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政策的福利成本——基于两部门结构转型框架的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分析论文,税收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发展是最鲜明的特点。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非国有部门劳动力比例从31％上升到85％①，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产值比重从3.58下降到0.16，我国经济正经历着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过渡和转型。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的税收政策是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宏观税负应孰多孰少，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在1994年进行了税制改革，统一了所有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2008年正式施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目前所有类型企业的基本税率保持在25％的水平。税收政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变量，政府对于不同部门的税收政策在引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税收效率以及改善社会福利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各部门税率的高低会对我国经济长期和短期以及社会福利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关于分析政府政策的方法，传统的比较静态分析关注的是政策改变对均衡状态的影响，而当政策改变后，经济不会很快达到新的均衡状态。②此外，政策改变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而对于福利的分析，传统的比较静态方法是无法做到的。相较之下，福利分析法不仅可以讨论政策改变对经济长期和短期的影响，还可以估算政策带来的福利成本。因此，福利分析法是分析政策改变对于经济影响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方法。 已有应用福利分析法的相关研究中，比较经典的文献有Judd(1982)、Chamley(1981)、Turnovsky(1990，2000)等。龚六堂等(2011)详细回顾了这几种福利分析方法，并将Judd(1982)分析短期影响的方法推广到了高维系统。虽然Judd和Turnovsky等人对于政策改变对经济的长短期影响及转移动态等方面的分析很直观透彻，但对于社会福利损失的计算是基于消费者贴现的效用和，而缺乏一定的实际意义。Bernheim(1981)在新古典模型中证明了税收的福利成本是当前消费变化和长期消费变化的加权平均。Lucas(1990)在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Bernheim(1981)中的公式给出了福利成本的显示表达式，并估算了美国资本所得税的社会福利损失，结果为资本所得税率从36％降低到0，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2.7％的消费。Jones et al.(1993)构建了三个内生增长的模型来分析最优税收问题，结果发现在不同的模型下偏离Ramsey最优税率，对经济增长和福利都有较大影响。类似的文献还有King & Rebelo(1990)、Mendoza & Tesar(1998)、Gomez(2007)、Azacis & Gillman(2010)等。 中国现有的应用福利分析法估算税收政策福利损失的文献大都是在Uzawa-Lucas内生增长的框架下进行的，如严成樑和龚六堂(2012)在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估算了不同财政政策的经济影响和福利损失。他们发现，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由25％减少至15％，福利的改善相当于51.78％的消费。龚六堂等(2011)中的第七章，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当资本收入税由0增加到35％，福利成本相当于消费水平下降了4.12％。 近年来，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如Acemoglu & Guerrieri(2008)、Ngai & Pissarides(2007)等，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转型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如Brandt & Zhu(2010)、Song et al.(2011)、Dekle & Vandenbroucke(2012)等。但从已有结构转型的研究来看，大部分文献还只是讨论结构转型本身的成因和影响，目前尚无文献引入政府政策做进一步探讨，本文首次尝试在结构转型的框架下分析两部门经济中政府税收政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以往研究税收政策的文献大都通过理论分析或实证检验来考察不同的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李绍荣和耿莹(2005)等，而本文试图通过构建包含结构转型的两部门模型，分析不同部门税收政策的影响。 本文将福利分析法应用到两部门结构转型的模型中，进一步拓展了福利分析法的研究范围，这一方法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分析我国在部门间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税收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以及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此，将结构转型和福利分析法结合起来，是本文最大的亮点和创新。本文的主要工作及发现有：(1)分别考虑政府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税收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包括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均衡值及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结果发现，税收不影响结构转型的趋势及各部门的经济增长率，只有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才会影响平衡增长路径及结构转型的速度，且税收对长期资本和消费的影响为负；(2)借鉴Judd(1982)的方法，给出了税收对经济短期影响的显示表达式，发现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刺激短期消费，但同时也会抑制短期投资；(3)参考Lucas(1990)用消费水平度量福利成本的定义，利用中国1978-2011年的宏观数据，校准模型的参数，估算出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带来的福利成本，结果为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的福利成本相当于降低6％-7％的消费。