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形式论文,文艺论文,形式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3—0045—06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是延安党的宣传部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文艺运动，就如艾思奇指出的——“为要具体地规定文艺界应该走的道路”和“制定全国的文艺政策”的文艺运动。[1](P.251) 但是， 当代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运动”性质、发起过程和目的认识不足，存在研究的简单化倾向，以为其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当论及其开端时，往往以一两句话交代而已。如张大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说明：“（毛泽东）这段话① 的本意，在于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学风，但由于它恰中文艺界争论的症结，从而引起极大的重视。首先在延安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文学艺术民族形式的大讨论”[2](P.1086)。 再如廖超慧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的表述：“1939年初，在延安，文艺界开展了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自此，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便拉开了帷幕。”[3](P.974—975) 这种叙述的简单化情形不仅表明研究界对文艺“民族形式”发起的过程不甚明了，而且揭示出长期以来对“民族形式”论争研究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仅仅将其开端看作是一般的“学习讨论”，没有认识到其从根本上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起的文艺运动，从而导致既不能清楚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也无法触摸到事件的深层本质，局限了研究空间，影响了研究深度。为此，本文对这一运动的性质、发起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一、在新形势下新的文艺运动的酝酿、发起及任务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民抗战的思想主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即“民族的形式，国际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同时号召“宣传的民族化”，即创造“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新的历史现实、新的政治关系以及党的号召必然要求文艺作出新的反映和调整，对此，延安党的宣传部门有清醒的认识。从历史和政治要求出发来观照当时的文艺状况，党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领导发现，过去的文艺“外国气味太重了”，是“欧化”的新文艺，并不能充分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并不能有效承担发动民众的使命，并且这新文艺本身也是亟待改造和发展的。这就迫切需要开展一场文艺运动，既要能为抗战的政治宣传、动员民众发挥作用，又要在这一运动中进行新文艺的改造和发展，扭转过去“新文艺二十年来偏离中国化的方向”（艾思奇），使之向“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迈进，最终，建立“新中国”的民族新文艺。在这样的认识要求下，宣传部有意识进行了运动的准备，决定开展一场新的文艺运动。从陈伯达1939年2月发表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可知，中央曾就此召开过专门的座谈会，确定开展以“旧形式利用”为主的新的文艺运动③。当时在宣传部的陈伯达、艾思奇以及文艺界领导周扬成为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1939年2月16日，周扬、艾思奇、 陈伯达三人同时在延安《文艺战线》和《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为这次文艺运动做舆论铺垫和思想准备，发出运动先声。
《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刊载的是周扬《我们的态度》、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两篇文章。周扬号召作家首先从态度上来一个转变，这就是从过去对中国旧有文化的不屑和冷淡的态度转变为对民族文化特别的亲切、关心和爱好：“在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上所碰到的主观的困难就是从对中国旧有文化的那一贯冷淡和不屑去研究的态度而来的。这个态度必须改变。我们要在对世界文化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国际主义也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表现。”“目前把艺术和大众结合起来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旧形式。”“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开始一个理论的运动。”[4](P.262—264) 艾思奇着重说明文艺界需要并正在计划开展一场经过“人为有意识推动”的文艺运动：“运动的目的并不在于提空口号，谈空理论，而在于提出具体的切实的问题”。“利用旧形式，在民族文艺的发扬上，在大众的平民的文学的创造任务上，是一件非常必要的工作。这是把新文学十几年来的发展中的非中国化的偏向的一个纠正。”[5](P.402—404) 意思很明显，一场“利用旧形式”的文艺运动已经过酝酿并正在提议之中。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发表在延安《新中华报》上，文章开篇即说：“近来文艺上的所谓‘旧形式’问题，实质上，确切地说来是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6](P.118) 不仅将“旧形式利用”提升到“民族形式”的高度，而且将“民族形式”与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划了等号，至此，“旧形式利用”、“民族形式”问题就与毛泽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号召连在一起④。从这三位党的文化和宣传部门领导同时推出的文章不难看出，一场有计划、有准备从“旧形式利用”活动出发推广的文艺运动就要掀起了。
