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政权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同盟论文,关系论文,田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1)04-0054-07
野田政权诞生于日美关系微妙变化的时期，在对美关系上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修复、调整、强化和稳定日美同盟关系，不仅与野田政权本身如何维持、维持多长时间相关，也与日本未来政治格局如何变动、怎样变动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由于2012年日美都面临大选问题，日美关系将直接同野田和奥巴马的执政前景产生重要影响，所以问题变得更复杂，时间变得更紧迫，意义变得更重大，影响也将变得更直接。正因如此，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期，日美关系的变化更令人关注。野田政权自上台以来，积极地解决日美间的难题，采取措施推进日美关系的调整。
一、适当调整民主党的路线，修复和稳定同盟关系
2009年执政以来，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两个政权尽管都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作法却不尽相同。鸠山内阁提出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主张，明确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1]，这曾被许多人认为是日美关系恶化的原因。他强调“日美同盟最重要，但不能依赖美国，有必要发展更加自主的对外政策，有必要强化将美国和亚洲置于一个轴心的外交态势”。不过，东亚共同体“并非是要牺牲日本与最重要的盟国的关系”，而是强调“中美关系好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好事，中日关系好对美国同样是一件好事”。日本不是谋求转换对美关系，而是要“强化美国对民主党的支持”；不是反美、嫌美，而是使日本发挥“亚洲和美国之间连接桥梁”的作用；不是不重视或轻视日美同盟，而是赋予其“民主党的特色”。鸠山的做法遭到了美国猜忌，日美的对立也加深。
菅直人上台以后，尽管没有明确否定鸠山的主张[2]，但事实上已抛弃了“对等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共同体设想”，更积极地强调日美同盟，将其明确置于日本外交的唯一基轴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关系。菅直人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主张“应开展现实主义外交，深化日美关系”[3]，2010年11月菅直人在与奥巴马会谈时强调，“美军在东亚地区的驻扎和前沿展开更加重要”了，日本会更多承担作为盟国的相应义务，由此博得了奥巴马的积极评价，称“菅首相将日美关系置于了很高地位”，“日美同盟是‘我们’安全和繁荣的基石”[4]。双方确定在2011年就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修改尽快达成，以此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菅直人的承诺比较明确，但行动却比较迟缓。日美间的诸多课题因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而搁浅，也因美国的财政危机而使矛盾再次升级。对于美国急需解决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和日本加入环太平洋战略经济协定问题，菅直人以国内问题为由不作为的态度，令美国十分焦躁。不过，美国对于日本“内向化”倾向的危险更担忧，不得不开始更务实地思考日美间难题的解决方案。
