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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1)01-0008-06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全球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飞速的科技进步，同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急剧的人口变动。世界人口成倍增长，全球性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另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新的人口发展趋势，并面临着新的人口问题。人口作为制约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局部范围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人口发展趋势
对全球人口发展历史来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100年间，世界人口总数翻了两番，这是一个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速度。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人类人口增长带来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估计，公元元年世界人口约为2～4亿，到17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增长到4.7～5.5亿。距今约200年前的19世纪初，世界人口达到8～11亿，到19世纪中叶达到11～14亿。20世纪初的世界人口数量为15～17亿人。
全球人口达到最初10亿人是在1830年前后。100年后的1930年世界人口增长到20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历了新的急剧而空前的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率显著提高。1950年世界人口达到25亿，1960年则达到30亿人。也就是说，人类从第一个10亿人增长到20亿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从20亿人增长到30亿人只用了30年的岁月。在此之后每增长10亿人的时间则越来越短，全球人口保持了持续的增长。1975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人，仅用了15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又增长10亿；1987年则达到了50亿，1999年突破了60亿。目前，世界人口以每年75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到本世纪中叶将继续保持增长。根据表1所显示的联合国最新预测数据，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8亿，而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到89亿。
在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过程中，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而显著。公共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的减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因素都对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以后，致力于经济发展，积极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同时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一方面是死亡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高出生率，致使全球人口在20世纪后50年里爆炸性增长。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1950年发展中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67.8%，而到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80.4%。在1950～1955年间，发达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79%，而发展中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2.06%。到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289%，而发展中地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在1.61%的水平上。在1995～2000年之间，非洲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则仍高达2.39%。尽管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目前仅为13%，但由于其高增长率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约20%。在世界人口中，目前亚洲人口所占的比重最高，达到60%，而美洲和非洲相差无几，欧洲则占全球人口的12%。由于其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到205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7%。
表1 世界各地区人口：1950～2050年 单位：1000人
资料来源：UN.Word Population Prospects:1998.
注：发达地区指欧洲、北美洲、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其余为发展中地区。
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之间人口增长率的显著差异主要来自其显著的生育率水平差异。在1950～1995年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为4.99，发达地区为2.77，而发展中地区则为6.16。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基本在更替水平以下，90年代前半期下降到1.68，到90年代后半期则进一步下降到1.57的低水平。与此相比，发展中地区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90年代前半期为3.27，而到90年代后半期也在3.00的水平上。然而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间的死亡率水平差异则明显缩小。比如，在1950～1955年间，发达地区的人口死亡率为10.2‰，而发展中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则高达24.2‰；到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的人口死亡率为10.1‰，而发展中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则下降到8.62‰。结果，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地区。在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1‰，而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则高达16.3‰。1950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等四国。到2000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增加到10个，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日本和尼日利亚加入了这一行列。到2050年，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菲律宾、越南、伊朗、埃及以及土耳其等国家的人口也将超过1亿，全世界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国家将增加到18个。
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很多国家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人口转变，并在其过程中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人口发展趋势以及新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发达地区所面临的人口发展趋势，也是21世纪全球所面临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的、新的人口问题，也是制约和影响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人口因素。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进展将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种种影响。从表2所显示的世界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21世纪中叶全球人口老龄化将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约为7%左右，而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则远远高于发展中地区。根据表2所列的联合国预测数据，到205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6%，而发达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为25%左右，即1/4的人口为65岁以上老年人。有些发达国家将面临人口数量的减少和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的人口问题，比如日本。到2050年，发展中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将达到15%左右，这也是较高的老龄化水平。
表2 世界各地区人口年龄构成：1950,2000,2050年 (%)
