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贝尔论文,导言论文,文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事业
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年10月10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茨市。①吕贝尔在维也纳和捷尔诺维茨读完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罗马尼亚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1928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31年他到法国留学，在巴黎索尔滂神学院学习德语，并于1934年获得了证书，1937年申请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动员入伍，被安排在法军救护队。法军战败后，吕贝尔回到了巴黎。不久，德国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法国政府投降，整个法国沦陷。吕贝尔由于有犹太人的血统而被迫生活在德国秘密控制之下。
1941年，吕贝尔在地下抵抗运动中接近了一群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他懂德语，就让他把一个政治文本译成德文以便向德军分发宣传单。但当他要求看看文本时却被告知文本正在写着，也就是说没有，要他自己写。但是当他把写成的文件交给他们时，却遭到全部否定。吕贝尔认为自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去写文件的，但却遭到否决，因而感到很吃惊。他认为，如此多的人自称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混乱。从此他决心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找到了1927-1928年间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EGA)，并对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他惊奇地发现，没有一本完整的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存在，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完整的马克思著作的书目。此外，他还发现，现存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也是不完整的和令人无法满意的，因而人们不得不汇集起许多这些不全面的信息来试图获得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智慧人生和政治生活活动的清晰画面。就这样，他一边做研究一边写下卡片，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
由于吕贝尔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脱离斗争实践的，是闭门造车，因而所得的结论也是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他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先于马克思的教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教义之间的关联甚少，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本人及其著作的一种虚构。因此，他构想并开始着手用双重主旨来建构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这种双重的主旨是：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在其起源和发展上既要做本质的考虑，也要做与时代相关的考察；另外，依赖于马克思的理论和政治著作并被看作一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潮流和学派、政党和流派、理论和教义。吕贝尔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选择了“马克思学”这个名字。
战争结束后，吕贝尔继续教书并继续从事 1941年开始的研究工作，1946年他发表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题目分别是《卡尔·马克思和弗洛拉·特莉斯坦》（1946年1月号《方舟》杂志）、《马克思的读书笔记（1844-1845年巴黎笔记片断）》（1946年11月号《社会主义》杂志）。1954年，他向索尔滂神学院提交了两篇著作作为博士论文，一篇是正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另一篇是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吕贝尔被获准答辩并获得通过。以上两部著作分别发表于1956年和1957年，奠定了吕贝尔在法国马克思研究中的地位。吕贝尔本人认为，他自己的著作填补了马克思及其著作研究的空白，即解决了马克思研究中的知识本身的空缺问题。
吕贝尔毕生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自1950年起，他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间歇地从事工作，因为那里收藏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他同时是法国社会历史研究所、法国社会学研究所、国际法语社会学家联合会以及法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一名长期成员。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在巴黎大学组织了数次高级研讨会并指导了博士论文。他先后多次在多家知名大学作过访问学者，也曾多次担任过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并授课。吕贝尔还多次参加国际性研讨会，例如，196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1966年在圣母大学举行的关于马克思和西方世界的研讨会，1967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国际会议，1970年在恩格斯故乡乌培尔市召开的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大会，以及1974年在范利尔耶路撒冷基金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研讨会，等等。
吕贝尔的著述活动也十分丰富。从1946年起，他的研究成果有80多种，分别有著作、译著、整理的文本、《马克思学》杂志以及论文等五类，其中主要有：《马克思社会主义伦理学文选》 (1948)、《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与博托莫尔合编，1956）、《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表》 (1956、1960)、《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马克思反对波拿巴主义》(1960)、《马克思经济学》第1卷(1963)和第2卷(1968)、《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1974)、《没有神话的马克思》（与M.马纳尔合作，1975、1976）、《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 (1981)、《马克思的著作》（1-3卷，1983）等。