实际上，打算把“旧形式的利用”来作为“宣传的民族化”和“文艺的民族化”的文艺运动的出发点，早就被提出设想并表达过。还在1938年7月， 刚刚开始倡导继承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时，陈伯达就在《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一文中提出要将“旧形式利用”推广成为一场普遍的文化运动：“本来关于利用旧形式这个工作是已有人在那里做了。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所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这方面曾做过不少的工作。但是，利用旧形式的工作，实是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文化运动。……毫无疑问的，由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最近已更进一步地引起了全文化界的注意，而且最近正有不少人已开始被牵动到这方面来工作。这个潮流将是不可遏止的，现在就是要推动这工作成为最普遍的文化运动。”[7](P.89) 设想正在按照计划变成现实。
1939年4月16日，《文艺战线》又同时刊出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两篇文章。艾思奇指出：“旧形式利用或运用的问题，在抗战以前早有人提起，而在抗战中间，却成为文艺运动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要把这问题的意义表现的更明白，我们不妨把它扩大一些，把它归结为中国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8](P.600) 特别是陈伯达的文章被特意转载表明，明显强调“旧形式利用”活动的意义已经被正式提升为继承民族传统、创造民族新文艺的问题，即“民族形式”问题。经过大力提倡和阐发，一场以“民族形式”为口号的文艺运动的思想已经成熟。
1939年6月25日， 延安《文艺突击》杂志推出一组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文章，共5篇：艾思奇《旧形式，新问题》、柯仲平《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杨松《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罗思《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标志着运动从理论倡导变为文艺界的现实行动。1939年11月16日，延安《文艺战线》再次开辟了“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问题专辑”，周扬写了题为《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问题》专辑介绍，这组文章包括：柯仲平《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罗思《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沙汀《民族形式问题》、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这是一次涉及各个艺术领域的大规模讨论，表明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在延安全面铺开。
1939年12月，香港举行了关于“民族形式”集中讨论的座谈会。香港《大公报·文艺》从12月10日到16日，连续发表八篇关于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文章，按时间顺序为：许予《质的提高》、黄药眠《中国化与大众化》、文俞《旧瓶装新酒》、杜埃《民族形式创造诸问题》、宗珏《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安适《文艺下乡与民族形式》、袁水拍《一个名词》、黄绳《民族形式和语言》。宗珏在文章中指出香港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侧重点已经和内地有了稍微的不同，说明“民族形式”问题本身和运动的影响范围都已扩大。
1939年12月23日，许予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质的提高：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文，对香港“民族形式”讨论做了介绍。1939年12月26日，戈茅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重庆的讨论拉开了帷幕。1940年2月15日，重庆《文学月报》同时刊登了三篇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分别是：潘梓年《论文艺的民族形式》，葛一虹《关于民族形式》，向林冰《论通俗读物的文艺化》，由此爆发了以向林冰、葛一虹为代表的关于创造文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战，使文艺“民族形式”运动达到高潮。1940年2月， 桂林《救亡日报·文化阵线》发表冼星海等四人关于音乐“民族形式”的讨论文章。当然，桂林零星的介绍文章更早。至此可以说，延安发起的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1941年底整个运动渐转低潮，1942—1943年还有文章发表，但是，再没有形成针锋相对的论战，所以，大约从1939年至1942年，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成为历时长久、参与人众、影响全国的文艺思潮。
