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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基本认识
2008年6月份，到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是世行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前面八任基本上是美国人，有两任来自欧洲，他们都是大师级的学者，而且有相当多的从政经验，比如Lawrence Summers当过财政部长，Joseph Stiglitz当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有几位当过中央银行的行长。我去世行赴任，反映了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并且受到了国际的重视。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际发展机构想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和发展的问题，其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在不同时段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思想。但是，从二战后至今60多年，世界银行成立也60多年了，世界上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若扣除中国改革开放后有6亿脱贫人口，世界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对于世界减贫事业与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验受到重视，我才会有机会到世行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世行的宗旨主要是促进全球发展、减少贫困，这也可以说是我多年来为之思考和努力的问题。我从1987年回国到国务院工作，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讨论，目的也是想解决中国怎么更好地发展、更好地改革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思考。2007年我应邀到剑桥大学做马歇尔讲座的时候，我对这些思考进行过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并成书公开出版，在发展经济学界得到比较好的评价。我去世行以后，开始想沿着这一思路对二战以来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理论进行反思，并提出一系列新的比较有效的政策性建议，以提高世界银行项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与转型的问题。
但我到了世界银行以后，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就在完全没有预料中发生了。我刚到世行的时候，全世界关注的是通货膨胀问题。2008年6月，全球粮食、石油价格飙升，这个飙升对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因为价格高涨了以后，进口的成本高，尤其粮食价格高企，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是粮食进口国，这样就推动了进口国的通货膨胀。因此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出现了因粮食价格而引起的暴动。这是我去世行以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面对这种状况，传统的思路是政府应该提供社会保障，国际应该提供援助。对于这种应对政策我当然是同意的，但我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之后，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当时在华盛顿，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这个问题是笑话，怎么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呢？但到9月份以后，全球面临的确实就是通货紧缩的问题。
另外，整个国际经济学界对于这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变也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2008年8月，我去参加由美联储在怀俄明州的杰克森霍尔召开的每年一度的国际金融货币讨论会议。《货币战争》一书将那个会议描述得很神秘，其实并非如此。这个会议由美联储每年召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央行行长与一些研究金融经济的学者，讨论当时他们认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经济问题。会中世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按惯例在其邻近庄园邀请几位朋友小聚，我有幸也应邀参加。那次聚会规模非常小，参加者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欧洲央行的领导人等10余人，可以认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核心的货币与金融政策的制订者。会上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次贷危机。会上提出一个命题：30年以后，大家还会不会记得次贷危机这件事？这是一个完全内部的讨论，我相信大家都是畅所欲言。他们讨论的结果是：30年以后大家都忘记了，顶多会在大学金融教科书里形成一个小方块，说30年前曾经发生过次贷危机。
他们认为，次贷其实没有多少钱，才7000亿美元，相对当时整个国际金融的流动金额，那是沧海之一粟。更重要的是，我问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认为次贷危机一定会被忘记，他们的回答是：对于经济大萧条的原因非常熟，所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对于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非常熟，所以不会犯同样的错；对于拉丁美洲危机、俄罗斯危机的原因非常熟，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我觉得有一点讶异的是：每一次危机的触发原因各有不同，怎么能够保证不会出现新的触发原因？他们当时一笑置之。可是没想到3个星期以后，就出现了雷曼兄弟的倒台。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为什么雷曼兄弟倒台会触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次级贷款本身不大，7000亿美元从现在看小菜一碟。问题是，各种金融衍生品所导致的相互关联有太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的事件充分说明，其实一直到危机发生之前的3个星期，决定全球金融经济政策的这些领导人心理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危机突如其来，当时的冲击波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所产生的冲击波还大，全球股票市场普遍下跌超过40%，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一般下跌超过50%，全球贸易一下子萎缩了50%，工业生产萎缩了20%多，失业率大幅增加。
