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1956年1月——1957年3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作会议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里写道：
“1956年1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这位世界著名作家所提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会议于一月十四日开始，二十日结束。参加会议一千两百多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报告。李富春作了题为《为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专章论述“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努力培养科学技术力量”。当时的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1967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二十日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大会上发言的有各方面代表人物六十多人。当时的北京确是风卷黄沙的季节，但从怀仁堂却透出知识分子春的气息。
一九五五年的政治风暴，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很大。作为与知识分子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周恩来总理自然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多次内部讲话中谈到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的讲话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映。当时，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听了传达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我和许多同伴一样真是说不出的兴奋”。在知识分子会议前《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冯友兰、陈垣等人的文章，谈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在内部肃反后期特别提出防“左”的问题。他在五五年十月一份检查某医院肃反运动犯“左”的错误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十二月六日在一份关于肃反运动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了：“在肃反运动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可惜的是，这个控制数字后来竟成了要达到的目标。有些单位更加扩大化了。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纲》十条中第九条列上“对知识分子的会议”。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召开知识分子会议问题。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的十人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十二月十六日他又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亲自写了下发的通知。根据中央精神和十人小组的部署，各有关部门就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向中央提供材料。
周恩来总理在一月十四日开幕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在党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这个提法后来争论了几十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真正得到拨乱反正。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后面还要提到。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倾向。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没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居住条件太差”，“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等等。
周恩来总理向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发出号召：“向科学进军！”
最后他要求：“中央宣传部应该经常检查各部门各地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检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执行的状况，克服他们工作中的缺点，传播他们的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且及时地向中央提出问题和建议。”
这次会议还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在这些文件的准备、起草过程中中宣部各有关处室都分别提供了有关情况和材料。
这次会议对文艺界的影响似乎不大。就在中央批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前一天，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指“小集团活动”）进行批评和斗争”。“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开展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是很困难的。韩素音在记述周恩来同她谈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
作为一个外国作家她虽然观察有片面性，但也看到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特别是对从事社会科学、艺术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党内存在着分歧，造成工作上不少损失。这方面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激化。
（二）
知识分子会议以后，我随林默涵到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了解文艺界情况。这是我到中宣部文艺处后第一次去外地调查，所去的地方又是我未到过的江南名城，见到一些久已慕名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感到新鲜、兴奋。至今记忆犹新。
在去南京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这篇专论初看起来是讨论文艺典型的理论问题。但是，仔细推敲可以看出文章中透露出重大的政治信息。那就是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柯夫政治报告中关于典型的论述。不久以前，我国文艺界还在学习马林柯夫报告中“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的有关论点。这篇专论中则批评这些论点是“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这显然预示着对斯大林亲自主持的十九次党代会上的某些观点的否定。这是继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日丹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异议后的又一次挑战。这对敏感的文艺界不能不发生影响。
到南京当天就见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文联主席俞铭璜。在新四军里他被称为“苏中才子”。我曾读过他的一本通俗小册子《论新人生观》，留下很好的印象。六十年代他曾根据柯庆施的意见化名梁璧辉写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这里指的就是俞铭璜化名写的《“有鬼无害”论》。就文章本身看，确实是当时同类文章中写得较有分量的。
俞铭璜在南京比较关心文艺工作者，他对方之等青年作者很爱护。对彭柏山因为与胡风有关系受到审查有不同看法。那次谈话，他对文艺界肃反表现了忧虑情绪。他说，宣传部长没有时间看作品，管文艺有困难。文艺处的干部大部时间搞政治运动。这次内部肃反原创作组人员有七八个人关进监狱，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肃反后搜集反映，大家都不敢讲话。他特别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介绍了一些新作家，他说写作水平比较高的有九十多人。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进和文艺处长艾煊详细介绍了江苏省的文艺情况和今后的工作安排。随后分别召开了文学、艺术工作者两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陈瘦竹、叶至诚、杨丹平、孙望、施子扬、章品镇、吴岫明、田夫、何枫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创作条件差，没有写作时间，业余创作受歧视，发表的园地少，生活条件（住房、工资等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对北京的报刊还提了一些意见。陈瘦竹谈到因为他关于《水浒》、《孔雀东南飞》的看法分别与冯雪峰、唐弢不同，受到批评。有的青年作者提到北京的刊物对地方作者不重视，在京发表作品困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林默涵也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特别讲到，北京的报刊并不代表中央。不能什么都以北京报刊上的意见为准。
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林默涵是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去香港后，第一次回上海。重返故地，换了人间，自然非常兴奋。给我讲了不少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两次在上海的故事。
在上海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他到车站来接。当时他正春风得意。中央已调他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晋察冀时是张春桥的顶头上级，不知调张是否他的意思。张春桥正准备来京报到，被新上任的上海局书记柯庆施留下，担任上海局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很快提为部长），主管新闻文艺工作，成为柯的智囊。当时上海主管文艺的几位老人，经几次运动，先后离沪。夏衍调京，黄源去浙，彭柏山、刘雪苇都因“胡风事件”受审查。正是张春桥施展能量的机会。
张春桥上任后重新组织力量。他一眼看中了因批判胡风初露头角的姚文元。我想，在当时张春桥自己也许没有想到，后来在江青的支持下，他们成为一股强大的祸国殃民的帮派势力。
在上海我随林默涵分别登门访问了巴金、靳以、许杰、贺绿汀、王若望、赖少其、杨嘉仁、谭扩真、沈柔坚等人，这些都是由吴强出面安排的。峻青、任斡来旅馆谈过。在一次活动中见到周而复，他请林在一个郊区别墅里玩了半天，在那里见到李伯钊。其间张春桥出面召集了一次工人作者座谈会，到会的有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福庚、郑成义等崭露头角的工人作者。