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听取和讨论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时曾经指出：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9](P.124) 历史发展线索和运动发展过程表明，文艺的“民族形式”运动无疑是这一指示的具体实践的产物，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正是遵照党对宣传的指示有意识地推广到全国的文艺运动。1939年7月艾思奇在《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一文说明：
抗战文艺运动有两个中心任务：一，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就第二个任务来说，延安建立中华民族文艺的努力，是向着这样的方向走，内容是三民主义的，也即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而形式是民族的。……延安的文艺运动，是不可关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来做的。它要照顾到全国各地。……对于华北以外的大后方，延安是编辑了两个文艺杂志《文艺战线》和《文艺突击》，用以表现延安的文艺工作并与全国文艺界互相交换和研究。为要具体地规定文艺界应该走的道路，延安曾进行过多次的文艺理论研究及创造的批评讨论。在全国文艺界要求确定文艺政策的呼声里，延安准备在最短期内提出一些贡献。[1](P.251)
这段话清楚不过地揭示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针对全国的性质、目的。其后不久，随着延安“民族形式”讨论的进一步深化，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文化”出台，标志着新的文化政策和文艺道路正式确定，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意义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正是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实际上从这里就开始制定，而不是从《讲话》伊始。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这样认识和阐述“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10](P.708) 从这种“革命文化”的要求，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来看文艺“民族形式”运动，至少担负着以下三方面的任务：
第一，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宣传，在宣传中发动群众支持党的抗战路线，扩大党的影响，确立和巩固党的合法地位。
第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反共顽固派的奴化教育，文化侵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说：“当着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猖獗的情势下，当着顽固派反共文化政策的进攻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运动就要充分提倡和帮助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组织强固的文化战线，我们要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这就是我们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动的总方向！”[11](P.181—182) 最清楚明白地阐明了建立“文化战线”的政治目的。
第三，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化。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0](P.663) 陈毅指出：“这种大规模的计划，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建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之开始。”[11](P.192)
这三方面的任务，不仅使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复杂化，而且相应地使其获得更加丰富的历史意义。
二、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
在此必须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运动要从“利用旧形式”出发？而以发展新形式即“民族形式”为旨归？
首先，“利用旧形式”是当时文艺界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有利基础。旧形式利用的文艺活动早在1937年就进行了，如“通俗读物编刊社”所作的“文艺大众化”工作。随着抗战深入，发动群众的任务越来越迫切，旧形式问题也越来越为文艺界所关注。1938年4月在汉口， 胡风和“七月社”成员召开“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1938年5月，“通俗读物编刊社”举行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12](P.93—102) 主要针对“七月社”的“宣传·文学·旧形式利用”座谈会内容加以讨论，对“七月社”成员胡风、艾青等人的观点进行辩驳。两家座谈会对“旧形式利用”问题展开的争论，表明“旧形式利用”问题在当时确是文坛自发关注的中心问题。
1939年2月， 在《抗战文艺的动向》中艾思奇说明：“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之下，某种倾向的文艺活动产生出来。当这样的活动只作为零碎的少数个人的活动而出现时，那我们就叫做自然发生的。当这种活动的趋向，经过认识、反省、总结，被人有意识地普遍推行到一般的领域里来时，就成为运动。十七个月来的文艺活动的各方面的成果，都是自然发生性质的东西。我们把这成果加以总括，找出它的发展趋向，然后依照着这个趋向作更进一步的全盘的推动，使它更快地发展起来，这就是运动。这样，运动就是依着自然发生的规律性的方向加以努力地促进；而自然发生的东西必待运动的促进才能够普遍化，才能够达到更高度的发展。”[5] (P.401) 由此可见，正是对旧形式利用活动的有意识推动促进，使之按照一定政治和文化需要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了普遍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文艺“民族形式”运动。
