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裔文学的话语地位和话语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亚裔论文,美国论文,地位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5-0080-06
滥觞于19世纪末留美华人英文自传的美国亚裔文学在最近半个世纪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并确立了在美国文坛的话语地位。在此期间，当代美国社会移民结构的变化、经济全 球化的进程、多元化语境的形成，不断冲击着美国亚裔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使其不断重 新制定话语策略，重新聚焦创作主题，经历视界不断扩大、主题不断多元化的话语书写 历程。这种流变性对应着不同时期对亚裔美国人作为美国历史书写之话语主体的建构， 推动着美国亚裔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美国文学的视界。
一、从沉默失语到响亮发声
美国亚裔文学创作的发展与亚裔美国人的移民史和身份政治有着同构关系。
亚洲移民在美国的最早踪迹没有被确切记录。据考证，1571年至1748年间，已有华人 在加利福尼亚造船；18世纪60年代一批“马尼拉人”(即菲律宾人)乘船来到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有历史记载的亚洲人大批流入美国的时间则是19世纪中叶。早期的亚洲移民大 多数是出苦力的劳工，在母国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为了养活自己和留在母国的家人， 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将近20个小时，没有时间系统学习英语，更没有闲暇进行 文学创作。作为生存于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群体，他们的文学话语基本处于“失语”状 态。
在19世纪末美国开始出现的亚洲人用英文创作的文本，被认为是美国亚裔文学的发轫 之作。一本是1887年由传教士资助赴美的中国学生李彦富(Lee Yanphou 1861-1938)发 表的英文自传《儿时在中国》(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1887)，另一本是第一个获 得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容闳(Yung Wing,1828-1912)的《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而亚欧混血作家伊迪丝·伊顿(Edith Eaton，笔名水仙 花)1912年出版的短篇集《春香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以及她的妹妹温尼夫 莱德(Winifred Eaton)假借日裔作家身份于1899到1924年间发表的日本故事，也被不少 评论家视为美国亚裔文学的发端之作。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从事美国亚裔文学创作的作家仍然为数不多，且仍然主要是出 身上层家庭，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人。这个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菲律宾裔作家卡洛 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1913-1956)揭露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与其社会现实之间 反差巨大的自传《美国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1946)、日裔作家约翰·奥 卡达(John Okada,1923-1971)以日裔美国人在二战中被美国当局集体监禁为题材的小说 《说不、不的男孩》(No-No Boy,1957)等，在当时都几近湮没，直到70年代才被重新发 现。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只有华裔作家林语堂的《吾国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刘裔昌(Pardee Lowe)的《虎父虎子》(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黄玉雪(Jade Snow Wong 1922-)的《华女阿五》(
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等为数不多的作品。
亚裔美国人真正打破“失语”状态，获得话语主体地位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与 当时美国政治文化生活的变革、亚裔美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相关。事实上，“亚裔美国 人”这一名称正是在这时才出现的，是当时美国少数族裔民族意识提高以及由反对“越 战”引发的民众政治意识增强的社会产物。“亚裔美国人”被用来替代“东方人”和“ 黄种人”等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称呼，联合来自亚洲的移民以及后裔以争取民族平等的 权利。最初，它所包含的成员大多是华裔、日裔美国人，后来随着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移民的增加，逐渐包括了亚洲各国的移民，其文化身份也由以祖籍地为社群圈子 生存于美国社会角落的边缘人，变成包含阶级、宗教、职业、性别等多种差别因素的复 杂的族裔构成。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因素的兴起为60年代以降的 美国亚裔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20世纪60年代，朱路易(Louis Chu,1912-1970)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1 961)是第一部以美国华埠为背景的小说，以“唐人街英语”写成，反映美国的歧视性法 案制造的华人“单身汉”社会的真实生活画面。其对华人社会的描写既没有神秘化，也 没有妖魔化，开创了书写亚裔美国人真实感受的先河。