记得巴金住的是一幢小花园洋房。我们去时他正带着一个小女孩在院子里玩。在他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巴老主要谈他的工作、写作环境很好。他带我们看了把一个小阳台改造成的书房。临别时顺便还参观了一下他的一楼藏书室。能见到我多年崇拜的作家，自然非常高兴。可惜我没有记录下他的讲话。
贺绿汀当时是住在泰安路76弄一个小楼里。我们去时楼下不时传来琴声，可能子女们在练琴。贺很健谈，一开始就进入正题。他说：从延安时就有问题，除了搞秧歌以外，没有搞别的，音乐水平低。上海乐团两百多人，生活水平太低。吹铜管的不少得肺病，起码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原来，配音还可以有点钱，肃反以后又都要交公。
他很生气地说：有人说我和胡风一样。
他提出要制定鼓励创作和批评的各项制度。同时，他还对音协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
其他访问的对象大都住在复兴西路34号一幢比较高级的公寓里。访谈很省时间。
因为是个别交谈，各谈各的，内容比较分散。谈的比较多的问题是：一、对上海过去的老领导有些意见，觉得抓的不力。不善于组织大家的力量，只依靠几个熟人。二是对“胡风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访问的人中有几个因“胡风事件”受到不同的牵连，如吴强、王若望。王若望（他当时在编《文艺月报》）反映，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业余作者在本单位许多变成第一肃反对象。有一个工人作者投稿，给他回信的人是胡风分子，这个作者就被审查。三是反映了上海文艺界内部（特别是各文艺单位领导意见）有不少分歧。我当时总的印象是上海文艺界情况很复杂。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再深入调查。
由上海到苏州住了一天。在那里听了宣传部长的汇报，他着重介绍了评弹艺术的继承发展。还谈了几位活着的“礼拜六”派作家的情况。晚上见到当时的青年作家陆文夫、陈鸣树、腾凤章。年前我协助林默涵编《短篇小说集》刚入选了陆文夫的小说《荣誉》，对他特别注意。他谈了他成长的过程和正在进行写作的情况。他当时在市里的报社工作。一九五五年开始写东西，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一年写了九万多字，大都在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他说，创作条件很好，领导上很支持，生活上、政治上都很照顾。要写的材料很多，只是选择典型有些困难。希望多组织青年作者交流经验。报刊上多发表些指导创作的文章。这次见面以后再未见到陆文夫。时隔二十多年几经劫难之后，一九七三年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七九年召开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他参加。从此，他成了出版社重点约稿对象，多次见面、交谈，我未提起那次会面。
（三）
从上海、南京等地回京，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关于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省市文艺处长会议、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和下半年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我当时分工是协助领导与作协联系，所以列席他们的党组、书记处等有关领导的会议。
这两个会议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和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二、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三、一批新人新作的涌现；四、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丁、陈问题”的复杂影响；五、理论批评的简单化和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引起的关注。此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艺界一些变化对我们的影响（苏共二十大以后其影响更大，后面我要提到），如关于典型问题，爱伦堡等人的理论和创作在我国传播等等。
会议于二月二十七日召开（正巧在这一天，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茅盾作《开幕词》，周扬作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任务》的报告。茅盾、老舍、刘白羽分别作了《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的报告。陈荒煤、唐濯分别作了《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而奋斗》、《关于两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的补充报告。巴金、艾青、曹禺、臧克家、柳青、巴人、吴伯箫、徐迟、陈其通、、于黑丁、魏巍、谷峪（当时他写的小说《新事新办》受到茅盾等人的热情称赞）、李准、峻青、许杰等作了大会发言。
由于这次会议的特殊历史背景，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三月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理事。以毛泽东为首接见一次作协理事会的代表，这是唯一一次。三月三日陈毅作了发展文艺创作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陈毅多次参加会议的活动，出席会议期间的联欢会，同与会代表亲切交谈。周、陈对文艺界的关心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有一次在谈诗歌的小会上，陈毅说，我一生就想成为作家、诗人，结果当兵打仗，当了将军。郭沫若说，我一生就想当将军，结果当了作家。周恩来风趣地说，我想写诗，写了一首，送给陈老总看看，他说，这不是诗，我再也不敢写诗了。
传媒也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的报道。《人民日报》为会议开幕在头版发表了消息，并发了《一年来我国作家创作许多新作品》的介绍文章。连续发表了周扬、茅盾、老舍的报告和大部分大会发言。不断报道大会的活动。《文艺报》集中发表了会议的所有报告和发言，并发了社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
这次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克服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在会议筹备过程的一些小会上，周扬和文艺界其他领导人对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都表示了不满和忧虑。有一次在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框框条条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何其芳说他在精力不好时听音乐、看古典作品，看当代作品要精力最充沛才行。周扬在大会报告中反复论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陈毅的报告和与会者的发言也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创作中的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文艺环境没有能真正找到问题要害和产生的根源，总是停留在指责作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认识，缺乏艺术概括能力，缺乏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勇气等等。
我有些不解的是，周扬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反对自然主义倾向。从当时的创作情况和作家评论家的意见看，谈不上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对周扬特意以李古北的小说《不能这样活下去》作为典型例子我尤其觉得奇怪。会前我协助林默涵编《短篇小说选》时刚刚选了李古北的《农村奇事》。林交给我这篇作品时说：“这是乔木同志推荐的。”在选集序言中还特别加了一段称赞这篇作品的话。会后，陆定一多次说过：反什么自然主义？管他的。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几个领导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三月五日刘少奇特意接见周扬、刘白羽。就我的印象刘少奇很少对文学工作发表意见（虽然是在三十年代他化名莫文华写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就两个口号之争发表过意见，但在解放以后单独接见周扬等人谈文艺问题，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次接见他比较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引起注意。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粗暴，进行了批评。他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作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他还特别强调作家的文化修养。提出要充分重视编辑工作，认为“编辑是一种高级创作”。他提出建立文学基金。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
也许由于这次会议背景和内容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文学界的一次修正主义会议批判。刘少奇的讲话也被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被列入各种大事记。粉碎“四人帮”后，找出这篇讲话的记录稿，以《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为题编入《刘少奇文集》（下卷），专门列了个小题目：《关于党、政府和负责同志对作品的批评以及作家怎样对待这些批评》，阐述了他当时对文艺批评的态度。
与作协理事会同时召开了省市文艺处长会议。以上两个会议都给中央写了报告由中央转发各省市党委。
同年三月十五日到三十日作家协会同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如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等人。会上，周扬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个人迷信在我国知识界也引起注意。所以在周扬的报告中提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时讲了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作品也不要老一套，不要公式化、概念化。他还讲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这当然成为“文革”中周的“罪行”之一。会上，茅盾、夏衍、老舍也讲了话。还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去讲课。这次会开得很好，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后来大都被打成“右派”，据有人统计参加者中三分之二被打成“右派分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开得更加活跃。会议是郭小川作全面的组织工作。他这时已由中宣部调任作协秘书长。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他说，你一个片面，我一个片面，加起来不就全面了么。（毛泽东在后来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批评了这个观点）。同时，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影响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仁刊物。