世行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这个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这个危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普遍的看法是不会太长。因为从二战以来到2008年，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危机一般是3个季度，最长也不会超过7个季度。尤其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内，发达国家在宏观政策上的应用已经是得心应手。所以，当时普遍认为这个危机最长不会超过7个季度。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在2008年6月提出可能出现通货紧缩问题的判断，是建立在2008年之前全球出现7～8年繁荣期的基础之上。繁荣背后有很多是投资拉动形成生产力，一方面是投资拉动推高需求，拉动增长、就业、收入提高，拉动需求增长，然后造成某些供给不能同步增加的物品的价格高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如果泡沫破了，需求减少了，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就会出现，这样整个经济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过剩产能出现以后造成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会急剧下降，另外泡沫破灭以后出现负财富效应，消费需求会下降，这两个下降导致经济会非常疲软、失业率增加。通货膨胀是相对容易治理的，而通货紧缩在治理上目前还没有很成熟的理论。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我太悲观，在关于危机会持续多久的判断上，他们认为不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发达国家都有能力迅速渡过危机。
危机长短的判断将决定该如何应对。如果是短期的话，政府的应对政策应该是加强社会保障。因为加强社会保障，政府的支出就一定要增加，而政府的财政税收在危机时期一定是减少的，这样就会产生财政赤字，形成赤字“自动稳定器”。当时我的判断是，如果危机是长期的，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自动稳定器”并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况，政府赤字会不断增加。与其增加赤字进行失业救济，倒不如把政府的赤字当做投资，短期内同样会创造就业，同样会增加工资基金和消费能力。同时如果作为投资，尤其是我所倡导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即投资到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短期会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提高经济的增长率、生产率，政府的财政税收也会增加，当前赤字就可以用未来所得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所以我当时就提出，除了失业救济之外，同样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沿着凯恩斯的思路但超越凯恩斯主义。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成功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必须投资到回报率高的地方。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讲比较完善，投资空间不多，应该往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这是应对危机的全球性出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投资机会，但是缺乏资金，而发达国家利用储备货币，可以印钞票消费、支付失业救济，也可以印钞票进行投资。这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我在2008年底开始构思，2009年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国际上并不太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主流观点普遍相信两年内就走出危机。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的这个想法。
二、关于本轮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4年当中，上述争论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争论是：这场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危机之前，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加大，中国的贸易赢余和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国际上有一种相当主流的说法认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国际收支不均衡造成的。由于贸易赢余国积累了太多的外汇，他们的中央银行利用这些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压低了美国国债的利息，由于利息低了，就刺激房地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以后，就引发了这场国际经济危机。这个说法在国外有相当大的市场，西方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到现在还在持这种观点。
国际贸易不均衡产生泡沫，泡沫破灭产生国际金融危机，但是什么东西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呢？他们认为有3个原因：一是东亚经济追求出口导向战略，东亚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出口确实多，出口多了外汇当然就多；二是1998年金融经济危机让东亚经济体吸取了经验教训，为了免遭投机攻击，就必须保有相当多的外汇储备，而积累外汇就必须增加出口；三是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造成中国的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中国积累大量的外汇买美国的债券，压低了美国的市场利率。
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上说，上述任一说法都可以写1个模型，证明会增加外汇积累，做经验鉴定好象也都是成立的。但是这3个理论成立与否，还必须用其他资料来验证。我认为，这3个理论都不成立。
关于第一个原因，东亚追求出口导向的政策，实际上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东亚经济在2000年之前贸易大致平衡，只有一点点赢余；大量赢余的增加是在2000年之后；不能用一个已经超过60年的政策来解释最后这10年发生的事情；不是旧政策的结果，肯定有其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找到其他的因素。
关于第二个原因，东亚经济体为了积累外汇增加出口，我们同时看到有一些国家根本不需要增加外汇积累来自保，比如日本、德国，日元和德国马克（欧元）是储备货币，根本不需要用增加出口积累外汇来自保，但是2000年以后他们外贸赢余增加的幅度跟中国一样。外汇积累也是这样，日本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外汇储备是1000亿美元，到2007年增加到1万亿美元。这怎么解释呢？
关于第三个原因，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这种说法最早在2003年春由日本提出，秋季美国加入，然后就变成了全世界的舆论导向。如果我们仔细看，2003年中国的外贸赢余是少于1997、1998年的，而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人民币没有贬值，所以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民币币值是高估的。2003年中国外贸赢余还少于1997、1998年的盈余，币值若从严重高估变成严重低估，贸易盈余怎么反而变少了呢？这从理论上不成立。中国的外贸赢余增加实际上是在2005年以后，不能在2003年就说人民币低估，到2005年才导致外贸赢余增加。另外，如果说中国外贸赢余是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造成的，那样应该同时看到两个现象：一是中国与所有的主要贸易国，应该赢余都增加，或者逆差减少。可是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增加的，只有对美国贸易赢余增加，我们对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贸易赢余是逆差的，而且也是大幅增加的，如果是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二是跟中国竞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贸易赢余应该减少，他们的外汇积累应该减少。但是他们同样也在增加，整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在2000年的时候是5000亿美元，到了2007年的时候增加到5万多亿美元，普遍得到增加。因为是零和博弈，如果中国以压低汇率增加出口积累外汇，与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外贸盈余和外汇积累就一定减少；但是他们并没有减少。所以，这个假说也跟经验事实不符。
