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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分期的研究意义及其影响因素
（一）学术分期的内涵。所谓分期，即分阶段。“分期”既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一种基本的学术史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实际上是从历时或者说纵向的轴线对本学科过去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陈述和评价。而“分期”便为这种陈述和评价以及许多其他的研究奠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析框架”。①学术分期是客观的，它必须是对过去学术活动客观准确的描述，否则就无法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没有这种共识，学术讨论就无法展开。但学术分期又是主观的，它包含着“评价”因素，因为已逝的学术活动并不能自我呈现出一种阶段性，也就是说，学术的历史自身并不含有一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由“学术史”生成的，研究者多用某些政治事件和社会事变作为学术分期的一个划分依据，如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期，“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期。但至于哪些“事件”能成为学术分期的依据自然是众说纷纭，故而学术分期往往难以有定论。
（二）学术分期的研究意义。学术分期问题并非仅仅是单纯意义期限的划分，它是不同时代研究主体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对学科相关问题不同认知的反映。从一般意义上说，这种认知是主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更深入地讲，主体有着更为积极的主导作用。如人格主义者鲍恩认为：“认识绝不是一种存在的、秩序的、被动的反映，更不是外部的现成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在我们思想内部，为了我们的思想并由我们的思想本身所进行的对于对象的一种积极的创造。”②研究主体的内部精神世界对他的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都会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使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呈现出多元性和倾向性。通过对互有差异的学术分期的探讨，有利于我们反观此前的学术研究与成果，查看各阶段间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脉络，探索学术、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以此指导和推进学科的发展与完善。
（三）学术分期划分的影响因素。如上所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学术分期实质上是研究主体以一定精神的或观念的形式把握客体的精神活动，不同的分期思路之中包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价值观念的变革主宰着人们的一切行为。因此，价值观念的不同必然造成研究主体对学科发展的理解差异，从而形成多样化的学术分期划分。价值观念又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时代的“折射”和“回声”。③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变革，必将推动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发展演化，这也必然促动研究主体对学术分期问题产生新的认知。如20世纪80年代，随着历史学科的再度兴盛，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也再一次被提出讨论。从纵向上看，这一时期的分期讨论有对60年代讨论的继承，但更多的是提出新见。从横向上看，这一时期的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多，所依据的分期标准更加不同，分歧也就更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60年代有关史学史分期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上，而80年代以后，理论探讨与著史实践并重，大量史学史著述出版，这些著述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分期方法及标准，使分期问题愈显复杂与重要。④
二、档案学学术分期的研究状况、划分方法及其不足
（一）档案学学术分期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就档案学学术分期来说，笔者按划分阶段的不同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种：
1.三段分期法。冯惠玲、张辑哲在《档案学概论》一书中，将我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大体上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中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40年代）、中国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档案学的完善与繁荣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2.四段分期法。李秀华在《浅析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因素》一文中，认为我国档案学就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来说，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中国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中国档案学的停滞与倒退时期（1966年至1976年）、中国档案学的完善与繁荣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3.五段分期法。李财富在《中国档案学史论》一书中将中国档案学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20世纪30年代以前）、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20世纪30年代）、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文革”结束以后）。
4.两层五段分期法。黄存勋在《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期及其启示》一文中对中国现代档案学史进行了两个层次五个时期的分段：在第一层次上，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将中国现代档案学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创建期（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和发展期（1978年12月至今）。在两大历史时期之内，再进行第二层次的阶段划分，其中创建期可以区分为初创阶段（1949年10月-1966年5月）、曲折阶段（1966年5月-1976年10月）、复苏阶段（1976年10月-1978年12月），发展期划分为繁荣阶段（1978年12月-1992年10月）和转型阶段（1992年10月起）。
（二）档案学学术分期的划分方法及其不足。通过对上述几种档案学学术分期的比较可见，前面三种划分模式均属于单层分段，即在同一层次上，将我国档案学划分为若干阶段。黄存勋认为，由于中国现代档案学已有了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再坚持单层分段，易使分期显得过于细碎，不易从宏观上把握学术史各阶段间的内在联系和基本发展脉络。⑤因此，他将我国现代档案学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分期阶段，即第四种划分模式。笔者对此持相同意见。单层的划分方法从表面上看，对档案学的产生、发展的进程予以了详尽的勾画，但实质上是一种以社会史分期取代学术史分期，似乎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其原因在于档案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学术史范式——“建立、发展、成熟”的三阶段进化论史观的影响所致。具体来说，此种划分方法的缺陷主要表现为：
其一，目前的学术分期是一种线性的生物进化模式，不能真正看清学术脉络。由认知图式、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构成的学术史领域本身是非线性的，而在进化论史观的关照下却具有线性性质，于是中国现代学术就被理解为在时间长河中一种通向真理的进化序列。这种范式在某些学科如思想史的思潮史研究上尚有一定的合法性，若超越特定的条件，扩展为所有年代、所有社会科学的普遍原则，则必然走向主观独断论和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以经济体制为契机，以市场转换为核心，我国即进入了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这种由经济体制转换和社会加速转型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结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分配方式的重大变革，必然对档案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诸多新问题便随之产生。特别是信息时代，电子文件的产生，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对档案的理解，也改变了对档案的形式、特征、特性意义的认识。⑦学术界更多地从“信息”、“知识”、“档案”本体、“文化”、“资产”、“社会记忆”等视角来探寻和理解档案在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此种线性的生物进化的学术分期划分模式无法全面展现出档案学的学术脉络。