与会代表们也都很活跃，大都拥护会议精神。但也有不同意见。《萌芽》主编哈华同我谈过他的意见。（一九四八年南下时我同他在一个班）他说，这样搞下去，没人坚持党的文艺路线了。我们办个《萌芽》，就是想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四）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中宣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理论家很多的地方，自然特别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每天在由中南海到宿舍的班车上议论纷纷。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怎样观察这次大会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朱德去参加，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祝词。一些对国内外形势有些敏感的人从我国传媒的报道上可以看出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大会二月十四日开幕，《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开幕消息，未发社论。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十九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了社论。认为赫的报告“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总结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争取国际局势和缓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出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这些报道还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随着大会的进展，从一些苏共领导人物的发言中（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未传达，不知党中央什么时候看到的）有不少颇引人注目的事。
记得米高扬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下班时王惠德（理论家，当时是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一上班车就大声地说：你们看了米高扬的发言没有。不等别人回答，他说：这发言太值得注意了。他指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中公开批判了“个人崇拜”。这个发言中说：“大约二十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流行个人崇拜。”他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一些提法，批评了关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将要缩减”的论点。这确是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中宣部思想比较活跃，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也没有什么架子。所以这个时期的班车上特别热闹。
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即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是个爆炸性的报告，这个报告及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时隔近四十年的今天，俄罗斯一位政治家谈到这个秘密报告时写道：
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了秘密报告。他是怎么打算的，结果又怎样呢？此事是在异常匆忙中发生的，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分析一下在国内、在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在西方共产党中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报告中的一部分是赫鲁晓夫以其特有的杂乱无章的风格口授的，事例是随意列举，许多事例完全是凭记忆说的，对斯大林遗留下的体制的命运没有作出重大结论。这是一时的冲动，所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及毛泽东在中国作出的反应都使俄罗斯领导人措手不及。
我当时很快地听到这个秘密报告的传达，当然很震惊。但很快地听到传达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在那个时期多次听到传达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讲话。他从我国革命历史上说到斯大林对我国革命的错误干涉：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冒险主义，抗战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记得陆定一多次讲过：长征后期幸好收发报机坏了，与第三国际联系不上，没有受他们的干扰。另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抗战后王明、康生乘飞机由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欢迎他们，说：福从天降。后来王明右倾使革命受到损失。毛泽东又说：祸从天降。）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据说斯大林曾想阻止我们渡江。劝我们分江而治）。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在不少回忆录里都提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访苏与斯大林的斗争。记得有人告诉我，当时毛主席很生气，说，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才逼着斯大林认真对待两党两国关系的谈判，签订了条约。陈伯达当时表现有点异常，搬离毛泽东住处。毛说，船还没破，老鼠就搬家。可见当时的斗争是微妙、复杂、尖锐的）。毛泽东多次说过：“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斯大林对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他把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随意加以“人民公敌”罪名，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无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指责。这是令人震惊的。据说在他讲话时就有人晕倒。我当时听了传达，除了对赫讲的某些事例有疑问外（如赫暗示基洛夫是斯大林授命杀害的），对斯大林这种作法感到痛心。
当时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中说，“斯大林不知怎么想的，抓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当时毛泽东还提到王实味之死，他说，他向警卫团要人！听了这些传达，总还摆脱不掉斯大林用极端手段对待政敌的阴影。当时我国内部肃反尚未结束，从中应该吸取那些教训呢。记得当时同几位苏联作家谈起对斯大林的评价时，他们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是直接受害者。
在文艺工作方面，毛泽东也是从不主张照抄苏联。前面我提到，在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有人照抄了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很生气，全部删掉了。五十年代初我国拍过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主人公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获得了荣誉，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地说：难道荣誉就属于他？一九五三年文代会期间，筹备工作中拟取消文联，理由之一是苏联没有文联，毛说，他们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二十大后他又提到：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总之，毛泽东主张：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但是，我想“苏联模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公开表态。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把斯大林的错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来考察。但是，当时很难想到接受这经验教训的过程是如此曲折和漫长。历史如此顽固地不改变自己的规律。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连赫鲁晓夫本人在许多公开讲话中都用这个观点论述斯大林的功过。如我们熟知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召集作家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忠诚的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全部活动同我们国家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密切联系着”。他说：“有些同志问道，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所获得的斯大林奖金呢？我认为，应当以尊重的感情对待奖金，骄傲地佩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荣誉奖章。假如我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就会戴着这个荣誉奖章。”他也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一个伟人的功绩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搜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材料曾多次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上印发，对当时开阔文艺界视野起了很大作用。我从中也获得很大的教益。
当时整理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问题首先是西蒙诺夫提出来的。斯大林逝世第二年（一九五四年）西蒙诺夫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提出由日丹诺夫发挥并写进全苏作协的会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异议。他主张删去定义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使文学产生“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倾向。从此，苏联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讨论。对我国文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秦光阳的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全文转引了西蒙诺夫的话。二十大以后西蒙诺夫又写了《谈谈文学》更进一步批判斯大林，又引起苏联文学界的争论。肖洛霍夫甚至批评西蒙诺夫是在斯大林时期靠阿谀奉承登上作协领导的宝座。有人批评他是见风转舵的人。