吕贝尔除著述活动之外，还长期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丛刊。该丛刊创办于1959年，它属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实用经济学研究院”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实用经济学手册）的一个分册。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实用经济学手册》出版四期，其中拨出一期的篇幅由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的内容。直至1991年，总共出版了32期。吕贝尔1991年曾经说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期了。吕贝尔为该杂志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自己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成为一份法国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杂志。吕贝尔在《马克思学研究》创刊号上说：“马克思学”一词“与德语的Marx-Forschung（马克思研究）相当，但它同时标志着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及其学派的著作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 Forschung)，同时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与它们相互之间所引起的著作有关”。②吕贝尔在《马克思学研究》发刊词中明确规定了马克思学的三项任务：(1)了解马克思的著作；(2)批判的分析的评论；(3)文献和图书。③吕贝尔在发刊词上也承认，他所作的工作不过是卡尔·格林贝格在1910-1930年所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梁赞诺夫所做过的那些工作。
吕贝尔一生从事马克思学的研究，就个人的研究而言，他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办和主持出版了《马克思学研究》杂志。直至吕贝尔去世前夕，该杂志共出版了30多期。吕贝尔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同时也把一批学者吸引到杂志的周围。
第二，吕贝尔在整理出版马克思著作以及发掘其他资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吕贝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呼吁西方独立出版一套《马克思全集》。为此他曾致信征求卡尔·科尔施的意见，科尔施曾复信支持他的见解。吕贝尔本人为此也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在1957年就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作品目录》。到70年代初，吕贝尔再次倡议成立一个由无党派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组成的国际编委会，以期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出版一部《马克思全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吕贝尔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并没有因此打消念头。80年代初，他在编辑三卷本《马克思的著作》期间，仍然提出一个编辑出版45卷本《马克思全集》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及资金的困难也没有实现。即便如此，吕贝尔在马克思文献学、版本学方面的研究在法国乃至国际上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他在《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上还发表了大量马克思未发表过的书信和轶文，以及马克思个人的档案等珍贵材料。
第三，深入研究马克思生平事迹、马克思著作文本和轶文，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传记、马克思的家庭、马克思个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多资料和思想材料。即使有错误之处，也为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种参照。
当然，吕贝尔的研究并不值得全部肯定，恰恰相反，在研究观点和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评价、对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认识和评价上，吕贝尔在自己的著作上往往流露出很多原则性的根本错误，这是我们应当与之划清界限的。吕贝尔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根本错误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认为20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恩格斯所制造出来的。吕贝尔于1975年5月正值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之际，写了一份《关于“奠基人恩格斯”的几点意见》的发言稿，后来他把它发表在1972年的《马克思学研究》上。该“意见”第一条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世上，不是卡尔·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真正产物，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精神的合法果实。”吕贝尔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④吕贝尔认为恩格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搞“个人崇拜”，“作为对马克思的崇拜，恩格斯是首开第一人”。吕贝尔的这些言论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是我们坚决反对和批判的。事实并非如吕贝尔所说的那样。⑤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乌托邦主义”，从而把马克思本人说成是“空想主义者”。吕贝尔自己专门写作了《乌托邦与革命》一文，文中说：“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过乌托邦，相反，他翻新了它的含义，同时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接着他又说：“最初作为傅立叶和欧文的信徒，不久他完全投入政治斗争，马克思从来就没中断过同他们的精神联系，从而使它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脱离不了干系。”吕贝尔还列举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为例，认为马克思不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去考虑问题，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对欧文的赞誉。因此吕贝尔下结论说：“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是乌托邦主义者中最乌托邦的人，因为他仅仅从乌托邦上关心推翻眼前社会，却很少关心未来社会。”⑥
第三，全盘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建设成就。吕贝尔对苏联问题十分关注，有相当多的文章是关于苏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苏联后期改革问题的。吕贝尔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恰恰是布尔什维克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这就把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一笔抹煞。他还把列宁路线说成是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原则的结果，所以他说：“列宁颠倒了马克思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即工人阶级必须优先于工人政党的原则），从而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歪曲马克思所一再说明的无产阶级多数专政的理论。”⑦
