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学习与借鉴#183; 借鉴韩国经验 谋持续发展之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持续发展论文,之策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往往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自50年代起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被人们誉为“四小龙”。35年间，“四小龙”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8%左右。到1994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韩国已达8470美元，台湾11604美元，香港21760美元，新加坡也在21000美元以上。1990年以后， 当发达国家普遍增速减缓或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四小龙”仍然充满生机，增长率高达8%， 而且物价增幅不大，外汇结存增加，经济发展后劲十足。总结其成功经验，大多将其归结为“外向型”经济模式带来成功。然而，细观“四小龙”，形态各异，神通独具，本文仅就对韩国经济的分析，寻找一些有益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韩国经济发展历程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要点
首先，韩国在“亚洲四小龙”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中国经济的可比性强。
韩国有9.8万平方公里土地，境内四分之三是山地或丘陵， 耕作面积较少。现今4300余万人口，人均耕地仅0.08公顷。“地少人多”的特征十分突出。而且，资源贫乏、能源短缺，自然条件较差。自1910年起，韩国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更缺少受过训练、懂业务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50年代，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以上。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到10%。战后，美国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给予韩国大量援助，1950—1960年10年间共计20.1亿美元。但因韩国政治动荡，统治集团腐败，政策措施不当，经济发展缓慢，8年间年均增长4.9%。援助的80%用于消费和原材料的进口。秋收后，就有许多人上山剥树皮充饥。到60年代初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83美元，失业率高达40%。这样的社会、自然及历史状况，与中国1949年所面临的局面是十分相似的。
其次，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韩国的工业化战略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变，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然后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循序渐进过程。这对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60年代初期，韩国经济结构畸型，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矿业人员仅占8.7%，工业产值仅占国民总产值的12%。在工业中， 轻工业占80%以上，而基础工业、重工业仅占18.2%，工业原料自给率只有20%。1959年，75%的工厂开工不足，物价上涨率持续高扬，可以说从生产部门到流通、物价、财政、金融在内的一切领域混乱异常，并引发政治危机，导致李承晚政权垮台。1961年5月16日成立“军事委员会”， 后改称“国家重建最高会议”。朴正熙等军人集团上台后，立即着手恢复工业生产，1962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70年代初，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1970年到1980年，年均增长9.7%；1980年到1994 年， 除1992、1993年分别增长4.4%、5.6%外，其余年份均增8.4 %左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为125美元，1980年为1637美元、1990 年为5875美元。1994年则增加到8470美元。产业结构也经历了有序的变化， 在汽车、电子、家用电器等领域都挤进世界前几位。面对当今日美经济动荡的影响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压力，韩国已实施新的五年计划，迎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挑战，以解决经济上过份依赖外贸，受国际环境制约、形成不稳定因素和因技术上相对落后于日、美而造成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等问题。1993年重点进行政府机构调整，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产品质量。1995年实现“全方位国际化”方针，力求改变外贸侧重美、日的现状。1996年则注重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且加快基础研究的力度。如果实现上述目标，韩国经济还将持续发展。
再次，在文化方面，“四小龙”均属中国儒家文化圈内。文化积淀上相同之处甚多。然而，香港、新加坡均为都市化社会，农村人口很少，甚至没有，又借居地利之便，天然港湾，形成世界性金融中心，弹丸之地，狭小社会规模，与我国的幅员广阔，经济不平衡无法相比。而台湾在1940年，城市人口已达40%，且至今经济体系不很完整。只有韩国在文化、政治上，在政治经济体制关系上及走过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相关甚密，从考察外国经验，有益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韩国值得认真研究。
二、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可鉴之处
（一）要有全球意识，将一国经济的发展融入国际大市场
韩国在60年代以前是名符其实的以国内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封闭式经济。5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而且一直持续到70年代，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日本的经济，以60年代起，年均增长10.5%。1968年国民总产值达147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这次经济浪潮，波及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外贸等各领域。而对国际经济关系最深远的影响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国际间的商品流通、资本流动、技术转让等等都迅猛发展。因生产增长的加速和生产国际化的加强，一国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封闭或半封闭的体系，已成为逐步相互制约因素。60年代初，韩国能够充分认识到国际经济关系新格局变化趋势，立刻抓住这一有利的国际时机，有步骤地敞开门户，根据本国经济特点，在“经济第一”的口号下，变“进口替代”为“出口导向”。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价格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的国际环境，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中心，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加工装配，销往国外。