70年代是美国亚裔文学真正崛起的开始。华裔剧作家、评论家、小说家赵健秀(Frank
Chin,1940-)与同道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美国亚裔作家作品集《唉咿!》(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1975)，发出亚裔美国人痛苦的沉默中的第一 声集体呐喊。赵健秀的获奖剧作《鸡笼中国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成为正式 演出的首部美国华裔舞台剧；1976年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以女性视角 叙述华裔生活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荣获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进入美国文学经典行列，成为美国亚裔文学发展 的里程碑。
80年代女性作家的崛起尤其引人注目。她们书写了少数族裔女性被双重“边缘化”的 经验，打破了亚裔女性双重“沉默”的失声状态。除了汤亭亭等知名女作家继续推出新 作品之外，又涌现不少新人新作。谭恩美(Amy Tan 1952-)的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长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7个月，售出数百万册，征服了无数读者 ；1989年，印度移民作家卜哈拉蒂·穆克基(Bharati Mukherjee 1940-)发表了她的代 表作长篇小说《茉莉花》(Jasmine,1989)；同年，日裔作家莘西娅·喀达哈塔(Cynthia
Kadohata 1957-)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处女作《漂浮的世界》(The Floating World,1989 )。
到了90年代，随着美国亚裔作家队伍的进一步壮大，美国亚裔文坛更是佳作不断，其 写作风格与主题也更趋多元化。主要作品有菲律宾裔作家杰西嘉·海基多恩(Jessica
Hagedorn,1949-)的《食狗者》(Dogeaters,1990)和由她主编的美国亚裔作家作品集《 陈查礼死了》(Charlie Chan Is Dead,1993)、华裔作家任璧莲(Gish Jen,1955-)的《 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1)、伍慧明(Fae Myenne Ng,1957-)出手不凡的 处女作《骨》(Bone,1993)、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的短篇小说集《爱之恸》(
Pangs of Love:Stories,1992)、日裔作家戴维·穆拉(David Mura,1952-)反映第三代 日本移民的生活和感受的自传《变成日本人：一个三世的回忆》(Turning Japanese:
Memoirs of a Sansei,1991)、赴美中国留学生哈金(Ha Jin，中文名金雪飞)讲述中国 大陆一对恋人的十八年无奈等待的小说《等待》(Waiting,1999)，等等。这些作品赢得 了广泛的读者，并获得多个全美文学奖项。
进入21世纪，美国亚裔文坛喜讯频频：印度裔女作家裘安帕·拉依里(Jhumpa Lahiri1 967-)的短篇小说集《疾病的译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1999)获2000年普利策 奖，华裔作家梁志英(Russell Leong,1950-)的小说集《凤眼》(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2000)被《洛杉矶时报》选为2000年最佳小说，后又获得2001年全国图 书奖。
美国亚裔文学创作规模的扩大、读者群的拓宽、全美大奖的多次获得，都有力地证明 ，亚裔文学已经由边缘地位融入美国文学的主流，成为美国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亚 裔作家利用文学这一话语领域，改变了亚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社会沉默的“他者”的形象 ，争取到响亮发声的话语权。
二、以不同的话语策略树立亚裔美国人的话语主体地位
在从沉默无语到众声合唱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不断重新审视所关注的焦 点，改变着创作重心和创作主题，尝试着不同的话语策略，经历了视界不断扩大，内容 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流变过程。
(一)以不同的话语模式改变亚裔美国人的“他者”形象