野田政权上台后，在汲取前两任政权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地以强化日美关系为核心，促进政权的稳定运营。从思想上，野田继承了民主党的既定路线，将“只要日本承认接受美国的核保护是必要的，那么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是必要的”作为逻辑的起点，也作为逻辑的归结。在发展同盟关系上，野田也继承了民主党的基本政策路径。首先，更明确地向美国表明承担作为盟国的责任；其次，明确美国的对日期待和要求；最后，决定日本的具体努力和具体做法。不过，在具体做法上，野田的特色更加鲜明。这可以归纳为：(1)思想更清晰、更明确、更坚定。上台后的野田反复强调日美同盟是唯一的基轴，明确否定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主张日本应加入TPP，明确向美国表明了坚持、强化日美同盟的决心。这与鸠山的“两个轴心”和菅直人的“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模糊立场形成鲜明对比。(2)在对美关系形象塑造上，野田改变前两任的“too late，too little”(太慢，太小)的做法，一开始就在普天间基地搬迁、TPP问题、修改日美安保宣言问题上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势，试图给美国一个想作为、可作为、大作为的印象，促使美国积极地支持政权本身并做出快速地回应。(3)调整民主党发展同盟关系的路径设计，变“被动地等待”为“主动地要求”，先于美国的发难在日美难题上积极地行动。(4)顺应美国重返亚洲的总体态势，明确日本自身的行动理念和目标，用日本的主动变化促进美国对日要求的变化。“自己国家自己保护”，提出类似中曾根内阁的“1 000海里海上防御线”的西南岛屿和关岛间海上防御线设想等，都暗含日本以先变引领美国变化的涵义。(5)模糊在安保和日美同盟关系上的“民主党特色”，使之更具有“野田特色”。在政官关系上，改变“政治主导”的内涵，使安保问题回归传统的政策框架；在安全理念上，更融合自民党时期的特色，间接表明继承传统日美同盟关系的总体态势；在发展和拓展合作上，更紧密同美国的安全关切和经济关切相联系，将加入TPP作为日美关系强化的支撑，明确将矛头对准朝鲜和中国；在稳定和变革同盟关系上，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可行路线的同时，还营造民主党“举党一致”和日本政党“举国一致”的总体态势，赋予野田政权对日美同盟贡献以“超党派”的色彩，赋予民主党的日美同盟路线以“日本方式，美国特色”的普遍意义。
二、尽早解决基地搬迁难题，结束日美间的同盟争论
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日美已经争论了15年。日美双方自1996年至2006年进行了为期10年的研究、磋商与协调。1996年计划5至7年实现基地的搬迁，但围绕选址问题日美协商未果。1997年定为名护市边野古海岸新建基地，但围绕施工方案日美分歧严重，最终于2002年确立基本工程计划，但却没有任何进展。2006年日美双方达成协议，本着“维持威慑，减轻负担”的原则，遵循美军冲绳海军陆战队人员向关岛转移和普天间机场向冲绳县内边野古转移的方式，在转换美国驻日基地功能和转换美国全球战略态势的多重目的下，对普天间基地迁移进行统筹规划、总体协调，并计划于2014年完成搬迁任务。但由于冲绳县民的反对，搬迁计划久拖未决。2009年鸠山民主党政权提出“向县外或向国外”搬迁的承诺，围绕搬迁问题美国、日本和冲绳县民间的争论和斗争再次升级。鸠山因失信于冲绳县民而辞职，菅直人因失信于美国而下台，冲绳县民因此被称为“敲诈的能手”[5]、奥巴马政府因搬迁的僵局而面临被大幅度削减的关岛基地的财政预算。日美之间、日本政府和冲绳县之间、冲绳县民与美国美军间的紧张关系，使日美间的论争从基地问题扩大到日美同盟的核心价值问题，进而被提升至二战后日美关系形态和日本国家属性的高度。由此，如何解决基地问题不是简单的、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变化中的美国、日本，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威胁来源以及变化中的日美同盟目标和价值等问题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
普天间基地问题，理论上有这样五个前景：①长期化或永久化，即维持现状不变。②分离或转移，即维持基地不变，但转换基地功能，部分功能转移。如部分功能合并，舰载机的夜间训练迁移别处等。③合并与替代，即将原基地的部分功能拆分。或与县内的嘉手纳基地、本土的佐世保基地、三泽基地等实施功能的统合；或探讨在硫磺岛、马毛岛以及下地岛中寻找适当的训练场所。④搬迁与新建。在缩小基地规模、人员向关岛搬迁的同时，选择新址新建一个基地。这是2006年日美协议的内容。⑤永久关闭，无条件返还冲绳，且不再作为军事用地。在解决普天间问题上，安倍、福田、麻生三届自民党内阁时期，基本按照方案④展开，议论的重心在于基地建设工程方案，日美间和冲绳间无法达成协议，致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鸠山政权则从方案④转向了方案③，寻求合并与可替代的设施，议论的核心在于向哪里合并，能否找到日美双方都满意的替代地点。由此，致使日美矛盾升级，使冲绳县改变了立场，主张按照方案⑤来处理问题；菅直人政权则回归到方案④，维持2006年的日美协议，但在冲绳强烈要求按照⑤来解决的大背景下，菅直人政权在方案④和方案②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也没有取得进展。