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结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影响未来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同时，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也将影响人口结构。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将继续不断提高，这也是一种趋势。在1995～2000年间，全球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6岁。然而，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之间平均预期寿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在1995～2000年间，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1.1岁和61.8岁；而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则分别为78.7岁和65.0岁。到2045～50年，全球男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分别达到73.9岁和78.8岁，而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男性分别为78.2岁和73.3岁；女性为84.2岁和77.9岁。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将进一步加快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
二、人口与发展
人口与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过快增长、劳动力过剩、失业等问题，都是涉及到人口与发展的问题。还有，在当今日益国际化的时代，国际人口移动、劳动力迁移、难民、地球环境等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
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完成了近代经济增长，并且至今持续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所谓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持续扩大的过程。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近代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发现了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人均生产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一是人口的持续而显著的增长。也就是说，近代的经济增长与近代以前所不同的特征是，总人口的高增长率和人均生产的持续而显著的提高。
罗斯托(W.W.Rostow)用与库兹涅茨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分析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他把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准备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大众消费阶段。其中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在库兹涅茨的近代经济增长定义里，相当于从近代以前的经济增长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过度时期以及近代经济增长初期。产业革命、近代经济增长（初期）、起飞阶段等指的几乎都是同一历史时期。
近代经济增长基本上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等结构变化，这一过程常常被称为经济发展。战后出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对长期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经济发展理论，把人口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放之经济体系中加以分析。代表性的有纳尔逊(R.R.Nelson)的“低收入均衡陷阱”理论和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在纳尔逊模型里，劳动力和人口成正比，并且在土地和资本之间存在无限的替代弹性。并假定，当人均收入水平在某一点（图1中的a点）以下时，收入水平越低，储蓄率、资本形成比率也低，经济增长率如G曲线所示，在人均收入(y)达到a点之前增长，然后则保持不变。另外又假定，人口增长率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上升；但是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点(b)以上时，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生育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如曲线n所示。在这个模型里，存在C和D两个均衡点，经济在处于某一均衡点时，经济增长率(G)和人口增长率(n)相等，从而人均收入水平不变。现在我们考虑均衡点C，如其人均收入(c)左右的箭头所示，有一种力量在起把人均收入向C点收敛的作用。就是说，因为在人均收入达到C点之前，经济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而当人均收入超过C点（达到d点之前）时则人口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于是，经济就难以从C点摆脱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低收入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又，假如经过一定的努力，经济增长率移动到点线(G')，两个曲线相交于E点，人均收入提高到e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E点，实质上和在C均衡点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仍然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另外，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过d时，经济增长率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经济才有可能离开D点而保持持续的增长。可以说，这正是库兹捏茨所说的近代经济增长，这也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所谓经济起飞阶段。为了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需要通过体制变革、增强储蓄、引进外资等努力，把经济增长率从G提高到G'（如图2），或者通过进行人口控制，把人口增长率从n降低到n'（如图3）。即，需要大跃进(big push)。当然，也可以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努力，即向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两条曲线互相不相交的方向努力。
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在其“临界最小努力”模型里，把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为克服发展的阻力所需要的努力称为“临界最小努力”(critical minimum effort)。“临界最小努力”实际上指的就是，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者“贫困的恶性循环”所需要的最小努力。莱宾斯坦认为，人口规模越小，则可以通过较小的努力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进入近代经济增长过程。
上述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为了从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摆脱出来，需要进行经济的大跃进(big push)或控制人口增长，或同时进行这两方面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但是成功的事例并不多。战后，许多国家面临经济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也就成了各国最优先课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增长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盛极一时，几乎都用人均国民生产以及其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战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没有把“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在很多时候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经济发展。然而，在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尤其到了60、70年代开始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引起了大争论。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使人类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事实上，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
自从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物质文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同时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也遭到了不断的破坏。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规模空前扩大，人口爆炸性地增长，人口问题越发突出，同时自然资源过度地被开发与消耗，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过去和现在所享受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条件，大多是以消耗各种资源环境为前提的。人类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进行生产，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产活动的持续扩大，人类所使用和消耗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同时对生态环境进行种种干扰。