其次，利用旧形式与当时文化的“民族化”诉求正相一致。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3](P.520—521) 因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诉求。 文化配合政治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民众动员，需要这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必须首先建立在民族利益诉求基础上，只要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情感认同和道义支持。从文艺来看，或者说在运动倡导者看来，旧形式本身正是民族的，也是能够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旧形式利用”不仅可以从态度和实践两方面表明我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同时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有利于民众动员；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显然和民众是隔膜的，它的欧化色彩和外来移植“身份”，使它并不能够有效胜任激发民族情感、发动民众的历史任务。因此，从“民族化”的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出发，利用旧形式就成为顺乎历史要求的必然选择。
但是，利用旧形式却不能止于旧形式。因为在当时新文艺家眼里，旧形式一般而言是落后的形式——“它并不能够在那一切复杂性上，在那完全的意义上去表现中国现代人的生活”[14](P.623)。若单纯为了抗战，就是暂时利用的问题，就是权宜之计，也就谈不上是新文艺的发展和提高，最终，文艺还是要回到“五四”新文化的老路上去。问题的关键是，“五四”新文化的“全盘西化”——既非中国化又非马克思主义化，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根本上，它的所谓“欧化”和“移植”身份并不符合当下抗日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政治文化要求，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和利益诉求在形式上相背拗，因此“五四”新文艺是非得克服和改造不可的。这就必须在利用旧形式的同时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也即发展建立符合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符合新中国的新文艺。这是运动发起者的思路。若是为了强调旧形式而专门提倡旧形式，则有“复古”嫌疑，“复古”与共产党的现代化政治与文化选择相背，因此，要使“利用旧形式”完全合法化，还必须对“旧形式利用”进行提升，即提升为创造“民族形式”和创造新的民族文艺的高度。为此，运动的倡导者们不耽言辞，反复对此进行阐释：
陈伯达在《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中一语中的：
利用旧形式，不是复古，……是新文艺运动的新发展，是要促成更大的，更高的，更深入的新文艺运动。[6](P.119)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明确指出：
利用旧形式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成，且正是为实现后者的目的的。[14](P.621)
艾思奇在《旧形式利用的基本原则》中则非常细致地进行申明：
我们需要更多的民族的新文艺，也即是要以我们民族的特色（生活内容方面和表现形式方面包括在一起）而能在世界上占一地位的新文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作家如果要对世界的文艺拿出成绩来，他所拿出的如果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那还有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要着重提起旧形式利用的缘由。这并不是简单的接近民众的技术问题，而是文艺发展上（或民族新文艺建立上）的基本问题。[8](P.604)
这些言论清楚表明“旧形式”不仅仅是作为动员民众的手段被提倡，更主要的是作为民族传统的象征被继承、发扬，成为进一步创造民族新文艺的开端和起点。所以，这新的民族文艺既不是过去的旧文艺，也不是“五四”新文艺；而是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艺，是尚待创造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旧形式利用的活动，就这样在创造民族新文艺的目的上，成为文艺“民族形式”运动。
旧形式显然承担着多重含义，这也是使“民族形式”问题变得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仅仅从政治出发，将旧形式作为一种动员民众的宣传手段和表现形式还好理解，那么，旧形式作为“民族认同”所承担的民族（民族主义）象征的符号意义，及其在此基础上通过“民族形式”创造以确立新的文艺道路的最终目的，却不是多数人在当时就能够充分认识并理解的。因此，在“民族形式”论争中周扬和郭沫若都曾感喟：“旧形式之为抗战政治宣传的一种必要而又有利的武器，这已是无可置疑，没有争辩的余地了。问题一涉及文艺本身，就变成十分的复杂。”[15](P.293) “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而且也不限于文艺，但一落到文艺上来，便立地复杂化了。”[16](P.169)
迟至1941年，当时也在延安的王实味对“旧形式”的“民族认同”的符号意义还不能够理解，在1941年其发表的带有总括性质的论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他认真指出陈伯达言论的“不科学性”：
第一，伯达同志认为，“民族化”就是“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照这样说，像物理学、化学……我们根本没有“旧的民族形式”可供与之结合，该怎样使它们民族化呢？
第六，“最广大下层民众最习惯于旧的文化（艺）形式么？”依我看，他们十九都是文盲，伯达同志底红楼、西厢……，恐怕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梦见过的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属于民众，完全是主观的臆想。
