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史研究论文,研究所论文,语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3-0001-07 劳榦(1907-2003)，字贞一，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毕生从事两汉史研究，出版有《秦汉史》《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汉代政治论文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和《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等论著，其学术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尤其是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然而，对于这位蜚声史坛的学者，目前学界的研究却极为薄弱①，这与劳榦在学术上的贡献并不相称。因此，有必要从多重维度对劳榦在两汉史领域的开拓以及其治史取得重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揭橥。 一、“史语所”：奠定两汉史研究的格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专业的史学研究机构，它不仅聚集了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赵元任等学术名家，推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专业化与科学化，而且培养了劳榦、全汉昇、张政烺、陈述、严耕望、何兹全、傅乐焕、王崇武等大批青年学者，可谓是“中国史学家成长的摇篮”。劳榦于1932年进入史语所从事研究生学习，翌年留所工作并累迁为研究员。 史语所的学术生涯，对于劳榦走上两汉史研究的道路至关重要。他说，“做两汉的专门研究，是到‘中央研究院’以后的事”，“到了史语所以后，其中前四五年是集中阅读有关两汉的各种书籍，以及汉碑汉画及其有关的书籍及论著，以后再从汉代魏晋南北朝一直读下去”[1]。少年时代，他曾跟随祖父识字，后随四姑、母亲读书。由于家庭收入稳定，遂聘用专门塾师教授“四书五经”等内容。除此之外，劳榦对于古典小说、古人文集兴趣浓厚，后因嗜读佛兰阁所著的《格致须知》，始在天文、地理、古生物学、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打下了基础[2]。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期间，劳榦学术研究的兴趣偏向于上古史，并因此在经学及语言文字学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尽管劳榦在少年时代及大学时期读书广博，却很少涉及秦汉两代的典籍。 劳榦进入史语所从事两汉史研究，与傅斯年、陈寅恪等史语所第一代学者的提携和帮助密切相关。劳榦在大学时期即深受傅斯年、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3]，大学毕业后又经陈寅恪的推荐而入史语所②。至于其选择两汉史作为研究领域，则应与傅斯年的引导有所关联。因为，居延汉简“从民国十九年秋发现，直到民国二十四五年，还无人敢做考证。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傅孟真先生，他坚决地认为‘青年人不是不可以做独立研究的’，他不顾一切困难，把居延汉简解放出来交给我们几个人研究。不久我做出来‘从汉简所见的汉代边塞制度’”[1]。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史语所历史组的人员构成及研究方向来看，上古史研究有傅斯年与徐中舒，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明清史研究有李晋华、傅斯年与徐中舒。傅斯年在学术主张上力倡断代史研究，而当时史语所所缺少的断代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汉史及宋辽金元史两大领域，由于劳榦学术上偏于上古史又恰逢居延汉简被发现，故而劳榦被其导师傅斯年安排研究秦汉史。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们依然能够粗线条地勾勒出劳榦在史语所时期从事两汉史研究的路径(见表1)。
从劳榦进入史语所起至史语所1948年年底迁台止，相较于当时学界研究秦汉史的学者来说，劳榦的成就与贡献是值得关注的。顾颉刚在评价当时学术界秦汉史研究的现状时说：“关于秦汉史的研究，以劳榦先生的成就为最大，所发表的论文……据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劳先生对于汉简的研究，其成就亦极大，居延汉简即是全部由其释文而出版的。考证两卷，推论两汉边塞制度，粲然如在目前。”[4]81显然，在史语所时期受到的学术训练，不仅开启了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而且奠定了他在两汉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二、从深层次对两汉政治制度的“重构” 汉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成长时期，在政治措施、典章制度方面开创了许多新局面，对后代皇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汉代政治制度之研究，却鲜有学者论及。清代乾嘉考史学家偶有涉猎，却非系统与全面。