前文这3个原因的理论假说，实际上都是暗指全球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东亚经济的政策，但根据我以上分析，实际上这一推论跟现象并不符合。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国际贸易不均衡，逆差方主要是美国，美国和东亚经济体贸易的逆差，在1990年代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1%；进入2000年以后实际上是减少的，2000～200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东亚经济体占比从51%降到38%。也就是说，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东亚经济体的贡献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根据这些经验事实，我提出了一个替代假说，认为这一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贸易逆差背后共同的原因在于美国。
为什么说在于美国？我认为，这主要是与198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美国货币政策有关。1980年代里根主义强调金融自由化，金融去监管，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原来1块钱只能贷5块钱，但是现在可以贷10块钱，这样就会增加流动性。尤其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短期的经济箫条，快速降低利息，2001年3月利率是6.5%，18个月以后，通过26次连续降息，降到2003年初的1%。高杠杆再加上低利率就鼓励了大量的投机，这些投机就去支撑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地产价格高度上涨以后，就有一个财富效应，加上金融创新，鼓励家庭重新安排抵押贷款，把房地产增值的部分套现去支撑消费，就导致美国的家庭负债比率增加。再加上美国政府打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赤字也大量的增加，这种增加的需求，美国国内不能满足，所以就造成国际贸易逆差的增加。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这种贸易逆差。中国的出口正好是美国国内消费所需要的产品，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大量增加，但中国主要是加工贸易，所以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大量增加。
1980年代以后，华尔街推动各个国家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允许热钱到其他国家进行短期套利。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每年大概5000亿，到2007年增加到6万亿，大量的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大部分都是短期套利，就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而且是低利率。
资金大量外流，当然也就带来了发展中国家一段时间的投资与消费的高增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另外，不管是由于资本账户流进来的钱，还是经常账户流进来的外汇，在发展中国家，国内是不能用的，外汇赚了以后，要在国内用就必须换成当地的货币，所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会增加。中央银行拿到外汇储备以后，如果只是放在金库里是没有任何回报的，他要追求回报必须流回到使用美元的国家，就是美国。外汇储备一般是追求安全，所以大部分外汇储备用来买美国政府的公债。现在国际上只看到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的外汇流向美国，认为这是压低美国资金价格的原因。其实是因果倒置。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积累这么多，是因为作为储备货币国的美国印了很多钞票压低了利率，造成了消费需求大量增加，经常账户赤字化，同时也鼓励了大量的短期投机资金外流。美元到了发展中国家以后，在国内没有办法直接用，因此变成外汇储备又流回美国。
我认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我在美国最艰难的一场争论。首先，理论上大家很少从这个角度看，大部分人只看后面外汇从中国流入美国这一段，没有看前面美元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大量资金外流而流出那一段。另外，我这样一讲，别人就认为我是替中国政府辩护，上纲上线，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
三、关于本轮经济金融危机的治理
危机发生以后怎么解决呢？目前国际上主流理论界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控制赤字规模，以提高私营部门投资的信心。我前面讲这肯定是不够的，如果危机是短期的犹可，如果是长期的，这样的做法很可能既不能帮助经济走出危机，也不能控制赤字快速积累。
从目前来讲，国际上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发生的背后原因跟美国危机发生的原因基本一样。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导致了北欧国家的银行杠杆急剧上升，资金大量增加，为了鼓励资金外流，他们就去推动其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再加上欧元区成立，更容易让北欧国家到南欧国家去建立分行以提供大量资金。不仅在南欧国家，其实东欧国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只是因为东欧国家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所以发生危机以后，货币可以贬值，不会出现像南欧国家那样的危机。
现在对于南欧国家，如果没有给予短期的援助，可能会爆发比雷曼兄弟倒台更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但是给予短期援助，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些短期援助只是止痛药。可是结构性改革，不管是降低工资、减少福利，还是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短期都是收缩性的，可能让失业率更高，政策上不可行。过去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思路基本上是3个政策组合：一是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他们的长期竞争力；二是货币贬值，靠增加出口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期国内需求的收缩；三是当以上两个政策发生作用需要一个过程时，先给予短期援助以渡过眼前难关。
目前，对于欧债危机来说，南欧国家没有这个政策空间，因为没有独立的货币。欧元作为整体当然是可以贬值的，增加整个欧元区的出口。可是碰到的难点在于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美国实际上结构性改革还没有到位；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彻底贯彻。在这种情况下，美、日两国的失业率也都高，增长率也都低。如果欧元区想要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必然会引发美、日采用竞争性贬值。实际上这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欧洲中央银行承诺增加货币，无限制购买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美国马上就进行新一轮的数量宽松，日本也采用数量宽松，英国也同样采取数量宽松来对冲。
