣战；喜沉厚，不喜无名理不珑
（玲）之沉厚。（《文丹》）
一个“喜”，一个“不喜”，对比写来，似乎他真是不偏不倚了。其实，“凌驾”、“簸弄”、“酣战”，这些概念本身，早已是“旁门邪道”了。他小心翼翼地掌握着中庸的分寸，掂量，斟酌，比较，煞有介事，似乎世间真有这“喜凌驾”而又“不喜怒骂粗莽之凌驾”一样。可以称赞他耽味之深，也可以指斥他“迂阔而远于世情”。也好像确乎有理，但这与前面所引“大力”为上的魔鬼气，相去是何等辽远啊！他天生不是中庸论者。一讲中庸，舛错百出。美学史上，什么才是王铎的创见呢？是讴歌大力，神力的魔鬼气，还是“于穆不已”的，“战战兢兢”的庸人气？这使人想起恩格斯之论歌德。问题是明显的，矛盾，确实矛盾。这种天才与乡愿的矛盾，下边一段话，最耀眼不过了：
文，曰古，曰怪，曰幻，曰雅。
古，则苍石天色，割之鸿溕，特立
；又有千年老苔，万岁黑藤，蒙茸其上，自非几上时铜时瓷，耳目近玩；
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擘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
幻，则仙经神籙，（灵）
还丹，无中忽有，死后忽活，九天不足为高，九地不足为渊，纳须弥于芥子，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宾，方为现像，倏而飞去，初非定质。令人如梦如醉，不可言说；
雅，则如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成《春秋》，陶铸三才，提掇鬼神，经纪帝王，皆一本之乎常，归之乎正，不咤为悖戾，不嫌为妖异，却是吃饭穿衣，日用平等。
——极神奇，正是极中庸也！（《文丹》）
真是“放肆”！真是“无忌惮”！这四个字，古、怪、幻、雅，只有放在王铎的体系中，才能发现其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里却笔歌墨舞，充满了对“怪、力、乱，神”的无上崇高的赞颂。“割之鸿濛，”不是对原始“大力”的歌颂吗？”幽险狰狞”，不是对魔鬼“神力”的歌颂吗？前此一切美学的正正堂堂，光明正大，在这真正的反朴归真的呼号面前，无不“咋指而退”了。既便是他自己，那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于穆不已”的中庸的沉思和吟叹，在这辉煌的叛逆的光焰之下，也早已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