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青春期慢性反社会行为问题发展的组合模型及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青春期论文,模型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225-04
行为问题(conduct problem)也就是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青少年问题行为是指：“青少年由于个人行为无法顺应多变的环境，从而使他们感到适应困难，进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青少年问题行为是形成犯罪的量变起点，其质变的结果就是青少年犯罪[1]。其中，青春期慢性反社会行为（即在青春期出现、贯彻整个青春期乃至以后的违反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主要难题。
二战后的40年间世界心理学领域涌现出了大量的发展理论，诸如：Levin的场论(1954)，Sears及Bandura(1977)的社会学习理论，Piaget(1983)和Kohllerg(1969)的认知构造主义理论，Fured的精神分析理论及Sullivan(1953)与Bowlby(1969)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以及Werner(1984)的机体理论等。发展心理学家们为了用常规理论解释所有行为领域的行为发展，往往用严密的实验方法检验狭窄的假设从而解释特定现象。这就使心理学由严谨的学科演变为对研究结果的简单收集。在反社会行为发展领域，二十世纪后20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反社会行为发展起因的大量集中而独立的实验研究，包括对遗传、激素、自主神经系统、气质、社会文化、家庭进程、应激性生活事件、同辈排挤、不正常伙伴影响、学校风气、情境和社会认知等的事实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影响因素。从早先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早期生活中大量不同种类的易患病体质、背景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代表了造成慢性青春期行为问题的危险性因素。
然而，社会问题行为的病源论非常复杂，以前西方和国内心理学及社会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的危险性因素，如：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文化背景、同伴排挤、学习失败、电视暴力等，由此产生了一些单一危险因素理论模型，如社会背景模型、双因素论、三P模型等。这些危险性因素研究的缺陷在于很少对行为问题如何发展和发展过程本身进行解释[2]，而且单一的因素不可能对各种研究中大量的特例作出完善的预测。经过较长时期对模型偏向环境因素还是遗传因素的争论之后，理论家们注意到了每一类因素及各因素间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核心问题随即变成了在引起行为问题的过程中各种危险性因素足如何相互作用的。下面我们对此后出现的关于青春期行为问题的组合模型及理论作一重点介绍。
一、添加模型
添加模型(additive model)，又称累积危险模型(cumulative risk models)，它主张：使风险增加的是危险性因素的数量而不是单独某一类因素。
这种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同结局准则(equifinality)，即不同的原因产生的是同样的反社会结果[3]。危险的等级可能与几种不同原因中每一种危险性因素的数量呈线性相关。从机率上来说，随着危险性因素的增加，反社会行为发生的机率也会增加。也许产生反社会行为的过程只包含一种危险性因素，但是这一特定因素在不同儿童身上的作用却是多样化的。随着危险性因素的增加，这一过程发生的机率肯定也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更多危险性因素的增加，不同的机制（即儿童的全部经验）可能也会改变。对反社会进程的抵抗可能会因更多的危险性因素而遭到破坏，而且总的经验可能会对反社会结果起作用。Shaw等(1993)[4]的母婴依恋安全性研究表明：危险性因素的数量和结果之间的非线性或加速性机能作用与上述观点相一致。
许多研究已经为这一累积模型提供了实验支持。例如Dodge在CDP（儿童发展工程）研究中，在儿童学前评定了20种不同素质、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危险性因素，发现其中的18种能够预测后来的行为问题，而这些行为问题竟占了5年后可能产生的行为问题的45%[2]。
二、相互作用模型
相互作用模型(interactive model)的前提假设是：某一危险性因素仅在另一危险性因素存在或缺乏的情况下才产生影响，或者说与另一因素相联系的危险的严重性等级是在另一因素的不同水平上变化的。例如，一些导致问题行为的生活经历只有发生在本身具有生理易患病体质的儿童身上时才会导致青春期问题行为。
Dodge在CDP研究中发现：早期的困难性、反抗性气质和早期的外显行为问题调和了家庭与同伴危险性因素与后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儿童来说，小学早期阶段的同伴排挤经历对后来行为问题的增加没有影响；同伴排挤的经历可能导致了其它渚如孤辟和抑郁等结果，但却没有导致行为问题。那些到2年级时已经有了至少2～3年受排挤经历的儿童在青春期产生临床重大行为问题的机率为60%[2]。
说明相互作用影响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对保护性因素的概念阐述[5]。将表现为抑制行为问题的行为调整的早期模式作为儿童缓解同伴排挤听造成的不良影响的保护性因素。或许小学早期的同伴接受经历对早期出现行为问题的儿童是一个保护性因素。儿童和同伴环境是一前一后作用的。Dodge在CDP研究中也发现家庭环境和同伴环境是一前一后作用的。Criss和Dodge等（2002,转引自文献[2]）调查了家庭逆境、社会生态环境不良、婚姻暴力冲突、苛刻体罚等早期经历以及后来学校中的外显问题之间的预测性联系是否能被同辈间关系的性质所调和。同伴关系的性质取决于友谊互惠的数量相总的同伴接受状况。在家庭逆境和儿童适应的关系中，同伴接受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调和因素。因此，对于具有不良家庭环境早期经历的儿童来说，小学早期的良好同伴关系经历是一种关系—补偿保护性因素。
社会文化背景也与那些产生行为问题的生活经历互相影响。许多研究都揭示了团体、社区、文化因素、家庭特征[6]以及个别儿童品质[7]之间的相互作用。CDP研究发现[2]：贫困家庭和社区的早期经历会将儿童置于青春期行为问题的危险之中，但是，随着父母对儿童行踪和同伴交往了解的增多，这种危险能得到调和。父母对儿童课后活动情况的掌握可以减轻与贫困生活背景密切联系的危险性因素。
三、不同文化群体的相互作用理论
相互作用影响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种族、性别和年龄的群体，生活经历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这种可能性意味着发展模型也具有群体特殊性，即在不同群体中模型也是多样化的。一个一般性发展模型必须要能够代表广泛而全面的普遍规则，或者至少允许群体间路径的多样性。例如，一般的苛刻体罚，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的影响是不同的（转引自文献[2]）。
另一文化相互作用影响是由Bolger等人[8]提出的：贫穷因素对美国白人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要比对黑人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强烈得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生活的艰辛也可能成为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危险性因素。贫困和种族歧视带来的不幸大概是相似的。对黑人儿童来说，贫困或许不能把这些危险更进一步。另一方面，对白人儿童来说，贫穷或许会带来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一样的不良后果（如：失去机会和希望，增加烦恼）。