此后，许多理论家著书著文展开讨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探讨。比较多的理论家、作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灵活多变的体系”，“开放的体系”。
二、苏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年纪大一些的文艺工作者会清楚的记得苏联在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那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这次批判运动对我国文艺界的深远影响。
事情是由《星》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所谓诽谤苏联人民的小说《猴子历险记》和《列宁格勒》杂志发表阿赫玛托娃的被认为“空洞的、无视政治的诗作”而引起的。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战中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两个杂志和有关作家，还批评了苏联作协主席吉洪诺夫和列宁格勒市委。改组了两个杂志的领导。日丹诺夫作了措词严厉的长篇报告。一九四七年他又作了批评《西方哲学史》的报告。一九四八年苏共中央又对《伟大的友谊》等几部歌剧作出了类似关于《星》和《列宁格勒》那样的决议，同时还作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改进方法的决议》，又批评了一批剧作，并加强了审查制度。
这次苏共关于纠正对《伟大的友谊》等歌剧的错误评价中指出：“上述决议中（指一九四八年关于《伟大的友谊》的错误决议）的某些不正确的评价，反映了约·维·斯大林对个别艺术作品和创作的主观主义态度。”
决议同时指出：“在中央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中，一方面正确的规定了苏联艺术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方向，并且对音乐中错误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作了公正的批评，但是同时也对一些有才能的苏联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不公正的和没有理由的尖锐指责，而这是个人迷信时期所特有的不良现象。”
不知为什么苏联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批评一直没有平反。直到八十年代我到苏联还看到他们有些人准备纪念日丹诺夫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后来就没有消息。
三、重印斯大林时期停印和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记得较早的是由爱伦堡作序的《茨维塔那娃诗集》，这位早逝的青年女诗人一本小小诗集的出版引起我国和东欧国家很大的注意。我从小喜爱俄罗斯和苏联诗歌，但惭愧的是不知道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当时读到爱伦堡的序言和有关材料，却对这位女诗人充满感情，为她悲惨的命运而心动。一位六岁就开始写诗，十八岁就出版诗集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的诗曾受到同辈诗人、作家的称赞，得到读者的欢迎。肖斯特柯维奇曾多次为之谱曲。她爱祖国，却得不到理解，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绕梁自尽。她自杀时让自己的儿子找到爸爸，但她哪里知道不在身边的丈夫已被处决。在茨维塔那娃去世近十六年以后爱伦堡为她的诗集作序，仍然受到严厉地谴责。现在她的诗集《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正是她诞生一百年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类文学现象是颇值得研究的。
四、提出反“无冲突论”（斯大林时期就提出过），“干预生活”，表现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斗争，写“战壕里的真实”，写普通人，“非英雄化”等口号。从新的视角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战争题材。相继出现了一批这类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丘赫拉依等人拍摄的影片《晴朗的天空》、《士兵之歌》；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田德里雅科夫的《路上的洼坑》，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这部中篇小说引起我国特别的注意，团中央发文件要求青年阅读，并号召向书中的主人公娜斯佳学习。
这时，奥维奇金到我国访问，引起文艺界很大的注意。当时刘宾雁陪同并作翻译。“干预生活”的口号也被我国文艺界所接受。
五、第四代作家的出现。这批作家大都是斯大林逝世后，在二十大精神影响下开始创作的。如我们熟知的叶甫杜申科、阿克肖诺夫、卡扎柯娃等。特别值得注意，引起世界文坛轰动的是索尔仁尼琴，他写的表现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由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一九七O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四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国。现在俄罗斯官方又多次请他回国。
此外当时还整理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材料。这也是当时轰动世界文坛的事件。帕斯捷尔纳克是与玛雅可夫斯基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勃洛克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十月革命后他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斯大林：“帕斯捷尔纳克同志，你不再写诗了吗？”
帕：“写的，斯大林同志，始终写一样多的诗。”
斯：“那末，为什么我很久没有在报上看到您的诗呢？”
帕：“斯大林同志，因为报纸的编辑部觉得我的诗太不大众化了，害怕读者不容易看懂他们，他们便不来要我的诗了。”
斯：“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做。我并不完全赞同你的诗学风格，可是依然认为您是我们最好的诗人之一。我不愿意我们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到您的诗，没有机会对您的诗表示个人的意见。”
多么亲切、宽容的谈话。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一种力量使这位诗人后来经历那么曲折的道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无法再读到这位诗人的诗。而他的长篇小说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版还遭到那么沉重的打击。
以上材料，其中不少引起有关领导甚至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也就是通过整理这方面材料我结识了陈冰夷、叶水夫等许多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向他们学到许多知识。在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我国文艺的状况。
（五）
毛泽东总结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于四月二十五到二十八日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据我的记忆，当时传达这个讲话时，毛泽东讲苏联的教训部分比较多，很具体、生动。他着重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如骄傲，欣赏个人崇拜，专断独行，违反民主集中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说什么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更加激化，要不断扭紧螺丝钉；不注意发展农业，农业生产未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不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当时听传达时谈到我国内部肃反仍说胡风、潘汉年、饶漱石有可杀之罪，感到惊讶。可见借前车之鉴之不易）；科学文化方面乱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签等等。当时是想认真地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并不像后来一提以苏为戒就简化为“反修防修”。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过程中，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讲到科学、文艺问题，毛泽东作了不少插话，对苏联在这方面一些简单化的作法提出批评。如陆讲到：苏联从前反对形式逻辑，说这是反对辩证法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说：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头学校里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总结时，毛泽东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这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关于“双百”方针的形成有不少回忆文章谈到。在我与周扬接触中，他认为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考察。有一次为他起草一个报告，在谈到文艺多样化时他特别让我引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一段话：“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对文艺批评中的宗派主义，容许各色政治态度（而不仅仅艺术）的作品存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晋察冀《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在送毛泽东审定时，他加了“在现在旧剧内容中，大体上可以分成有利有害与无害三大类，应具体研究，分别对待。”这样一句话。社论的后半部分就是根据这句话重新修改发挥的。全国解放后，周扬多次引用这句话，解释双百方针。有一次他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又提到这句话，邓小平插话：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还有益嘛。有些人错把这个提法误认为是周扬个人的创造。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文章批判这个提法。有一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我说，“有利有害无害”的提法是最高指示，怎么现在公开批判，那位领导只好苦笑。打倒“四人帮”后又有不少宣扬这个提法的文章仍说是周扬提出来的。这是个误会。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重申了“双百”方针。他说：“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之请向科学文艺界代表人物作了《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的这一方针。报告中接受了何其芳多次提出的意见，加了这样一段话：“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