类似错误的思想观点还有不少，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考察吕贝尔的思想观点，对于马克思著作文献的版本考证的贡献，我们应予以肯定，而对于错误的理论观点，我们要予以分析批判。
二、我所认识的吕贝尔
我在巴黎期间，有幸结识吕贝尔。众所周知，吕贝尔发表了不少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而在法国被左翼学者看作是“另类”，所以凡是左派集会和活动都没有看到吕贝尔的身影，一般人也很少与他交往。所以当我向一些法国老师、朋友打听他的住处时，没有人向我提供任何消息。1986年底，《当今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创刊前夕，主编雅克·比岱和雅克·戴克西埃召集我们几个学生整理杂志的联络名单时，我发现了吕贝尔的家庭地址，于是我把它抄了下来。开始时，我也没有去拜访他的念头，另外也因为太忙，因而一直没有登门拜访。直到1991年春，我的学习结束了，也有了较为空闲的时间，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的学习，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了一些了解，感到吕贝尔虽然发表了一些其观点令人难以接受的著作，但他毕竟整理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法国理论界仍有较大影响。例如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前夕，他主持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文集，他还发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历史资料。就个人来说，这方面的贡献他在法国乃至世界算是首屈一指的。基于这一点，我便决定去拜访他。当我拨通他家的电话说明我的打算时，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家住在巴黎13区布朗基大道一幢普通的 20多层高的居民楼里，家中除了书籍之外，没有豪华的摆设。吕贝尔当时已经86岁，但他仍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他首先说：“我这辈子得益于马克思，因此，我得感谢马克思。”这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和马克思打交道。他说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法国安身立命。吕贝尔随即指着旁边的一个书柜说：“你看，这全是我所写的。”我一看，书架上摆满了发表有他的文章的杂志和著作，还有他自己的著作。我请他谈谈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吕贝尔说：“战争结束后，我想继续进行在战争期间开始的研究工作。因为战争期间的经历，使我对马克思及其思想感兴趣，因此我接触了更多的马克思的著作及其生平事迹。我感到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的宣传与实际相差较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我很反感法国共产党和苏联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到处使用，甚至把它变成一种统治工具。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很反对使用这个概念。马克思曾经生气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看，马克思主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义’，因为他们把‘主义’变成一种极‘左’的暴力行为，但我喜欢马克思，因此，我就开始了一种与法共不同的研究。我主要从研究马克思及其家庭的生活轨迹开始，到处收集资料。要知道，那个时候收集资料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又艰苦的事情。在法国没有多少马克思的原始材料，我到过德国马克思的故居特里尔，到过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到过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去收集资料。所幸的是，我的努力没白费，我终于收集到相当多的、足够我研究一辈子的资料。我在1954年发表了我的博士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以及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
谈到人们对他的评价，吕贝尔淡淡一笑，慢慢地说：“我知道我的研究与众不同，受到很多指责，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和左派知识分子。我知道，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个‘右翼资产阶级学者’，但我无所谓，我有我的学术道路，历史将证明我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吕贝尔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确实很高明，希望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
最后，我提出向他索要一些资料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站起来到另外一个房间，不一会拿来了三本装订好的复印文件，这是他在他主编的《马克思学研究》系列上发表过的文章。主要有：最新出版的《马克思学研究》系列1991年第 6-7号、《经济和社会》杂志1979年第17号和《马克思学研究》1982年第23-24号。第一本是针对当时苏联还在实行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专集，题目是《新思维的唯物主义研究》，该集载有吕贝尔自己写作的长文《新思维还是资本主义的怀旧》，另外还有两篇短文，一篇是《MEGA的不幸》，另一篇是《MEGA第二卷有什么内容？》。第二本是吕贝尔所写的文章《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札记》。第三本是吕贝尔写的文章《论一种政治异化的原因：从马克思到斯宾诺莎学派》。
不知不觉间，我在吕贝尔家中已经呆了一个上午了，我向吕贝尔夫妇告别时，他们送我到门口，直至我走进电梯，电梯门徐徐合上，吕贝尔夫妇才从我的视线中消失。1996年2月28日夜，吕贝尔离开了这个充满争议的世界，但他留下一份令人难忘的精神遗产。
通过访问，我感到吕贝尔并不是那种“反动透顶”的人物，相反，他是一个极平常的知识分子：没有架子，反而有几分谦卑，他为了学术研究而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了书堆里。
三、“马克思学”的渊源
“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在苏联出现。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后不久，担任该院院长的梁赞诺夫⑧就提出要把对马克思的研究建成一个学科，即成为“马克思学”。30年代后，梁赞诺夫受到批判、撤职和流放，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遂转移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学研究方向，转而进行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绝对化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学者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再次使用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来命名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就把西方出现的“马克思学”推向资产阶级的阵线，认为这是右翼资产阶级使用的字眼。从此，“马克思学”就成了右翼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名字。