每一个再现，如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所言，都是由“权力/知识”所构成 的话语领域的产物，“事实上，正是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结合在一起”[1](p.100)。争 取自我界定与主体建构的权利，文学必然是话语权的争夺场所之一。从事创作的亚裔美 国人，在争取自身再现的话语权时，首先要面对的是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被白人主流社 会权威话语“他者化”的各种“刻板形象”。从“内化”白人权威话语，到运用“反话 语”进行抵抗，再到建立新的“语言杂多”的话语形态，几代亚裔美国作家以不同的话 语模式改变了亚裔美国人被“东方化”和“他者化”的历史。
为了改变诸如“异教徒中国佬(Heathen Chinee)”阿辛(Ah-Sin)和撒旦式人物傅满洲( Fu Manchu)之类“黄祸”化身的亚洲移民刻板形象，早期的作家书写了一些所谓的“成 功故事”，讲述自己通过个人奋斗和基督教的教化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经过，如上文提 到的《虎父虎子》和《华女阿五》。虽然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美国大众心目中的亚裔 形象，但在另一方面却进一步加深了另一种刻板形象：被白人文化同化的“模范少数民 族”(Model minority)。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主流话语对亚洲文化进行的异国情调 化 和东方化，在无意中内化了白人对亚洲移民“他者化”的权威话语。
70年代，赵健秀和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等人发起文化民族主义运动，致力于对 “模范少数民族”刻板形象与亚裔男子“阉割形象”纠缠在一起的陈查礼(Charlie
Chan)之类“刻板形象”的驳斥。他们指出，每个种族“刻板形象”有两个类型，“不 可接受的类型”和“可接受的类型”，分别被白人施与“种族主义的恨”和“种族主义 的爱”，而后者常常针对亚裔美国人，将其“女性化”。在这种刻板形象中，他们充其 量只是“能干的家庭主妇”，“没有任何诸如独创精神、冒险精神、勇气、创造力等传 统的男子汉气概”[2](p.65,79,68)。赵健秀等人试图通过恢复亚洲文化中的英雄传统 对刻板形象发出“响亮的抵抗”，以树立新的亚裔美国人的主体性。赵的剧本《鸡笼中 国佬》中唐人街的牛仔谭·林、小说《唐老亚》(Donald Duk,1991)中的唐老亚，都被 有意塑造成英武阳刚，并有点儿“厌女”症的形象。以身体暴力塑造亚裔男性刚阳之气 和把女性作为成长道路的羁绊，这两点在亚裔男性作家的创作中时有体现。如陈耀光的 短篇小说《海法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Haifa)中的比尔、李健孙(Gus Lee 1947- )的小说《中国小子》(China Boy,1991)中的凯·秦。
赵健秀等人对亚裔男子形象的重建有两点引起了争议：一是他们着力表现的亚裔男子 的英雄主义常常把身体暴力与男性的英勇联系在一起；二是他启用了性别的刻板形象反 抗种族的刻板形象，把懦弱、顺从、主管家事归为女人的特点，把独创精神、勇气、毅 力归为男性特有的特征。这种话语模式受到了女性批评家的诟病，被认为在纠正被主流 文化歪曲的亚裔男性的形象时却常常接受“夫权式建构带来的偏见”，“只能固化夫权 制的概念和假设”[3](p.310,315)。这些批评不无道理。我们发现，赵健秀等人使用的 话语策略是福柯在《性史》中提到的“反话语”(reverse discourse)，即在争取自身 的再现权时，“在相同的语汇中，使用了将他们消解的同样的范畴”[1](p.101)。这种 沿用权威话语的语汇和范式进行抵抗的话语策略，不可避免地充满陷阱。它暴露出二元 对立的思维方式，说明赵健秀等人始终摆脱不了白人的“凝视”，未能完全逃脱白人主 流文化的再现范式。
越来越多的亚裔作家试图建立新的话语模式：一方面摆脱对白人权威话语的模仿追随 ，另一方面避免二元对立思维制造出新的“刻板形象”。他们拒绝任何可以被对号入座 的单向度书写，采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大力提倡的体现文化多元态势的“语 言杂多”(heteroglossia)的话语模式，以不同的视角，呈现亚裔美国人多姿多彩的生 活。80年代以后的创作多属于此例，如任璧莲的小说《典型的美国佬》和近作《希望之 乡的莫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9)，韩裔作家Chang-Rae Lee的小说《说 母语者》(Native Speaker,1995)等。1993年由杰西嘉·海基多恩主编的美国亚裔作家 小说集《陈查礼死了》尤其体现了“语言杂多”的特征。入选该集的48位作家从不同角 度刻画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身世遭遇、性格迥异的亚裔美国人，描绘了不同形式的亚 裔美国人生活，借以否定片面、狭窄的亚裔刻板形象，涤荡陈查礼的阴魂。美国亚裔文 学研究学者金伊莲(Elaine Kim)在该书“前言”中指出：“陈查礼的确死了，永远不再 复生……我们看到的不是‘模范少数民族’，而是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过去的人们……” [4](xiii)。
(二)以不同的话语策略建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的界定往往是少数民族文学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亚裔作家，在母国 文化、美国主流文化等关系上苦苦思索亚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建构，从投靠白人主流文 化、囿于文化民族主义，逐渐走向多元文化的杂交和融合、乃至于超越地域和族裔界线 的文化对话。