劳榦研究两汉史，始终重视汉代政治问题，撰有多篇对汉代政治史进行专题考索的学术佳作，后集结为《汉代政治论文集》，于1976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综合考察劳榦对汉代政治史之研究，可以看出他对汉代政治制度的发覆，已经触及汉代封建政体的深层次问题，值得今人重视与总结。 (一)关于汉代内朝官之考订 汉代官制系统分中都官与郡国官，凡在京师为官者皆属中都官，同理，凡在外郡与诸侯国为官者则成为郡国官。中都官又分为内朝(或称中朝)与外朝。孟康在注解《汉书·刘辅传》时首先注意到，他说：“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清代考史大家钱大昕在考订《汉书》时也注意到此问题，言：“《汉书》称中朝官，或称中朝者，或称朝者，其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为分明。……给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举，不无遗漏矣。……然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直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卑。”[5]1434钱大昕虽已由孟康注之启发注意中外朝问题，并通过考证指出孟康所列内朝官有所遗漏，但言之甚简。于是劳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对内朝的起源、范围、种类、职能及影响进行了系统考证。他对秦代与汉初官制考察，认为“汉代的政治是以武帝为转捩点，内朝、外朝的分别便是在武帝时代形成的”。武帝时期，朝廷之事已渐渐不由丞相决定，尤其是“田蚡以后，薛泽、公孙弘之流为相，不过取其雍容儒雅，朝廷事是不由丞相的”。但国家多事，武帝用人不拘一格，所以“平添了不少宾客”，这些人本无地位，但因受到武帝的重用，遂与丞相为首的外朝形成相对应的内朝。内朝除孟康注解言及的官职之外，劳榦通过对史实的探究，揭示出左右曹、给事中、尚书等亦属于内朝之列。关于内朝的种类，劳榦分为三类：一是得入禁中的，有侍中和中常侍；二是天子的亲近执事之官，有左右曹和算骑；三是掌顾问应对的，有给事中。此三类为天子近臣且加官者，而尚书虽不加官，但也属天子近臣，与第三类接近。劳榦综合有关史书对汉代历史的记载，将内朝所涵括的官职一一考证，最后从史实中总结出内朝、外朝升降趋势及其演变之结果：“到了武帝时代，丞相和郡守国相之权虽然尚仍旧贯，但天子方面对于丞相的压力增加了。天子方面的压力，便自然形成了一个集团，便是内朝，内朝结论总汇的所在，便是尚书。在这种状况下，尚书的组织便会庞大起来。”[6] 劳榦首次对汉代的内朝官做出深入翔实的考证，其卓越见解受到后来秦汉史研究者的重视。林剑鸣在所撰《秦汉史》中对中外朝形成的论述便吸纳了劳氏的见解[7]332-339。时隔半个多世纪，仍有学者评价劳榦对汉代内朝制度的研究，“是近几十年来研究西汉内朝制度的奠基工作”[8]。 (二)关于汉代刺史制度的探究 刺史制度是创始于武帝时期的地方监察制度。这一制度的发展变化与两汉政治关系密切，对后世影响亦颇为重大。劳榦关于两汉刺史制度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具有创始之功。他对汉代刺史制度的考察，善于结合历史背景，观其会通，以推求刺史设置之因缘。他认为，汉武帝的事业于元封时期达到鼎盛。在内政方面，汉初分封诸侯王国，除名称方面之外，完全与郡国相同；新置的郡县，在此时期也蔚为大观。在对外关系上，击溃匈奴势力，通西域，“开从古未有的新局面”。但元封时期亦出现衰象：公孙弘、汲黯、韩安国、郑当时、张汤、严助、朱买臣、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卓有建树的文官武将已经逝去，董仲舒、赵禹已老病不堪政事，新起之秀霍光、金日资历尚浅，尤其是卫青、霍去病、张骞之死对武帝触动极大。劳榦结合这一历史背景，又据《武帝纪》元封五年“大司马大将军青薨。初置刺史”的记载，得出“刺史的设置，在情理上的推测，是为应付新的局面”的结论。这种从历史背景出发对刺史设置因由的探讨，尤见卓识。 关于刺史职权的演变，劳榦采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对此做出了探究。他强调，西汉时期，刺史以“六条”察州，其职务是限制太守不应如何做，并非督促太守如何做，如所部太守犯法，只能察举，不能代治。至东汉初年，刺史的职权有所增加，这表现在刺史由监察人员开始转而领兵，镇压反抗。在顺帝阳嘉三年，刺史秩已由六百石增至二千石，甚至开始领郡，所以此时刺史领军、领郡为其以后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开了先河。同时，劳榦还运用归纳考证的方法，对刺史的除授作了深入考察。他对两《汉书》及《三国志》相关史料分类归纳，以确凿的实证指出刺史的来源主要有博士、侍御史、列大夫、议郎、尚书令、故九卿二千石、中郎将、尚书郎、中都官、河堤谒者、戊己校尉、县令高第、大将军三公掾属、孝廉茂才等。充任刺史的官吏，任职期满后，其转迁的方向与职位主要以二千石守相为最多，除此之外尚有为三辅河南尹、九卿将军列校、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尚书、侍御史、列大夫、中郎将、议郎、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等[9]。 劳榦在历史考证上具备深厚的功力，他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两汉刺史的渊源、设置、因革、职权发展与职位的除授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创榛辟莽的探索精神，激励着后代学人对此问题继续深入探索。 (三)关于汉代察举制度的考察 在劳榦看来，察举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始于西汉时期，虽然渊源于高祖十一年下诏选举“贤士大夫”，但意在“亲士”，与后世偏重知识的察举制并不相同。察举之制历经孝惠、吕后、文帝时代，至武帝时期才最终确立下来。