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都一致把西方所有除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均称作是“马克思学”。他们把这种马克思学分为几个学派：1.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家的马克思学；2.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性研究的马克思学；3.资产阶级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学；4.左的激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马克思学。⑨根据这种划分，第一类马克思学派别是以卡尔·波普尔、拉尔夫·达伦多夫、冯·奈尔－布洛宁、阿·施密特、伊林·费彻尔、威利·勃兰特等人为代表。按照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理论界的观点，这些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的言论也都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歪曲和攻击的态度。第二类马克思学派别是被称作“现代修正主义”的人物，例如加罗蒂、恩斯特·费舍、阿·柯辛、普·弗兰尼茨基这一类人。这一类人的观点与上述第一类人的观点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他们曾经是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的言论更具迷惑性。第三类马克思学派别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研究，这些人自称“中立”和“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四类马克思学派别是一些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他们思想较为“左”倾激进。例如，当时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让－保尔·萨特等都属于这一类。按照苏东学者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是与第三类基本一致的。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上述各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视为资产阶级“马克思学”或“西方马克思学”，一概加以批判和声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理论界也不例外。
由此可见，“马克思学”一词并不是从1959年法国学者吕贝尔创办马克思学手册开始第一次使用的。不过吕贝尔的再次使用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马克思学热，以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评价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学”这个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弱政治意识形态”到“强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最初，梁赞诺夫使用“马克思学”这个概念，仅仅是想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及其著作思想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绝没有把它变成与无产阶级所使用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抗的意思，这就是“弱政治意识形态”。但20世纪50-60年代之后，苏联首先把“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十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征讨的十恶不赦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苏联学界内部在80年代之前很少使用“马克思学”这个词，但在80年代之后使用这个词的几率多了起来，例如，《马克思学学术通报和文献》杂志就在 80年代发行，这也许是由于苏联内部的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
如果按照上述苏联的“强政治意识形态”观点，马克思学就可以上溯到很早之前，甚至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产生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杜林、布伦坦诺、塞德莱·泰勒、阿吉尔·洛里亚等人，以及后来的弗·阿·朗格、保尔·巴尔特、贝内德托·克罗齐等人，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文字清剿运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进行诬蔑和批判，他们这些人的著述与后来苏联所批判的“马克思学”的著述几乎是属于同类性质的作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大批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和修正。他们大肆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路线。这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写下了大量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些著作与后来苏联所批判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学著作也是属于同类性质的著作。与此同时，一些曾经遭到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批判的各种机会主义也企图推翻历史旧账，趁机兴风作浪；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乘机把资产阶级的哲学塞进马克思主义，妄图使马克思主义失去革命性。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等都曾在第二国际内部泛滥一时。他们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大肆篡改、肢解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他们的著述也与苏联所批判的“马克思学”的著述属同样性质。我们以前差不多也是这样认识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学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逐渐得到复苏并兴盛起来。最初， 1954年在德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该杂志由联邦德国“福音新教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有巴德·博尔福音新教神学院出版。1957年，德国学者伊林·费彻尔在图宾根大学主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其宗旨就是“企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批判地分析从青年马克思到斯大林主义及其解体为止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并且寻找“出现悲剧性的辩证变化的因素”：“从一个人道主义的出发点到一个反人道主义的结尾”。他还主张，应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证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发展是这个理论的“蜕变过程”。由此可见，费彻尔的研究出发点就是批判性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他赞同“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把青年马克思看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把老年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反人道主义者”；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差异视为“哲学差别”；把列宁的哲学著作看作是曲解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著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平过渡的方式压倒暴力的方式；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理论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蜕变”。