所以对于整个国际经济走出危机，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作为欧元区来讲，表面上看起来是南欧国家没有独立货币的困难，但背后更大的困难是占世界经济总量近60%的发达国家同时出现危机，有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走出危机呢？前文谈到过去之所以能走出危机，是靠出口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但就目前来讲，发达国家怎样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这就需要我前面谈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如果能有全球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复苏计划，作为货币储备国的发达国家，可以靠印钞票支付失业救济，或者印钞票搞投资。如果靠印钞票进行提高增长率的投资，短期内可以创造消费、创造需求、创造就业，长期内可以提高竞争力，这样就可以走出危机。
我认为，应对全球危机，就必须有全球一盘棋的考虑。发展中国家有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如果能顺应这一现象，就是一个双赢。但向发展中国家搞全球复苏的投资，必须有一个前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必须高，才会对基础设施有需求。如果经济增长慢，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就没有需求。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办法维持比较高的增长，这是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大难题。从二战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人均收入能够跟美国的人均收入相比缩小到10%或者更多的，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而在这28个经济体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输出的国家，也就是说，全球有225个国家（从经济体来讲有250个左右，中国就有4个经济体），经过近70年的努力，除了少数几个原来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还是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的国家一直被陷在低收入水平陷阱，或中等收入水平陷阱，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非常少，实际上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二战以后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在努力，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加快经济增长呢？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目前主流理论的身上。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受到主流理论的影响，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也是受到主流发展思路的影响。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发展理论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从二战以后到1970年代，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主要是跟产业和技术有关。发达国家收入高，代表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先进的产业技术，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他们的国家强。因此从二战以后，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都去研究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拥有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当时得出的看法是市场失灵，认为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发展中国家不会去发展现代化的产业，于是就提出了所谓进口替代战略，由国家主导发展产业。这种思路其实跟我们1950年代的10年超英，15年赶美的思路是一样的。
那样的政策推行了30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普遍都是早期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5年10年过了以后，就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然后危机不断。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主流的发展理论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当时的判断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就是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太多政府的干预，导致各种扭曲和缺失，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因此，当时的思路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组合，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实际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代～1990年代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低于1960年代～1970年代，而且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代～1990年代经济发生波动危机的频率还高于1960年代～1970年代，所以有些学者把1980年代～1990年代这20年称为发展中国家遗失的20年。
2008年，世行的增长委员会出了一个《增长报告》，发现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他们的经济增长维持在每年7%或者更高，持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看这13个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基本上都跟当时主流的理论不相符合，比如亚洲四小龙，在1950年代～1960年代推行的政策不是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1950年代～1960年代要求发展重工业，发展先进的产业，这些经济体通常都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小规模的产业开始，积累资金和技术后，再逐渐往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他们的政策在1950年代～1960年代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他们取得成功了。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我们都参与讨论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同时学界认为最糟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推行改革就应该一步到位。可是现在实际上发现，想一步到位的国家经济绩效更差，推行双轨制国家的经济反而转型成功、发展比较快。1970年代的毛里求斯，1980年代的中国，还有越南，后来的柬埔寨、老挝，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转型国家都是双轨制的国家。