劳榦认为，“元光元年这一年，无疑的，是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是最可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这一次诏举的孝廉、贤良，据《汉书》所载，并未见有对历史发展有甚大影响之人，“然而就制度的本身说来，却开中国选举制度数千年坚固的基础，这是应当特别注意到的”。直至元朔元年武帝下诏二千石举孝廉，如不举孝、不奉诏者，当以不敬论处；不察廉者为不胜任，当免。自此可谓奠定了汉代察举制的规模，“以后西汉各朝以及东汉各朝虽然有所修正增改，但其中的大致范围大致不能超出武帝时代了”。 关于察举制度的科目，劳榦认为可以归纳为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其他特科四类，而尤以孝廉、茂才两科为重。后人多以“孝廉”为一目，经劳榦细致考察，认为孝廉本分孝与廉为二。元光元年诏令郡国各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者一人、举廉者一人。但一人同时兼具孝与廉，诏书也是允许的。对于国家来说更是希望举荐孝、廉兼备的“全才”，所以孝与廉二目渐渐混同连称。“茂才”又称秀才，因避光武帝刘秀讳而改为茂才。茂才一科始于武帝时期，终西汉一代均为特举一类，至东汉时期方变为岁举，“因此茂才和孝廉可以并称”。据劳榦的考辨，茂才与孝廉有较大差异(见表2)。
可见，茂才的任用较孝廉为重。关于贤良方正与文学及其他特科的选举，劳榦也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贤良方正的察选主要是为了开直言之路，常在灾异之后；文学与贤良并称，始于武帝时期，与孝廉、茂才之为常科有着根本的不同，原因在于贤良方正、文学、直言、有道等察举均系特科。此类特科在两汉虽非岁举，但也是常见之事。除此之外，特科尚有明经及博士、武猛兵法、阴阳灾异之士等。只不过这些特科在两汉并非常用，只是偶然一举罢了[10]。 综上可知，劳榦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与清代一些专事细小烦琐问题考证的学者旨趣迥异。他视野恢宏，重视问题意识，故对汉代政治制度之研究，涉及官制系统、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关乎汉代政治发展并对后世深有影响的重大问题。 三、对汉代兵制的多元探索 劳榦对汉代兵制之考察，缘于他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居延简中有不少涉及汉代边塞兵制的记载。这些记载引起了劳榦的重视，并于1938年撰成《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他认为，戍边之卒有戍卒与骑士之分，“戍卒乃指内郡所戍，而骑士为边郡之卒”；“戍卒以外有田卒、燧卒、渠卒，观其年岁为二十余，盖亦正卒为之”[11]。由此启迪他对汉代兵制做出全面探索。 1943年，劳榦发表了《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12]一文，进一步对汉代的戍卒与骑士做了考究，并就汉代兵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以联系的观点提出汉代兵制与徭役制度关系极为密切，应当归在一类进行研究，因此他论汉代兵制常常联系汉代的徭役制度。关于正卒，他从正卒的种类、军资、调拨和率领、编制四个角度给予总结，指出正卒分为骑士、材官(步兵)、楼船士和车士四类。正卒种类依地方状况不同而分布不同，三辅和幽、并、凉各州的属部大多为骑士，内郡不产马的地方多为材官，沿江海各郡兼用楼船士，车士在汉代用得比较少，多用于仪仗方面。关于正卒的军资，劳榦综合汉简与史籍所载，认为骑士的军资为官马，而材官的军资以弓弩为主，白刃为辅。正卒受郡守率领，“凡发兵时，由太守以虎符发兵而由都尉统率”。在编制方面，正卒五人为伍，平时的管理训练归于乡制之下，待有战事发生便很快可以调拨。 汉制规定人民在23岁之后，需要服役两年。据《汉书·食货志》董仲舒所言，这二年服役，一为正卒一年，一为屯戍一年。而《汉官仪》却有不同的记载，认为一年做正卒，一年做卫士。由此看来，汉人服役一年为正卒毫无疑问，分歧点在于另一年之徭役是为卫士还是戍卒。千百年来未曾解决的问题，在劳榦手里却能涣然冰释。他从汉代人口数目入手，然后与卫士数目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卫士是一种选拔过的兵士，而不是适应兵士的全体”的新看法。他据史籍所载，将昭宣时期人口估算在5000万左右，男子数量约为2500万，若以平均年龄40岁计算，则同一岁男子的数量当为625000人。相较西汉卫士的数目，在汉初有两万人，至武帝时下诏“卫士转迎送置常二万人，其省万人”，所以武帝之后卫士的数目只有一万人。至东汉时期，卫士数目据《百官志》所载，人数不足三千，约为西汉之1/4。劳榦更从史籍上找出证据说：“据《沟洫志》注，‘孟康曰，外徭谓戍边也’，又《卜式传》注，‘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卫卒是外徭，戍边亦是外徭，所以卫士和戍卒应当是同样性质，即同样属于外徭，亦即正卒以外的徭戍，所以以前的史料对于正卒以外的一年兵役，或称卫士，或称戍边。这样看来，人民只要做卫士便可以不戍边，戍边亦就不为卫士了。”这一考证结论符合汉代徭役制度，于史料上亦能够疏通而不冲突。所以日本学者重近启树在研究秦汉兵制时便采纳了劳氏的这一见解[13]259。同时，劳榦依据汉简记载对戍卒的籍贯、年龄、戍边时间、衣食供给等内容一一作了考察，认为戍卒大部分是关东人，只有少部分属于边郡人；戍卒在年龄上与正卒并无甚大差别，最小尚有20岁的戍卒；戍卒戍边一年而换，虽然不懂烽燧情况，但因隧卒人数有限，所以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训练即可；戍卒在衣食方面由公家供给为主，也有一部分是戍卒家中供给的。汉代兵制除正卒、戍卒之外，与徭役相关者尚有更卒，需要一年服役一个月。