法国学者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于1959年利用“实用经济研究院”的刊物《实用经济学手册》，每年拨出一期办《马克思学研究》丛刊。法国除吕贝尔之外，还有P.毕果、J.卡尔维兹、米歇尔·昂利、雷蒙·阿隆、R.加罗蒂等人。毕果和卡尔维兹均是神学家，在50年代初就写作了大批有关马克思思想的著作。昂利是80年代后成名的“马克思学”研究者。阿隆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著述十分丰富，涉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主要有：《难以找到的革命》(1968)、《从神圣家庭到另一种家庭——对各种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1969)等。加罗蒂青年时期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6年曾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选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议员，1960-1970年任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法共理论家。由于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人道主义学说”，试图用存在主义、天主教哲学来“丰富”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法共内部遭到阿尔都塞的猛烈批判，最后被法共开除出党，后来他就干脆皈依基督教，从事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糅合在一起的工作。加罗蒂的主要著作有：《唯物主义认识论》(1953)、《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57)、《卡尔·马克思》(1964)、《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1966)等。
与上述老一辈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相比，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1940-)和汤姆·博托莫尔的出现则稍晚一些。他们两人的马克思学研究均始自20世纪60年代，著述也都十分丰富。麦克莱伦是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马克思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英文版的第一个译者。麦克莱伦至今仍然不断有著作问世，近年多次到我国讲学，他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曾在我国出了两个版本，是我国读者所熟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博托莫尔是英国塞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早在1956年就与吕贝尔合作发表过《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一书。
在英国尚有乔治·李希特海姆(1912-1973)以及卡尔·波普尔，他们也是著名的马克思学专家。其他比较有名的马克思学研究者还有：美国的悉尼·胡克、R.L.海尔布隆纳、约瑟夫·熊彼特、阿尔温·古尔德纳、诺曼·莱文以及以色列的希洛姆·阿温纳里、波兰裔旅英学者列泽克·科拉柯夫斯基等。胡克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他试图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化。胡克除实用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外，涉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对卡尔·马克思的解释》(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革命、改良和社会公正》(1975)等。海尔布隆纳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主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奥地利人，曾经在奥地利政府部门任职，官至财政部长，30年代以后重回学术界，并迁居美国，一直在美国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此外就是发表于 1912年的三卷本《经济发展理论》。古尔德纳 (1920-1980)，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主要对应用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辩证法的阴暗面”系列：《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1976)、《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1980)。诺曼·莱文的主要著作有《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阿温纳里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政治学教授，是吕贝尔主编的《马克思学研究》的独立撰稿人，主要著作有：《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现代化》(1968)、《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主编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73)、《两种马克思主义》(1977)等。科拉柯夫斯基是亚当·沙夫的学生，曾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不到20岁就参加了波兰共产党，曾到苏联留学，后担任华沙大学哲学史教授，主编《哲学研究》、《直言》周刊，并担任《新文化》文学政治周刊的编辑。20世纪50-60年代，他开始批判“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1966年，因在华沙大学作了一次尖锐的批判性发言并发表《十月的总结》一文，受到波兰官方的严厉批评。1968年3月爆发学生骚乱，科拉柯夫斯基被问责，从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在英、美、加拿大等国的蒙特利尔、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客座教授。1978年，他发表了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成长和解体》，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此外，科拉柯夫斯基还有《没有选择的人》(1960)、《社会主义的思想》 (1974)、《宗教》(1982)等著作。
