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轲[1]2017年在《古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的多视角研究综论》文中研究表明"词类活用"是古汉语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对此众多学者都高度关注,并就多个研究视角展开探究。最先关注此汉语现象的是语法界,自陈承泽首倡"词类活用"以来,王力等着名语法家都展开研究,然而语法视角的研究始终未能剖析透彻、盖棺定论,而又有不少学者试着结合语义、修辞等其他因素予以阐释。可见,"词类活用"现象的研究正尝试着突破西洋语法的词类范畴的束缚,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探究汉语这一独具特色的语言现象。
王琰琢[2]2016年在《广告语言中与词类相关的新语法现象研究》文中认为广告的出彩和创新首先需要对语言进行加工,新颖的广告语言往往会达到极佳的受众效果。就词类方面而言,出现了词语间的超常搭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词语的跨类使用,即词类活用,这种特殊的语法规则表现出了较强的吸引力。本文主要结合语法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词类活用和叁个平面理论,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广告语言学及修辞学的相关理论,以电视媒体广告、网络广告、报刊杂志广告、街道标语等为主要的语料来源,建立起广告语言研究的语料库,并对其进行分类。主要采用对比法、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等对广告语言中存在的较为特殊的新语法现象进行研究。文章主要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超常的搭配现象进行探讨,进行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分析与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广告语言的研究概况,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理论及方法等;第二章为与名词有关的新语法现象研究;第叁章为与动词有关的新语法现象研究;第四章为与形容词相关的新语法现象研究;第五章为一些其他词类的新语法现象的分析;第六章为广告语言中词类新语法现象原因分析及词类超常使用现象的规范性问题;最后为文章的结语部分,主要对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概括性总结,并指出文中的研究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拓展之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就句法层面而言,广告语言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主要词类根据语境的需要与其他词类超常规搭配的现象,实质上是其潜在语法功能显性化的表现;从语义层面来讲,这种词语超常规搭配的现象也属于词语潜在意义显现化的过程,这些语义上的超常搭配现象,能使语言产生陌生化效果;从语用层面来看,这种超常搭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一定的修辞效果,便于加深大众的印象,所以以简洁、押韵的语言为主,常表达一种亲切、随意、温馨之感。与规范的语言相比,广告语言的表达更为随意,不拘泥于规范的语法结构,但又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理解。
郑丽[3]2003年在《词类活用的多视角研究》文中指出语法学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词类活用在古代汉语中普遍存在，而在现代汉语中则比较少见。在实际研究中也更重视对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的研究，对现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的研究较为薄弱。 本文将着重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叁大词类：动词、名词、形容词之间的相互活用。试图以语法、语用、语义叁个平面为基本框架，从语义、语用以及认知等因素对现代汉语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这叁大实词之间相互活用作多视角的观照。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初步搭建起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研究的框架。
丁芳芳[4]2017年在《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成语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为“四字格”,而“动宾+动宾”是其中的典型结构之一。虽然对于汉语成语的语义结构研究成果丰富,但还有未尽完善之处。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自主/依存关系与框架理论结合起来,借助自主/依存的框架语义模式,主要考察和说明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组构成分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联结形成成语的语义结构,然后分析和比较具有不同组构程度的“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特征进行阐释。本研究主要关注叁个问题:一是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关系;二是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形成机制;叁是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特征。