现在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为了反思，我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回到亚当·斯密，回到亚当·斯密当然不是回到《国富论》。《国富论》的主要观点我们知道，就是让一只看不见的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会导致全体福利的增加，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回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所讲的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应该了解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说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因为《国富论》是1776年发表的，亚当·斯密用了8年的时间写了那一本书，也就是从1768年开始写的，而工业革命是1760年才刚刚开始。一般讲，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的机械化开始，然后是大量钢铁的使用和蒸汽机的出现。第一部纺织机器是1760年刚刚引进的，亚当·斯密基本上没有看到工业革命，亚当·斯密所看到的是15、16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后国际贸易的形成，在他的论述当中假定产业技术是给定的，在给定的产业技术之下怎样进行分工，因为分工决定于市场的范围，所以，要扩大市场的作用和范围。当然国际贸易很重要，但是从亚当·斯密以后到现在，全世界经济最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以后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这个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是没有看到的，比较早重视这个作用的是熊彼特。要想经济发展快，一个方面要资源配置好，另外一个方面要解决在产业、技术升级的结构变迁当中必然产生的协调的问题、外部性的问题，所以必须同时要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然而，现在不仅在发展经济学，而且在整个主流经济学里，基本上没有谈结构，现在的理论模型，一般都是只有一个部门，甚至只有人力资本一个要素，不管是宏观的模型、发展的模型还是金融的模型，普遍是这样。这样的模型根本就没有办法谈产业、技术结构与结构的变迁，如果没有结构的变迁，亚当·斯密的理论当然就是正确的，如果有结构与结构的变迁，亚当·斯密的理论就有不足。
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实质上是把结构的问题拿到现在主流的发展和宏观等理论问题里来，作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这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新结构经济学。我所推动的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同的，以及结构变动的原因是什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惯例，如果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问题，我们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就像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农业，叫农业经济学，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做金融经济学，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劳动力市场叫做劳动经济学，所以我研究的这个领域应该叫做结构经济学。但是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结构主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凯恩斯主义和当时苏联经验的影响，它并不用新古典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为了区别于此类结构主义，我才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我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果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协助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并在产业升级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维持数十年8%增长的可能。
四、未来国际经济危机的防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为了解决国内的问题，在宏观的货币政策当中只考虑本国的利益，结果就产生了对全世界的影响。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会怎么样？由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会下降，这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到2020年左右，经济的总体规模应该会跟美国大致相同，欧共体也有大致相同的规模，在这种状况之下，很有可能出现多个储备货币，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会比较稳定还是比较不稳定？目前在学界很多人认为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们认为多元储备货币的竞争，就会让货币储备国为了保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对自己有比较大的约束作用。如果一个储备货币国不约束自己，大家都会抛弃这个货币，这个国家就会失掉了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
但我个人的看法则认为，这样的体系很可能更不稳定。比较稳定的理论模型或者论述的前提是这些主要货币储备国本身是健康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它为了保留作为储备货币国的地位，会有积极性去自我约束。但是我个人判断，现在发达国家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就像日本一样，在未来5年、10年、20年很可能解决不了，结构问题一直存在着。就中国而言，其实体经济跟美国一样大，但是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金融市场上深化的程度不可能跟发达国家一样。所以，所有的储备货币国，都有结构性的问题存在。发达的储备货币国家为了解决高失业低增长的问题，必然推行数量宽松政策，货币大量增发，因此就会鼓励很多国际性的短期投机资本到处流窜。这些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结构性问题，给他们提供无限的炒作跟短期套利的机会。当一个储备货币国的经济出现一点点的问题，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到另外的国家去，就像前一段时间大量的外汇流进日本、瑞士。而这些大部分是短期的投机性的资金，会推高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形成明显的泡沫，同时如果大量资金流入，就会使得货币升值，减少出口竞争力，真实经济的增长就会减缓，大量的房地产、股市泡沫就维持不住，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出，所以很可能出现资金大进大出的现象。
这种情况对于货币储备国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于国际经济体系也是很大的伤害。在这种状况之下，应该想一个替代的办法，目前谈得比较多的是特别提款权，但我觉得特别提款权并不解决问题。特别提款权是一揽子储备货币的组合，如果储备货币国本身都有结构性问题，也就意味着特别提款权也有结构性问题，因此我提出了纸黄金的构想，这是沿袭着凯恩斯在1943、1944年提出的名为“班可”的国际货币的进一步深化。
美元当时是跟黄金挂钩，班可则跟一揽子的大宗商品挂钩，其问题跟黄金挂钩的问题一样，增加速度跟整个国际经济增长不见得同步，因此可能出现内生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我提出的纸黄金实际上是用信用，而不是用黄金做基础。如果大家接受它，它又等于有黄金的作用，每个国家用它作为储备，来发自己国内的货币。这样就可以同时避免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如果用黄金做储备，会有内生的通缩的压力；如果用国家货币做储备货币会出现国家利益跟世界利益的冲突；如果大家只用共同的货币，而不是储备货币，不能发自己的货币，也可能出现现在欧元区的问题。我提出的纸黄金可以同时避免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当然它是一种信用，它的前提是要被大家接受。