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基本的模型框架，我们在标准两部门结构转型的模型中引入政府税收；第三部分讨论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包括对平衡增长路径及转移动态的分析；第四部分考察税收政策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并给出了显示的表达式；第五部分估算了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税收的福利成本，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模型 (一)基本假设 我们采用一个标准的两部门结构转型的框架，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最终品部门Y，它由两个中间品部门——国有部门产出
和非国有部门产出
复合而成，采用CES的函数形式，
其中，γ∈(0，1)代表国有部门的权重。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η，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两部门是替代性的；如果替代弹性小于1，则两部门是互补性的；如果替代弹性等于1，则两部门的CES函数就退化为Cobb-Douglas的形式。 两个中间品部门均使用资本和劳动，采用Cobb-Douglas的技术进行生产，生产函数分别为
Brandt & Zhu(2010)中关于我国各个部门的增长核算分析表明，我国非国有部门的TFP增长率大约是国有部门的三倍。更进一步地，Brandt et al.(2013)针对我国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做出估计，相较之下，国有部门的劳动密集度更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科教文卫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很多都属于国有部门，而且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中近半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部门③，这直接导致了国有部门劳动密集度高于非国有部门。 假设劳动力供给无弹性④，故每一期劳动力总量的增长率等于总人口L(t)的增长率。假设外生的人口增长速度为n，那么
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这里，L(t)和K(t)代表第t期经济中总人口和总资本存量。由于模型中引入政府税收政策，以下采用分散经济框架来分析。 (二)生产者 由于政府对最终品生产商征税并不会改变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在部门间的配置，我们考虑政府对两个中间品部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征收边际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 1.最终品生产商 最终品生产商通过选择各个中间品部门的产出来最大化利润，
2.中间品生产商 政府对中间品生产商征收边际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国有部门征收的边际税率均为
，对非国有部门征收的税率均为
。⑤因此，由利润最大化可求得两个部门的实际资本报酬率和实际工资分别为
由上式可得，两个部门间劳动力的转移与部门间替代弹性、TFP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资本深化的过程中要素收入份额的差异都有关。下面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给出一些参数假设。 假设2：η＞1。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给出了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总产值，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产值比由1978年的3.58一直下降到2011年的0.16，国有部门产出增长显著慢于非国有部门，而劳动力存在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趋势，这说明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即要素流向增长较快的部门。因此，假设2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在后面的参数校准中会进一步加以验证。 在假设1和2下，根据(11)式有λ(t)＜0，即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会逐渐减少，经济中始终存在劳动力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这主要是由于国有部门技术进步率低，并且资本收入份额也相对较小，在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增长较慢，再加上两个部门之间是相互替代的，这三方面作用共同导致了劳动力流向产出增长更快的非国有部门。 (三)消费者 经济中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传统的CRRA形式⑥，消费者通过选择最优的消费路径和资本路径来最大化效用，并且满足跨期预算约束。
以及初始条件K(0)，L(0)。 其中c(t)为第t期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水平，ρ＞0为贴现率，θ＞0为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X(t)为政府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这里假设资本折旧率为0。 由最优控制原理可求得消费的动态积累方程为
(四)政府 在任意时刻t，政府部门从中间品部门征收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并拨付给消费者一次性的转移支付。为了简化，我们假定经济中没有政府公共支出⑦，而且政府也不发行债券。因此，政府每一期预算约束平衡条件为