按照苏联、东欧学者们的划分，上述学者均属于“马克思学”的派别。不过，这个队伍过于太庞大，涉及的人物也太广泛，使人感到它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不同于苏联理论界的研究统统归为异类，一概列入另册。显然这是在“一刀切”的“左”的路线下的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苏东理论界的这种观点来一番清理和纠正。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克思学的范式至少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梁赞诺夫所主张的马克思学范式；第二，在日丹诺夫“一刀切”思想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学范式；第三，吕贝尔所提倡的“马克思学”范式。显然，三种范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把除苏联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统统列入“另册”是否对头？难道以往的马克思学研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吗？在今天看来，我们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事实上，马克思学的历史曾经出现过几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因为恩格斯刚刚去世，马克思失去了最忠诚的守门人。伯恩施坦便乘机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阉割和修正，与此同时，带着“修”字号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著作纷纷出现。例如，奥地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宽广派”等。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20年代末苏联披露了马克思早年著名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起西方很大的轰动。10年间它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有关解释、研究的著作大量出现，从而繁荣了马克思学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的手稿被称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马克思的中心著作”，在该著作中发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40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实行冷战策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受到压制，而带有“反正统”、“反苏”味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大行其道，再加上战争所中断的30年代兴起的马克思研究热再度复燃，因而出现像费彻尔、吕贝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学研究”就毫不奇怪了。
四、21世纪马克思学展望
历史进入21世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给马克思学的命运带来转机。首先，由于冷战结束，大国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相对淡化⑩，马克思学可以按照当年梁赞诺夫的设想重新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学所遭受的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完全是前苏联日丹诺夫的“一刀切”政策所造成的，现在是彻底抛弃这种政策的时候了。其次，“马克思学”的事业已经逐渐变成了全人类的事业。苏联解体后，留下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手稿、著作、文章以及其他材料，1991年3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马克思故居特里尔纪念馆、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等研究组织发起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委员会”，会同苏联原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原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一些成员，共同拟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进行整理和出版。1992年3月23日至28日，该委员会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召开第一次“MEGA2”出版工作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审查、修改和通过了百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原则，并预计在今后的20年内完成这项工作。此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德国柏林勃伦登堡科学院、德国特里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卡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莫斯科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 （前身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独立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研究院等机构，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的名义进行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百卷本（亦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46卷，32卷正在编辑之中。总共预计出版114卷124分卷。目前，这个小组是国际性的，包括荷兰、德国、俄国、法国和中国等国的研究者参与，这一工作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在我国，目前也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早在前几年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版本学、文本学的研究，2006年10月出版了王东著《马克思学新奠基》的标志性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也一直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例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还出版了一批经过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单行本。这次翻译出版“马克思学丛书”系列，也表明了中央编译局全面开展马克思学研究的决心。
这就说明，历史进入21世纪，马克思学已经进入第四次高潮。这是冷战结束后至今的时期。冷战结束后，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的缓和，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委员会”为核心，联合了荷兰、德国、法国、俄国、英国、中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本学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各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著作开始大量出版发行，各类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研讨会经常举行。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学研究在21世纪的现在才得到真正的开始。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学？如何开展“马克思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有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过去所受的日丹诺夫的“一刀切”的影响已经得到彻底的清除。