早在农业革命时期，人类业已开始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从事生而则满足了人口增长的物质需要。然而，人类大量地开采、利用和消耗自然资源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使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物质消费水平不断上升，开始出现了各种资源环境问题。60年代以后，资源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加之全球性的人口激增，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逐渐地思考未来的发展问题，即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以致形成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思想。所谓“可持续发展”通常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是人类对至今的经济增长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的结果。“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观念，正普遍被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并逐渐成为各国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三、全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地球已经哺育了60亿人。其结果，我们的“地球村”变得越来越拥挤。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何解决全球所面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地球村”的共同课题。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持续而协调的发展。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就是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问题。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时，人类的生产活动又在不断地破坏和污染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其有限性主要表现为以石油等为代表的能源，即非再生资源有限的储量；森林、草地、土地以及水资源等再生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短缺。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体表现为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土地沙漠化、海水水位的上涨等。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为土地、大气、海洋污染以及水污染等。到20世纪末叶，地球环境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了。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全球1/5的人口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全球一半人口缺乏卫生设施。另外，环境激素正在威胁地球生命。
“环境激素”问题同地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一样，已成为全球性环境大问题。希奥·葛尔本于1996年与人合著出版了《被剥夺的未来》，书中指出了环境激素的各种危险性。人类生产并制取的化学物质，通过各种渠道混入食物和空气中，进入人体呼吸道和消化道后，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干扰人体内分泌并致使内分泌失调。把这种能起到类似于激素作用的化学物质统称为“环境激素”。当今世界存在的人造化学物质有8.7万种，其中500种已发现存留人体之内。环境激素扰乱内分泌系统，导致生物生殖、生长异常。到目前为止，已经列入“环境激素”的化学物质有72种，其中包括二恶英、苯乙烯、多氯联苯、三丁锡和三苯锡涂料、DDT等，不少除草剂和用于塑料、树酯原料及洗涤剂的化学物质等。
“二恶英”，学名Dioxin，属氯化环三芳烃类化合物，在已知化合物中毒性最强，具有内分泌和生殖毒性。如大量积蓄在人体内，会损害肝脏、生殖系统，产生癌变。对婴儿来说，会导致皮肤病变，器官畸形等，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二恶英”大量产生于含氯酚生产过程中，并广泛存在于汽车尾气及垃圾焚烧中。不过，人体吸收的“二恶英”90%来自膳食。1999年初，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因动物饲料被二恶英污染而相继发生了“二恶英事件”，我们仍记忆犹新。目前，在日本“二恶英”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环境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尽管这样，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口未能摆脱贫穷与饥饿。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全球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全世界1/5最富有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另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9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全世界有8亿左右的人口在挨饿，这个数字比欧洲和北美加起来的人口总数还要多。2000年度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20个国家人均收入比最贫穷的20个国家整整高出37倍，两者之间的差距，比40年前增加了1倍。目前全球有2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而其中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正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而加深“数字鸿沟”。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数字鸿沟”的出现并逐步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当今世界不仅面临着贫困、战争和环境破坏等问题，也面临着爱滋病的威胁。如何利用人类社会至今积累的科学技术和人财物力，摆脱爱滋病的威胁，也是全球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长期以来，非洲大陆被债务、战争、难民、贫困、爱滋病等问题所困扰，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爱滋病的出现至今不过20年，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目前全球爱滋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根据2000年6月份联合国的报告，1999年全球共有500万人死于爱滋病，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在非洲，爱滋病的受害者多数为年青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今后非洲人口中60～70岁人口将超过30～40岁人口，导致畸形的人口老龄化。从爱滋病在非洲传播的速度看，在最严重的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家一半以上年轻人可能会死于爱滋病。南非总人口为4200万人，而其中的10%是爱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其中孕妇所占比例高达22%；每天1500人受到感染，每年新增55万人。肯尼亚卫生部于1999年9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报告说，肯尼亚有200多万爱滋病人或爱滋病毒携带者，在爱滋病毒携带者中，绝大多数为15～19岁年轻人。此外，还有10多万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感染了病毒。目前爱滋病开始在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当考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能只追求经济增长。当今世界日趋国际化，人口问题、经济问题、资源以及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仅局限于一国范围内的事情，而逐渐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的确，21世纪全球人口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悲观论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类至今的发展历史表明，人类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能够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再继续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和不停地破坏环境，因为继续这样下去将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带来种种威胁和困难。近十年来，人类开始真正认识到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并且为了寻求其解决方法做出各种努力。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1994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正是这些认识和努力的象征。“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是，继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人口大会之后，联合国主持召开的第三次政府间人口问题专门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会议主题为“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该《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建议和目标，被普遍认为是今后20年全球人口与发展领域中的指导性文件。
面对21世纪全球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能否真正实现全球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努力。
[收稿日期]2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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