如果说鸠山政权更多地将普天间基地迁移看做是简单的“基地问题”，菅直人政权更多地将其看做是政权运营问题的话，野田政权则将它更多地赋予了“美国问题”的色彩。他吸取了鸠山和菅政权重新思考和左右摇摆所带来的教训，上台后立即表明按照2006年协议尽早解决该问题。其具体做法如下：(1)上台后立即表明维持菅政权在该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同鸠山政权划清界限，不再探讨新方案，按照2006年既定方案实施，避免引起争论。(2)将美国政府的意愿公开，营造解决问题的氛围。奥巴马曾向野田表明应“将普天间问题作为最优先的课题”，“该到出结果的时候了”。野田将之公开，使之成为说服国民、压制反对势力的合理理由，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3)在国会演说中，特别强调了要防止基地的永久化，向各方反对势力施压。自1996年以来，方案①即基地永久化，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但随着美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特别是关岛基地建设预算的削减，不迁移而维持现状重新成为可能。同此前政权强调“维持威慑，减轻冲绳负担”的一贯说法不同，野田着重强调了“避免永久化，减轻冲绳负担”，不但给冲绳县民，也给日本政治势力敲响警钟。如果普天间基地永久化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现在争论的新建问题、搬迁费用问题、关怀预算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4)发起说服攻势，迫使冲绳改变立场。新政权成立后，民主党副代表北泽、防卫大臣一端、外相玄葉相继访问冲绳各地，从防止美国将基地永久化的立场出发，说服其改变立场，重新回到2006年方案的执行上来。(5)支持冲绳新振兴方案，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综合解决基地和经济问题。内阁府冲绳局计划的2012年度财政预算额为2 437亿1 900万日元，较2011年增长了6%；防卫省提出的2012年预算中冲绳部分总额达1 678亿1 900万日元，较2011年增长了7.1%；嘉手纳·普天间机场住宅噪音防治费用61亿7 600万日元，较2011年增长了11.8%。这些虽与冲绳县要求(振兴费用3 000亿日元，基地土地费用翻一番)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普天间问题协商的进行，可能双方分歧会逐步缩小。(6)探讨设立常驻冲绳机构，加大对搬迁等问题的解决。除发挥冲绳特别担当大臣的职能外，为加大冲绳与政府、与民主党的协调，野田政权计划派驻常设机构，专门负责解决搬迁上的难题。(7)设立具体目标计划，切实落实和启动搬迁程序。野田明确要求在2011年12月之前完成搬迁的环境评估报告，2012年6月前完成填海施工工程具体方案，正式启动新基地建设工程。总之，野田将“防止基地永久化”作为出发点，说服冲绳和反对势力，并将美国的要求和反对搬迁、新建基地的信息传递给国民，将周边不稳定因素明确指向中国和朝鲜，以此为其政策寻求合理性基础，期待在日美会谈中达成新的基地搬迁路线图，实现发表日美安保新宣言、强化日美同盟的目的。
三、积极探讨日本加入TPP问题，为同盟合作注入新内涵
日本是否应该加入环太平洋经济协定(TPP)问题，是目前日本国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野田政权上台后，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强调“TPP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6]，敦促日本尽快加入。野田也承诺会努力“尽早给出一个结果”，并计划在2011年11月的APEC上正式表明日本加入该协定。日本参加TPP问题，被称作决定野田政权命运的关键问题之一，也可能成为日美关系上的“定时炸弹”。
在是否参加TPP问题上，日本国内意见极其对立，争论非常尖锐。但是，不论支持派还是反对派，其最大的共同点是：不仅仅从纯粹的经济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更多地从日美同盟关系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现任民主党政调会长的前原诚司明确指出，“日本参加TPP不但经济意义重大，政治意义也非常重大。我将之置于强化日美同盟关系重要一环的位置”[7]。