讲话稿改定后发表前陆定一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因为有二百个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少奇同志指定我去讲。讲稿起草后，中宣部讨论了两次，后又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五月二十六日在两千人的会上作了报告，会后又收到来信七十封。根据这些意见又加了修改，成为现在的稿子。同时送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来信五件。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这段删去。但因为这一段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
六月八日毛泽东批示：退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
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等同志商量一下。
记得在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提到批判俞平伯时，何其芳很激动，发言急促得有些口吃。他说：说我们作了俘虏（指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我们没有作俘虏，也没有投降，各人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说俞平伯垄断古籍，我作为文学所所长，保证没有这样的事。他那次发言，给我留下何其芳敢于直言的深刻印象。他在我这样的晚辈面前，非常平易，像同他们同辈一样与我们讨论问题，使我感到亲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仅仅八个字的指导方针，从酝酿到提出经过这么多的复杂过程，至于付诸实践以至行成一个时代的大气候，恐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但愿时间短些，代价少些。
（六）
迎着“双百”春风，争先开放的是周恩来总理大力扶持的南昆《十五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百忙中总是以很大的精力关注着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他对《十五贯》的扶持，当然不是对一个戏的个人爱好，而是着眼于党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他总是利用机会打破文艺界的沉闷气氛。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提倡、宣传，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观看了《十五贯》。这个时期中南海怀仁堂经常传出《十五贯》演出的锣鼓声。近水楼台，我们也有机会同这些党与国家领导人一起欣赏这个精彩节目。我两次看《十五贯》，可巧，一次是毛泽东来看演出，另一次是刘少奇。同他们同坐一个剧场，又离得很近，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是，那时他们进场，既没有全体起立欢呼，更没有高喊什么“万寿无疆”，也没有人鼓掌。我对“文化大革命”中早请示晚汇报是很不理解的。
毛泽东看了《十五贯》后，从政治上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个反官僚主义的好戏，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很多，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他同时建议选一些类似题材的作品给办案的人学习。我记得后来选了《聊斋》中的《席方平》等印成小册子，发到各单位。鼓励大家像席方平那样不怕刀锯炮烙，勇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周总理这时正在忙于组织科学界制定规划。利用空隙多次看了演出并参加了座谈会，作了两次系统的讲话。当时一有机会他就要讲《十五贯》。他说：“《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用这句话为题发表了社论）。他针对当时有些人在创作方法上简单化的理论提出批评。他说：“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江青一直持这种看法，并到处宣扬－－作者注）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现代戏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他风趣地说：“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这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目前我们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人多难啊！”
当时，一时间，全国争谈《十五贯》。老舍带头将它改为京剧，有不少剧种移植。文艺界不少人写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这个戏的成就及其实际意义。况钟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讨论的人物。巴人著名的杂文《况钟的笔》就是由此而写的。联想起来，况钟颇似他的同朝人海瑞，为读者所熟知。只不过况钟的命运比海瑞略好一些，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灭顶之灾，只是在“反右”时株连了不少想敲一下鼓边的他的晚辈。
七、八月份，关于中西音乐有一次小小的“争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全国音乐周筹备期间，《人民日报》七月十四日发表了陈沂（当时是总政文化部长）的《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一文，提出：“目前，在我们有些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他指出这是个发展方向问题。音乐批评家李凌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文章中说：“有的批评家对音乐风格的‘不中不西’表示深恶痛绝。‘不中不西’就是不全像中国，也不全像西方。换句话说就是‘又中又西’，这是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形式难以避免的情形。”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程云等人的文章各述己见。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双方争论很激烈。周扬为此召集过几次会议，在会上不同意见的双方发言时都很激动。适逢音乐周开幕各省市音乐工作者代表和音协理事齐集北京，会议上又引起很大的争论。为此周恩来也多次发表意见。
八月二十四日音乐周闭幕前夕，毛泽东、朱德、陈云、康生、林伯渠、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接见后毛泽东让音协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留下，针对以上讨论发表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讲话中提到“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等都是双方争论时的用语。记得那天陈沂未参加接见，是临时打电话请他赶来的。
后来在筹备编“毛选”五卷时，林默涵让我对照几个记录稿整理一下，我根据几个记录稿对讲话顺序和文字作了一些调整，删掉了个别人的姓名，经默涵再修改后送“毛选”编委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编辑出版的“毛选”五卷中没有收这篇讲话。我曾问参加编辑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他表示很难回答。“四人帮”垮台后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才收录了这篇讲话。
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当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在头条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编者加了充分肯定的按语向读者推荐。按语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的提出问题的、批评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这正是这一个时期这类作品受到注意并引起争论的焦点）。六月号又发表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同时还发表了他翻译的苏联作家奥维奇金提倡“干预生活”的论文。九月号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来的青年人》，据作者说：这篇小说是受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的影响。同期《人民文学》发表了秦兆阳（署名何直）的长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同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一样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质疑。与此同时《长江文艺》杂志发表了周勃的与秦文观点相似的论文。从以上几篇作品、论文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苏联的文艺思潮对我国的影响。有的西方研究者－－如费正清认为我们“以苏联作品为样板”，“中国有些作家可与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相比”。
上海《文汇报》展开了《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论。中宣部与电影界联系的钟惦棐自然关心这个讨论。他先化名朱煮竹写了《为了前进》参加讨论。我记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是为了前进就得适当地退步。也就是说多继承了三十年代电影创作的经验。后来他又写了《电影的锣鼓》，当时原拟以个人名义发表。送给领导看，领导上不同意他文章的观点。不久他调《文艺报》工作，即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诗歌创作方面引人注目的是《星星》诗刊的创刊。这个刊物是一批青年诗歌爱好者创办的，在当时文艺报刊都是机关主办的情况下，这个刊物带有同仁办刊的性质。它的创刊不仅引起国内文艺界的注意，苏联《文学报》还发了消息。好像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论的情诗《吻》。紧接着发表了流沙河的《草木篇》，引起更强烈的反响。