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在组构成分的词类,语义角色,以及动宾1和动宾2的语义关系方面都具有对称性。为了实现对应组构成分词类的对称,“词类活用”现象普遍存在,而这种词类的转换主要以概念转喻为认知机制,通过框架元素之间或是框架元素与相关框架之间的替换得以实现。同样以框架语义分析为基础,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动宾结构中的两个谓词唤起的语义框架是否相同,它们所联结的宾语的语义角色都属于同一类型。成语的语义结构作为上层框架,由动宾1与动宾2的语义框架构成。而这两个下层语义框架之间可以是并立关系或者包含关系,它们的语义框架和框架元素间的关联方式决定了动宾1和动宾2的具体语义结构关系。此外,通过语义框架以及框架元素的各种关联,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动宾1和动宾2之间,以及这些组构成分与其构成的成语之间,都建立起了自主/依存关系。因此,“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形成的条件不仅是语源与组构成分之间的自主/依存关系,还应包括以自主/依存为方式形成的组构成分语义框架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形成可能经历字面义的形成、比喻义的形成和规约义的形成叁个阶段,主要涉及的认知机制有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共有文化以及认知固化。字面义的形成一般有两个步骤:1)从语源中直接或间接获取四个字作为成语的构成成分;2)这四个构成成分通过语义框架及其框架元素之间的自主/依存关系联结获得整体意义。语源框架与字面义框架之间表现出自主/依存关系,也可看作是转喻思维方式下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无论字面义由哪一种方式产生,它都是由语源推衍而出,并且动宾关系继承自语源材料的主要逻辑关系。不同成语的比喻义语义结构形成机制也有区别。综合性“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比喻义的形成有以下叁种情况:1)字面义框架中的部分框架元素及其关系通过概念隐喻映射形成比喻义;2)在转喻思维下,字面义框架与其框架元素间形成整体与部分的替代关系,对字面义框架中的某个框架元素的阐释即是比喻义;3)字面义通过不同的认知机制,可以形成不只一个比喻义。而融合性“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比喻义形成主要以概念转喻为认知机制,主要涉及两种转喻关系:PART FOR PART的转喻模式和SPECIFIC FOR GENERAL的转喻模式。以概念转喻PART FOR PART为认知机制的融合性成语,由语源生成的比喻义和字面义通常分别是成语的语源框架中某些框架元素的阐释项,框架元素间形成替代关系。而一般通过寓言或历史故事来讲道理的成语,其比喻义的形成都以概念转喻SPECIFIC FOR GENERAL为认知机制。也就是说,语源框架中基于具体事件的推理映射到目标域中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推理。“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形成机制除了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以外,共有文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缺少的。共有文化常识主要有五种类型:语源、先科学概念、文化符号、物质文化以及社交文化,它们在成语的语义结构形成过程中往往是重迭和相互关联的。最后成语身份的确定还需要经过认知固化这一过程。第叁,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具有组构性、理据性、层级性和动态性四个特征。根据语源框架、字面义框架、比喻义框架、规约义框架以及各自框架中框架元素的对应或关联情况,成语的组构程度也有不同。高组构成语的规约义作为依存成分,都是由成语的构成成分作为自主成分直接组合生成,其特点是字面义与规约义的语义框架一致,并且各自框架中的相关框架元素基本上能够直接对应。中组构成语的规约义不能依据成语构成成分及其关系直接组合形成,而是需要借助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等认知机制,以自主/依存的方式组构而成,也就是说字面义与规约义的语义框架中的相关框架元素基本上没有直接对应,而是通过概念隐喻或概念转喻产生间接联系。低组构成语的字面义与规约义通过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等认知机制,以语源框架为中介联系起来。“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具有理据性,可以分为两类:成分理据性和语源理据性。中组构“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大多具有成分理据性,因为其比喻义都来自成语字面义语义结构的构成成分。不同的是,有的成语比喻义的理据是字面义语义框架中某一个框架元素的引申,而有的成语的理据性在于其比喻义来源于字面义框架中的多个框架元素及其关系。高组构和低组构的“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具有语源理据性。高组构成语的语源框架与规约义框架之间表现出自主/依存关系,语源是不依赖于其他事物独立存在的自主成分,成语规约义是以语源为基础形成的推衍型依存成分。对低组构成语来说,字面义框架与比喻义框架没有直接的关联,由语源框架产生比喻义。成语字面表达式构成成分选取的标准是构成成分组合而成的字面义与语源之间能够以PART FOR WHOLE的转喻模式联系起来。“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的层级性特征是语源框架与字面义框架之间以及字面义框架与比喻义框架之间自主/依存关系的结果。对语源和字面义来说,语源是不依赖于其他事物独立存在的自主成分,成语的字面义是以语源为基础形成的推衍型依存成分。字面义框架与比喻义框架分别属于始源域和目标域,始源域中侧重的语义框架部分地映射到目标域中,也将框架元素及其之间的联系传递过去。“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并不是完全固化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在历时形成发展过程中,高、中、低组构性成语,从低层级到高层级形成复杂的语义结构系统。