早期作家带着母国文化的深深烙印，但又必须在白人主流社会强势文化的夹缝中寻求 立足点。华裔作家黎锦扬、黄玉雪，菲律宾裔作家曼诺尔·布肯(Manuel Buaken)等人 含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多有对母国文化的展示。但是，这种展示既非是与白人主流文化的 抗衡，也非一种融合的策略，而是把业已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夸大的“他者性”、浓郁的 异域情调展示给他们的目标读者：白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学者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指出：“他们展示的不同化是极有选择性和表演性的，目的是讨好主流 ，并非威胁主流……是去除了有害成分、政治色彩，纯粹为娱乐消遣而提供的货色。” [5](p.55)
黎锦扬(Chin Yang Lee,1917-)在小说《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中，将华 裔美国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华人社区的种种矛盾用喜剧的笔法和皆大欢喜的结局予以消 解，并将唐人街描写成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所，把华人的风俗习惯渲染成“东方奇观”。 黄玉雪在《华女阿五》中讲述的是自己通过个人奋斗完成大学学业、得到白人社会赞许 的故事，但同时却花费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华人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节日习俗、甚 至中餐的食谱。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指出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 但书中所介绍的中国文化多是展示异国情调的浅层次的“饮食文化”，且一些部分与故 事的主要情节关系不大，不免有黄秀玲所说“把文化活动从它们的语境中剥离，有意置 于‘外人’好奇的凝视之下”[5](p.55)之嫌。黎锦扬、黄玉雪等人使用的话语策略并 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书写的就是努力跻身美国主流社会的故事，以争取白人主流文化的 认同为成功标志。如中国学者张子清所言，“在他们当时的想象中，没有亚裔和华裔美 国，只有白人美国。”[6](92页)
70年代赵健秀及其同道发起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旨在捍卫亚裔属性。他们一方面探寻 移民先辈的创业足迹，挖掘被压制的历史，寻找某种历史皈依感；另一方面借助对民族 文化的追溯，寻找文化身份的依托，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文化殖民。他们认为真实的创 作源于“亚洲的神话传说和儒家的英雄传统”，而虚假的创作来自“基督教、西方哲学 、历史和文学根源”[7](XV)。他们把弘扬民族文化与建立文化身份联系在一起，把再 现“真实”的民族文化和刻写“真实”的“亚裔美国人的感性”作为第一要务。这场文 化民族主义运动在提高亚裔作家的凝聚力、构建亚裔美国人身份政治、扩大美国亚裔文 学的影响力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然而，他们的一些主张在后现代语境下和移民形 式日益发生的变化中渐渐暴露出一些的问题。首先，他们所依托的“真实性”在后现代 主义的解构下业已失去往日作为价值标准的依据。福柯对“知识/权力”的深刻分析使 人们意识到，话语中只有权力的“嬉戏”，并没有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再者，过去几十 年中的多元化变迁，使得亚裔美国人的感受和经历既有历史纵向的变化，又有不同组成 成员横向的差异。第一代移民的真实感受，在第五代移民身上可能就不真实；中产阶级 的切身经历对于为生存而挣扎的新移民来说就没有多少真实可言。赵健秀等人倡导的文 化民族主义话语，因为带有本质主义同质化思维之嫌，在后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不免日 渐式微。
不少美国亚裔女性作家和新进作家不愿纠缠于文化归属的“非此/即彼”(either/or) 的选择，也努力摆脱“既非/也非”(neither/nor)的文化边缘人地位。他们希望以霍米 ·巴巴(Homi Bhabha)提倡的杂交(hybridity)策略，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重新塑造亚裔 美国人的文化身份。
日裔作家莫妮卡·索恩(Monica Sone 1919-)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眺望文化融合美好 前景、倡导文化杂交的先行者。她在1953出版的《二世女儿》(Nisei Daughter)中描述 了自己作为日本第二代移民(即二世)，从处于父母代表的日本文化和自己身处其间的美 国文化之间的迷茫、困惑中走出来的故事。在小说结尾部分，她对父母说道：“出生在 两个文化中真的很棒，好像占了人生的大便宜，用一份价钱换来两份生活。”她终于学 会了杂交两种文化，把自己铸造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爱心、有创造力的日裔美国女 性”[8](p.236)。