我觉得“纸黄金”有可能被大家接受的原因是，从理论设计来讲，凯恩斯的设计应该比用美元做货币更有优势。但当时凯恩斯的建议没有被采用，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经济的50%以上，而且美国国力还在蒸蒸日上，用美元做储备货币简单易行，符合美国的利益，其他国家对美元也有信心。可是如果展望未来，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占到主导地位；其次每个国家可能都是受害者，储备货币国可能受到大量投机资金的流动成为受害者，非货币储备国也同样受害，在大家都受害的情况之下，纸黄金是大家都可以共同受益的新的制度安排，就有比较大的可能会被接受。
五、中国需要理论创新
现在国内的学界非常需要进行一些理论的反思和理论的创新。目前的宏观理论对于这场危机的产生基本没有预测到，危机发生以后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基本上都是以国别经济来研究，对于现在全球性危机基本上是束手无策。发展理论更是如此，发展经济学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现在已经有3/4的世纪过去了，但是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有效的可以指导大家来制订政策的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都还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没有对自己比较有效的理论，而只是简单地拿西方的理论、现在的主流理论来做决策参考的话，就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都治不了。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非常需要进行理论反思，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去总结一些新的理论，去解释过去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失败，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如果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到2020年左右，甚至之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跟现有的大国之间必然会有矛盾和冲突，比如对于现有国际问题的看法怎么样，以及国际秩序必须怎么重新安排，这些都决定了理论问题必然会成为关键。
如果在2003年的时候，那时国际贸易不均衡刚刚显现，我们能够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拿中国当替罪羔羊。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深入研究问题，只能运用现有的主流理论，而这些理论很多都是瞎子摸象，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可以被一部分经验事实支撑的，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参加国际谈判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办法跟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采取的对策，就是我就不听你的，你能怎么样？这会让他们觉得我们理不直气不壮，使得我们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如果我们有理论的创新，把这些问题真正研究清楚；在这种争论当中也就能理直气壮。因为讨论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逻辑和经验实证。他们在批评我们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有逻辑和经验实证的，问题是他们是瞎子摸象。我们当然要了解他们说什么，但是也不能只局限于按他们说的来讨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必然还有很多矛盾和冲突的出现，别人提出的理论可能基于他国政治的需要，也可能是瞎子摸象；我们只有独立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才会让我们在国际的谈判当中化被动为主动。同时，关于国际治理结构的改善，现在这种国际治理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背后的理论支撑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于现在出现的世界问题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解决现在国际上出现的问题？我们怎样来帮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治理？这一连串的问题的背后，必须要有理论支撑。目前这个理论也不存在。所以我想，对于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在国际上属于建设性角色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理论来支持的话，将会处处被动。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其本身就包含着理念、理论、思维，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有这样，才算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中国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从最大最强的国家变为最落后的国家，现在又开始复兴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变化背后的道理研究清楚，这些道理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借鉴作用。因为现在的主流理论普遍是以发达国家为主提出的，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发达国家，现在的理论都是研究发达国家怎样使产业继续发展，所以很容易造成把能够促进发达国家产业继续发展的道理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用的政策，但推行之后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的案例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其政策是离经叛道的。后来的改革也是如此，按发达国家的理论进行改革的国家没有成功的。只有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现实，才能真正了解限制是什么，机会在什么地方，这样形成的理论才会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同样，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在发达了100年、200年后现在基本上就停滞了，就失掉了发展的动力了，他们也想怎么继续发展经济；像中国这样有长期历史经验、维持了2000多年盛世的国家，如果能够深入研究推动现代国家复兴的真正因素是什么，我想这对发达国家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国内学者比国外学者更有条件的地方。我最近出了一本方法论的书叫做《本体和常无》，提出我们必须放弃过去的一种思维，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在那里，到那里学会真经拿到国内来用，这是让一个国家现代化、富强的道路。但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在不断地变，这表明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发达国家，不然它怎么老是在变呢？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更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都没有办法保证在发达国家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又怎能保证在发展中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因此就必须要有一种常无的心态，抛开任何现有的理论，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只有这样才是解放思想，才是实事求是，才能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讲演内容主要依据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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