综观劳榦对汉代戍卒之研究，较之王国维的研究更加深入一步，可补史乘记载之阙。 通识的学术眼光，使劳榦对东汉之兵制亦进行了探索。他通过对东汉时期兵制的考察，指出光武帝刘秀执政，正值中原残破之时，又遇水旱灾害，为省吏减赋、与民休息，遂罢去常备的民兵。虽然军备废弛，但军籍未废，“有事仍然要征发郡兵，但因为不如西汉训练的严格，所以民兵的成绩亦不如西汉”。劳榦认为，汉代兵制虽然多从州郡征发，但是从汉简反映的情况来看，已经出现了募兵与使用刑徒的新现象了。 劳榦对汉代兵制的研究，不仅具有创建性，而且赋有启发性。何兹全就曾受到劳榦对汉代兵制研究的影响，从而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问题④。今人黄今言在所撰《秦汉军制史论》《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等论著中，亦受到劳榦对汉代兵制研究的启发⑤。不仅如此，劳榦的研究工作对日本学者重近启树、西岛定生⑥等人也有启迪。由此便不难看出，劳榦对汉代兵制的考察，影响范围异常广阔，激发了众多学者对此问题继续探讨，使得研究进一步深入。 四、汉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视野 在古代史家看来，历史地理问题“纷如乱丝，诚理董为难矣”[14]533。劳榦生逢20世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为他研究汉代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机缘。劳氏关于汉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利用了新工具，拓展了新材料，研究了新问题，因而较之古代学者对汉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汉代郡国面积、人口分布及其与地理之关系，是劳榦汉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点所在，他的《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与《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堪称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姊妹篇。《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一文是作者在对两汉郡国面积测量的基础上，计算出各个郡国每一平方公里上的人口数目，然后将两汉人口数目之增减做出比较，全文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列表显示两汉郡国面积数目及每公里人口的数目；二是列表对两汉郡国人口增减情况进行比较[15]。在此基础上，劳榦撰著了《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分析两汉之关东区域、西北边郡、关中地区、东北郡县以及江汉以南人口的流动变化，并推导造成各区域户籍变动、人口稠密的原因所在。如作者分析关东人口稠密的原因，指出农业、工织、商贾等一切生产在关东都较其他地方发达，所以人口也较多；西北边郡在秦汉时期都曾徙民戍守，至东汉时期因匈奴的关系竟徙西北之民于内地，造成边郡的空虚，以致两汉时期西北人口在数量上仅渔阳有所增加，其他地区人口较之西汉都有所减少；关中地区在西汉时期曾有过七次迁徙，“从高帝五年起到宣帝元康元年止”，因此人口有所增益，至东汉时期徙民关中的政策便不再施行，“关中又不为国都所在，因此人口很显然的减少”。东北区域东西汉相较，东汉之辽西、玄菟、乐浪三地人口比西汉亦有减少，唯辽东郡人数有所增加，作者认为“辽西户口所以减少的，固然由于东汉边郡人口的数目大略均较西汉为少，辽西不能外其例”，“玄菟和乐浪也许有相当的扰乱，因此有避难到辽东去的”，所以玄菟、乐浪的人口会因之减少，而辽东成为避难的场所，人口会较之西汉为多。至于江汉以南的人口，作者通过对西汉、东汉江汉以南之郡国人口的比较，得出各郡国除邻近中原的九江郡、庐江郡、临淮郡及汉中郡的人口在东汉较之西汉为少外，其他郡国都有增加，原因在于：(1)中原人民的避难南迁；(2)中原人民的自然向南迁移；(3)罪人的流放；(4)循吏多在南方著名，足证当时对中原人民的召集和异族的归化，有显著的效果；(5)对异族的武力征服[16]。 劳榦在20世纪30年代对汉代郡国面积、人口分布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诚如葛剑雄等学者所评价：“劳榦于1935年发表了《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两篇论文，首次对两汉人口的地理分布作了简要的论述，并推算出了两汉期间两个年代各郡国的面积，编绘出了人口密度图表。在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面，劳氏也起了开创的作用，尽管他的论文还不是一项完整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成果，同时或此后的一些论著没有超出劳氏的方法和研究范围。”[17]劳榦的学术成果长期能在学界获得认可，与其在史学研究中利用了新工具以及反复细心地计算有密切关系，他说道： 估计汉时郡国的面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各郡国的边界，现在已无从察考。现在只能照杨守敬的地图边界，画到申报馆所出的《中国分省地图》上(当时《中国大地图》尚未出版)，朝鲜部分则用满铁所出的《最新满州地图》，安南部分则用《法国百科全书》所附的《印度支那图》。画好以后，借用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仪器Planmetre作大致的测定。每郡国量算三次，以三数相差不远，则以其平均数作为结果，再根据此数计算郡国的面积(因为仪器为德制，所标的尺度为米突制，所以计算的结果为公里；为简单起见，不更化为营造尺制，或建初尺制)。