它们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语源、字面义、比喻义,最后固化为规约义的过程不尽相同,因而语义结构系统中凸显的部分也有差别。成语的规约义形成之后,以稳定为前提发生着演变:由新的低层级语义结构的产生而引起,新旧语义结构并存为凸显部分,或是新的语义结构取代旧的语义结构成为凸显部分。综上所述,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使用自主/依存的框架语义分析模式考察“动宾+动宾”四字格这一类型成语的语义结构及其形成机制,是对现有成语意义研究的一种补充。这也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思维跟语言之间的联系,增强对成语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而针对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分析模式同样也可能应用于其他语言现象的分析,为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张勇[5]2009年在《现代汉语名、形、动词类活用情况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现代汉语名词(N)、形容词(A)、动词(V)的活用情况作为考察对象,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N、A、V的词类活用的分类情况及制约活用的认知、语用机制动因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文章首先认为现代汉语N、A、V的词类活用具有临时性功能变化、陌生化效果和方向性运动趋势等特性,它不同于词的兼类、同音词以及词类误用;其客观语言基础是N——A——V的词类功能游移性,它们之间所有的变换互动都可以从词类功能游移角度得到解释。其次通过对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的分类考察分析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词类活用为N—→A—→V(向词类连续统动词方向)右向趋势类型,且现代汉语词类活用呈现不平衡发展态势,比较而言,N—→A、N—→V两类的活用最多,名词活用是主体,是最典型的活用。文章最后揭示出显着度大小变化、认知投射及隐喻转喻认知图式等对所涉词类的作用和制约等是活用的认知动因;语用功能转换(指称、修饰、述谓功能的转换)、修辞效果陌生化和生动性、语言的经济性以及语体选择性等是词类活用的语用动因。
张海铭[6]2006年在《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的多视角考察》文中指出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不单单是一种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而是对古代汉语词类活用方式、目的的继承,是现代汉语丰富词汇意义、增添新鲜语义内容的重要手段,是现代汉语丰富词语的语法意义拓展词语使用空间的有效途径。
李宾[7]2007年在《词类功能游移的认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词类的功能游移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特别是近年来出现在汉语口语、新闻语言、网络语言中的大量的副名结构以及出现在英语表达中的越来越多的零形式转类,引起了很多语言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在综述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词类的功能游移,认为词的“多功能”可分为典型功能和非典型功能,凡是偏离典型功能的都可以看作功能游移。同时指出词的“临时活用→常见活用→兼类”历程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功能游移不同程度的反映。第二章认为词类是主观的类,而不是客观的类,并提出了四种范畴类型:客观特征范畴、客观原型范畴、主观特征范畴和主观原型范畴,认为词在语言使用中所体现出来的语法特征(词性)具有客观原型性。根据这种语法特征所划分出来的词类范畴也具有原型性,属于主观原型范畴,但出于描写和研究的需要可作主观特征范畴化处理。本文采取客观描写的方法,将词类范畴看作原型范畴。第叁章对叁大类实词相互之间的功能游移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描写,归纳了词类功能游移的类型:功能增益、功能退化及功能转移,图示了功能游移的过程状态。第四章在回顾前辈时贤词类连续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叁大类实词环形连续统,并从名词的空间性特征、动词的时间性特征、形容词的程度性特征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第五章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对词类的功能游移进行了初步的认知分析,认为在同一个认知域内突显侧面的转换是词类功能游移的认知基础;语义范畴的原型性是词类功能游移的语义基础。
王荣亚[8]2016年在《古代汉语名动词类转变的多角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理论出发,解释古汉语中名动词类转变的内在机制和动因,并通过认知处理和语用视角,探究影响名动词类转变的外在因素和条件。同时结合跨语言的分析方法,将英语中的名动词类转变与古汉语中的进行对比,以期从不同角度更加全面的解释古代汉语中名动词类转变这一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着重阐明关于名动词类转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这一章也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中通过对争议较大的“词类活用”说进行综述评价,得出结论:名动词类转变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将名动词类转变现象简单得看作是词类活用。