支持派主要是以日本经济产业省、经团联为核心，其主要观点是：(1)日本加入TPP会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根据内阁府的估算，加入将使日本GDP增长0.48%至0.65%，增长额将达到2.3万亿至3.4万亿日元；据经济产业省估算，如果不参加TPP，那么到2020年日本GDP将减少1.53%，将损失10.5万亿日元，其中与美国市场相关的GDP将减少1.88万亿日元，与美、中、EU相关的GDP将减少8.6万亿日元，生产减少20.7万亿日元，还将有82.2万人面临失业[8]。因此加入是对日本有利的。(2)从世界经济形势看，日本加入TPP是“历史的必然”(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如果不加入，日本则将成为“世界的孤儿”(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经团联在“发展战略2011”里，将加入TPP作为促进日本GDP增长2%目标的重要措施。(3)TPP问题与日美同盟紧密相关，是检验和强化同盟的重要依据。2010年10月后，日本主流媒体呈现出“一边倒”的拥护态势，强调TPP问题影响日美同盟，日美关系左右日本政治沉浮，日本如果犹豫迟疑，则会“错过末班车，被排除在自由市场体制之外，日本必将沉没”[9]。葛西敬之指出，“日美同盟是我国的安全支柱，TPP就是这个支柱的具体展现形式。因此，应迅速参加，与美国一起构筑起合作框架”[10]。船桥洋一也强调，“TPP是日美同盟的课题之一，日本应积极参加，日美携手共同创造‘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11]。(4)TPP问题是日美携手，共同钳制中国的重要举措。许多人指出，“参加美国主导的TPP，是与日美同盟的深化、亚太地区的安定紧密相连的。它也将成为牵制日益膨胀的中国的必要的手段”[12]。前日本外务省的谷口智彦指出，美国构建太平洋、印度洋的同盟关系网和自由贸易网都是针对中国崛起而作的战略安排。从地图上看，与中国的“钻石”型同盟相比，美国主导的TPP呈“五角星”型，日本是两者最关键的结合部和分界点。日本应针对不断扩大的中国威势，建立海洋民主主义势力的联合框架，予以积极地应对[13]。因此，支持派人士极力呼吁，加入TPP是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日本复兴相关的，是震后复兴不能缺少的重要措施，政府应该迅速做出决断[14]。对于菅直人政权搁置加入TPP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怠慢”，将令“日本的平成开国”变得有名无实[15]。对于野田政权，他们更强调参加TPP的紧迫性，认为这已是“日美同盟强化出结果之时”，11月APEC会议将是“日本的决断之时”[16]。
与此相对，反对派主要以农林水产省、日本农协等为核心，其主要观点是：(1)日本加入TPP将造成严重损失。根据农林水产省的估算，加入将使日本GDP损失7.9万亿日元，其中农业相关的GDP减少4.1万亿日元，环境方面的GDP也将损失3.7万亿日元，这样日本总损失额将达到11.6万亿日元。另外，还将会使340万人失业，粮食自给率也将从目前的40%降至14%[8]。支持派宣称的“农业妨碍开国”是本末倒置。(2)日本提出加入TPP有着深刻的日美关系背景，更像是修复日美关系的“敲门砖”[17]，是对美的“回报”。分析人士指出，2010年由于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日美失和，日美关系遭遇挫折；其后，中日撞船事件发生，美国明确站在日本一方，使同盟信赖部分恢复，由此，在2010年APEC会议前一个月，在毫无准备、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为取悦于美国而提出的。(3)TPP是美国获取亚太经济主导权的关键，参加TPP就等于支持美国。TPP是美国获取亚太经济主导权的唯一形式，是美国主导亚洲地区一体化的亚洲战略的具体体现。日本学者指出，TPP本身就是造就对美从属联合体，是经济和社会的对美从属固定化，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化。(4)TPP本质上就是日美FTA[18]，日本参加TPP不但会对日本农业造成巨大打击，也蕴涵着将国家主权交于美国的高风险，因此日本不应轻易地参加[19]。(5)TPP本质上是日美同盟问题，是日美同盟优先，美国利益优先的具体反映。美国对于东亚共同体和日美同盟未来发展都存在忧虑。因此，将参加TPP问题与日美同盟强化问题捆绑于一起，是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20]。由此，反对派认为，参加TPP不但会使经济遭受损失，也将带来政治风险，日本应该慎重考虑，乃至断然拒绝。据农林水产省统计，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中，已有42个地方议会表明不应参加，应审慎考虑[21]。