杂文这种带刺的“花”，这个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许多引人注意的作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他有志写杂文。胡乔木依照毛泽东的提倡，让《人民日报》第八版辟杂文专栏放右上角，以示醒目。胡乔木亲定稿费标准千字二十至五十元。他亲自写作并帮助修改杂文。这一时期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夏衍、臧克家、巴人、徐懋庸、聂绀弩、唐弢、林默涵、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秦牧、秦似等许多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都有名篇问世，可以说当时没写杂文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选一本56-57杂文精选，我想会很可观。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可以说是我们党取得政权后辉煌的一年，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展；城市工商业改造完成；科学规划的制定；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双百方针的提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振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个腾飞的机遇。毛泽东对形势估计也很乐观，他想在我国出现一个能克服斯大林统治时缺点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局面。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心情很好。六月份在武汉第一次在水温很低的长江激流中横渡。据说当时许多人劝阻，他执意下水。面对着楚天江浪，遥望巫山仙峰，写下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的愉悦心情。五七年一月他在怀着准备即将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又应《诗刊》请求把过去写的十八首诗词送该刊发表，并附信对新旧体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带头参加鸣放。由此引起一场关于新旧体诗的讨论。郭沫若在一次关于新旧体诗问题答记者问中（见郭老全集十七卷）举了我的短诗《英雄母女》说明用旧体诗不可能写得那么好。我那首诗是在他谈话的前一天发表的，很快能引起郭老的注意，并给了肯定的评价，我当然很高兴，就把我刚出版的两本小诗集寄给他，他立即回信鼓励。此后我由于工作关系多次与郭老接触，我未好意思提及此事，他也不知道我就是给他送诗寄信的黎之。一次他到约鱼台为写作班子的人题字，我也未去特意求他的墨宝，今天回想起来倒很懊悔，何不利用难得的机会向这位大师求教呢。多年来，我同一些文学前辈来往，这样的机会失去得太多了。
毛泽东的诗词十八首发表后，曾约臧克家面谈，详细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毛提到写新诗的老人如湖畔诗人汪静之，新月派陈梦家等。可见他年青时对新诗的爱好，不像他后来诙谐地说：让我看新诗，得给我三百大洋。我曾奉命去拜访过陈梦家，那时他好像在搞考古。鸣放时写了一些短文，后来好像也被划成“右派”。
对一九五六年的形势，有不少人持怀疑、忧虑以至反感的态度。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我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高级干部中赞成的是少数。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当时总政文化部负责干部）的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据袁水拍说原题为《新年有感抛砖引玉》，后经编者与作者商量改为现题）。
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人提倡了。”二、“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改、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三、“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改编旧的。”作者们认为“应该以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作者们最后说：“这就是我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批给当时的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尚昆同志：
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指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七日”
就在这次召开的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系统地讲了“双百”方针的意义。在谈到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周扬有一次提到，文化部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毛说：这话本身就是毒草，毒草怎么避免得了呢。）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
奇怪的是，这次书记会议以后，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说他们为党为国。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并检讨本地区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这可能是未听懂毛泽东的讲话，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同四人文章有共鸣。
《文艺学习》组织关于《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先后发表了李希凡、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秦兆阳、艾芜、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也许由于先入为主，毛泽东特别注意了马寒冰的文章。该文题为《准确地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中指责作品不真实，说在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这样的人物（指刘世吾式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是不可相信的”。
在马寒冰的文章发表不久，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扬、林默涵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谈话，重申双百重要性。据我简要记录，大意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急躁，不要怕毒花毒草。《组织部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中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中的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马寒冰他们的文章说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
毛泽东又反复强调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处理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小资产阶级要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要团结也要有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那时他正在酝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
二月份毛泽东写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其中谈到“双百”的文字是：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两方面的斗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老干部不能批评吗？
新老干部的关系：一视同仁，又不能一视同仁，领导核心。
种牛痘。
北京不能批评吗？
钟惦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都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倒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从存在出发：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这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剥削者，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治病救人。
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
“提纲”中其他问题中谈到与“双百”有关的文字有：
“（一）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一条中”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
“（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改造自己。”
“（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一条中“出现几篇错误文章的二重性。”“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
在“十大关系”一条列在第九项中“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根据已准备的提纲，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处理各类矛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发展。内容深刻，讲话生动，妙趣横生，深入浅出，如叙家常，如促膝谈心，听之难忘。不知为什么在修改后删去不少生动的事例。
在听完全部录音后，我的直觉是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八大”决议的提法。五六年底刚结束的“八大”决议中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前提出发主要锋芒是针对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把大量存在的内部矛盾作敌我矛盾处理，在处理内部矛盾时又采取简单粗暴的作法等错误倾向。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各种阻碍“双百”方针贯彻执行中的错误思想和作法，鼓励大家敢于讲话，勇于批评。我记得他说：现在在高级干部中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少数。许多人不赞成这个方针。陈沂、陈其通、马寒冰他们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人文章中没有署陈沂的名字，毛泽东这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点到陈沂。据我所知陈沂有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叫《文艺杂谈》内容与四人文章的观点相似。从音乐问题讨论时毛泽东就特别注意他的文章，对他的文风有看法，所以这次点到他）在去年省市委书记会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共产党批评共产党，好吗！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什么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