汤亭亭一直致力于把中国文化移植进美国生活，并多次声称自己创作的是美国小说。 她在《女勇士》和《中国佬》(China Man,1980)中写中国女人的故事，写华人在美国的 创业史，是为了“认领美国”。谭恩美的《喜福会》通过描述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的美 国女儿之间由冲突和误解走向理解和认同的经过，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揭示 了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对待母国文化的态度上，汤亭亭和谭恩美都不拘泥于 所谓“真实”的版本，而是根据故事的需要进行了改写，在她们的作品中，民族英雄岳 飞背上的刻字被移植到花木兰身上，李汝珍的《镜花缘》中的“女儿国”被移到美国， 嫦娥的故事、灶君婆的民间传说都被进行了改写。可以说，汤亭亭、谭恩美等人书写的 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而是唐人街文化，东西方文化在此汇合。
无论是赵健秀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作家，还是汤亭亭这样赞成文化杂交融合的女性作 家，他们尽管在对待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存在差异，但均以汤亭亭提出的“认领美国 ”为立论的出发点，凸显亚裔成员的美国身份，争取其作为美国公民的主体性和发声权 。他们的视角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他们对母国文化的认识总是透过美国文化的一层面纱 进行的。但是，近年来，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视角已经不再是亚裔作家唯一的视角了。 变化的原因之一：亚洲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美国与亚太地区交往交流的增加、以及 资本经济的全球流通、国家概念的转变，使得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族裔的区分不再泾渭 分明了，族裔身份出现了“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倾向。变化的原因之二 ：大批新移民的产生带来母国文化，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使得回访母国不再如过去那么艰 难，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已不再借助与母国文化的疏离而界定。正如金伊莲所指出的 那样：“以前亚裔美国社群和文化的形成受制于排外和遏制性的法律条文，而当代的经 历则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际化影响。”[4](X)一批“文化散居者”借助交通的 便捷、地球村的形成，完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自由穿梭。他们可能是从亚洲国家来的新 移民，也可能是穿梭于多个国家的“世界飞人”，亦有可能是在美国出生、回访母国的 亚洲移民后裔。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经历，使用了被巴赫金称为“对话 主义”(dialogism)的话语策略，用以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现任美国《亚美杂志》(Amerasia Journal)主编的梁志英的获奖短篇小说集《凤眼》 便是他在东西方不同文化间往来、用不同的视角审视“两者之间的人的生活层面”的所 得[6](94页)，被人称之为一部“跨越文化与地理的区隔，模糊了种族与性取向的界定 ”的佳作[10]。在印度、欧洲、北美穿梭的移民作家卜哈拉蒂·穆克基在其代表作《茉 莉花》(Jasmine,1989)中叙述了主人公茉莉花在不同的文化境遇中改变着自己的名字， 更改变着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的故事，让人不但感受到主人公经历的变化，还能够看到“ 变化中的美国”。裘安帕·拉依里在《疾病的译者》的标题故事中，道出了自己成为文 化译者的渴望：讲述“印度的东西”和“美国的事情”，成为“民族间的译者”[11](p .59)。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认为，文化上的侨居是世纪末以 来后殖民文学经验的内核，它不断地冲击着写作，并使文学变得世界化[12](267页)。 梁志英、裘安帕·拉依里和卜哈拉蒂·穆克基这样的作家正是博埃默所说的20世纪末期 以来的典型的后殖民作家，是“超国界的”的“文化上的旅游者”[12](268页)。我们 认为，他们的创作模糊了东方/西方、边缘/主流的划分界线，使得亚洲文化由原来被殖 民、被“诋毁”的一方，成为对话的一方，渗透至美国文化之中。
文学成为争取自我界定的有力媒介，参与自己的故事的讲述就是让一个独立的自我获 得诞生和存在[12](258页)。即便在文学因大众文化媒介的冲击而式微的今天，美国亚 裔文学的发展现状仍然是这句话的极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文学创作上的成功 使亚裔美国人获得了发声权和主体性的构建。美国亚裔文学与美国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 一道思考着美国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境遇问题，以深刻的主题挖掘和艺术上的尝试与创新 改变着美国文学的景观，并在某种意义上促使美国社会由文化同质化的“熔炉”(
melting pot)向多元性文化景观中的“马赛克”(mosaic)转变。
收稿日期：2003-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