如三数相差太远，则重新量算，不过边境的出入非常靠不住，北边尤甚。山东较小郡国的边界的出入也有时对本土面积的比例很大。这都是无法的事，只有希望将来对于边界的考证，较现在更进一步，再来根据较大的图重做，此次不过试作而已。[15] 劳榦为撰著这两篇文章“费力较多而认真去做”，所以才被丁文江称为“是两篇有创意的新作”[18]463。但据作者的陈述观之，他在研究中一方面根据现有的地图对两汉郡国区域图进行了新的绘制，另一方面利用北京大学物理系的Planmetre仪器对郡国的面积进行测量，因能利用新工具，从而保证了测量数据的精确。费心创作的史学著作总是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长期以来劳榦根据测量得出的数据一直为学界所采用，直至1980年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出版《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时依然采纳了劳榦的研究成果⑦。 劳榦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清代朴学优良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则折射出时代的发展与其学术研究的交互影响，尤其是新史料的相继发现，西方新学理的竞相输入，历史研究方法的不断臻于科学、严密，从而使其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也使劳榦的历史研究能够超越单纯考证的局限性而呈现出丰富的内涵。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邢义田的《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劳榦先生的汉简因缘》，《古今论衡》(台湾)2002年第8期；沈颂金的《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南都学坛》2003年第3期；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372页；林益德的《恭读秦汉史权威劳贞一先生的学术著作》，《简牍学报》(台湾)2006年第19期。 ②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参加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一张回复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的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和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参见(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第17卷第3期。 ③劳榦在《居延汉简考释自序》中说：“现在的释文，就是根据原简的反体照片，这些是因为制版由商务印书馆摄影并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的。为写成今体和校对分类，我已经费去两年多的时间。”此文末尾所署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说明1940-1942年劳榦于四川南溪从事居延汉简的反正体转换与释文的分类工作。此外，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自序”中，劳榦说：“陈书发箧，阅历四载。”篇末所署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也说明劳榦对居延汉简释文之工作始于1940年。 ④据瞿林东教授所言，何兹全研究魏晋南北朝兵制的学术兴趣，一是受到陈寅恪之《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的影响，一是受到劳榦之《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的启发。参见瞿林东《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研究》，载《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⑤分别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235页；《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⑥西岛定生在《汉代の土地所有制-特に名田と占田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58编第1号，1949年6月)一文中便借鉴了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等研究成果。 ⑦参见梁方仲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甲表4前汉元始二年各郡国人口密度”“甲表8后汉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密度”“甲表9后汉对前汉郡国口数增减之比较(系估计数字)”等处作者所标注的“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7、33页。
标签：汉朝论文; 刺史制度论文; 读书论文; 傅斯年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秦汉论文; 西汉论文; 居延汉简论文; 武帝论文; 地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