《人民日报》什么时候回答四人文章，看来毫无准备，也不请示报告。（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看来，是死人办报。邓拓这位最早在根据他编“毛选”的老报人，这时似乎对毛泽东的想法有些捉摸不准。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他也颇感为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联也不赞成。陆定一的文章他们不登，四人文章他们很快在《真理报》登出来了。（有人插话：是《文学报》）。噢，《文学报》，那还好一点。百花齐放他们翻译成什么花都可以放。我们说百花是唯其多也。
在讲到历史上的香花开始时几乎都被认为毒草一段时，他举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等人的例子后又说：在欧洲好像过去把西红柿当成毒草，我问过伏罗希洛夫，他说是的。
在谈到《电影的锣鼓》时，毛泽东说：中宣部有个钟惦棐，写了篇《电影的锣鼓》，说今不如昔。代表了右的思潮。他同时发挥了提纲中“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提审我了解钟惦棐的材料，问我什么时候毛主席批判钟，怎样批判的？钟去世后也有人打电话问我此事，我记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宣传工作会议上。
我相信研究者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会因为这里记了毛泽东的批评就改变对钟惦棐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这个重要讲话，在发表时作了很大修改，十五次易稿。删去了批评斯大林的部分，也就是减弱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左”的批判；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强化了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双百”方针，毛泽东在第九稿印发时批示：“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五月二十七日。”在这一大部分中删去了对不赞成“双百”的人的批评，如四人文章，为王蒙解围等，大大减弱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增加了六条标准。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进行思想斗争”。
目前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讲稿到发表的重大修改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确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个时期是毛泽东在建国以来思想最活跃时期之一，随着他对形势的估计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却发生巨大的影响。研究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对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是有深远意义的。
几天以后（三月一日），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又作了结束语。在结束语“提纲”中又多次谈到“双百”方针。开头一段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在另一处：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
这期间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出版《金瓶梅》，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内部发行。
（七）
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以后，有一天，我随林默涵、曹葆华到周扬在东四的住所。曹不是文艺处的工作人员，他是来谈苏联文艺现状的。我过去不认识他，同他弟弟曹葆铭在武汉时一起工作过，那是个大好人，相互关系不错。所以见到曹葆华也就拉起这层关系。他是名诗人、名翻译家，但平易近人，一见如故，后来在部里我们成为忘年之交。他译的书都送我一本。他去世后好像很少见到有谈到他的文章，我倒希望更了解他的人写点文章纪念这位在文学创作、翻译上都有贡献的人。
这次周扬找林、曹，除了一般的谈谈文艺形势外，还有个任务，就是为由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作资料准备。我所以随去一是为了汇报一下文艺处同志们集中的一些文艺情况；一是为了下一步搜集新的情况作准备。
这一年多来周扬很活跃。他曾多次讲过，他年青时醉心于尼采主义，后来是狄德罗、莱辛、别林斯基的崇拜者。他向往西方文明，他曾讲过最希望能到巴黎了解一下法国文化。直到批他的“人道主义”“异化”论时，他还很想把这件事了结一下能到美国看看。他是欢迎一个自由、宽松的局面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他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说：对，对！不过没有刘少奇我也会搞修正主义的。五六年至五七年春，他作报告、发言、答记者问，确是发表了不少“修正主义”言论。他提倡过“干预生活”，号召揭示生活中的阴暗面。他提倡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主张办同仁刊物……。后来批判的一些所谓“右派言论”，有不少是从他这里来的。（钟惦棐曾经不服气地说：怎么他说了可以，我说了就不行。）这是周扬当时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所谓“丁、陈反党集团”（这个问题，我知道的材料很少，在写到文艺界反右时再记述）。
周扬听了林、曹谈的一些情况后，随便谈了一些他当时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他为即将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高兴。他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提出的，中央名义召开。吸收部分党外专家、作家、艺术家参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他提出让文艺处派几个人参加资料整理，开会记录、提供简报稿等。其间他还同曹葆华闲聊了几句（我最早读到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就是曹译、周校的）。
从周扬处回来，林默涵找处里的同志作了布置。
这次宣传会议于三月六日正式开始。五日开了预备会。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八百多人。吸收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一百六十人（约占全体代表的五分之一）。
会议开始听了毛泽东在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录音。三月六日开始分组讨论。我与文学方面的代表联系。文学组由邵荃麟负责。在小组会上发言的有茅盾、巴金、曹禺、夏衍、老舍、冯雪峰、赵树理、张光年、章靳以、钟敬文、冯至、谭丕模、穆木天、黄药眠、张天翼、袁水拍、周立波、许杰、方纪、魏猛克、于黑丁、韦君宜、胡明树、周钢鸣、秦兆阳、罗念生、康濯、巴人、吴组缃、艾芜、王希坚、冯毅之、许钦文、峻青、姚文元等（这是当时我随手记下的，可能漏掉不少人的名字）。
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踊跃。发言者都是著名人物，他们的发言有一定代表性，我随笔记了一些（大会派有正式记录）。想把我记得较多的介绍一下，作为研究这些代表人物在大变动时期的一点原始资料。
茅盾作了两次发言（他是否在大会上发言我记不得了），他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时，我在印度。回国后，找来看看。刚看时，还觉得讲的不错，提到一些“双百”后的成绩。仔细看看，觉得他们把文学上产生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使读者对“双百”发生怀疑。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1.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双百”方针的积极影响。2.他们没有看到有些右倾思想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3.他们还有些性急，看到“双百”方针提出后没有马上产生好作品，倒出现了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一篇教条主义的文章，他提出很多问题，可是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地分析，没有材料，只有结论。第二页九行（指印发的四人文章）的话太武断，家务事儿女情也不见得是坏的。
陈沂的《文艺杂谈》，提出宪法问题。作为一个公民有遵守宪法的义务。但是，如果他心里反对，你没有办法。如果他写了文章，但并没有煽动性，也没有引起刑事问题，你也只能同他讨论。很难要求所有作家都写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品，不能强迫别人这样做。陈的文章颇有不革命等于反革命的味道。
他还讲了青年问题，他说现在年青人在温室里长大，有些娇生惯养。这给文学创作提出了教育青年的任务。
巴金也多次发言，有时还插话。他说：我了解他们（指陈沂、陈其通等人）的心情，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很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鸣”，有些人害怕“鸣”。但是，不通过鸣放，好的东西出不了，不好的东西也暴露不出来。如最近陈登科的小说（当时陈的一篇小说，引起到会的不少人注意，认为是篇不好的作品，我不记得作品的题目和内容了－－作者按），不通过鸣放，不会出来。据说他还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讲了好多年，没人反对。但是要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李长之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翻译错了，因而影响了创作。其实作家不是照着定义进行创作的。作家要从生活出发。有些作家先带框子，照着框子创作。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编辑也要有独立思考。《文艺月报》编者发表了几篇有争论的小说，就紧张。很多年来检讨的都是作者、编辑。
不能把读者和观众估计太低，特别是电影。我们要向人民学习。主要是要拿出好作品。培养青年作家，主要不是靠改他们的作品，要带路、带徒弟。创作要有才能，不是每个人都是新生力量。有些人只把作家看得有名有利。最重要的是作家的责任感。
老舍说：我四个孩子都不学文艺，他们不愿过苦日子。有些人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有一点过于耽心了。有些年青作者认为照着一个定义写就能成功。有些搞理论的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讲得很混乱。他还讲到他刚刚在《文汇报》电影讨论栏上发表的《救救电影》一文的片面性。
对创作色情的东西，应该严肃批评。英国文学比较干净，文字上不用脏字。
老舍在另一次发言中谈到悲剧。他说，我不是提倡悲剧，我从现实出发。在一个青年监狱里关的百分之四十是干部子弟，我很难过。我爱这个社会，爱这些第二代！我要写出这些人的父母是用尽心思教育他们，盼他们改好。有的孩子改好了，有的一错再错一直到被处死。可是写悲剧就要受指责。我这几年刚刚碰了碰，又转回来了。（冯雪峰插话：我同意老舍意见。问题是作家是不是敢于大胆创作的问题，能不能大胆地去碰！）