三、税收政策的长期影响 (一)平衡增长路径 由市场竞争均衡给出的式是非自治系统，我们需要将变量去趋势化。根据假设1有，
，即非国有部门经过要素收入份额调整后的技术进步率高于国有部门，因而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会高于国有部门。最终，非国有部门将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它将决定经济总体的长期增长率。确定了经济长期趋势后，我们将变量作如下变换
可以证明，在假设1-3下，任何满足式的解一定是完全竞争均衡的解。 下面我们将证明经济存在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消费、资本和产出都保持不变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部门之间的异质性，经济会出现非平衡增长。 我们定义
此外，各部门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分别为
类似于Acemoglu & Guerrieri(2008)中的结论，
表明，最终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都将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每一时刻，各个部门都有生产要素且都进行生产，因此
只是经济中的一个极限点。此外，经济中出现了非平衡的增长，即各部门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出现了不同的增长率。国有部门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增长率都小于非国有部门。而经济总体的增长率最终都将收敛到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 进一步对平衡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有如下几个结论： 首先，政府税收政策不影响各个部门的增长率。根据(20)式，经济中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替代弹性、主导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及要素收入份额有关，与税收无关。因此，税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体现在对平衡增长路径上各变量的均衡值，而非增长率。 其次，政府对经济中非主导部门——国有部门的税收
不会影响平衡增长路径上各个变量的均衡值。观察(19)式，可以发现，
与
无关。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将收敛到非国有部门，因此政府对于国有部门的税收不会改变平衡增长路径。 最后，政府对经济中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税收
对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劳动力配置不产生影响，而对均衡的消费和资本产生负向影响，即
因此，税收的扭曲性体现在对经济中的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上，它将降低均衡时的消费和资本存量，但并不影响要素在两个中间品部门之间的转移方向。 (二)转移动态 虽然在上一部分中证明了政府税收并不改变结构转型的趋势，但是否会影响转型的速度，在这一部分中将会做进一步分析。首先，我们可以证明如下命题：⑧ 命题2：在假设1-3下，命题1中的均衡点是鞍点稳定的，即在(
)附近，存在唯一一条最优路径收敛到均衡点。 关于结构转型的速度，由于决定经济收敛速度的为系统Jacobian矩阵中绝对值较小的负特征根，其中一个负特征根
与
无关；另一个负特征根为
与
有关。由于从显示的表达式中很难比较
和
的大小关系，我们通过选取符合我国现实的参数，进行数值分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是1978-2011年我国分部门类型的就业人口数、劳动力报酬及产业增加值等数据。⑨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力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n=0.0145。我们将模型的初始值，即t=0时的变量值，对应到数据中1978年的相应变量的数值。因此，状态变量的初始值分别为χ(0)=0.014，λ(0)=0.69。可以看出，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初始比例偏离均衡值λ*=0相对较远。对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Brandt et al.(2013)的附录中针对我国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做出估计。Brandt等人利用我国统计局公布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16个分行业的就业数据，与美国BEA公布的行业进行一一匹配，利用美国每类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进行加权，最后估算出以每类行业的就业人员为权重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他们的估算结果是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为0.65，非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为0.55，综合起来，也大致吻合宋铮(2006)将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校准为0.6的估计。对于中间品部门的技术进步率，Brandt & Zhu(2010)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来源时，针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进行了仔细的增长核算分析，得出了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为1.52％，非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为4.6％，大约是国有部门的三倍之多。对于模型中的主观变量，我们采用Barro & Sala-i-Martin(2004)中的关于新古典模型的参数设定，主观贴现率为ρ=0.02，跨期替代弹性为0.25即θ=4。 校准部分最重要的参数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η。借鉴Acemoglu & Guerrieri(2008)中的方法，我们通过回归模型中的一个关系式来进行估计。