第七，新文艺只有二十年的历史，而伯达同志所举五书底历史则多至七八百年（《三国志》似应为《三国志演义》），少亦将近两百年，两者底销数如何能相提并论？伯达同志对“旧的民族形式”的偏爱，使他完全忘记了科学方法。[17](P.282—284)
从“科学”角度来衡量和判断陈伯达对“旧形式”的观点，只能说明王实味并没有理解“旧形式”在陈伯达那里所承担的“民族认同”符号意义，因为这一点只能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等角度去认识。1942年6、7月，陈伯达发表《关于王实味》、《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两文⑤，指出王实味解释上的缺陷，阐明自己对“民族”定义理解的着重点，再次昭示了“旧形式”、“民族形式”作为“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意义。
陈伯达说：“我相信自己：我对于文艺或艺术的旧形式，从来没有把它当作神怪看待，而只是不忽视我们民族‘历代以来由于生存条件不同之结果所形成的彼此不同的心理结构，就起着不少的作用’。”[18](P.300) 在陈伯达这里，“旧形式”显然承担着支撑和表达“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旧形式”正可以从心理上满足人们对“民族”的想象和期待，从而达到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作用，因而“旧形式”与“民族形式”就在“民族认同”的意义上等同起来。因此对于陈伯达关于“旧形式”的观点和主张，就不能仅仅从科学的层面认识、衡量。事实上，当时大多数论争参与者对“旧形式”和“民族形式”在这一层面上的意义是并没有领会的，这就使论争无形中陷入了复杂的境地。陈伯达说：“把什么问题都简单化，而不知道一切事情发展的曲折道路，那终是历史的盲目者而已。”[18](P303—304) 这只能进一步说明，“民族形式”问题，在发起者那里，本身就承载着复杂的意义。
总之，按照发起者的思维逻辑，根本上，“民族形式”来源于“代表民族文化的旧形式”，代表的正是民族文化。因此，笔者认为，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其最终目的就在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艺：“旧形式”是起点，“民族形式”是桥梁，民族国家的新文艺是归宿。由此观之，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重新选择和确立一条新的文艺道路和方向——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收稿日期：2005—12—20
注释：
① 指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所说的一段话：“使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当时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段话是关于“宣传的民族化”， 但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却为当年这段话标上了详细注释：“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当时，《论新阶段》中那段著名的“学习”部分，作为反对宣传上的“党八股”材料，编在会场上散发的《宣传指南》小册子中，亦可说明这一点。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4页。
③ 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提到洛甫（张闻天）在“座谈会”上对旧形式利用文艺运动如何看待的意见，可知曾召开过专门的座谈会。参见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1987年，第119页。
④ 这里需要附带辨别一个小问题即谁最先将“民族形式”问题与毛泽东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联系在一起。汪晖认为，“首先将毛泽东的讲话与‘民族形式’问题关联起来的是柯仲平”，笔者不同意这一看法。因为柯仲平的文章《谈“中国气派”》虽然发表于1939年2月7日，比陈伯达的文章要早发表几天，但是，柯文全篇并没有一处使用“民族形式”这一专有名词，更谈不上说类似“民族形式问题就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问题”这样的字眼。认为柯仲平最先的观点，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有意识有组织地发起的文艺运动，特别是没有认识到陈伯达作为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倡导者、发起者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参见汪晖《地方方言、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文，《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497页。
⑤ 这篇文章写于1941年1月，在王实味的《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发表之前写出。但是王实味的《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这篇文章和另外一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并没有单独发表出来，而是在1941年5月被作者合并删节成一文， 以《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为题发表。陈伯达的反驳文章写出之后也没有当时立即发表，而是在1942年《讲话》之后，作为批判王实味的一个材料发表，文章题目沿用了1941年写作的题目。所以，陈伯达在其中指出的王实味某些观点，如下文探讨的王实味对“民族”的看法，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可能已经被删节掉了，但这依然应该看作是王实味的观点。对这一点，陈伯达在《关于王实味》中作了说明。参见陈伯达《关于王实味》，《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二集文艺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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