曹禺说：陈沂等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些害怕。是不是大家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的。这个创作方法并不是解放后才提出的，它有很深远的传统。不能急着要产生什么大作品，“双百”提出不到一年，要出大作品，太急了。这要有长远的计划，长期的努力。
赵树理说：有压力，来自社会，来自批评界。读者都有个套套。有个中学生说我有地主观点。接着他谈到他一直关心的地方戏。他说，现在应该强调“翻箱底”（陈等文章批评了“翻箱底”），在戏改上重点应该是“翻箱底”。我写了篇文章，但写来写去，和陈沂他们的文章抵触。我认为是文艺界开了个会以他们四个人的名义发表。
戏曲改革就是大拆大卸，加思想性。把地方戏的路越改越窄。上党地区会演，十六个剧团都要演《柳荫记》。
夏衍说：《文汇报》准备结束电影讨论，我说应该展开。最近张骏祥写的文章，反映还好。
我在医院看了《电影的锣鼓》和何直的文章有些忧虑。有些事是值得注意。如所有的导演都不接《洞箫横吹》（海默的电影剧本），都去搞民间传说。四川的《星星》，陈登科的小说。有些问题。过新年时，陈其通等人来谈他们的文章。我提了两点意见：一不要戴帽子；二是最好不要四个人联名。我没有看到文章的消极方面。对“双百”正确的一面体会不深。对坏的作品要经过群众考验，也理解不深。好像是把工农兵方向保护得不让人碰。
冯雪峰多次插话和发言，他说，作家协会是否可以提出“大胆创作，善意批评”的口号。要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大胆创作；批评家也要深入生活，研究作品，善意地进行批评。要有勇气，敢于斗争，在我们国家顶多是关板房。
有人提出先反教条主义还是先反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提法不对。教条主义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也是资产阶级思想。
钟敬文、冯至、谭丕模、穆木天、黄药眠、吴组缃等人除了讲个人的意见外还反映了一些大学里青年人的情况。大体是活跃、动荡也有些混乱。
大家的发言对“双百”方针是一致拥护的欢迎的。发言中也流露了忧虑。主要是耽心来自“左”（主要是各级领导）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如巴人说：毛主席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高级干部中十有九个反对“双百”方针。首先要打破这一关。有些人的发言中对已经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耽心。
小组会开了几天后，夏衍、邵荃麟、林默涵等人开了个碰头会，交换了一下情况，由林默涵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双百”方针提出后的思想状况的估计，是“左”还是右？
二、如何理解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写内部矛盾，目前主要斗争锋芒什么？
三、党应如何正确的领导。
领导上存在宗派主义，应该反对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的存在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关。
对作家应有适当安排，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
文艺团体更应该放松些。
有人提出只有懂业务的才能领导。
有人提出自由组合。
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大家一致肯定这一创作方法（引茅、巴、曹、老的发言）。
应继续讨论。
不要变为教条。
五、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现在表现在哪些地方，希望毛主席作更多地解释？
六、希望毛主席多讲一些鼓励作家到生活中去，表现当前主要斗争，多讲一些发展批评的队伍问题。
七、遗产问题。
我们根据这个意见整理了大小四十几个问题，送给毛泽东供他参考。
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与宣传、教育、新闻出版、高教、科学等方面的代表人物座谈。九日晚与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
老舍向小组会传达了座谈的主要内容，他说：
毛主席一开头就说，你们提出的四十几个问题，要让鲁迅回答，很快就解决了。我回答不出来，所以请大家来座谈。
毛主席说：五百万知识分子，真正能运用马列主义的不到五十万。二十五万文艺工作者，能称为知识分子的大约有五万。能运用马列主义的大约有五千。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外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
知识分子的教育过程得几十年。
中央最近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进行整风。通过整风，大家才能弄清什么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可以提倡，但不能强迫别人都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我们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现在人民的大多数都是工农兵，应该同工农兵打成一片。
有人提到姚雪垠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喝茶》。主席问这个人是谁。得到回答后，毛主席说：有人不愿意去打成一片也好。
有人问小品文怎么写。毛主席说：站稳立场，不要怕，敢于斗争。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斗争。鲁迅先生要活着恐怕也只能写写杂文了。
毛主席说，要开展文艺批评，今后可以把写好的批评文章先给被批评的看。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
关于遗产问题，毛主席说，不要怕牛鬼蛇神都搬到舞台上。要创作新的代替它。
有人提到印书纸张困难，毛主席说，不给机关发纸，让他们少做些假报告。
有人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自己的印刷厂。毛主席说，应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印刷厂。
毛主席特别问在场的赵丹、孙瑜，紧张不紧张。
毛主席谈话中还提到姚文元的文章《理论与教条》。同时提到李希凡评《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文章，说，青年人批评青年人。
老舍很兴奋，可以说是眉飞色舞，他还想继续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讲他见到毛主席时的愉快心情。可是有一两位未参加毛主席接见座谈的名人似乎不愿意听下去，催着开小组会。老舍未再讲下去。我觉得很遗憾。
毛泽东在与代表们广泛交谈后，写了讲话提纲。三月十二日在怀仁堂作了重要讲话。这天，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天寒地冻，怀仁堂却洋溢春意。记得有一位代表上汽车时高兴地喊：“好一个三月雪啊！”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重点是放在知识分子应该受教育的一面，即他反复讲的教育者要受教育。同时他又一次批评了陈其通等人和钟惦棐文章，很严厉地批评了《草木篇》。
毛泽东说：片面性问题。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肯定一切，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自己肯定一切。有人围剿王蒙，我们给王蒙解围。此人虽有缺点，但他反对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有人把我们的工作说成一团糟，一片黑暗。最近钟惦棐写了篇《电影的锣鼓》。他做了一件好事，揭露了电影工作中的缺点，电影工作中的缺点应该纠正，但批评是片面的。（提纲中有一句：“电影事业应当进行彻底改革问题”）。
四个人发表声明是不好的。各地传错了我的话，说我很赞成。我很不赞成。他们是忠心为国，但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估计是错误的。这两派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要治病救人。
当谈到不要怕毒草时。毛泽东说，不要怕毒草。我就有好多右派朋友。蒋委员长也是我的老朋友。（说到这里毛泽东面前由医生限定他的香烟抽完了。他伸出手向陆定一说：借点粮食吧！“文革”中我看到一个不完整的传抄材料说向蒋委员长借点粮食。不知怎么错成这样）。我劝我的孩子上街去算命，让他们见识见识。在杭州我让他们去抽签。他们算了一回但不诚心诚意。再过几十年就见不到了。不要禁止人们同坏的东西接触。有人写了个《草木篇》，就怕乱。《草木篇》不好，四川的同志，我同意你们向它开火。有杀父之仇，隔些日子给你来一篇《草木篇》。印发了没有？（有人答：没有）。印一下让大家看看。批评是时机问题，是方法问题，现在放的还不够。当晚印发了《草木篇》。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发表，直到一九六四年又作了重大修改，加强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容，选入当时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
毛泽东讲话后，开始大会发言，发言的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和中央领导人。记得第一个大会发言的是康生，他发言中提到“百家争鸣”是陈伯达提出来的。陈伯达赶紧送上个条子，说：不是我，是毛主席早提出来的。
毛泽东讲话六天以后，傅雷给孩子写信说：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上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后再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 ，笔记本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于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见《傅雷家书》）。
一个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真诚的声音，表达了他对党的热爱。
会议结束后中央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原“指示”稿中两处提到“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毛在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时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
“指示”中指出：“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这种党内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应举行一两次。”可是反右扩大化和后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发展，再也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
二十年后，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在旧中宣部大院，突然有人大声喊我，我一回头，惊喜地叫起：“哎呀，钟惦棐，金绣尤！（这是他的一个笔名，他曾用这个名字同我讨论过《新局长到来之前》。）”我同这位共事多年，被毛主席两次点名的“右派”谈起往事，谈起大家的遭遇（当时陈荒煤在场，他刚从四川到京，没地方住，住在中宣部宿舍张瑞芳的姐姐张楠家），大家都无限感慨。我说，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他说，你那么肯定。我说肯定。看来，我预测大体不错。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再与这位精悍的才思敏捷的兄长议论文艺问题了。他不应该那样早的离开我们，离开他终生热爱的电影事业。最近看到《钟惦棐文集》出版的消息，又感到一些宽慰。真诚劳动奉献的人不应该被遗忘。