即适应当时国内的工业基础，又避开自身资金匮乏、市场狭小的弊端，还带动了行业技术的提高改造，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70年代中期，当美、日等发达国家为摆脱经济滞胀，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和环境破坏，将重化工业某些部门向外转移时，韩国于1973年发表“重化工业化宣言”，一面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产品更新换代，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面集中力量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化工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过渡。但韩国并不满足于一步一趋地跟随，而是尽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图达到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在这一进程中，韩国经济融入了世界市场，掌握了国际经济动向，广泛利用其资金、技术和市场，进入良性循环。
在步入国际市场过程中，韩国一直将本国经济盯着日、美两大市场。整个70年代，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27%。对美出口占韩国总出口的34%。韩日之间，1989年， 日本是韩国第二位出口市场， 占比重的21.6%。进口则占第1位，比重为28.4%。严重的对日美的依赖， 使韩国经济具有不稳定性，在近年日美经济低落时表现尤为突出。如今韩国已将贸易扩展到中东、南亚等方位，逐步削弱对美、日的依赖，走向全方位的发展。80年代中后期，韩国开展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及对东欧、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关系，采取措施，推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韩国的800家厂商在海外设立了1990多个分支机构， 经济触角相当灵敏。
韩国能够顺应潮流而动，将本国经济的发展看成是世界经济总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准确找好自己的位置，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向前发展，在国际大市场的相互联系中寻求变化。1961年到1977年16年间，韩国出口由4100万美元增加到100.5亿美元，增长244倍。进口增长了32倍，由3.16亿美元增加到105.2亿美元。在1978年到1985年间， 出口增长到264.6亿美元，增长1.6倍以上；到1989年，出口猛增到614.1亿美元， 增长了1.3倍。进口则达到568亿美元，于1987年首次出现顺差。1994年出口则达960亿美元，出口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出口的增长大大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对外投资增长迅速。1990年到1993年底，政府批准对外投资3000多家，金额达50亿美元。而国内储蓄率一直在33—37%的高水平。外贸的持续增长加强了韩国的综合国力，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高了总体经济效益。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于1980年的世界第30位，上升到1992年的第16位。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管理体系
在韩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可将其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始于60年代初，朴正熙政权在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提出“经济第一”的口号，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将过去“自由放任”的纯市场经济体制，改变成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政府主导代替市场主导。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适合发展中国家在较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确定本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明确发展方向，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寻找突破点，带动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按照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的理论：韩国政府是一个“硬国家”，“可以向人民规定义务，并在必要时予以执行的国家。”“硬国家”比那些“已确定的政策经常得不到执行”，并且“不愿对百姓规定义务”的“软国家”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其原因则在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过于软弱，而且没有基础，再加以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软弱无力的市场不能用自身的力量消除垄断，保护公平竞争，必然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进行管理和调节。
韩国于60年代建立了以经济企划院为支柱的计划管理机构体系。院长由唯一的副总理担任，并任经济部长委员会主席，通过编制和实施国家经济与综合发展计划，调整产业政策，编制预算，制定稳定物价及公正交易政策，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成为组织整个经济活动的中枢机构，统筹协调经济事务。它通过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阶段为使本国相对较为落后的产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采取的，并以此来影响各产业同资源配置产业的组织来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各种策略。它可以补救市场机制的不足或市场失灵。根据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二类：一是为促进经济发展，有目的地建立所希望的产业或产业结构的政策；二是为纠正因技术开发、信息、风险、外部不利因素等引起的市场失败而进行政策引导而实行的各种措施。从目的性出发，韩国产业政策的变化可分四阶段：60年代前期，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打好基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重点扶植面向出口的轻纺工业阶段，诱发国内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市场；70年代中期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转变出口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80年代进入产业自由化阶段，加速这种转变，推进产业合理化，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实施中，韩国把财政做为重要手段。其财政投资贷款的80—90%是以投资和出资的形式分配的。在不同的时期，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将其投入重点扶植行业和新产品开发。60年代，韩国集中财力搞起了几条高速公路，又用巨资建起浦项钢铁联合公司，成为世界上效益极好的钢铁企业之一，对整个韩国经济发展起了示范作用。诸如此类，支持造船、化工、汽车技术等产业的发展都使用了政府注入的资金，这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外资投入的环境，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