另外从共时角度和历时角度对“名动词类转变”、“名词活用作动词”以及“名动兼类”加以区分。并将古汉和现汉中的这种现象进行简单对比,说明现汉中的名动词类转变多为修辞手法,而古汉中的更多为词汇-语法现象。第叁章的内容是整篇论文的研究重点,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古代汉语中的名动转类词进行具体描述,并将其分为几大转喻模式:施事、受事、工具、处所和源头、路径或目的地等等。并通过具体分析,发现:名动词类转变现象本质上是概念转喻这种认知能力作用的结果。同时古代汉语中的名词转类为动词时,也会受到认知处理因素、语用因素以及社会语言学的先用原则、经济原则等因素的影响。第四章则是从跨语言的角度,将汉英名动词类转变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名词转类为动词在不同语言中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各自语言系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认知处理策略的不同,导致汉英名动词类转变又存在差异。第五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程艳娇[9]2013年在《高中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言文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学生可以通过文言文感受汉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学习文言文语言简练、富有韵味、结构精巧的表达方法，借以提高现代汉语的写作能力，还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和继承文化遗产，激发民族自豪感及爱国主义热情。但在文言文的阅读中，学生和老师一直都存在着一个难点——词类活用。人教版高中五本必修教材，没有任何关于词类活用现象的叙述，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也只是通过课文注释来了解哪个词属于词类活用，因而不能举一反叁，透彻理解，从而增大了文言文阅读难度。由此看来，文言文词类活用的教学研究能够打开文言知识学习宝库，帮助学生降低阅读难度，进而提高整个文言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高中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与高考息息相关，这样就使得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文言文词类活用现象属于语法范畴，因而词类活用的教学困难主要在于学生关于汉语语法知识尤其是古代汉语语法知识的匮乏；最主要的困难还在于教师教学方法的单一、僵化。本文在分析和借鉴一些专家和学者关于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调查分析高中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现状，进一步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全文着眼于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研究，共分四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文言文，以及词类活用进行概念的界定；其次对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的研究轨迹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第叁部分，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观察的方式，调查并分析词类活用教学的现状。第四部分，分析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特征，探讨词类活用教学方法，研究促进词类活用教学的策略。
华晴岚[10]2008年在《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综述》文中提出词类活用在古代汉语中普遍存在,而在现代汉语中则较少出现。本文就现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做一综述,归纳了现代汉语词类活用从各个角度分析的理论成果,并对期待有学者能从认知的角度对现代汉语词类活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古汉语中词类活用现象的多视角研究综论[J]. 王仲轲. 焦作大学学报. 2017
[2]. 广告语言中与词类相关的新语法现象研究[D]. 王琰琢.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3]. 词类活用的多视角研究[D]. 郑丽.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4]. 汉语“动宾+动宾”四字格成语的语义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 丁芳芳. 西南大学. 2017
[5]. 现代汉语名、形、动词类活用情况考察[D]. 张勇.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6]. 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的多视角考察[J]. 张海铭. 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7]. 词类功能游移的认知分析[D]. 李宾. 四川师范大学. 2007
[8]. 古代汉语名动词类转变的多角度研究[D]. 王荣亚. 温州大学. 2016
[9]. 高中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研究[D]. 程艳娇. 重庆师范大学. 2013
[10]. 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综述[J]. 华晴岚. 语文学刊.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