我们应该不应该恢复梁赞诺夫所倡导的马克思学的工作？我们认为不但应该，而且完全有这个必要。原因之一是，“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非吕贝尔的专利。原因之二是，把马克思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这并不损害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研究，相反会加深人们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研究。原因之三是，凡对某一学科门类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就必然形成某一学科门类“学”，所以马克思学也就是在对马克思及其思想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而必然形成的学科，我们是完全有理由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原因之四是，马克思学在过去曾经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使用，但并不能以此为由把它抛弃。正如历史学领域也曾出现过不少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和著述，难道我们能够把它抛弃不用吗？马克思学也是如此，虽然在这一领域曾经出现过一些歪曲、攻击马克思及其生平思想的作品，但不能以此为由抛弃马克思学这一研究领域。原因之五是，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积极地与国际接轨。上面已经说过，在编辑整理出版 MEGA2的工作当中，我们已经有专家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该工作的国际小组也十分希望我们能一直参与这一工作。原因之六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左”的意识形态，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已经派出不少有关专家学者向被我们视为马克思学专家的人学习，同时也已经请这些人来我国讲学和交流。例如，据我所知，被称为最著名的德国马克思学专家伊林·费彻尔就曾经几次应邀来华讲学；英国著名学者、曾被苏联理论界称为英国最大的马克思学专家的戴维·麦克莱伦也曾经数次来华讲学，他的文章和著作也在我国被翻译和出版；此外，美国著名的马克思学专家诺曼·莱文也曾被邀请来华讲学，他的著作也在我国翻译和出版。除上述比较闻名的人士之外，还有更多的年轻一代马克思学专家被邀请来华讲学。而我们也曾派出年轻有为的学者到麦克莱伦、费彻尔门下学习研究。这就说明，在马克思学的问题上，我们也已经打开国门，与国际的研究接上了轨，原先与马克思学水火不容的界线已经突破，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由此可见，21世纪的马克思学研究不仅不能抛弃，而且要大力地开展，并应努力与国际的马克思学研究接轨。重建马克思学已成当务之急。因为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外学者轰轰烈烈，各种研究著作和杂志纷纷出现，而我们对此却仍在观望，因而显得相对冷清。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认为，21世纪我们希望建立的马克思学，应当是能够包容各种有关马克思及其思想理论的严肃认真科学的研究。我们反对那种靠哗众取宠、捏造事实、捕风捉影去歪曲事实而随意制造所谓“新闻”的做法，反对那种任意污蔑、攻击马克思个人人格及其家庭成员和战友的不负责任的轻率做法，也反对那种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任意贬低马克思及其思想价值的做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翻译、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次是开展马克思学相关内容的研究，例如，开展对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著作、笔记手稿的辨识和翻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本、出版史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概念、思想范畴的历史考证。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服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我们编辑出版了《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这只是今后开展马克思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开端性工作，是翻译出版有关“马克思学”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这部文集能期望得到学界对马克思学事业的响应和支持。
注释：
①捷尔诺维茨市(Czernowitz)，当时属匈牙利，后曾先后归属罗马尼亚、前苏联，今属乌克兰。
②Etudes de Marxiologie,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remier Numéro en 1959,p.3.
③Ibid.,p.3.
④Rubel,Marx critique le marxisme,Paris,Editions Payot,1974,p.19.
⑤详细情况可参看拙作《“神话”的神话》，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8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⑥Ibid.,p.293-294.
⑦转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第225页。
⑧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970年出生于俄国敖德萨城，17岁参加革命，从1888年到十月革命期间曾多次出国，从事收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有关资料，负责安排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的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被列宁指定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列宁亲自写信指示梁赞诺夫，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大致方针：1.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和照片；2.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3.整理收集材料的目录。这应当也是当时梁赞诺夫主张的“马克思学”大致的主旨。
⑨参看罗尔夫·鲍埃尔曼等：《“马克思学”的基本派别》，原载鲍埃尔曼等著：《“马克思学”的贫困》，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6年俄文版。
⑩2003年7月8日，参加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整理工作的德国专家施福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学时指出，整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工作目前在德国柏林科学院的协调下进行，莫斯科、巴黎和东京都有研究小组在开展工作，这些小组的成员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有一些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是经典文献，都愿意为这项工作而献身。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不同政治立场观点的人共同工作，这是以往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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