其二，当前的学术研究都是繁荣的，不利于发现档案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按照学术界的进化史观，我国档案学经历了萌芽、产生到发展的历程。当今，人类社会的信息化以及我国不断推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深刻地影响着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发展，档案工作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强烈地呼唤着理论的关注与回应，造就了当今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客观地说，目前的档案学状况显然是不尽人意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面对日益变化和复杂的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未能较快地融合新的知识信息，内容上显得比较传统和滞重。虽然档案学学术研究的触角已经深入信息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政务、现行文件管理等诸多新的领域，但仍呈现为较零星的学术探讨，整个学科体系的变通较为滞后。⑧且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学研究者的功利性、浮躁性，学术研究的失范性、重复性、低水平性等突出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档案学研究的进展，滞缓了档案学科的完善。
三、范式转型与档案学学术分期
（一）档案学学术分期的范式特质。“范式”这一概念是1962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和使用的。所谓“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不言而喻的理论信念、价值取向（或价值关怀）、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技术手段的总和，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野与理论参照体系，并进而形成一门学科的理论传统和研究取向。库恩认为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或者说是科学共同体重新概念化的过程，科学理论的变革通过范式的替换最终实现。为此，库恩建立了一个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他认为，整个科学史就是遵循着从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的周期运动规律而向前推进和发展的。库恩的范式理论既适用于揭示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也适用于揭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因而被各学科的学者借用与建构，形成了本学科的学术研究范式。本文借助于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从范式转变的角度来分析档案学学术分期所蕴含的研究主体价值取向的转变，透视我国档案学学科范式的演变脉络，及时更新理念并修正档案学研究中一些不利于学科整体建设与发展的倾向，期望能为我国档案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某些助益。
（二）档案学学术分期呈现的学科范式演变脉络
1.前科学时期。当人类发明文字并用以记言记事时，档案及档案管理工作便随之产生，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却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档案的价值主要围绕编史修志展开，档案学尚寓于史学之中。如学者所言：“总观我国治档特色，可谓善管、善识、善养、善用八字……皆晓治档是为治史，治史是为更久远治档，历史档案皆藏于正史中矣。”⑨20世纪30年代档案学开始脱离史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其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在研究方式上也主要是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因此，这一阶段，我国档案学仍处于前科学时期，即库恩所指的没有形成范式的阶段。“在任何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的人面临着同样范围的现象，尽管通常不都是完全相同的现象但却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诠释它们。”⑩也就是说该理论或学说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完全接受和认可，还没有达到建制化的程度。
2.常规科学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规模意义上的档案事业开始起步，相应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同步进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论的传入，档案界纷纷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理念。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人们都将档案视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力图用信息资源的视角来研究和看待档案和档案工作。从总体上说，我国档案学领域已形成了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主流意识形态，史料、实体、知识、文化、社会记忆等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局面。按照库恩所定义的“常规科学”的概念，即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进一步实践的基础。(11)简言之，库恩的常规科学时期是指根据范式进行研究的时期。档案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过档案学研究者的艰辛开拓，目前已经建立了基本稳定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规范。因此，可以断定，我国档案学正处于常规科学的发展阶段。它空前地吸引着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不断地建构和积累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3.新常规科学时期。一种档案学科范式的构建并不是永久的模式，它只是在档案学发展的某一典型阶段提出了典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理论框架。如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认为，“档案理论不是一套无偏见形成的、总是适用的永恒不变的科学规则。……档案理论是根据一个时代、地域和个性的职能性变化，这种职能一旦被认识，就会成为专业发展的动力。”(12)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促使知识作为社会的重要生产力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知识管理随之成长为一个新的管理领域。面对这一新的际遇，档案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又一次在新的语境和观念中被诠释。从知识的来源、生产、存储、整理、到知识的流通、传播、交流，以及知识的学习、利用、共享、评估等等，将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经济体系，而档案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源头和基础位置。(13)按照库恩在描述常规科学阶段之后的情形时所说，由于事实和理论中所包含的本质上的新东西的作用，在现有范式下进行的研究就必然是一种特别有效地引起范式变化的方式。(14)伴随着知识管理的运用，档案学领域一些新的问题被提出和逐渐被解决，就预示着一个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到来，即知识管理将是档案学范式的未来选择。
注释：
①⑥李刚、倪波：《分期的意识形态——兼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6期。
②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
③邹安乐：《论全球化意蕴下的价值观嬗变》，《唯实》2004年第6期。
④王记录：《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11-19292htm
⑤黄存勋：《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期及其启示》，《档案与建设》1999年第2期。
⑦王刚在“电子和其他现行文件委员会年会”与“国际档案保护技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⑧赵爱国：《档案学的“变”与“通”》，《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4期。
⑨国家教委文件教学处／国家档案局教育处编：《档案学理论新探索》，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⑩(11)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12)（加）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13)孔晖、刘新文：《知识经济时代的档案管理》，《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2期。
(14)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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