尽管存在这样的争论，野田政权仍对加入TPP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其动机主要是：(1)树立野田政权的特色，以区别于鸠山政权和菅政权，为维护长期政权奠定基础。(2)稳住美国，积极讨论；动摇自民党的根基，以谋求民主党政权的维持。(3)积极回应美国，变被动为主动，为日美关系的改善和日美首脑会谈创造条件。(4)恢复日美间信赖，恢复日美同盟的地位。由于美韩FTA协议的签署和韩美多元同盟关系的强化，使日本从经济和安全方面重新构筑对美关系的压力增大，加入TPP问题成为重要的“敲门砖”。(5)迫于2012年执政期限的压力和美国大选的压力，需要拿出可见的、具体的成果，获取美国的支持和国内的肯定。(6)最为重要的是为新时期的日美同盟注入新内涵，为强化日美的一体化、共同应对东亚体系的变化，确立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日本国内的压力，野田在APEC会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承诺，也未能参加TPP国家会议，日本加入问题表面上成为美国迫使加拿大、澳大利亚参加的“工具”，但这恰恰是日美关系的特性使然，是两政权面临共同的困境所决定的。
四、有效推进日美首脑战略对话，重新规划日美同盟的未来蓝图
民主党执政以来，鸠山政权和菅政权都没有实现首相的正式访美，在2012年9月之前如能实现正式访美，将对民主党政权的长期执政有利。另外，由于受日美间的基地搬迁等困扰，两国首脑的个人关系较之韩美相形见绌，许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因此，上台后的野田积极筹划正式访问美国，增进两国首脑的紧密联系。2011年9月野田借出席联大会议之机，同奥巴马进行会谈，表明了强化同盟，积极应对日美间课题的决心；11月在APEC会议上日美首脑将举行会谈，日本将承诺加入TPP协商；12月日本外相将访美，同美国进行具体讨论和协商；预计2012年1月最终实现日美正式首脑会晤。为此，野田积极推进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的尽快落实，推动TPP能拿出令美国满意的结果；另外，在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和向南苏丹地区派遣陆上自卫队进行维和、加入《国际抢夺儿童民事方面公约》等问题上，也将进行政策的调整。
从目前看，野田能否实现对美正式访问，取决于上述几个问题的解决和美国的评价，同时也取决于日美在新安保宣言内容和形式上的协商。由于日美间的普天间、TPP问题对美国奥巴马政权的影响很大，访美对于野田和民主党而言意义重大，且对于野田和奥巴马来说都是最后在日美关系上显现成果机会等原因，日美间也会积极协商，紧密筹划，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五、野田政权下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景
野田政权上台后，尽管日美间紧锣密鼓地协商，诸多问题也被列入具体的议事日程，双方都对改善关系充满希望与期待，但总体上看仍存在着不少的难关与障碍，双方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将对日美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野田政权和奥巴马政权来说，这些难关和障碍主要有：第一，时间问题。按照宪法规定，野田政权执政时间是一年，2012年9月日本将举行国会选举；奥巴马的最后执政时间为2013年1月，虽然比野田长，但2012年1月美国大选将拉开序幕，预备选举、候选人的确定以及两党辩论等也将按照预定时间进行。因此，在双方都将迎来残酷的选举战之时，日美如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所有难题，对于双方都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难关。第二，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相关法案问题。由于日本的灾后重建和美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的深化，两政权都面临财政和预算难的压力。而且，两政权都面临“扭曲国会”的现实，日本在冲绳振兴计划、普天间迁移费用等法案上面临与在野党的协调，如不成功可能会使具体的日美计划搁浅；奥巴马在国防权限法案、国防预算削减等有关美国长远问题的法案上，面临共和党的压力。