上式由(10)式取对数而得。由于本文并不关心周期的波动，因此用HP滤波将上式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平滑处理(平滑因子等于1600)。通过简单OLS回归取对数后的劳动力比例与实际部门增加值序列，可以得到(η-1)/η=0.53，标准差为0.25。这样就有，η=2.13。回归后的结果验证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是大于1的假设，即替代性作用更为突出。 对于中间品部门的相对份额γ，我们根据年鉴中的数据来选取γ使得(10)式在t=0时成立，结果为γ=0.49。目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因此，我们在基准模型中采用
=
=0.25。总结上述结果，本文数值模拟的参数取值如下表1。
图1 λ(t)的数值模拟结果 数值模拟的结果与理论部分的结论一致，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税率
的取值不改变结构转型的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经济中始终存在劳动力由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但不同的
会对结构转型的速度产生一些细微的影响，
取值越小，对非国有部门的抑制作用越小，劳动力转移的越快，表现为图中动态转移曲线越陡，下降的越快，加速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转型。 因此，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中非主导部门——国有部门的税收对经济长期无任何影响，而政府对经济中的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降低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有效消费和资本存量，但并不影响要素在两个中间品部门间转移的趋势，经济中始终存在劳动力由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但是，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影响结构转型的速度，税率越低，经济收敛速度越快，即劳动力转移的越快。这主要是由于，从长期来看，结构转型是由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生产技术决定的，税收作为政策调节手段，力度上还无法改变要素总体的转移趋势，但可以对转型速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税收政策的短期影响 在本部分，我们应用Judd(1982)的方法，讨论在式的系统中，政府税收政策改变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假定在经济初始时刻，各经济变量达到均衡水平
，在某一时刻政府税收政策发生了如下变化
其中，ε代表政策改变的大小，
代表政策改变的种类。为了保证政府预算约束平衡，有如下关系
将及式代入式的系统中，对于任意给定的占值，新的均衡将由下面的三维系统来决定：
现在我们假定ε为任意小的正数，那么经济中内生变量的动态过程将会在原来的均衡路径附近发生扰动。给定ε为任意小量，我们将ε对内生变量的影响记为：
通过引入Laplace变换，可求出税收的短期影响⑩，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3：假定政府永久性提高对非国有部门的税率，即
=1，那么税收对消费和投资(11)的短期影响为
由命题3可知，当政府永久性提高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后，短期内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但同时会减少投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将对生产者的税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回给消费者，因而消费者的总收入并不会因为税收而减少，但税收会减少投资的收益率，从而抑制了投资需求，刺激了私人消费。此外，由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比例是状态变量，因而在短期内税收改变并不会影响这两个变量。同样的，由于非国有部门是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只有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改变才会影响短期的消费和投资，而对国有部门的税收则无影响。 因此，综合来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政府对国有部门的税收都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只有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才会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政府提高对非国有部门的税率，虽然短期内可以刺激消费，但长期来看，税收的扭曲性逐渐凸显出来，它会降低均衡时的消费和资本存量。不同部门的税收影响不同，这主要与两部门之间的结构转型过程有关，随着经济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型，非国有部门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经济主导部门而产生影响，这是结构转型框架下特有的结论。 五、税收政策的福利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政府提高对经济中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边际税率后，短期内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但长期会降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下面我们采用Lucas(1987)中测度福利损失的方法来进一步估算税收的福利成本。 假定在初始时刻，经济处于一个没有税收的平衡增长路径上，
代表最优的消费路径；如果在初始时刻，政府开始征收收入税，记此时的最优消费路径为
。根据Lucas(1987)，税收τ的福利成本ω定义为
上式的直观含义为，要保持征税后与征税前福利相同，需要增加消费的百分比。因此，这里是用消费水平度量福利改变。Bernheim(1981)在新古典模型中证明了税收的福利成本是短期消费变化和长期消费变化的加权平均。Lucas(1990)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给出了福利成本的显示表达式。我们借鉴Lucas(1990)中的表达式，本文中税收的福利成本为
由于Lucas(1990)中并未显示地给出短期消费水平的变化，而是用数值的方法得到了美国经济中资本收入税的福利成本。这里，我们可以显示地得到消费水平在短期和长期的变化，从而得到税收的福利成本。 为了更直观地表示税收的福利成本以及不同参数对福利成本的影响，下面从数值上来计算税收的福利成本。首先，我们假定基准经济的参数如表1所示。然后，我们再改变非国有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参数取值，进行敏感性分析。下表2和3分别给出了在不同非国有部门技术进步率及不同劳动收入份额下，短期和长期消费率的变化以及相对应的福利成本。