韩国政府有一套有效率地贯彻执行经济政策和方针的程序和机构。如每月一次的国家贸易促进会议，总统亲自参加，专题研究解决经济问题，决策迅速，执行有力。为促进出口，实行“出口指标制”，政府都积极参予并实行有力监控。为解决遇到的困难，可以动用军队或外交等各种力量，提供帮助和指导。对完成出口指标，达到培训人员要求，设备技术水平提高的企业，可自动取得政府信贷。与此类似的办法，均使政府的指导作用贯穿到整个经济过程。
整体上说，韩国政府充分地将企业放到市场中去发展。对国家持股占50%以上，分布在能源、社会基础设施、农业研究等20多个国有企业，政府仅限于对工资提升率、公共费稳定等必须原则的干预。对私营企业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其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活动的自律性，依照公正交易法，通过市场的最小限度干预实施监督职能。但政府与企业间在经济动作中实现直接沟通和互动。如对非法敛财问题的处理、可操作性极强的每月出口振兴会，通过经济人协会，使企业对政府的提议、鼓动采取服从并努力进取的合作。即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充分认同国家的发展目标，形成官民一体致力经济的格局。除此外，诸如计划的切实性、执行上的钢性原则，公务员的高效清廉、有力的评审监督均保证了国家政府主导作用发挥。
（三）从“科技兴国”出发，着重教育科研的发展，提高国民素质
首先，在推动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引进，而是想方设法取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引进中注重人员的管理和技术培训；技术引进，尽量引进技术含量高的设备。达到要求的给予免税优惠。通过外协扩散技术，促进外资与本地企业合作，得到外资企业的技术支持与质量控制。从生产高质量小零件入手，发展成向世界各地提供零件的大工厂。利用外贸中的产品样本、说明、专家外访、参加会议、展览等多种途径获取国外技术信息和经济情报，并尽快输入信息网络为社会广泛利用提供方便。
其次，发扬重视教育的传统，坚持“教育为本”的原则。韩国深受儒学影响，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实行对教育的高投入。1972年，韩国教育经费占政府总开支的15.9%；1985年上升到18.4%。居世界银行统计的91个国家中的第十一位。到1988年中等教育普及率已达到87%。职业教育也十分发达，在校生数已超过普通高中。1990年职业高中招生已达75万人。1995年达到100万人。 并要求对在职工人进行强制性职业培训。高等院校入学率已于1988年超过日本，继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高达37%以上。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增强，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这对国民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再次，增加科研开发预算，加强研究开发，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提高附加值；并注重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本国的研究能力。1982年成立了总统出任主席的科学技术促进会；确定每年4月21日为科学日。1986年的科研投入比1979年增加38.6倍。科研队伍不断扩大，1988年底达到10.5万人、每万名人口中从事科技开发活动的人数为25人，其中13.5名为研究人员。1984年，韩国成功研制了256K集成电路，成为美、日后的第三位。小轿车的生产数量、质量均大幅度提高，打进了北美市场；在新型材料、激光技术、光纤电缆等方面也有令人惊奇的进步。
以科技立国，以教育为本，这对韩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已经成为持续高速发展的力量源泉。
三、对我国经济的几点借鉴
第一，认准国情省情，确定发展方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发挥区域优势
我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56 个民族，各具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最基本的出发点。首先，作为一个大国，必定是整个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走向世界。这已经形成共识。回顾十年的开放搞活，一个鲜明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沿海的，有开放能力的，走向世界条件优越的、得到了高速发展。因为那里的交通、通信、人民文化水平、经济环境有利于吸收外来先进技术。但沿边和内地则缺乏这种优势。让这些地区也象沿海地区一模一样改革开放，效果也不一样；各种不同情况的区域应借鉴韩国的基本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出自己的相对优势，确定适合本省、本地区、本区域的发展战略，逐步向发达地区靠拢。再用多种形式寻求立体发展，多种形式并重。
第二，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政的公务员队伍
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主导作用十分突出。发挥作用的基础是高效率的政府组织结构，清廉、有力的公务员队伍。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已成当务之急。几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入，但始终没跳出老模式，总有不尽人意之处。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机构改革的出发点放在有利经济发展上去。总的围绕着权力的分配转圈子。对照韩国的经验应该形成一个思路。有了新思路，队伍建设就有路子可循了。政府职能不明确，队伍当然不好建设。在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公务员队伍的高效清廉建设，应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办得更好。首先，队伍要精简，人众生闲事，精是高效的前提；其次：人员要有专能，有能力是生高效的必然条件；再次，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公务员队伍的现代化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政府强健有力的要求。
第三，树立“科技立国”的思想，切实重视教育，注重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不仅仅是韩国，纵观发达国家，无一不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无一不重视教育，重视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日，经济的发展可归结为人的发展。没有全面发展的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切莫再走不重教育的老路。要加大教育投入，把教育当做百年大计去考虑。要克服当前的困难，尽量切实地多拿出点钱，发展国民教育事业。重视教育还要注重教育结构的调整。韩国把发展职业教育做为重要方面，因为这样可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可以迅速地把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形成高质量的产品；而这正是我国产业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已被人们认识，但是改进却力不从心，应当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