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事例说明：行为问题的发展模型必须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分别进行检验。虽然至今还不清楚文化背景应该以种族划分还是需要更多其它的特征，但它显然属于背景问题。而且，跨文化测验提供的用于鉴别更基本和普遍发展过程及危险性因素（如：不正常的养育）的可能性要比由某一个文化群体提供的鉴别的可能性大得多。
四、性别的相互作用理论
儿童性别的相互作用也把理论家们引向组合模型的发展。研究发现（转引自文献[2]）：相对于女孩来说，男孩更容易受贫穷、离婚和单亲家庭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同样的，CDP研究发现：随着与父母高压教养方式的较量，男孩似乎比女孩更容易增加攻击行为的发生率。负面的生活经历会增加男孩攻击行为的发生率这一点对其它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还不是很明确。假设造成男孩青春期行为问题的高危险因素是一个整体，性别因素或许是只有在环境压力影响条件下才会导致行为问题的一个基本因素[2]。
五、年龄的相互作用理论
危险性因素在发展的不同方面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年龄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危险性因素存在着相互作用。随着遗传影响从童年期到成年期的增加，年龄会调和遗传影响在反社会行为发展中的作用[9]。然而，由于年龄因素和其它一些重要调和因素（如评估方法）的混淆，现在更多的分析对年龄调和效果的解释性产生了怀疑[10]。为解释它的重要性，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被视为儿童发展能力的重要功能。例如，当一个儿童受到社区的严重影响或者对它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那么社区的危险性就成了青春期反社会行为的最大影响因素，或者成为与家庭无关的最可疑的影响因素（转引自文献[2]）。
教养的不同方面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也有不同影响。在早期生活中，对儿童过失行为的可能性反应对反社会行为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在青春期，管教和引导却更为重要[11]。在小学阶段，同辈中主流群体的排挤是长期结果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在青春期，与非正常同伴的交往关系则与反社会行为有着更重要的相关（转引自文献[2]）。不同的社会和团体机构对不同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在早期生活中，良好的日常照料和父母的支持沟通对儿童的适应性发展非常重要。而在青春期，群体中心和业余活动的实现则可能具有更严重的反面影响[12]。
六、非线性影响及与危险性因素和结果严重性的相互作用理论
另外一些相互作用影响更进一步地完善了反社会行为发展理论。复杂相互作用影响的形式之一就是危险性因素和结果的非线性关系。Scarr提出了假设：正常情况下，在儿童行为结果中，环境因素影响很少用于与遗传因素影响相比较[13]。虽然这一假说受到Baumrind和其他人的批评，但它的优点却很明显：坚持主张非线性效果，即在非正常情况下，环境影响可能依然很强。关于苛刻体罚的早期研究和这一假设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即对儿童问题行为采取苛刻体罚造成的影响要比非体罚的影响明显得多。Thelen(2001)（转引自文献[2]）的动力系统模型(dynamical system model)也提出了一个类似非线性理论和各种因素影响发展的最低效果。
出于对行为问题非线性发展的重视，Rutter指出：精神病的病因影响可能会导致行为结果本身的多样化。Rende等(1993)[14]指出，在青春期抑郁症的中期，遗传因素的影响要大一些，而在抑郁症晚期时环境影响则更大一些。虽然目前类似的行为障碍的例子还不多，但我们并不能排除其可能性，这还有待我们去测验。这一点说明，实验研究需要足够数量的行为问题晚期的被试样本，以便达到施行这一测验所必需的统计力度。
七、简评
组合模型是在对原有的单一因素模型进行反思和综合的基础上得来的。原有的单一因素模型对行为问题发展过程本身的陈述较少并且很少涉及各种末端危险性因素在问题行为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狭义上看，单一因素模型反映的是反社会行为问题的亚形式。与单一因素理论相比，组合模型与理论是该领域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
但对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报告更多地出现在实验室研究中而非领域研究中。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实验室实验中，所创造的因素常常互不相关，而在自然环境中，危险性因素通常是相关的。以往文献不常报告相互作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各成分指标之间的高相关减弱了用于探测交互作用效果的研究的统计力度。领域研究通常缺乏检验假定的相互作用的统计能力。为了了解相互作用影响是如何起作用的，研究设计需要大量具备危险性因素的独特组合的不正常儿童。所以，这些模型和理论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其适用范围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八、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青春期慢性反社会问题行为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也不可能是单一的。造成问题行为形成的具体因素和形成机制还不十分清楚，然而，对因素和机制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成因，也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运用干预技术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可望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继续探明造成青春期慢性反社会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应该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去加以考察，并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调和机制。
(2)对每种相关因素起作用的条件和过程进行综合分析，以探明儿童反社会问题行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3)考察儿童在反社会问题行为发展过程中的认知和情感特点，以探讨如何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如果结合心理理论等其它领域的研究，可能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4)开发评估单个危险性因素影响的精细技术，从而为早期识别儿童的反社会倾向的危险性因素的影响提供更精密而又有效的测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