由表2和表3可得，从某一税率减少到0后，短期消费减少，长期消费增加，但税收对长期消费的抑制作用远大于对短期消费的促进作用，因而税收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即税收的福利成本ω为正。在基准模型中，当非国有部门的边际税率由5％增加到25％时，税收的福利成本由0.0129增加到0.0682，即当税收由25％减少到0时，相当于将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提高了6.82％，这一结果略高于Lucas(1990)和Chamley(1981)中关于美国税收的福利成本估计。并且，随着非国有部门税率的增加，短期消费的变化率下降，长期消费的变化率增加，经济收敛速度加快，长期影响的权重增加，从而导致税收的福利成本提高。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非国有部门技术进步率(表2)和劳动收入份额(表3)的提高，短期和长期的消费变化均减少，但长期消费率减少的幅度更大，因而导致税收的福利成本也减少，但是不同参数的取值并没有改变福利成本的总体趋0势。
结合表2和表3的数值结果，总体而言，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从0增加到25％，短期消费大约会增加20％，长期消费大约会减少70％，其福利成本相当于消费水平下降6％-7％。而将税收减少5个百分点，福利成本会减少1.5％，减少10个百分点，福利成本会减少3％。 六、结论 本文在一个包含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结构转型模型中引入税收，分析了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并利用我国1978-2011年数据，通过校准模型参数，从数值上估算了税收的福利成本。 首先，政府税收不改变结构转型的趋势，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最终会转移到经济中的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中，但是税收会影响每一时刻要素在两部门间的配置，也会影响结构转型的速度，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率越低，经济收敛的越快。 其次，只有政府对经济主导部门——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对经济长期和短期产生影响，而政府对国有部门的税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从长期来看，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降低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和资本存量，但对各部门的经济增长率无影响。从短期来看，政府永久性提高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会刺激消费，但同时也抑制了投资。 最后，政府税收的福利成本是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的加权平均，反映了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权衡。我们利用实际宏观数据，校准了模型的主要参数，通过数值求解及一系列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税收的福利成本相当于消费水平减少6％-7％。而将税收减少5个百分点，福利成本会下降1.5％，减少10个百分点，福利成本会下降3％。 因此，政府应充分认识到非国有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税收政策制定上，要加大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优惠，从而减轻非国有部门的税收负担，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发展，以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②Barro & Sala-i-Martin(1995)认为整个转移动态过程至少需要50-70年。 ③例如，在2012年，我国科教文卫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部门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了全部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62％，而这些行业中劳动收入份额达到0.8， ④这是研究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结构转型相关文献的通用假设，如Brandt & Zhu(2010)、Song et al.(2011)。 ⑤本文的研究视角是在两部门结构转型的框架下，分析不同部门的税收影响，而非同一部门间不同税收结构的影响。因此，这里我们假设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相同。可以证明，当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不同时，并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只是增加了计算的复杂度。 ⑥选择CRRA效用函数是为了保证存在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 ⑦如果在国有部门引入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且区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投资，那么这里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就是异质的，资本份额κ(t)就没有意义，此时两个子部门是非对称的，无法求解出劳动份额的转移趋势及平衡增长路径。 ⑧篇幅所限，证明过程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⑨数据来源有《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资料统计汇编》等。 ⑩篇幅所限，求解过程省略，感兴趣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11)由于
，因此ε对于投资的短期影响可以间接由
表示。 (12)由于这里是指税收由
减少到0对长短期消费的影响，因此短期和长期的消费变化方向与显示表达式的符号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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