国内经济问题与日美间难题解决的稳妥、平衡地处置，也是双方无法跨越的障碍。第三，日美难题解决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问题。普天间问题、TPP问题、日美新联合宣言和未来路线图的设计问题，都需要给出明确的时间计划、阶段性目标和可见的成果，这才能对双方都有利。但是，由于日美都面临紧迫的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如何即使该问题得到明确地落实，又不招致国内的强烈反对，且能抑制日美间的论争，还要为后续完善留有可操作的空间，还是双方都不能跨越的障碍。第四，日美间的契合与首脑间的默契问题。日美间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出结果，也不可能短时间定结论，但日美将之列入政治议程，并有限地推进使其为双方的政治需求服务，是双方最大的契合点；双方都旨在谋求民主党的长期执政，都希望连选、连任，因而日美首脑间的默契也成为关键的因素。普天间迁移问题上，美国国内强调不现实(unrealistic)、不可行(unworkable)、不合理(unaffordable)的“三不”呼声仍很强[22]，冲绳人也持这样的见解。日本国内反对参加TPP的势力同样也认为参加是非现实的、非合理的、不可行的，是基于政治的合理性而非经济合理性的考虑。因此，事实上日美间在这些问题上“出结果”并非最紧迫的，而如何寻求妥协和平衡才是最现实课题，这也是日美思想上需要突破的难题。第五，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政策的协调问题。短期的政权维持如何同长期的政策相协调，并达成平衡，从而在日美关系的困境中寻找到既切实可行，又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路径，是日美双赢的关键，也是两个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关键，还是日美同盟关系能否走出困境的关键，因此，赋予日美关系中诸问题以适当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也赋予其政权特色和政党特色，是日美间需要协商和平衡的问题。
从以上诸问题和障碍来看，2011年的APEC会议上的日美会谈、2011年底或2012年初的日美首脑会晤，对于日美双方意义重大。如果说2011年9月以来日美间的互动是“自下而上”式的、以各个问题解决为中心的日美关系“修复模式”的话，那么2012年初的日美首脑会晤将试图转换为“自上而下”式的、从总体定位各个问题解决路径的日美关系“稳定模式”。也就是，通过新安全保障宣言的形式，从政治、战略高度，为解决这些问题确定理论和思想根基，为稳定日美关系确定合理的路径，为双方的选举战奠定基础。由此，日美双方最大的预期成果可能就是要超越具体问题，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总体框架，从而为双方的政治合作拓展空间。
不过，这样的愿景虽好，也需要满足适当的条件。在诸多的条件中，野田政权的稳定性是最为关键的要素。有人认为野田首相的国内政策和外交从现实出发，安排得合理得当，因此，野田政权不可能是“过渡政权”，而可能是长期政权[23]。有人则认为，野田政权目标不明确，缺乏预见力、统帅力、执行力、迅速性，他的话没有期限，只有“会迅速地做”、“会尽早得出结论”之类话，完全不像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首相。因此，在普天间问题、个人政治献金问题上被在野党抓住把柄，支持率持续下滑，2012年春不得不进行解散选举的可能性也有[24]。更有甚者认为，野田政权越早下台越好，野田的对美依附和小泽问题会给日本带来巨大损害，因此，政权轮流交替多少次没有关系，首相更迭多少个也没有关系，但只愿野田尽早下台，以短命政权而终结[25]。美国对此没有做明确的判断，但奥巴马政府“虽然对于野田政权的期待比对鸠山和菅政权都高，但对于野田能否兑现承诺持怀疑态度的也不少”[26]。可见，野田本身的执政能力和前景，对于日美愿景的实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从日本政治的特性看，野田如能顺利地实现日美首脑会晤，将保证他能继续维持政权；如能闯过明年的预算关，将保证他能顺利地完成预定的执政期限；如能促进国内经济问题缓步改善和日美问题“软着陆”，则将保证他能在2012年9月选举中保持一定的优势地位。从这样的视角看，日美同盟关系如何构筑，将对野田政权的维持和延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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